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措理：访求、鉴别与管理优化

杨祖逵在《试论五四时期藏书家思想的时代特征》一文中指出：“随着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和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学者成为这一时期新兴的藏书家阶层。”^[1]近现代作家群体作为这个新兴藏书阶层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术和创作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传统国学研究；二是侧重词曲研究；三是侧重新文学创作。相应的，他们的藏书内容也各有侧重。偏重国学和词曲研究的作家大多以古籍收藏为主，如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邓邦述、齐如山、王国维、吴梅、鲁迅、柳亚子、郑振铎、阿英、刘半农、黄裳等；而主要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则以新书和西书收藏为主，如巴金、傅雷、唐弢等。

关于古籍收藏，中国古代藏书家在长期的藏书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收藏方法，即措理之术，其内容包括与藏书有关的各个方面。如图书的访求、鉴别、保藏、编目、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印记等。近现代作家的古籍收藏与传统藏书家的古籍收藏活动相比，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自身的特点。本节试举其荦荦大端分析其特点，以期把握近现代作家的藏书状态与经验，供后人学习借鉴。

收聚一般包括访求、鉴别、购置等几个方面。大凡藏书家收书总有自己的兴趣范围，但是由于古书流传少，又多有湮没，再加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条件限制，因而访求古籍并非易事。

1.古籍访求

关于古籍访求，我国藏书家在购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较成系统的著书立说主要有南宋郑樵的访书“八求”^[2]、明祁承购书“三法”^[3]以及清孙从添的购书“六难”^[4]，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购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求书方法。近现代作家的古籍访求大体如斯，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首先，近现代书贾为近现代作家购书提供了诸多便利及优惠，不仅替其斟酌采购，而且在价格和收费方式上也有格外照顾。以旧书业最为发达的北京和上海两地为例。在北京，有的书店主动每周派人给作家、教授送书样。而在以前，此种服务只针对官宦。在上海，典型的则有中国书店大力提倡为文人、学者服务，“凡富商购藏善本书，必先付款取书，也无登门送阅之事；而南北学者苟急需某类参考书，则尽力为之搜求，即使一时无力购买，或赊或借，各遂其愿”^[5]。

近现代作家的藏书除少数人或少量的有家藏传本或赠书外，基本都从书店购买，来往于旧书店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的书话类作品、日记或各种买书记的散文以及友朋的回忆文章中，大量记叙着他们与书贾积极互动的有趣经历。许多书商不仅对古书散迭的时间和地点了然于胸，而且深知古书的价值。嗜书如命的作家从他们那里能获取书市的最新信息，从而顺利购得自己所需要的古籍。据黄裳藏书题跋集《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郭石麒为黄裳提供藏书68种以上，其中多有藏书大家山阴祁氏及九峰旧庐散佚的珍贵藏书，传薪书店徐绍樵供给其藏书至少44种。又如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载，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6]此外还有北京琉璃厂藻玉堂王雨常往来于饮冰室为梁启超收书；北京隆福寺修绠堂曾为郑振铎提供过许多带插图的文集，是郑振铎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其次，近现代作家大多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的经历，因此，他们的访书活动扩大到日本、欧洲等地。一般来说，他们在海外以购买外文书为主，同时也会访求古籍。以当时的俗文学文献收集为例，“正是因为传统文学观念的保守，俗文学地位的低下导致大量俗文学文献在国内不能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但是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国外的作品却可以保存得更为丰赡、完整。因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内大量学者开始不断到日本、欧洲各地访书”^[7]。据周文介绍，较早对欧洲俗文学资料进行寻访收集的近现代作家有刘半农、郑振铎等人。如“1925年刘半农赴欧留学期间，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写本中抄录104种唐人手卷，辑成《敦煌掇琐》一书出版，其中第一卷即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作品。20世纪20年代，胡适、郑振铎在欧洲时，也曾经在英法抄录不少敦煌俗文学作品回国，郑振铎还编写了《敦煌俗文学参考资料》《变文及宝卷选》等图书。1927年，郑振铎在法国巴黎访学，撰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集中介绍该图书馆所藏小说、戏曲等情况”^[8]。又如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海外，其间曾数次途径或短暂留居日本，不仅获得了日本政界、学界友人赠书，更从日本带回了一些古籍文献。据李耀彬、蔡公天的《康有为藏书考》介绍：“另据万木草堂宋元明版书目（手抄本），其中有日木宽文九年（相当我国明代）的《仪礼经传集解》和明天启本日本印的《管子》，据知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但一般来看，他在此时期收藏的书籍不会很多……因欲购中文书籍（特别是古籍）只有日本比较方便。”^[9]

