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江戏源流探讨

关于闽粤外江汉剧的血缘关系，学术界早有共识，但它们的源流众说不一，或说源于湖北汉剧，或说源于安徽的徽剧，或说源于西秦戏。

（一）湖北汉剧说

“湖北汉剧说”的首倡者，是晚清秀才钱热储，他在所著的《汉剧提纲》“写作缘起”中，开篇明义地提出外江戏源于汉口的汉剧：“何谓汉剧？即我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之故也。”^[18]之后他还讲，“西皮创于近汉口的黄陂、黄冈两县之间”和“汉剧作于汉口，流行于鄂皖之间，经安徽石牌、桐城、怀宁间人变通而仿为之，又称徽调。自是而后，乃复分支……惟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为名曰外江”^[19]。钱热领储的“湖北汉剧说”得到粤地学界的普遍认同。潮州人萧遥天于1948年著的《潮州志·潮州戏剧志》一稿中便沿用钱氏的说法：“外江戏，其鼻祖盖汉调也。士儒尚循其本称谓之汉剧。或谓潮人向称外省人曰外江人，因沿称此来自外省之戏曰外江戏。”^[20]

然而，随着西皮二黄出于黄陂黄冈的“二黄论”受到质疑，引发对外江戏源头的热议。闽西陈干认为“闽西汉剧不是汉剧”。他的文章引述戏剧研究家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的说法，认为，京剧形成自己的风格后，继续精进，逐渐成为一个全国瞩望的剧种，由此影响到楚剧的唱腔和舞台表演艺术，特别在清代光绪末年，京汉铁路通车后，湖北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同时沟通南北文化艺术的一个枢纽，大概因为楚调源出汉水一带地方之故早已有汉调之称，至是仍直名汉调或汉剧。周贻白对于京剧与汉剧关系的这段引述，是准确可靠的。^[21]陈干又对传统剧目作了一些分析，闽粤汉剧的传统剧目中《齐王求将》《蓝继子》《审六曲》《百里奚认妻》《千里送京娘》《打洞结拜》《刺王传》等以及幕表戏《七尸八命》（又名“广东案”）、《下马牌》等都是湖北汉剧中未见的。反之，湖北汉剧传统剧目中，《首阳山》《草场坡》《白罗衫》《取荣阳》《听琴摔琴》《乔府求计》《追韩信》《鸿门宴》《李陵碑》《苏武牧羊》等剧目又都是闽粤这一剧种的传统剧目中所没有的。他由此证明，湖北汉剧与闽粤汉剧非一脉相承。

卓济民对陈干的观点持认可态度并从多角度进行分析：湖北汉剧的花旦唱腔是与京剧一样，极多“花腔”本喉音与假嗓子相间运用，相互配合，韵味很浓，闽粤汉剧花旦全部用假嗓子演唱，韵味较淡，调子音节有如“溜竿而上”，听来清脆咳亮。湖北汉剧鸟净唱的本喉音，闽粤汉剧鸟净唱的是高腔咋音，沙哑粗扩，音乐的节奏性强，音调浑厚，闽粤汉剧中的红净最突出，唱假嗓，音量雄浑高吭，而带鼻音，不但湖北汉剧无此唱法，其他地方剧亦未有见。音乐方面，湖北汉剧吸取昆曲和京剧的精华，闽粤汉剧的音乐则吸取潮剧、西秦戏、花鼓调之类的艺术素养。湖北汉剧的乐器用小二胡（现已改用京胡，用蛇皮蒙成）、三弦等主弦乐器，闽粤汉剧则以“吊龟”（蛇皮蒙在小木筒上）、扬琴为主弦，二胡、秦弦、琵琶、古筝、三弦等为副弦，音乐比较湖北汉剧更为丰富。

（二）徽剧说

20世纪80年代起，闽粤汉剧源于徽剧之说占上风，广东汉剧院的编剧杨启祥先生曾写了篇题目为“广东汉剧考源”的文章，从声腔、脚色行当、表演技艺等方面将外江戏归源于徽剧说，这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发展，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归德门魁星开设“外江班”，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碑记中说有外江班十五班，其中已查明太和、保和、瑞祥、永兴是徽班，其他因年代久远尚无法确知来自何方。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另一块碑记记载，来穗十三班，计有安徽班九班——荣升、春台、百福、上明、翠庆、集庆、保和、文秀、上升；湖南两班：祥泰、集秀；江西一班——贵华；广西一班——江易；来处不明的一班——文采。两块碑记时间相距20年，而徽班愈来愈多，乾隆年间的碑记中，四大徽班中的“春台班”均赫然在列，可见徽班在广东早有牢固的基础。梅县人杨懋建在道光年间作《梦华琐簿》说，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所说是有道理的。“徽剧说”由此著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等辞书。

“徽剧说”遭到丘煌的反驳，他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与罗恒报共同撰写《广东汉剧不是源于徽剧而是源于湖北汉剧》一文，对其进行否定：“首先是两者的声腔不同。徽剧以吹腔、拨子为主，而闽、粤汉剧则以皮黄为主。其次是舞台语言不同。其次是两者舞台语言不同。徽剧以徽语为舞台语言，而闽西、广东汉剧则始终以中州官话为准。第三，历史上徽剧在两地活动的痕迹很少，而湖南班活动却有记载的。第四，徽剧的主奏乐器是双唢呐，皮黄是次要声腔。这一点与闽粤汉剧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明显不同。”^[22]他们的说法与“湖北汉剧说”有相近之处。

