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鄂边界一带的河南坠子艺人中曾流传着“到‘襄河道’走走”的说法。襄河道在哪里？在湖北，民间以襄阳市为中心，上游从老河口市（原光化县）起，下游到宜城市一线止的汉水，称为襄河。而艺人所谓的“襄河道”，应该还涵盖与之相邻的郧阳、保康、南漳、枣阳等地，范围更大一些。为什么河南坠子艺人爱到湖北的“襄河道”来“走走”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再联系“襄河道”上的“襄阳小曲”的衰败原因一起研究，似乎更有点意思。
一
河南坠子是什么时候流传到“襄河道”上来的呢？由于无文字可考，很难断定具体年月。访问健在的老艺人，也都声称“说不准”。只知道清光绪二十年（1894），一位河南驻马店的青年，姓水，名涌泉，来到老河口。先唱道情，后改学河南坠子。投师之后（可惜访不出其师之姓名籍贯），按坠子艺人宗谱，取名水外堂（“襄河道”上的坠子艺人分“东门”“西门”两大宗派。水外堂属“西门”外字辈），竟然一唱而响。从此，他就定居在“襄河道”上。先住老河口，1950年移居襄樊市（即现在的襄阳市，下同）。直到1971年，以94岁高龄弃世，一生从未离开过坠胡剪板。若以此为据，可以准确地说，河南坠子最迟在1894年左右就流传到“襄河道”上，距今（1984）至少有90年历史。
然而，坠子艺人大量涌向“襄河道”，却是20世纪（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二十余年间的事。据老艺人们说，这二十多年间，仅就襄樊市城圈以内，不算那些跑码头打地摊儿的流散艺人，只说“青年茶园”“怡心茶楼”“新民茶园”“品香茶园”“清香茶园”“胜利茶园”等六七个大书场内，都常有二十名左右艺人组班子演唱。也就是说，在城圈内，经常聚集一两百基本定居的艺人作场献艺。那么，襄樊市这个城圈有多大呢？就1981年襄樊市有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字看，在襄樊1948年前，市区面积为3.2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为3万2千余人。抗日战争前，市区面积无大出入，人口数略多一些。以此推算，则每0.016~0.032平方公里之内，或者说每155人至320人当中，就有一名坠子艺人。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不够精确的。因为襄樊解放前，还有不少流动人口，包括过往的客商、城郊的农民，以及大量往来的船民等，为数也不少（城内街巷密布的大旅馆小饭铺即是证据）。但至少可以说，河南坠子艺人在襄樊市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襄樊解放后，坠子艺人人数有所减少。原因有三：其一，土改时，有人回河南老家分田地去了。其二，河南艺人没有继续流入。其三，襄樊市成立曲剧团，吸收了一部分坠子艺人参加（如原曲剧团团长就是一位坠子琴师；另外一名副团长是水涌泉的弟子——“子”字辈坠子艺人）。但尽管如此，襄樊市仍不失为湖北省的一个“坠子窝”。1958年成立的市曲艺队，而后在1964年改建的市说唱团内，坠子仍是主要曲种，坠子艺人占全团人数的70%以上。市党政文化主管部门还主持选派有条件的学员，拜国内坠子名家为师培养坠子艺人的一代新秀。“襄河道”上老河口、枣阳、宜城等县的曲艺队，也几乎全由坠子演员组成。“文化大革命”一场火，把整个“襄河道”上的曲艺事业烧了个精光，然而，春风一吹，最早现出生机的又是坠子。可以说，河南坠子在“襄河道”上，虽不算源远流长，却根深蒂固，称雄曲坛，独占鳌头。
二
为什么河南坠子的根会这么深地扎在湖北省的“襄河道”上呢？这，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襄河道”这片“土壤”。追溯“襄河道”的历史，最悠久者当推襄樊。据《襄阳县志·地理卷一》所载，襄樊的形成距今已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历史[1]。这两千八百多年间，历代皇室封王封侯于此者不可胜数。凡全国性或与此地有关的大小战乱发生，这里也为兵家必争之地。[2]揣度其原由，不过就因为襄樊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而已。的确，它上通秦陇，下控荆楚，北上有古代驿道之便，南下有汉水舟楫之利，俗称“水旱码头”，又谓“南船北马交汇之地”[3]。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步很早。