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古籍保护与利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佛教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中心

王红蕾^[1]1

内容提要:本文对佛教古籍的重要价值做了简单介绍，认为保护佛教古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介绍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国家珍贵古籍目录》以及入选的佛教古籍，认为具有珍品荟萃、版本汇集全面、文献载体丰富等特点，并对佛教古籍的原生态保护以及利用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影印出版和古籍数字化。

关键词:佛教古籍　保护　古籍数字化

佛教古籍是指书写、印制于1912年以前，主要记录佛教教理教义、修持方法、戒律规范、法事仪轨、历史方志等内容，并具传统装订形式的书籍。按版本类型分有写本、刻本、刺绣本、金银铜鍱及拓片等;按装帧形式分则有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粘叶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佛教古籍是佛教法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各家宗派立教传教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佛教古籍的撰述与刊刻是中国出版史和印刷史的风向标，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刀法纯熟，墨色匀称，刷印清晰，这表明其时印刷术发明已久，印刷技术已臻熟练，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要远远早于868年;北宋初年《开宝大藏经》开始使用千字文编号，其后大型图书编辑出版多遵此法;《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佛教古籍是研究印度王朝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

但是，古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迭经水火兵燹破坏，流传至今已是百不存一。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总量500万部，5000余万册件，大部分收藏于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单位。这其中佛教古籍约占10%。因此，如何保护和利用佛教古籍是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工程。从2007年开始，计划用3到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的基本情况，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古籍数字资源库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改善古籍收藏条件，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科学、规范地保护和利用。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文化部审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目的是建立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以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评审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

2007年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受文化部委托已完成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入选《名录》古籍11380部(前三批公布9859部，第四批公示1521部)，包括甲骨、简帛、敦煌遗书、佛经、碑帖、汉文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和外文古籍。

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佛教古籍

四批《名录》共入选佛教古籍1177部54266册/函/轴，汉文古籍758部47039册/函/轴，少数民族文字古籍398部7206册/函/轴，碑帖拓本21部，21册。入选古籍分藏于全国121家收藏单位和6家私人藏书者，其中公共图书馆29家，博物馆41家、高校图书馆14家、研究院所16家、图书公司2家、寺院19家。19家寺院是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11部、上海龙华寺4部、四川省新都宝光寺1部、重庆华严寺1部、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4部、西藏自治区巴青县布拉寺1部、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桑姆寺1部、西藏自治区昌都丁青寺1部、西藏自治区贡觉县卓珍寺1部、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7部、西藏自治区那曲雍仲桑丹林寺2部、西藏自治区仁布县维色曲林寺1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俄尔寺2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热龙寺2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萨迦寺3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夏鲁寺3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1部、西藏自治区色拉寺4部、西藏自治区山南仲噶县曲德寺1部。