最后，近现代作家在访书的过程中主动继承了古代藏书家求书的一些方法技巧，比较有趣的是“千金买马骨”的求书方法。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说：“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10]胡适也是如此，他曾以五十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说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仅以两元钱买的。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懊恼，反而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11]

可见，作家对古籍的访求，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对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们与业旧书者交好，书贾的特殊照顾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他们对海外中文文献的发掘，极大地弥补了国内文献的不足。就俗文学研究而言，海外文献的大量涌现，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俗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2.古籍鉴别、购置

鉴别是收书的关键，其内容不仅仅指传统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版本鉴定方法，还包括对图书的取舍原则及有效的鉴别途径。近现代作家没有关于古籍鉴别方法的专门论著，他们的观点大多散见于其题跋、书话、买书小记及收书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其鉴别古籍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从典籍的品位、内容、急需或缓用等方面来判断图书的价值，取舍图书的购买。明代藏书家祁承的“鉴书之训”对此早有论述，他说：“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12]近现代作家购书大多为满足自己的创作、学术研究需要，他们对所买书的鉴别重在“急需”。比如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手头资金有限，在“四库”存目稀本明代蓝印本《清明集》与清道光刊传奇《小四梦》索价相同的情况下，放弃世所罕见的《清明集》，而购买和自己从事中国戏曲史研究相关的《小四梦》。因为“《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需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13]。

近现代作家对古籍的品位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郑振铎这样看待明清刻本：“清人注辑书，皆慎重将事，不似明人之轻率。”^[14]郑氏在《西谛书跋》《劫中得书记》多条题跋中提到明人撰书、刻书的弊病。陈振文《论郑振铎在版本学方面的贡献》^[15]一文将其概括为三点：任意删改；考证疏陋，撰书不注明出处；因陋就简，琐琐分类。郑氏对清人刻本也是区别对待的，他认为官府刻书有妄删妄改之嫌，故四库未收之书、禁书及存目书等应在重点收藏之列。另外，清人文集虽多，但因战乱频繁，版片损毁严重，故传本甚为罕见。因此，他大力收藏清人文集，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朴学家文献的求访、搜集和保护工作。到1944年夏，他已收集830多种清代文献，甚至不惜采用“拆东补西”的办法，通过出售自己的部分藏书以筹措资金。

黄裳晚年特别注重古籍残本的求访和收藏，一方面是因为此类书易得，如他在《谈“集部”》一文中这样解释：“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过去我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种‘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16]另一方面是他比较看重古籍残本的价值。据他晚年回忆，自己在琉璃厂、隆福寺一带所购藏书“以残本为多”。如1950年1月在来薰阁购得的“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平海图》残本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在黄裳先生看来，此书虽为残本，却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且因其非常翔实地描绘了“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往往人物多至数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对于从事明代服饰史、战争史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些精细的版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的可靠资料”。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些精细的版画亦足以证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17]。黄裳还从来薰阁“满坑满谷的残书”中选得嘉靖刻《宋文鉴》一叠，“棉纸大册精印，有会稽钮氏世学楼藏书大印，每册有莫友芝的题名”，“又抽得正统刻《诗林广记》一厚册，黑口，用纸系极薄但坚韧异常的皮纸，是明初宁夏刻本”。这些古籍虽为残卷，然俱是罕传的版本，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此外，黄裳还在隆福寺修绠堂购得残本明弘治刻《梦溪笔谈》一册，书为黑口精印，“传本极稀”；同时还收得鲍以文校本《九灵山房集》和《东山词》，二书虽均为残本，然皆可从中窥见“古书流传端绪”，可谓“妙事”。^[18]

众多近现代作家对古籍的鉴别还在于他们对内容独特性的关注，因此大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收藏。如黄人所藏以文学书籍为主，其收藏的小说、词曲，丰富程度超过郑振铎。齐如山收藏大量清代戏曲刻本，其中数百种为稀见的珍本，有清代升平署抄本数千册，各省地方剧本四千余册。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所藏的图书主要有：宋元明至清末的类书；明末清初的禁书，因欲撰明清之际的小说而收集者，共有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的百名家词抄诗抄以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共六百余种。刘半农藏书多古代戏曲小说、碑帖等，多为海内珍品，尤以插图本、巾箱本戏曲小说最为精美绝伦。郑逸梅积书数万册，以近代掌故笔记为主，内容集中，这在国内藏书家中绝无仅有。郑振铎不尚古本、善本，只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其他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成为大家。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大量收购清代文集。此外，吴梅以收藏明清词曲为大宗；柳亚子藏书集中在吴江乡贤的文献、著述及南明史料；黄裳藏明清古籍，其中集部最多；阿英收藏大量晚明、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等等。

