元代诗人吴兴怡的自我适慰

二、自我适慰

“所谓‘自适’，就是化悲怨为旷达。”^[69]远离污浊的世道，在艺术创作中挥洒性情、标举高洁的情志，进而获得生命的支点和生活的情趣，元代文人赋予了艺术活动“适慰”功能。

孔颖达《诗大序正义》：“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在中国古代社会，作诗既是文人遣兴怡神、抒写性灵的主要方式，也是文人珍视自身的精神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方式之一。通过艺术创作以自我适慰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或者因为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得施展而放浪形骸，长歌当哭；或者为了使自己的志向得以敞亮，进而拓展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而挥洒意气，吟咏性情；或者因为不愿与纷乱的俗世同流合污，为了保全自己高洁的情志而隐逸山林，唱和适意。秉承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淀，元代文人也赋予艺术活动自我调适的功能，正如刘将孙所言：“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70]。艺术活动对于元代文人而言，因为能够自由地抒发自我性情，进而获得自适之乐，所以具有适慰平生的审美愉悦功能。

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元代文人赋予艺术创作的自适功能也呈示出独特的历史意味。元初文人不同于以往的易代文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朝代更迭的藏行之难，更要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夷夏之辨。而且，有元一代的整个汉族文人群体还要面对异族统治之下的民族歧视。面对朝代更迭、异族入主和自身沉沦的三重困境，元代文人不仅需要找到维系生存的动力，更需求安慰生命的尊严，因此，艺术活动在元代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适慰”功能，诚如朱光潜所言：“我们有美术的要求，就因为现实界待遇我们太刻薄，不肯让我们的意志推行无碍，于是我们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寻求慰情的路径。”^[71]正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对于元代文人而言，既然不能“行义以达其道”，那就只能“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在隐逸生活中徜徉书画，寄托情意，抒泄郁愤，从而获得人生的快适。

具体说来，元代文人赋予艺术的自我适慰功能是从“生活情趣的展开”与“生命尊严的张扬”两个方面的得以进行的。

（一）生活情趣的展开

钱钟书言：“山水美原是不得志者的发现。《全后汉文》卷六《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象于阳城。’……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逸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72]元代文人面对人世的扰攘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退隐闲居，将自己生命的舒适与生活的情趣挂靠在了“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73]的渔隐生活之中。乔吉的散曲【南吕·玉交枝】《闲适》即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闲居田园的舒适生活：“山间林下，有草舍篷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74]在避世幽居的隐逸生活中，元代文人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舒畅。张养浩更将自己的散曲命名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安置在山水田园之中，在品评历史得失之间纵情娱戏。

画家吴镇堪称元代隐逸生活最坚定的守护者，他性格孤高，抱才高蹈，终生不仕，也不屑与权贵往来，甘心于清苦孤寂的渔隐生活，在书画之中自我消遣。吴镇多作“渔隐”题材的作品。他的《渔父图》大多笔墨苍劲，画意清俊，近树远山，水天空阔，渔父荡舟其间，垂钓悠闲，正所谓“碧波千顷晚风生，舟泊湖边一叶横。心事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凝重沉稳的笔墨与寒寂苍茫的意境是吴镇孤耿性格与淡泊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渔隐生活与艺术创作之中。吴镇还创作了很多《渔父词》，直抒渔隐闲居、纵情艺事的适意与情趣：

轻风细浪漾渔船，碧水斜阳欲暮天。看白鸟，下长川，点破潇湘万里烟。

舴艋为家无姓名，胡卢世事过平生。香稻饭，软莼羹，棹月穿云任性情。

绿杨初睡暖风微，万里晴波浸落晖。鼓枻去，唱歌回，惊起沙鸥扑漉飞。

钩掷萍波绿自开，锦鳞对对逐钩来，消岁月，寄芳怀，却似严光坐钓台。

桃花水暖五湖春，一个轻舟寄此身。时醉酒，或垂纶，江北江南适意人。^[75]

钱棻在《梅花道人遗墨序》中写道：“古高隐之士，若传记所载，投渊洗耳，疵俗激情，类皆不得志于时，或胸有所感，奋然后托而逃焉，以放于无何有之乡，鸟入林，鱼沉壑，宁独天性然哉？畏缯缴之及也。若乃不讳曲俗，不治名高，淡然无闷，而声光所溢，千载犹馨，此非得道者不能，而吾邑吴仲圭先今真其人也。”^[76]吴镇不附世、不媚俗，在清苦孤寂的渔隐生活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适一时之兴趣”的“墨戏”之中维系着生命的尊严，抒泄着自己虽清贫却适意的闲居生活的自乐与自足，与人生的快适。