仅就明、清以来，襄樊的所谓“九街十八巷”中，就有“机坊街”“油坊街”“皮坊街”“铁匠街”“炮铺街”“米花道子”等商业手工业作坊集中之地[4]，标志着城市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有力地吸引着南北各省各地区的商民士绅。他们云集襄樊，逐渐形成势力，结成帮派，建造会馆，甚至勾结官府，寻求强有力的保护，以便进行工商业竞争。在这仅有3.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有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川主宫（即四川会馆）、江苏会馆、武昌会馆、大黄州会馆、小黄州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汉阳书院（即汉阳会馆）、湖南会馆、楸子会馆（即汉水中船民的会馆，这帮船民所驾之长途运输木船，其尾上翘如勾，号为“楸子船”，故会馆以楸子命名）、独栀子会馆（纤夫的会馆）。这种集五湖四海于一郡的现象，表明了这里城市市民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各省各帮之间充满了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必然反映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有政治上的排挤倾轧、经济上的明争暗夺；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以保留和张扬他们故土文化为基点，施加影响，投入竞争。当然，这种竞争不同于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靠权势，靠阴谋，有计划地进行，而主要是通过“供求平衡”这种商业规律逐步实现的。过去有个说法，叫作“无君子不养艺人”。我们若把这句话中尊卑、贵贱的含义排除，只从听众和艺人的关系上去理解，就可以更具体地看出，艺术品种及其内容，是受“市场需要”所制约的。某一艺术品种的兴旺或衰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受众的多寡所左右的。
那么襄樊既然有十几个省和地区的商民士绅杂居期间，应该说能够容纳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就“说唱艺术”讲，应该是南北曲种兼而有之，怎么会让河南坠子独占鳌头，雄踞曲坛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鄂西北豫西南之间的特殊关系了。
首先看看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
翻开《襄阳县志·地理志卷一》我们可以看出，鄂西北豫西南的交往联系，甚至能追溯到公元前272年，即“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以汉北为南阳郡”。这就是说，秦始皇把汉水之北的大半个襄樊、光化等地，都并入现在豫西南，成为一个行政区。以此为始，延续到汉朝，献帝初平元年（190）则更明确地划定“万山以东，汉水以南为襄阳；万山以西，汉水之北，为南阳、邓县境”。万山在哪里？在襄阳城西十里，而且在汉水南岸。这就是说，三国之前，划定了汉水南岸的部分土地，和北岸的樊城，老河口（光化县境内），都属南阳，邓县管辖。再往后，到南北朝的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割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立雍州，治襄阳”。这表明，驻节襄阳的雍州刺史，直接管理鄂西北的襄阳、顺阳（故址在今老河口市西）、随，和豫西南的南阳、新野这五郡。唐朝至德年间，“升襄阳防御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随、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这里，邓即邓县，唐即唐河县，都是豫西南属地。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改襄阳府“为襄阳路，隶河南行省”。直到明朱洪武建国（1368），改路为府，襄阳才“隶湖广行省”，把鄂西北与豫西南正式划开。这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划来划去，襄阳南阳、邓县光化等地却从未分割开。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往、渗透、融合。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鄂西北豫西南之间，也是水土相连，不可分割。
