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历史与发展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便交往频繁。《魏略》上记载，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其后《晋书·倭人传》记载：“日本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皆黥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梁书·倭传》中记：“倭者自云泰伯之后。”宋代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云：“今日本又云吴泰伯之后，盍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元朝时，史官金履祥在其所著的《通鉴前编》中言：“吴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国又云吴泰伯之后，盍吴亡，某支庶入海为倭。”而在日本的古代史书中也有相关记载，比如平安时代（公元9世纪）编撰的《新撰姓氏录》中有“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的记载；再如日本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禅僧中岩修在他的《日本纪》中说：“国常立尊为吴太伯之后。”这种相关记载非常多。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说“吴太伯”就是天皇的祖先，但泰伯的子孙确实有许多成了日本人的祖先。除了吴人，还有越人、齐人，可能也有不少人因战争而流亡日本。

重视“鱼盐之利”的齐国历来重视造船业，早就是一个海上强国了，“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六个月的航程足以从渤海绕过山东半岛到黄海，巡视齐国当时的全部海疆，也足以从山东半岛沿黄海经过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西部海滨。至于南国水乡的吴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造船业显然更胜一筹。吴国敢于北上与齐国争霸，仰仗的就是强大的水军。伍子胥为吴国训练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许多种类，都是攻击型战舰，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大翼者当陵（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同样，越国能在争霸战争中击败吴国，倚仗的就是“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而越国大夫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即“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很高超的造船技术，且造出来的船可以到达日本。除了史料记载，遗址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据专家对1975年前后发现的广州中山四路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研究推测，当时的工厂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已经可以近海航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由此可见，早在汉朝，中日海上运输就已经开始启航，而后一直持续发展，汉代中国的养蚕技术和丝织业非常发达，远胜其他国家，当时的贸易商品主要是丝绸，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性，中日海运还需在乐浪、带方两郡（朝鲜半岛中部以西一带）周转，此时中日海上贸易开始萌芽。

在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非常重要，这些文化层面包括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制度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即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承和文明演绎的差异，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国家在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甚至是对立的，而中日两国的贸易开始却不存在这些问题，这也是中日海上陶瓷贸易之路日后兴盛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2世纪前后，大陆移民不断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写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归化人”等。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列岛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秦汉时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潮期；隋唐时代——持续期；宋明时代——终结期。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齐人徐市（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那么，徐福求药寻仙最后去了哪儿呢？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最后到达“平原广泽”之地，竟“止王不来”。据说，这“平原广泽”是今天日本的九州。虽然日本官撰的《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等正史对徐福家世未予记载，但是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却对徐福家世记之颇详，并且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多研究徐福事迹的文章、著作和专著，都确认了徐福寻仙到达日本并对日本发展有较大贡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徙至日本群岛，形成两次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赴日的高潮。主要祸根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百年内战（史称“五胡乱华”），长期极其残酷的民族仇杀使大陆汉族人尤其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不堪忍受，他们开始了向四周大规模迁徙的浪潮：主要是南迁江南，其次是由东北逃向朝鲜半岛，南北两路难民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最后去了日本。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对这段时间大量来自大陆的归化人到达日本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载，大约在公元4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或一百二十七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公元5世纪中后期雄略天皇在位时，收集秦氏遗族，共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由于秦氏一族具备组织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能力，非常受到倭王的重视。几代累积后，秦氏一族不乏豪族、得力官吏，进入了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姓氏巨族之一。

