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与通俗文学的兴盛相悖，总体创作成就有限

第八节　明代诗文

与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相反，诗歌散文等正统文体在明代没有再度兴盛，虽有不少作家从事诗文创作，也出现了众多流派，文坛复古与反复古斗争交错进行，但总体创作成就不高。

明代开国之初从事诗文创作的有宋濂（1301—1381）、刘基（1311—1375）、高启（1336—1374）。宋濂号称“开国文臣之首”，在元代曾任翰林院编修，后来辞官归隐。朱元璋攻下南京之后，他被任命为江南儒学提举，深受朱元璋赏识。朝廷的许多文章如典章制度、祭祀宗庙山川的文，包括传记碑文大都出自他之手。他的散文代表作是《送东阳马生序》，以劝同乡后辈太学生马君则认真学习为主要内容，语言朴实流畅，影响很大。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的刘基最擅长写寓言体散文，有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代表作是《卖柑者言》。文章通过卖柑者的口，揭露了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语言犀利辛辣。明初首屈一指的诗人是高启。他为人性情疏放，因为不肯应明政府的征召，被朱元璋下令腰斩。高启的诗歌自成一家，歌行、律体都很擅长，像怀古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气势雄浑，《养蚕词》等生活气息浓郁。

明初约在永乐、成化年间，主宰文坛的是流行于上层官僚中的“台阁体”。所谓“台阁体”是指当时以内阁和翰林院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颂圣德、歌太平”的文学创作风格。他们因为身居要职，生活优裕，诗文创作大多是应制、题赠、应酬之类，看似雍容典雅，实际上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有一个人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创作了借物言志的作品，他就是民族英雄于谦，他的代表作如《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全然不同于当时空虚浮泛的“台阁体”作品。

到成化、弘治年间，“台阁体”走向衰退，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兴起，这一派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等人，他们从文学本身特点出发，强调学习汉唐诗歌，要求重视诗歌声调节奏等法度，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李东阳。因为李东阳曾有过长期的台阁生活，有些作品还有台阁体的风格，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他有不少作品摆脱了台阁体的影响，写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也有诗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幽怀》、《除夕》、《茶陵竹枝歌》等。

明中叶以后，文坛复古与反复古斗争交替进行。弘治、正德年间，首先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流派“前七子”，成员主要有边贡、康海、王廷相等人。这一派反对“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要求诗作要有民歌的真情，诗文要模拟汉魏盛唐的作品。“前七子”的作品大量的是拟古之作，但也有一些反映了当时的时事政治，既有个人的生活遭遇，也有对政治的批判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如李梦阳的诗《马船行》、《离愤》等作品都是有感而发。

嘉靖中期，出现了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为首的“后七子”，他们同样提倡复古，成员还有谢榛、宗臣、徐中行等。他们的理论和“前七子”很接近，也要求模拟古人，注重法度格调，这使得他们的创作个性不鲜明，像李攀龙的拟乐府《有所思》、《陌上桑》都是照搬前人之作。不过，“后七子”中也有一些人的作品不错，就如李攀龙，他的七律如《寄别元美》、七绝如《席上鼓饮歌送元美》都情真意切。“后七子”中最有影响、创作最多的是王世贞。他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多是模拟前人的作品，没有什么佳作，晚年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提出“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州鹪鹩集序》）。王世贞的一些古体、乐府比“后七子”中的其他人更加精练，有着对时政的慨叹，情感也更加真实，绝句中也有一些清新之作。

嘉靖年间，还有一些人不满前后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的说法，要求学习唐宋古文，提倡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模拟剽窃，这就是有名的散文复古流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虽然他们都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但每个人的具体主张又有不同的地方，如王慎中和唐顺之更侧重于宋代的理学，要求先有道德后有文学，而茅坤虽也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但他侧重的是他们创作时的技巧形式，而不是内容。真正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归有光（1506—1571）。他作文讲究文章的抒情性，创作了不少清淡真挚的佳作。他的散文创作被认为是“明文第一”，特别是他的那些记叙文，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都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在平淡简洁的笔墨下寄寓着深情，极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晚明的诗文领域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左派”王学成员之一李贽（1527—1602）提出了“童心说”。他针对复古派的理论，认为诗不必一定是古诗、文不必一定是先秦的才好，“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只要出自作者本然的情感，表现自己真实欲望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而为了保持“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焚书》卷三），就一定要去除那些道学等外在道理的干扰，这其中包括传统儒学经典在内。李贽的观点因为批判了伪道学，被视为异端，最后被当政者逮捕，他也在狱中自杀而死。(www.xing528.com)

受李贽影响，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为首的“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其中著名的是“性灵说”。他们主张作品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锦帆集》之二，《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这就是要求创作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自己的真情，要保持个性的纯真，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同时他们要求作品语言要自然、通俗，要有真趣，反对拟古。与他们的理论相应，公安三袁在创作时保持一种随意而出的写作态度，虽然有些作品过于率直甚至浅陋，失去诗歌本身的美感，但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如公安派中影响突出的袁宏道写有《满井游记》、《虎丘记》等清新自然的游记，诗歌如《戏题斋壁》也是直抒胸臆。

“公安派”提出的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后起的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曾受到他们的影响，也要求“真诗”，要求“性灵”，强调作家在创作中要表现自己个人的性情和情感。不过，“竟陵派”对“公安派”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主张和浅露、直率的风格不满，要求学习古人，要求诗歌表现“幽深孤峭”的境界，他们的作品很少直面现实人生，袒露自己的胸襟，一味地写清冷、幽寂的意象。

继“公安派”、“竟陵派”之后，晚明又有两个影响较大的文人团体——复社和几社。他们不满公安、竟陵派末流不问时事，空谈性灵，提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要求文学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是两个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的发起人是太仓人张溥、张采，几社的发起人是松江人陈子龙、夏允彝、周立勋等。其中两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陈子龙（1608—1647），他是明末文坛成就较突出的作家。他的诗“高华雄浑”（《梅村诗话》，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八），如《岁暮作》表现了诗人欲建功立业又壮士失意的情感，《小车行》、《卖儿行》等富有时代气息，而《秋日杂感》十首深含国破家亡之痛。复社的张溥作有《五人墓碑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苏州市民与阉党的一次斗争，歌颂了为正义献身的“五义士”。而几社的夏完淳，虽然死时才17岁，但诗歌创作为人称道。

晚明的小品文创作颇有特点，不少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生活化、个人化倾向，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更加细致与精雅。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是张岱（1597—1679）。他的《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西湖七月半》等作品刻画细致生动，为人称颂。

思考题

1.请解释“前七子”、“后七子”、“童心说”、“公安派”、复社、几社。

2.请简单谈谈晚明小品文的创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