翻开地图，看看鄂豫之间漫长的分界线。自桐柏往东，几乎全是连绵起伏的秦岭余脉。桐柏山，大别山，一直延伸到鄂皖之间，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在这一段里，可说是水不相连，路不相通。当然就阻隔了大规模的民间交往。往西看，便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南北分界线，黄河长江的分水岭——秦岭，以及大片的豫西山地、鄂西山地，更是水不相连，路不相通，同样阻隔了大规模的民间交往。再看桐柏山和秦岭之间的这一段，那就不同了。这里是秦岭及其余脉桐柏山——大别山的中断处，是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之间的孔道。汉水水系的唐河、白河、丹江以及它们的支流便经由这个孔道，网罗了河南省的唐河、泌阳、社旗、方城、南阳、南召、镇平、邓县、内乡、淅川、西峡等11个县市，提供了两省之间水路舟楫之便。而襄阳和新野，光化（老河口）和邓县，枣阳和唐河之间，基本上是地埂连地埂，庄稼连庄稼，往来都有大道相通。麦黄天，金秋月，抬眼望去，但见金浪滚，银浪翻，分不出哪是河南，哪是湖北。笔者在孟楼（光化和邓县交界处）、黄渠河（襄阳和新野交界处），亲眼见“一泡牛尿洒两省”，领略过“左脚踏中州，右脚踩楚地”的情趣，走访了不少人家，他们声称，儿女亲家就在邻省。可见，两省交往是何等方便，何等频繁，何等紧密。也正是这种水土相连、气脉贯通的地理环境，才使得襄阳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形成集五湖四海于一郡的市民结构。
到了清晚期，光绪三十年（1904），出现了一件大事，为鄂西北豫西南之间的联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京汉铁路通车了。这条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交通线，实实在在降低了襄樊“水旱码头”的地位。与往日的繁荣景象相比，它明显地萧条了。“南船北马”终究敌不过“钢铁长龙”。南北各省各地的商人不再继续涌来了。虽然还是“会馆林立”，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了。宫殿式、庙宇式的庙宇式，雕梁画栋的会馆建筑，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了旧日繁华的见证。于是，集五湖四海于一郡的市民结构便起了变化，趋向解体。
但是，尽管降低了“水旱码头”的地位，在全国地图上不再是那么重要的“咽喉要地”，然而，鄂西北豫西南之间悠远的历史联系依然在那里延续，水土相连气脉贯通的地理环境也并没有改变。而且，百足之虫尚且僵而不死，襄樊，这千年古城何致一蹶不振！其商业手工业之兴旺，在鄂西北豫西南一带，照样居领先地位。河南的商民士绅、手工业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以至于失去土地的游民乞丐，或受蝇头小利的吸引，或为天灾人祸所逼迫，纷纷涌向襄樊一带。有的来时只背一部织袜机，不上十年就成了显赫的资本家；有的来时带三五条香烟，几经周转便开起了大商店。往往一个人在这里站住了脚，便辗转引荐，带来一大批亲戚朋友、乡邻故旧。就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十几年光景，襄樊的卷烟厂、织布厂、染坊、肥皂厂、颜料商店、烟草货栈、白酒货栈几乎全由河南人经营。从事织袜、织带、钉马掌、捏唐人儿、卖针卖线等小手艺人、小买卖人，也大部分是河南人。就连那些在襄樊落户的江西人开设的银楼、西药商店；湖北黄陂、孝感、武汉商人开设的匹头（布匹）百货商店；本地人开设的粮行、酱园等，也大多愿意招雇河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此地无家无业，大部分是逃离家乡的农民，有口饭吃就行，能忍受最低的待遇而干最苦最重的活儿。这样，大商人、大厂主、小商贩、小业主，甚至贫苦的店员、工人、艺徒，河南人占了极大的比重。集五湖四海于一郡的市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襄樊土著与旅襄河南人的结合而代替。进而这些旅襄河南人，以其人口众多，资产雄厚，最终得以“强龙压倒地头蛇”，成为这一地区左右经济形势的力量。1949年后，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襄樊市人民政府担任副市长的刘杰三，就是一位河南人。总之，由于悠远的历史渊源，特殊的地理环境，频繁的经济交流和大量的人口渗透，加上两地的“乡音”也很接近。[5]河南坠子在襄河道上，不光为南迁的“老乡”所热爱，也为本地的住户所欢迎。而这两部分人，就占了“襄河道”居民的80%以上，使得河南坠子拥有比其他任何曲种都要多得多的受众。“襄河道”自然也就成为它得以根深叶茂的肥沃土壤。