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开拓日本的刘姓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当年曹氏灭汉建魏，汉献帝刘协被曹丕贬为山阳公，建都山阳郡下的浊鹿城（今河南省修武县东北）。阿知王在这时也随东汉皇室遗民从洛阳徙居浊鹿。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太康十年（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象已生，便于五月初一召集旧臣商议对策，“我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遂决定率其家族东渡，漂洋过海，几经周折，到达日本后，被日本天皇赐号东汉使主，奉命定居于大和国高市郡桧前村。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姓、郭姓、李姓、多姓、皂姓、朱姓、高姓7个姓。阿知来日本后，又奏请日本天皇，派遣使者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因人多地狭，日本天皇政府又将他们分置各地。日本大化《新撰姓氏录》记载，阿知使主的儿子刘贺都，后被日本雄略天皇赐姓为“直”，子孙因此以直为姓。刘贺都有三个儿子山木直、志努直（一名成努直）、尔波伎直。其中，山木直又是日本民忌坟、桧原宿祢等25个姓氏的共同祖先。尔波伎直则是山口宿祢等8个日本姓氏的共同祖先。志努直的后裔后来也衍生出数十个日本姓氏。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业中的业绩显著，其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倭王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吏，进而变成“官人豪族”，成为日本古代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文首氏是另一个归化汉族集团，他们中的一些人至日本群岛的时间可能略早于秦氏和东汉直氏。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百济王命阿知吉师（或阿直岐）去日本，赠送倭王牡马和牝马各一匹以及刀、镜等礼物。因阿直岐懂中国的经典，倭王令其教太子菟道稚郎子读中国典籍。一天，倭王问阿直岐，是否还有比他更懂中国典籍的人？他回答说：有。王仁比他更懂中国典籍。于是，倭王派使者去百济召请王仁。王仁应召来到日本，同时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关于王仁的传说。王仁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后来在传说中逐渐演变成为西文首的首领。王仁与乐浪郡的王氏一族有些渊源，乐浪郡的王氏一族原是山东半岛的巨族大姓，因避战乱迁至乐浪郡，并在那里做过郡守。其后裔中知识分子很多，担任过历代乐浪郡的各种官职。在公元313年乐浪郡被高句丽攻占后，其中一部分人移居于百济。王氏的后裔从百济再迁移至日本。因所居之地靠近河道，故和船运、物资的收藏、管理、搬运等工作发生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族也形成拥有姓氏的地方豪族。他们居于大和的西部，为和东汉直姓归化汉人相区别，遂称为西文首氏。

这样，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归化汉人，以其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渐形成地方姓氏大族，进入倭王政府，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此时，移居于日本群岛的汉族，远不止上述三族。据9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系统的氏有324氏（其中一部分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氏的30%。这30%的归化人虽然不全是汉族，但汉族所占的比例不会小。(www.xing528.com)

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给日本输送了大量的人口、生活技能，而且他们也把当时相对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了日本，使得日本倭王对中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贸易活动产生的前提是有地区性和区域性的存在，地区性和区域性的划分是一个政治性的划分，区域性的确定在古代政治的框架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在原有的生产力不同和经济生产活动不同的前提下，文化的区域界定进一步使地区间生产的差距和种类扩大，在不同部落间的交换就有必要在生产剩余的条件下产生，贸易就得到产生和发展。

汉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便有了翔实可靠的资料记载，《汉书·地理志》说：“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又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1]以上两条史料证明了在西汉时期便有日本使节来朝见，但当时的日本列岛还是由许多小部落构成，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所以还不能算如今意义上的中日建交。直到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使者到东汉都城洛阳觐见光武帝，提出建交请求，光武帝接受并赐其“汉倭奴国王”金印以及礼品，才标志着中日两国政府间关系正式建立。

此后中日两国虽各有朝代更替，但是一直来往频繁。进入隋朝后，中日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日本已进入飞鸟时代，推古女王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后者为使日本摆脱当时的社会危机，大力推行改革，不断派遣“遣隋使”来中国学习优秀文化。据史料统计，在推古天皇十五年到二十二年的七年中，日本先后三次派遣遣隋使来到中国，随同这些遣隋使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积极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后来这些人很多成为大化改新的骨干力量。在日本派遣遣隋使的同时，隋炀帝也于大业四年（608年）派遣裴世清作为使者对日本进行回访。隋王朝虽是一个统一王朝但毕竟只存在了37年，取而代之的唐王朝创造了相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都十分发达。《旧唐书·本纪九》中记载“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加之唐玄宗崇尚百家争鸣，激励了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各种学术成就的发展，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书法家颜真卿、画圣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等，当时的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当时日本正处于大化改新的前夕，其统治者非常渴望得到唐王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经验来指导自己国家的变革，因此他们按照早期派遣“遣隋使”的做法，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希望以此方式与大唐王朝建交并学习先进的唐文化。

唐朝的文明让每个抵达长安的外国人都惊叹不已，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0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有2万人口的城市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古罗马城也只有长安的1/5，此后上千年，长安一直是人类建造的最大都城。管理统治者把长安城划分成了108个长方形，称为108坊，这就是著名的棋盘式城市格局，这种格局犹如一个方块形的居住小区，对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如果说唐以前中日航海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移民或者遣使通好和贸易的话，那么唐代则要加上对东方文明的朝拜了。这种朝圣的力量极大促进了中日的海上贸易，最开始的这种贸易主要是“朝贡回礼”，即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的贸易方式进行交换。日本自唐太宗贞观五年（630年）起至894年先后委任了19次遣唐使节，其中有3次未能成行，所以最终是16次。初期的遣唐使团大约有两艘船，100—300人；到了后期，最多的时候有四五艘船，近800人。当时的中日物资交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朝贡回礼，第二种则是使者个人市场交易。