1.佛典珍品荟萃

《名录》中时间最早的佛教古籍是辽宁省旅顺博物馆藏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集经》(西晋释竺法护译，存残片12件)。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汉文佛经，距今已有1716年的历史，被称为“佛经至宝”。20世纪初，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住持大谷光瑞派遣“中亚探险队”，三次赴新疆等地，以各种手段获取了大量珍贵文物，《诸佛要集经》残卷就在其中。经西方历史学家考证，这些文物分散保存于中国旅顺博物馆、韩国中央国立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等处。20世纪80年代，旅顺博物馆专家整理馆藏文物时发现了《诸佛要集经》残片，并进行了整理修复。专家通过与《大藏经》收录的《诸佛要集经》原文内容对照，加之对佛经用纸和书写风格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确认这些佛经残片与《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录的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为同一写本。这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汉字经文书写风格演变和造纸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安徽省博物馆藏北凉神玺三年(399)宝贤写本《贤劫九百佛名品》(2轴)，距今已1600多年，它原写于高昌，后流入敦煌。经书题记云:“神玺三年太岁在卯，正月廿日，道人宝贤于高昌写此千佛名，愿使众生礼敬奉侍，所生之处，历奉千佛。”这则题记透露了敦煌遗书来源的重要信息。写经人是一位法号宝贤的僧人，写经地点是高昌，也就是吐鲁番，这件敦煌遗书就来自于距离敦煌一千公里之外的吐鲁番。这表明吐鲁番与敦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两地古代交流非常频繁，所以这件在吐鲁番抄写的经书会被带到敦煌，这是研究高昌、西域和中原王朝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五灯会元》是佛教禅宗史书，“五灯”系指五部禅宗灯录，宋代已有北宋法眼宗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北宋临济宗李遵勗《天圣广灯录》、北宋云门宗释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联灯会要》、南宋云门宗释正受《嘉泰普灯录》，“五灯”各三十卷，合计一百五十卷。宋淳祐十二年(1252)，杭州灵隐寺僧人普济、慧明等撮其要旨，编辑成《五灯会元》二十卷，目的是由“卷帙浩繁，颇难兼阅”转为“以便观阅”。南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五灯会元二十卷》(宋释普济撰)迭经清初藏书家汪士钟、清末藏书家王定安递藏，到袁世凯二子袁克文收藏时，仅存卷一至十，后被藏书家陈澄中买走，陈氏临终分家产时，此书一分为二，上五卷与下五卷拆开。2009年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过程中，专家发现国家图书馆所藏该书一至五卷与上海私人藏书家所藏六至十卷原是同一部书，《五灯会元二十卷》前十卷终于“合璧”。

2.版本汇集全面

以汉文大藏经为例。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藏经，又称一切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四批《名录》共入选14种刻本，分属于《开宝藏》《崇宁藏》《思溪藏》《毗卢藏》《赵城金藏》《碛砂藏》《普宁藏》《辽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乾隆大藏经》。

入选《名录》的《开宝藏》本有7部，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开宝六年(973)刻大观二年(1108)印开宝藏本《阿惟越致遮经三卷》(晋释竺法护译，存一卷:上)、北宋开宝年间刻开宝藏本《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唐释菩提流志等译，存一卷:一百一);山西省高平市文博馆藏北宋开宝六年(973)刻开宝藏本《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北周释阇那耶舍译，一卷)、北宋开宝四年(971)刻大观二年(1108)印开宝藏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存一卷:七);上海图书馆藏北宋开宝年间刻大观二年(1108)印开宝藏本《大方等大集经六十卷》(隋释那连提耶舍译，存一卷:四十三)、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北宋开宝五年(972)刻开宝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五八一);山西博物院藏北宋开宝五年(972)刻元符三年(1100)印开宝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二百六)。

入选《名录》的《崇宁藏》本有22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刻崇宁万寿大藏本《崇宁藏》(存十二种十二卷);辽宁省图书馆藏《崇宁藏》(存六种十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经律异相五十卷》(梁释宝唱撰集，存一卷:三十五);南京图书馆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九十六);上海图书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三百二十一);天津图书馆藏《摄大乘论释十五卷》(陈释真谛译，存一卷:六)。

入选《名录》的《思溪藏》本有10部，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二年(1132)王永从刻本《思溪藏五千九百一十三卷》(存四千六百四十七册);甘肃省图书馆藏北宋靖康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26－1132)刻思溪藏本《三法度论三卷》(晋释僧伽提婆、释慧远同译，存一卷:中)、《大乘四法经一卷》(唐释实叉难陀译，《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一卷》，唐释那提译)、《阿閦如来念诵供养法一卷　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一卷》(唐释不空译)、《大乘八大曼拏罗经一卷　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一卷　佛说较量一切佛刹功德一卷　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一卷》(南朝宋释法贤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卷》(唐释弥陀山译)、《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一卷》(晋释竺法护译);山西省图书馆藏北宋靖康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26－1132)刻思溪藏本《佛说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三卷》(东汉释支娄迦谶译，存一卷:上);上海图书馆藏北宋靖康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26－1132)刻思溪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二卷:一百三十六、一百四十);苏州博物馆藏北宋靖康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26－1132)刻思溪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一百三十七)。