三
除上述“襄河道”市民结构的因素外，河南坠子能在“襄河道”上独占鳌头，称雄曲坛，应该说还有其本身的内在因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不妨列举在同一时期走向衰败的襄阳小曲来作对比。
首先看曲目。襄阳小曲由民间小调演变而成。它所拥有的曲目，内容比较单一，大多是表现下层人民家庭生活琐事、民间传说和妓女生活的故事。如《玉美人得病》《龙三姐拜寿》《美女劝夫》《寡汉哭妻》《十不全》《水漫金山》《十二月花》《八音图》《倒贴》《白牡丹陪酒》等。虽也有歌唱民间流传的英雄人物的曲目，却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是在演唱中加进了许多小市民日常生活经验和情趣，就是以表现小市民日常生活经验和情趣为指向，重新结构演绎而成。前者如《金莲戏叔》，后者如《罗成算卦》。
河南坠子则不然。它既有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唱段，如《小黑驴》《王二姐哭绣楼》《小秃闹房》《借髢髢》《偷石榴》等；又有大量金戈铁马朴刀杆棒的曲目，如《草船借箭》《走马荐诸葛》《挑袍》《华容道》《单刀赴会》《箭射盔缨》《武松打虎》《武松打店》《拳打镇关西》《李逵夺鱼》等三国、水浒故事；还有文学上稍高雅，但却雅俗共赏的《宝玉探病》《黛玉悲秋》《昭君出塞》《游西湖》等精美唱段；更有大量的《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响马传》《白文秀》《薛仁贵》《包公案》《海公案》《刘公案》等长篇大书。无疑，这众多的书目所反映的是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能满足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艺术欣赏水平受众的不同要求，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评忠奸、辨善恶、讽喻世风的思想因素，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环境中，比襄阳小曲所反映的小市民生活琐事，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影响力，因而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其次，从艺人的阵容看，河南坠子艺人，虽然跟着商民士绅大量涌向襄樊，但并非所有的坠子艺人都能在这里站住脚，这是因为人口密度愈大，竞争愈烈。(www.xing528.com)
前面提到的六七个大茶馆书场，全集中在樊城区四官殿一个地方。不是门对门，便是墙挨墙。听（观）众朝街中间一站，侧耳一听，就能辨别优劣，决定去留。所以在这几个茶馆里演唱的艺人，实际上就是在面对面地争夺听（观）众。没有一两手“绝活”，是抓不住人的。而抓不住人，茶馆老板就要请你卷行李走人。为了饭碗儿，为了生存，为了在这里站住脚，艺人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刻意追求“一招鲜”。终于在竞争中，筛选了一批名家。如曹州人曹子昆（水涌泉的大弟子），以《陈三两》《小黑驴儿》震动“襄河道”。他口齿清，韵味足，声情并茂，且拉得一手好琴，就在1930年前后，被公认为一时之冠。河南禹县人张凤仙（女），善唱《三国》《九头案》等大书，更精于声腔难度高的小段儿。其特点是感情色彩浓重，扣人心扉，唱至悲切处，往往热泪盈眶，听（观）众为之动容，至今传为美谈。1949年后，她以五十六七岁的衰老之年，还致力于现代书的演唱。1958年，即在她临去世的三四年前，还灌了现代书目的唱片（有《刘圣三挖泉眼》等）。还有山东鲁启民母子。其母人称“一声雷”，可见其功底深厚。漯河人刘金凤母女、张秀云母女、禹县人邢子凤等，都堪称名家。与他们同时代（或稍后）的“襄河道”土生土长的艺人也大批涌现。其中的佼佼者，有老河口人水孝贞，系水涌泉之大儿媳，人称“水大嫂”。她善唱《杨家将》《呼家将》《薛仁贵》《狄青》等大书。襄阳人宋丽华，善唱《三国》《红楼梦》等小段儿。襄阳人马玉兰，人称“马大姐”，善唱《海瑞》《白文秀》《响马传》《九头案》等大书。襄阳人景晓武，又叫麻小五，善唱《三国》《红楼梦》等小段儿和《说唐》等大书。并且还出现了陈老六，张小毛等著名琴师。这些名家，击败了不少次一等、次两等的艺人而占领了阵地。“争饭碗”是残酷的，但他们却也为河南坠子在“襄河道”竖起了大旗。他们的绝活、名望，也成了坠子艺术在“襄河道”这块土地上与其他姊妹曲种进行角斗的力量。