当时遣唐使船所载物资均有明确规定，据《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记载，贡品主要有“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美浓各二百疋（匹）。细、黄各三百疋，黄丝五百钧，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苎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棉一百帖、出火水晶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这些赠送大唐天子的礼品，都是日本当时的精品，虽然可能不是贡品的全部，但相对当时的日本国力来说也非常可观了。无论哪种情况，日本都会自唐得到相同或者比这更多的回赐礼品。在唐皇高兴的时候，还特派押送使押送这些回赐礼品去倭奴国。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太监赵宝英作为押送使去倭奴国。倭奴国朝廷官吏称这些回赐礼品为“国土宝货”。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年），遣唐使带回的回赐礼物和向唐天子要求的，需要“差检校使，取陆路递运”至京，可见绝非少量。除了这些官方贸易，日本使团的人员还会携带较多物品，从《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记载上看：大使“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

如果遣唐使团人数在300人以上的话，这些物品总数就超过了贡品，这些物品除了作为旅费，还有就是作为交易之用，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成员在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虽然唐朝限定了外国人的交易场所，但是这些限定完全抵挡不了他们购物的热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多有记载，例如“长判官慊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等四人为买香药等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舍二百余贯钱逃走。”“大使慊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射手身人部贞净于市买物，先日被捉，闭缚州里，今日被放来，又不失物。”

这些货品返回日本后，首先用于祭祀祖先，而后供达官贵人购买，在《续日本后纪》中便有如下记载：“是日（十月二十五日），建礼门前张立三幄，杂置唐物，内藏寮官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宫市。”

直到晚唐以前，遣唐使贸易一直是日本对唐贸易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由于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不发达，日本国内的商人又没有足够的商业资本横跨大海来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因此，乘坐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进行贸易便成了日本商人来中国贸易的最主要形式。唐代中前期，由于日本频繁派遣遣唐使，以遣唐使船只为依托的中日海上贸易异常繁荣。但是，由于派遣遣唐使耗资巨大，日本政府渐渐感到无力支撑，再加上由于受当时造船技术所限，遣唐使的船只经常遭遇海难发生事故，更为重要的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国力衰落、社会动荡不安，曾经统一强盛的大唐王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日本方面也逐渐减少了遣唐使的派遣次数，承和五年后再未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国。宽平六年，日本天皇更是下达了终止派遣遣唐使的诏令。但遣唐使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中日贸易的断绝，中国商人开始以私人身份赴日贸易。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承和六年至延喜七年，日本与唐之间往来商船达37次。^[2]这足以说明当时中日之间贸易往来是十分频繁的。

当时从事中日民间贸易的商人有唐商人、新罗商人、渤海商人、日本商人，但主要是唐商人和新罗商人。据《日本后纪》《日本纪略》《续日本后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史籍记载，在814年至847年，11次记载了新罗商人的名字。唐商人在日本史籍中出现，最初是与新罗商人相伴赴日的。如819年，唐人张觉济与新罗人王请同船从唐海岸出发，最后抵达日本出羽国。此事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记载：“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流着出州（羽）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舰之人也。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国。”^[3]同年6月，唐商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乘新罗船赴日。大多数情况下，唐商人多是独自乘船东渡日本的。据日本史籍所载，从公元834—919年中有明确记载的唐商人就有三十多人，史籍中仅记载了这些商人初次抵达日本的记录，但是从正常经商方式不难推断出这些人应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这些数据应该可以比较明确地说明当时中日贸易的繁盛程度。

从唐运输到日本的商品种类非常丰富，从日用品、奢侈品到书籍、佛教用具等，应有尽有。关于具体的货物，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的《新猿乐记》一书中记录了如下物品：沉香、麝香、衣比、丁子、甘松、薰陆、青木、龙脑、鸡舌、白檀、赤木、紫檀、苏芳、陶砂、红雪、紫雪、金益丹、银益丹、紫金膏、巴豆、雄黄、可梨勒、槟榔子、铜黄、绿青、燕紫、空青、丹朱砂、胡粉、豹虎皮、藤、茶碗、笼子、犀牛角、水牛如意、玛瑙带、琉璃壶、绫锦罗、吴竹、甘竹、吹玉。从中可以看出，主要货品有四大类：一是中国产的香料、中药、丝绸织物；二是中国产的中药材和中药成品；三是中国产的生活必需的碗等陶瓷器具；四是产于南亚、西亚等地，由唐转口的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