入选《名录》的《毗卢藏》本有22部，天津图书馆藏北宋靖康元年(1126)刻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本《辩正论十卷》(唐释法琳撰，存七卷:一至七);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三种(存十一卷);山西省图书馆藏此本二种(存二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刻毗卢大藏本四种四卷;辽宁省旅顺博物馆藏宋福州开元寺刻毗卢藏本六种一函又二十九卷;首都图书馆藏宋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寺刻毗卢藏本《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八十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十八);凤仪书堂藏宋重和元年(1118)福州开元寺刻毗卢大藏本《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释道世撰，存一卷:二十);国家图书馆藏元延祐二年(1315)建阳后山报恩万寿堂刻毗卢大藏经本《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唐释菩提流志等译存二卷:二十、五十九);湖北省图书馆藏此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存一卷:七十);南京图书馆藏此本《毗卢藏》(存二种二十八卷);山西省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唐释实叉难陀译，存一卷:二十)。(www.xing528.com)

入选《名录》的《赵城金藏》本有14部，国家图书馆藏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 －1173)解州天宁寺刻本《赵城金藏》(存四千八百一十三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七种七卷;上海博物馆存一种一卷;上海图书馆存八种十二卷;中国民族图书馆存二种六卷。

入选《名录》的《碛砂藏》本有3部，陕西省图书馆藏南宋刻元补明递修本《碛砂藏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存五千五百四十六卷);辽宁省图书馆存此本三百四十二卷;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元印碛砂藏本《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存一卷:中)。

入选《名录》的《普宁藏》本有1部，山西省图书馆藏元刻普宁藏本《解脱道论十二卷》(梁释僧伽婆罗译，存一卷:一)。

入选《名录》的《元官藏》本有30部，国家图书馆藏元官刻大藏经本《宝授菩萨菩提行经一卷》(宋释法贤译)、《大法鼓经二卷》(刘宋释求那跋陀罗译，存一卷:上)、《一字佛顶轮王经五卷》(唐释菩提流志译，存一卷:一)、《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二十卷》(宋释天息灾译，存一卷:三);上海龙华寺藏此本《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六卷》(宋释施护等译)、《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唐释不空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藏此本《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二卷》(唐释菩提流志等译，存一卷:下);云南省图书馆藏此本23部三十二卷。

3.文献载体丰富

四批《名录》收录的版本类型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等。写本类有血书、泥金写本、金银字写本等，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归义军时期写本血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序》(存9 纸)、唐天复二年(902)血书《观世音经一卷》(1轴);苏州博物馆藏唐五代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7轴);西藏博物馆藏十五世纪珊瑚粉汁写本《佛说阿弥陀经》(元堆波瓦·西饶坚赞撰，1函);上海图书馆藏北宋开宝六年(973)金银字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1册)。刻本有朱印本、朱墨套印本、三色套印本，例如云南省图书馆藏南明永历九年(1655)陕西孙可望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释鸠摩罗什译，7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北京朱墨套印本《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1函);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明天启元年(1621)三色套印本《楞严经证疏广解十卷》(唐释般剌蜜帝译、明凌弘宪点释，10册);活字本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大德间(1297－1307)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1册)、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活字本《诸密咒要语》(存16页)。

入选《名录》的碑帖拓本中也有佛教古籍，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唐咸亨三年(672)刻石，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唐李世民撰序，唐李治撰记，唐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一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北宋宣和二年(1120)刻石，宋拓本《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一册)、上海图书馆藏唐永徽四年(653)刻石，明末清初拓本《雁塔三藏圣教序》(唐褚遂良书，项琪题跋，1册)等。