同样，素有“一代文学”之称的元曲也是一种表征着元代文人人生情趣的艺术门类。元代的散曲艺术家也多为看透世事的洒脱文人，面对山河的破碎和自身的沉沦，他们大多选择了散诞逍遥的艺术生活，或者以“隐士”自居，或者以“浪子”自嘲，在散曲创作中回味人生，寻求生活的乐趣。李昌集先生认为，作曲本身即是“逍遥”的一种方式，元初散曲就是以逍遥散诞、嬉戏玩乐为主调的^[77]。元代的散曲艺术家们放逸逍遥的玩世行为和怡悦性情的艺术旨趣奠定了全元散曲的整体风貌，“玩世”的主题几乎贯穿了元代散曲创作的始终，元曲作品中张扬着放纵享乐的人生旨趣和逍遥游戏的艺术精神。略举几例如下：

1.张可久【双调·水仙子】《秋思》

海风吹梦破衡茅，山月勾吟挂柳梢。百年风月供谈笑，可怜人易老，乐陶陶尘世飘飘。醉白酒眠牛背，对黄花持蟹螯，散诞逍遥。(www.xing528.com)

2.吕止庵【仙吕·后庭花】

一声金缕词，十分金菊卮。金刃分甘蔗，金盘荐荔枝。不须辞，太平无事，正宜沉醉时。相逢饮兴狂，两螯风味长。鲜鲫银丝鲙，金锥拆蛎房。透瓶香，经年佳酝，陶陶入醉乡。风满紫貂裘，霜合白玉楼。锦帐羊羔酒，山阴雪夜舟。党家侯。一般乘兴，亏他王子猷。

3.无名氏【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叹世》

茅庵草舍活计，直吃得醉醺醺如泥，吃的尽醉方归。咀清歌道童声齐，相随。乐乐跎跎，又不管是非。快活了一日，一朝便宜。闲时节看古书，闷把青山对，归去来兮。

一带山如翠，牢把柴门闭。危来催，危来催，不恋荣华贵！不如饮金杯，饮金杯，一世儿清闲落得。^[78]

元代艺术家们大多被时代抛到了政治的边缘，他们空抱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于是，便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散曲的创作之中，用逍遥玩世的人生态度慰藉沉抑下僚的现实处境。他们或者出没歌台楚馆，流连于诗酒丝竹之间，或者投身勾栏行院，逍遥于“粉墨”“排场”之中，用任情娱戏的艺术活动冲击着“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人生窘况，张扬着逍遥洒脱的生活情趣，从而赋予艺术活动娱情自适的审美功能。

（二）生命尊严的张扬

元代文人的隐逸避居与以往朝代不尽相同。“隐逸在晋至盛唐，是士人与朝廷的关系，在艺术上表现为山水诗与谢陶式园林。到中唐至宋，隐回到都市，在艺术上表现为从白居易到宋人的都市庭院。到元，由于异族占领和统治，使隐逸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气节相连。山林带来的不是体悟宇宙之道，不是从晋到宋的摹写山水，将之艺术化和美学化，而是抒发心灵，山水转为一种艺术形式。”^[79]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得元代文人的隐居生活既非体道任情的自我标举，也非颐养性情的休闲雅居。元代文人不仅通过隐逸来维系生存、张扬生命的情趣，更从中寄托了高洁的情志、博取着心灵的自尊与自傲。可以说，在隐居生活中纵情艺事是元代文人面对人生的三重困境而自适自慰、自尊自爱的最佳选择。

“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80]元代文人将自己人格的尊严挂靠在了隐逸幽居的艺事之中，通过艺术创作抒写着内心高洁的情志，从而赢得生命的充盈与人性的敞亮。

