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传奇：俞平伯的红学宗师之路

俞平伯：“不敢掠人之美”的一代红学宗师

【人物索引】

俞平伯（1900-1990） ，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 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 的创始人。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 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 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兼讲诗词，循循善诱

俞平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1915年，18岁的俞平伯凭借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当时，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俞平伯积极投身其中，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还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他创作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刊登在1918年 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并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份，作了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

1924年2月初，俞平伯辞去上海大学教职回杭州。以后曾相继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1925年8月，俞平伯荐朱自清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任教， 自己应燕京大学教聘。至1928年10月，他去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讲师，遂辞燕京大学教职，次年起兼北京大学课程凡三年。1930年10月，俞平伯移家居清华园南院7号，名室为“秋荔亭”。后来，他写有《秋荔亭记》一文。

1931年，俞平伯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大兼课，讲诗词。当时，北大的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写新诗，俞平伯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还印过《冬夜》的新诗集，可是他仍旧给学生们讲旧诗词。他对学生们说，写新诗摸索了很久，觉得此路难通，所以改写旧诗。其实，俞平伯所谓的难通，不是指内容的意境，而是形式的格调。

俞平伯身材不高，眼睛近视，头又方又大，衣着松散，丝毫不像一个笔挺儒雅的教授。但他的课却讲得极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深入浅出，巧思联翩，见人之所未见。俞平伯教导学生，诗境只能心心相印，不能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去赏析。有一次，俞平伯给学生们讲起自己最喜爱的《红楼梦》，并希望有兴趣的同学课下去找他，一起研究。

俞平伯在课堂讲课很有个性，对弟子总是“循循然善诱人”。据中文系学生丁玲回忆：“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

投身抗日，不忘研究诗词

俞平伯早年曾在大学开设“词课”， 1924年就开始发表论说诗词的文章。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读词偶得》。 40年代他又出版了《清真词释》，到50年代末期，俞平伯开始选注唐宋词，并在词学研究，尤其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卓有功绩。俞平伯对前代词学著作有吸收、有借鉴，他与前代词学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终坚持词的本体批评。王国维写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是清代词学中的“批评之学”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则是继王国维之后在词学批评上有着重要建树的词学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俞平伯再也不能安于教学和著书的生活了，他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他诚挚的爱国之心。1932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www.xing528.com)

抗战期间，俞平伯由于照顾年迈双亲而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昆明，因此留在北平沦陷区。1938年他婉拒周作人、钱稻荪等邀往伪北京大学任教，只应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聘，乃搬出清华园，蛰居朝阳门内大街老君堂旧居，虽生活贫苦，卖物度日亦不为之所动。他这种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贵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重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他和其他教授发表了著名的“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向北平当局宪警夜入民宅肆行搜捕事件提出抗议。同年5月，他与北大31名教授联合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和《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京期间，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师大等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一致拥护共产党。 5月4日，正是“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日，他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文章《回顾与前瞻》。北平解放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7月1日晚，俞平伯参加了纪念大会后回到家中，心潮起伏，连夜写了一首长诗《7月1日红旗的雨》，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讴歌，其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俞平伯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1950年，棠棣出版社来人向他约稿，让他把早年的《红楼梦辨》加以整理出版。俞平伯同意了，并将原著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整理。1952年9月，该书出版。同年他调入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次年，该所归并中国科学院，俞平伯便成为中科院文研所古典文学研究员。在这里，他集中精力进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因为过去《红楼梦》版本很多，零乱残缺，也有些是被后人改过的，所以要从各种版本中校勘，找出尽可能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完整可读。

研究红学，“不敢掠人之美”

早年就以诗人、学者、散文家享誉文坛的俞平伯，后又与同嗜红楼梦研究的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文革”中，当俞平伯被诬为“反动权威”时，书生气十足的俞平伯不承认自己是“权威”，诚恳表白： “我不是权威，我不够。”由此被视作顽固，受到加倍虐待。审问者令其交代：“写过什么毒草？”俞平伯答道：“我写过《红楼梦研究》。”对方没听清“研究”两个字，惊讶失声：“啊，《红楼梦》是你写的？”俞平伯连连摇头：“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

“不敢掠人之美”，并非俞老夫子戏谑自嘲，乃是他一生真实写照。俞平伯早年出版的《诗词偶得》一书中解说李煜词为“独自莫凭栏”，晚年撰写并修改《唐宋词选释》改为“暮凭栏”，俞平伯给学生讲课时再三提及此处是听取了废名意见改过来的。几十载后他的学生吴小如仍叹赞云：“平伯师不仅从善如流，而且不掠人之美。这对于他们的学生来说，不独长了见识，而且从老师的‘身教’中大获裨益。”

俞平伯与朱自清等人早年创办《诗》月刊，成为“五四”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1923年8月，两人同访南京夜游秦淮河，分别创作出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时传为佳话。俞平伯常常邀请住单身宿舍的朱自清来家用餐，朱自清则坚持交付伙食费。俞平伯一再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但把朱自清交来的伙食费用来丰富朱自清的伙食，精心烹调成有营养美食，也算是“不敢掠人之美”矣。

“不敢掠人之美”的俞平伯如罗丹所说“像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他的工作”，诚实到也不掠自己之美。俞平伯得轻度中风症去医院急诊，按规定他是随到随诊不用排队的，但俞平伯看到病号较多，就默默挤在人群中等候。当医务人员问这位穿着中式衫裤的小老头是从京郊哪个公社来的时，俞平伯极其温厚诚恳谦和地说他是从东郊来的，并不以著名红学家身份求得厚遇。

但是1972年俞平伯却“计较”起待遇来。当时海外学者来华时纷纷求见俞平伯，在高层领导人的过问下，为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来人送补发的工资时，长期遭贬、绝禄多年的俞平伯点完钱问前来送钱的人：“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一脸惊愕，说没利息啊。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

俞平伯参观乾隆罪己碑时，由此而引发出进一步慨叹：“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当时“文革”恶果已然出现，冤狱遍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却无人对这场动乱负责，还在火药味十足地批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还在不顾国计民生疯狂地斗来斗去！因此一同参观的人们闻听俞平伯之言，心有戚戚焉一片肃然。人云：“在当时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只有俞平伯先生才能说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