四批《名录》收录的佛教古籍涉及11个文种，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佛教古籍252部、蒙古文佛教古籍65部、彝文佛教古籍1部、白文佛教古籍1部、傣文教古籍2部、回鹘文佛教古籍9部、西夏文佛教古籍59部、焉耆－龟兹文教古籍1部、于阗文教古籍2部、多文种(满、蒙、藏文)佛教古籍6部。例如藏文，敦煌研究院藏九至十世纪敦煌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轴);蒙古文，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明朱墨写本《五守护神大乘经》(1函);白文，云南省图书馆藏大理国写本《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抄》(唐释不空汉译、良贲疏，存二卷);傣文，国家图书馆藏清贝叶经《大藏经》(160册);回鹘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北宋写本《大般涅槃经》(残页);西夏文，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存一卷:下，1册)等。

三、佛教古籍的原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主要是指古籍书库管理和古籍修复。古籍书库是保存古籍的场地，是建立和改善一切保存条件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九防”，即防潮(水)、防高温、防光、防尘、防虫(霉)、防有害气体、防火、防盗、防震。本着“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的原则，重点在于建筑、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和防紫外线以及书库消防、安防等方面。因保护与修复意识淡漠，保护措施不完善，仅做一些避光、驱虫、通风之类的基本维护，特别是寺院，古籍藏量大，保护条件却非常有限，缺少专业保护人员。

和古籍破损速度相比，古籍修复进度极其缓慢。调统计，我国有1000余万册古籍需要修复，目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人员约100人，完成修复需要1000年。古籍修复人才短缺与人才流失，是我国古籍修复行业发展的瓶颈，希望通过政策调整、创造人才成长环境、加强培训力度、扩大视野、加强交流等手段，给修复人员更加宽松的工作成才环境和合理待遇，保证古籍修复人才的稳定和修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浩瀚的待修复古籍，古籍生存状况的改善和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仍然任重道远。

四、佛教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及利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的要求。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古籍藏用矛盾，加强古籍保护，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佛教典籍的整理、保护和诠释暨佛教弘法的现代模式”列入分论坛研讨主题，意义深远。

1.影印出版

影印出版是保护利用古籍的有效方式之一。影印保存了古籍原貌，为学术界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例如影印国内所藏163册《永乐大典》，从装帧、开本、墨色、用纸，所有细节，均依原书仿真，完全做到了原汁原味，不少学者看到书都禁不住惊叹“如见原书”。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又一重要工作内容，至2007年一期工程结项，共完成唐宋编、金元编共印制758种8974册(另有2种卷轴装)。在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等机构的支持下，已入藏100所高等院校、国家图书馆及31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并被国内外学术机构、收藏单位、专家学者、收藏个人购买。一些学者使用再造善本已经形成了新的成果。学界普遍认为再造善本解决了过去研究中难以找到一手资料的问题。《中华再造善本》一期中佛教古籍有8种，唐懿宗咸通九年王玠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宋刻本《五灯会元》(宋释普济撰)、宋刻本《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宋释惟白撰)、宋刻本《唐僧弘秀集》(宋李龏辑)、元至正元年刘觉广江陵刊经所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元释思聪注)、元刻明修本《释氏稽古略》(元释觉岸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佛祖历代通载》(元释念常撰)、元刻本《大元至元辨伪录》(元释祥迈撰)等。

2.古籍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是采用现代扫描技术将部分利用率高的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构建古籍数据库。数据库具有储存量大、易于更新、检索快速、使用简单、携带方便等优点，是保护利用古籍的重要手段。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古籍数字化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古籍书目数字化和古籍全文数字化。古籍书目数字化，是古籍目录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呈现形式，包含了古籍文献的重要信息，根据文献特征，对文献的题名、著者等书目数据和文献三级内目录进行著录和标引，形成“中华佛教古籍书目数据库”，为读者提供高效的检索和便捷的导航。古籍全文数字化，是以古籍内容为揭示对象，对古籍资源的全文进行数字化处理。数字化过程中采集设备、采集方式，数据处理工艺，加工指标参数以及编码格式对古籍全文数字化质量至关重要。依据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处理，古籍全文数字化分为图像版、非结构化文字版、带有版式信息的图文版，并形成“中华佛教古籍特藏资源库”。

【注释】

[1]作者简介:王红蕾，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