竹，融梅花的傲立寒风与兰花的翠色清远于一身，更具有虚心高节、清奇萧疏的个性。竹子的清风劲节特别契合元代文人的心境，吴镇就特别推崇竹的志节，“抱节元无心，凌云如有意。寂寂空山中，凛此君子志”^[81]，雪压劲竹更显挺拔，“董宣之烈，严颜之节。斫头不屈，强项风雪”^[82]。吴镇青睐墨竹，更将自己的精神品性凝聚在了墨竹的图画之间，他屡屡强调竹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与君俱是厌尘氛，一日不堪无此君。更喜龙孙得春雨，自抽千尺拂青云”^[83]。可以说，图画墨竹正是吴镇通过艺术活动而获得自我认同，进而适慰平生的重要方式。

倪瓒也是一位爱竹的逸士，在他看来“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图画墨竹即是抒写心志，“满怀心事无人说，来向潇湘访女英”^[84]。他的墨竹大多疏朗苍健，萧散清逸，堪称适意人生的艺术载体。明人李肇亨曾盛赞其曰：“倪迂画品入仙，难以笔墨追企。至于竹石草草，又从山水溢出。秀杰之气在疏淡中。”^[85]王冕虽以画梅盛名于世，却同样秉持“萧疏高节”的人格精神，将画竹作为内心志节的寄托，“萧洒三君子，是伊亲弟兄。所期持大节，莫负岁寒盟”^[86]。可见，元代文人玩味墨竹亦是确认自我，艺术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呈示内心志节的舞台，在图写墨竹的艺术活动中，玩味着自己的君子美质，抒写着生命的尊严与人生的适慰。

墨竹不仅在元代隐逸文人中间异常盛行，在朝为官而心志高洁的文人亦对它情有独钟。虽然渔隐山居与入仕为官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处在相同的历史境遇中，元人在内心深处却承受着相同矛盾与苦闷。秉承着矜重自持、洁身自好这一传统精神的元代文人，即使在朝为官，甚至地位显赫，也无法摆脱“行藏大节”、“夷夏之辨”与“民族歧视”这三重困境所造成的内心纠葛，于是，他们也纷纷将自己高洁的情志寄托在墨竹的抒写之中，通过纵情艺事实现自我认同，从而获得人生的适慰。

集贤殿大学士李衎，官至一品，位极显赫，勤于政事之余潜心画竹，是元初北方墨竹的巨擘。他特别崇尚竹的乾坤清致，或者双勾填色，或者墨笔染绢，在颇富写实趣味的竹画之中抒写了劲节虚心的清润品质。时为南方墨竹巨擘的赵孟頫就从李衎高健挺拔的墨竹中品味出了他刚毅的性格和高洁的心志：“吾友李仲宾为此君写实，冥搜极讨，盖欲尽得竹之情状。二百年来，以画竹称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宾也。此《野竹图》尤诡怪奇崛，穷竹之变，枝叶繁而不乱，可谓毫发无遗恨矣。然观其题语，则若悲此竹之托根不得其地，故有屈抑盘蹙之叹，夫羲尊青黄木之灾也。臃肿拳曲，乃不夭于斧斤，由是观之，安知其非福邪。因赋小诗，以寄意云。”其诗曰：“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87]

元代文人完全将自己人格的旨趣寄托在了艺术之中，朱德润曾经称赞元朝中叶善画风竹的顾安，“夫竹之凌云耸壑，若君子之志气；竹之劲节直干，若君子之操行。竹之虚心有容，若君子之谦卑。竹之扶疏萧洒，若君子之清标雅致。是皆定之平日意念之所及也。况定之以儒家者流，游戏弄翰，其朝夕思行之美，至于逼真不已，今则至于真似竹矣。又复思夫竹之所以似君子者，励之守之，施之于日用之间，措之于临民之际，则其为助也，岂不多哉！”^[88]

其实，元人画竹即是直抒情志，在元人的艺术生活中，图画墨竹不仅仅是作画，更是人格精神的展开，是对传统士君子风范的自我体认，作画即是在抒写生命的尊严。正如高木森所言：“它（墨竹）所表现的不只是绘画技巧，而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综合呈现，其中有中国人的人生观、自然观、美学、书法、绘画、诗情和哲学思想。所以一幅简单的墨竹也常隐含无限的画外意。画家要求观者由竹子的姿态或竹枝竹叶的象征意义作出联想，超越画幅的本身，直入抽象的人格领域，欣赏儒士君子的一些美德。”^[89]元代墨竹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味，正是元代艺术具有自适功能的美学呈现。而艺术活动之所以能够“适慰平生”，就在于元代文人于艺术活动中投入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情致，在艺术活动中获得了自我确认，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