其二，从图书的版本特征鉴定版本真伪及优劣。众所周知，版本鉴定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图书收藏者更是意义重大。清代学者早就认识到版本鉴定的重要意义，并且已经熟练掌握鉴定古籍版本的各种方法。正如清代孙从添所说：“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徒为识者所笑。”^[19]孙氏还对如何鉴别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作了详细说明。

版本研究专家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鉴定》的小引部分指出：“鉴定是个过程，是调动鉴定者各方面知识，从各方面下手，综合各方面依据，最后作出判断的过程。”^[20]此说法深得古籍版本鉴定个中三昧。郑振铎古籍鉴定方法就是灵活多样的：从内容上鉴定版本，从版式上鉴定版本，从插图上鉴定版本，从时代特征鉴定版本，用综合方法鉴定版本。对此，陈振文《论郑振铎在版本学方面的贡献》^[21]一文有详细分析。又如黄裳利用自己的藏书编撰的《清代版刻一隅》，完全从版本特征入手品评图书，以《冬心先生画竹题记》叙录为例：

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上章敦牂（庚午，十五年）九月九日钱塘金农自序。次广陵高翔写“冬心先生小像”，后有嘉定杨谦篆书像赞。案此像与《冬心先生诗集》前所附小像全同，惟赞异耳。卷尾一行云：“金陵汤凤仿宋本字画录写。”板心下有“杜尔儒刻”四字。冬心自刻小集皆精，此嘱良工依宋板字样写刻，实开金陵书坊仿宋风气。纸亦宋笺，疑取之藏经护叶。徐康于《前尘梦影录》中曾记其事。尝见丁敬手书上板之《冬心先生续集自序》一卷，亦用此纸。其《冬心先生三体诗》，与此刻于同时，卷尾别题：“金陵汤凤录写、刘之科刻。”诸本流传稀若星凤，盖当时旧纸难得，模印极少也。

此书特别从雕刻工艺美术的角度，对图书的版本、字体等方面进行了品鉴，是典型的版本鉴定专著。又如曾立慧回忆何其芳在武昌旧书肆购书时，也提到了他对版本的知识积累：“记得他找到了一本明版宋书《李翰林集》，高兴地对我说：‘这本书虽不算最好的善本，但我在北京琉璃厂都没有碰到。’”^[22]

其三，从目录之书鉴定古籍版本。目录之书是学者治学的津逮，也是古籍版本考订的重要工具。叶德辉对此曾说：“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23]近现代作家中，目录书籍收藏比较多的要数郑振铎。其收藏的目录书籍种类多样，包括公藏目录、私藏目录、提要考证目录、地方书目、营业书目等。据统计，《西谛书目·史部·目录类》收有其所藏295种目录，在其全部藏书56类中居第8位。郑振铎还为其藏书编有专科目录——《书目目录》。

黄裳也对书目类书籍情有独钟，据其《书缘》一文回忆：

想起自己开手买书时的往事。旧书浩如烟海，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袋里的钱有限，应该买这本，不买那本，是要有个算计的。找指导老师不容易。大学里还没有文献学、版本学这类课程；前辈藏书家也一个都不认识，只得设法自修，而参考书更是难得。偶然碰上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不禁大喜。如饥似渴地读了，又按照他的指引，搜罗起书目题跋来，从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一直到《鲁迅日记》每月后面的书账，每见必收，迄今也有了百十来种。^[24]

黄裳在没有版本学专业的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学，阅读大量目录著作，找到一条鉴定古籍版本的自通之路。另外，据《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记载，梁启超收有近90种目录书，并且数种还有复本；据《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记载，何其芳收有近80种目录类书。(www.xing528.com)

古籍鉴别之后，藏书家就该购置了。“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是最美、最韵事、最乐事。”^[25]藏书家在购置图书时能够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郑振铎这样描述他的得书心情：“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26]阿英也曾说：“获得了不经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27]但同时，由于经济的拮据，近现代作家在买书时心情又是矛盾的，如阿英所说：“却觉得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是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28]

现代作家利用自己丰富的古文献知识积累，采用科学的古籍鉴定方法，牺牲自己的生活享乐，以获得珍贵图籍为乐事，在汗牛充栋的古籍图书中披沙拣金地购求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这种精神值得后辈学人学习。