（三）西秦戏说(www.xing528.com)

闽粤流传“汉剧的班子，西秦的底子”一说，西秦戏落户粤东早于外江戏，且西秦戏也奏南北路，所以有此一说。吕锤宽的《北管音乐》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台湾北管戏曲的流水类唱腔与广东西秦戏的关系：首先从声腔看，西秦戏的主要声腔为《正线曲》，包括二番、梆子两类，所占的剧目数目较多，是西秦戏的主要剧目。《西皮》《二黄》又是台湾北管新路戏的主要唱腔。从板式上看，北管古路戏的诸板式与西秦戏大体能对应，如古路戏的“二凡”与西秦戏的“二番”，古路戏的“十二丈”与西秦戏的“十二段”等。^[23]我们也确实在北管中找到不少西秦戏的剧目与曲牌。但粤东、闽西同样也流行“正字西秦假外江”的民谚，加上西秦戏的源头始终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所以这一说影响力并不大。

（四）湖南戏说

这是福建学术界较认同的观点。《中国戏曲志·福建卷》载：

闽西汉剧与湖南班，也称祁剧、楚南戏有着较密切的血缘关系。在宁化县坊田乡大罗村池氏祠堂戏台后壁上刻有“乾隆丙辰年（1736）寒食节湖南新喜堂班到此开台大吉”的题记，而“新喜堂”便是演祁阳戏的，由此证明清乾隆年间湖南班就传入福建并带来了后来的汉剧。清中叶后，楚南戏“喜光班”“荣盛班”“寿福台班”“泰兴班”“新福祥班”“荣德班”“双贵班”“恒兴班”等社，也陆续经赣南来到闽西龙岩、连城、长汀、宁化等地演出、收徒授艺。

闽西连城罗坊村《罗氏族谱》载：“罗坊最早学戏的本地艺人叫罗昌银，生于乾隆戊申年（1788），扮演花脸，颇有名望。他还有两位湖南来的师傅，也老死于罗坊，直到现在罗的儿孙，依祖先嘱咐，年年春秋，都要为这两位客死他乡的艺人祭扫坟地。”^[24]在罗坊戏台题记中也记录着大量这样的信息：“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一楚南‘春福台’班到此开台大吉：《临潼关》《双槐图》《珍珠塔》；楚南‘双贵班’同治戊辰（1868）四月初八日开台。”这些古戏台的题记，即真实地记录了来自湖南的戏班和演出的剧目。题记中可辨认的戏班有喜光班、荣盛班、双贵班等16个，演出的剧目有40多个。由此，证明了闽西汉剧与湖南的楚剧、祁剧有过演出技艺方面的交流。

从龙岩县万安乡挖掘出来的清咸丰至光绪年间的古抄本看，当时演出的剧目有《血掌印》《天门阵》《回龙阁》《辕门斩子》《打洞》《龙凤阁》《天河配》《忠义节》（开封府）《芦花雪》《双贵图》（蓝继子）《三教子》《黑风帕》《赠白帕》《打登州》《金山寺》《打金枝》《百里奚》《二度梅》《罗成写书》《槐荫别》《唐二别》《白虎堂》《满江红》《翠花园》《一捧雪》《乾坤配》《珍珠塔》《法门寺》《云游寺》《凤仪亭》《彩楼配》《补缸》《开铁弓》等近百个，其音乐唱腔保留了大量湖南班的南北路（西皮、二黄）。至于湖南祁剧与湖北汉剧的关系，湖南戏曲研究工作者刘回春提到：祁剧在明末之前的声腔是弋腔，明末清初皮黄在湖北合流和盛行之后，很快传播到湖南各地，故在清乾隆之前，祁剧声腔中的弹腔南北路已取代弋阳腔而居主导地位，百分之八十的剧目是唱弹腔南北路的。另据湖南衡阳祁剧老艺人唐可彩说，过去祁剧也称为“汉班”，弹腔南北路又称“汉调”。可见，祁剧的弹腔南北路是从湖北传入的。闽、粤汉剧与湖南祁剧的关系非常密切。王梦生的《梨园佳话》里也提到，汉调流入安徽又称徽调，自是乃复分支，流而北上的北平，揉合京秦二腔，更博采众长，变成今日的京剧，流而南下的，几乎湖南二广（即广东广西）总称湖广调，其在广州和戈阳腔，昆山腔混和，气质变得很喧闹，称为粤剧，唯江西的南区，广东的东区，福建的西区，都能保存本来的面目，和汉水的二黄剧无多大出入，这便是闽粤汉剧的前身。现在对比京剧、粤剧和外江戏，其皮黄曲调大同小异，旧传的曲本十九雷同，可见它们是同源而异派。

综上各家说法均有道理，但作为古代戏班演出，特别是“冲州撞府”流动演出的戏班，流动时无规定的路线，一般是走到哪演到哪，观众多的地方停留的时间便长一些，因此发源地的剧种便被带往各地，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