古籍管理是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包括一切有利于藏书保存和利用的措施或方法，比如防水、防火、防虫、古籍装潢、藏书陈列、编目、图书流通规约，等等。古代藏书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散见于一些文献记载，也有少数专著。如清代孙从添的《藏书记要》与叶德辉的《藏书十约》，对古籍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总结出一些防水、防火、防虫的保存经验和操作方法，还对古籍装潢、藏书陈列编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以近现代作家的古籍藏书而论，他们收集图书的目的主要是使用，对于如何管理藏书他们极少论及。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后人的回忆文章及他们自己的相关记述中了解到他们对所藏古籍的管理，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古籍的爱护之情以及他们的藏书思想。

近现代作家对古籍的护惜，一般体现在包书皮上，这远较古人对图书的护惜方法要简陋。古人对图书的护惜是相当专业的，“每得一书，即付匠人装饰。今日得之，今日装之，则不至积久意懒，听其丛乱”^[29]。至于具体的装潢方法，则各有讲究，包括制作封面、折叠书页、订书眼、套页与切边、订线、贴书签等，还有用料和技术的要求。

近现代作家中孙犁对藏书的护惜在圈子里是比较有名的，他曾作过一则书箴：

此皆小说也，而未失去，图章之力乎？此所谓自我失之，自我得之矣。

所感甚多，因作书箴：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做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30]

《书衣文录》中大量记载了孙犁搜罗各种包书纸的情况，有粗纸、书皮纸、厚纸、包货之纸、废纸、摄影旧封套等。如其在《小说枝谈》里写：

余中午既装《小说考证》竟，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裹装。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袋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怔也。又惜小费，竟拾小贩之遗，甚可笑也。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晚记^[31]

何为“书衣文录”？孙犁在《书衣文录·序》中对此有解释：

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32]

值得注意的是，《书衣文录》虽是孙犁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但其实，孙犁整理旧书包书皮的习惯起自少年时代，“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33]。阿英的线装书也是要包书皮的，“这些书大多是线装的，一律用毛头纸包装，纸质轻软而又结实，外面用毛笔写了书名和册数”^[34]。

另外，近现代作家大多抛弃了古代私家“秘惜所藏”的保守藏书思想，对藏书的态度比较豁达。古代私家“秘惜所藏”的其中一个含义是指不轻易出售藏书或借人。到近现代，随着公共图书的发展及藏书为用思想的普及，近现代作家对藏书的态度很开明，深知藏书聚散无常，大多数作家在生活困难时都有售书解决燃眉之急的经历。

比如朱自清，一生清贫却不吝惜购买图书。他长期担任大学教授且从事文学创作，薪俸及稿酬收入较丰厚，但是因为其子女较多又要供养父母，家累重，终生过的是入不敷出的清贫日子。1943年在他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弟书承兄代售并设法多得价，感谢之怀，非言可罄，他日当泥首谢耳。存款拟专作扬州家用。信到后乞即汇约值沪币二千七百元之数至舍弟妇处为感！以后隔一月请再汇沪币一千二百元。又前谈及《谢灵运诗注》，在此百方求觅而不可得。兄如方便，可否乞为购回？即不能寄下，亦请存尊处，恐战后亦不易求也。琐琐不情之请，乞酌办，为幸！”^[35]一方面，朱自清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卖掉寄存在俞平伯处的藏书作为扬州家中的生活费；另一方面，他还是心系图书，请朋友代购图书，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复杂心情也只有深爱藏书之人才能理解。郑振铎也经历过为生活所迫而卖书的锥心之痛。郑振铎在《售书记》一文对其被迫售书的情况有详细记载：

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置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36]

近现代作家大多经历过时局艰难的生活困难时期，而被迫卖书易米的作家不在少数，还有如齐如山、周作人、施蛰存、曹聚仁等。

近现代作家大多本着藏书为用的思想，为借求者提供图书。胡适曾在与周汝昌仅有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珍贵的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并表示对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为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正如周汝昌所说，“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做得来的”^[37]，“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38]。又如柳亚子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得到阿英提供的很多史籍的帮助，其中一部分还是阿英收藏的海内孤本。抗日战争期间，阿英曾经担心柳亚子是因为要继续借用他的书籍才滞留上海，就慷慨地表示：“亚子先生，除了关于延平王（郑成功）的一部分，我要写《延平春秋》，还须留用外，其余的你一概带走好了。”^[39]我们可以从相关文献中了解到，此类借阅藏书的事迹，在近现代作家中是普遍存在的。

显然，近现代作家的古籍管理与古代藏书家相比，图书管理没那么专业与讲究、活动没那么丰富，他们藏书管理追求的是如何有效地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服务。与古代藏书家相比，近现代作家藏书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开放的藏书思想，一种突破古代藏书家的私密保守的传统思想，而正因为如此，使得古籍的利用率、传统文化的传播效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