与此同时，襄阳小曲则趋向冷落，萧条。虽然它形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以前，比河南坠子在襄河道流传的历史要长，而且是本地根生曲种。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著名艺人。其原因有三：
（1）数辈人同唱一曲，以致重复代替了发展，承袭排斥了创造，不可能造就人才。
就襄阳小曲艺人纪国银来说，他在16岁那一年（1927）拜刘得发为师学艺时，其祖师王东祥老先生还健在。王东祥所唱的曲目、曲牌，与现在纪国银所唱无什么差别。而王东祥是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的人，成名当在光绪年间。也就是说，纪国银在20世纪20年代末投师学艺时，学的是没有发展、没有变化的光绪年间的曲目、曲牌。这位纪国银老先生又唱了64年，仍然没有增加什么新曲目，发展什么新曲牌。我们还记录整理了其他小曲艺人的曲目、曲牌。如在1933年前后还有点名气的小曲艺人舒左伦（女）老先生，和纪国银所唱又都一样。可见，襄阳小曲艺人的水平，至今还停留在光绪年间。这怎么能出名家呢？
（2）游兵散勇的流动演出方式，限制了人才的出现。
小曲艺人说，早年间，他们也是搭班子演出的，谓之“搭伙儿”。但由于“搭伙儿”人多，分账户头多。一场演出下来，个人收入就相对减少。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人，一把琴自拉自唱的演唱方式。而襄阳小曲又没有长篇大书书目，一个人唱小段儿就很难占领阵地。这样，只好今天在酒楼，明天在街头，再不然就到农村去，稻场上，大树下，请听众“点戏”。愿意听就多唱几段儿，不愿听就少唱几段儿。唱多唱少，收了钱就走。艺人之间，成年累月地没有联系，没有交流，更没有竞争。“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流动演出，也不必费心思更新曲目。这种状况，不仅不能使他们形成队伍，形成势力，而且由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没有追求，消磨了进取心，养成了他们在艺术上不求上进的惰性。即便其间有可望成才的幼苗，也在这种可怕的惰性中夭折了。
（3）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襄阳小曲的受众越来越少，艺人队伍后继无人。
根据供求平衡的规律，小曲失去了市场，艺人生活困顿，从艺人员必然大减。有的一面唱小曲，一面替人算命卜卦，以贴补收入的不足。有的去做小生意，如卖甜酒麯、卖针线等，还有的干脆改行学唱坠子。如邱文田、姚正万夫妇，原是小曲艺人，后来丢下二胡、碟子，操起了坠胡、剪板。在这种情况下，小曲艺人收徒传艺就很难。我们在1979年统计了21位小曲艺人的年龄，55岁至60岁的只有1人，60岁至65岁的有4人，65岁以上的有16人，这说明他们大多是1925年前后的艺徒（襄阳小曲几乎全是盲艺人，从师年龄都在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而在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接班的了。这就是说，当河南坠子在襄河道上大量涌现名家的同时，土生土长的襄阳小曲却无力收徒传艺。艺人队伍后继无人，便是这个曲种趋向衰败的明显标志。
可见，河南坠子所拥有的丰富的书目、高超的技艺、阵容整齐的艺人队伍及其拥有的广大受众群体，蕴含了巨大的竞争力量，足以使它牢固地占领襄河道这块阵地，以致其他姊妹曲种，无力与它一争短长。
四
最后，还想提及一点。河南坠子在襄河道有它兴旺发达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后，襄河道上的曲艺艺术领域，最早出现生机的也只能是河南坠子。但是，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条件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了，更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那一段历史环境了。这里，指的是政治形势、经济结构的不同，以及由政治经济所决定的城市居民，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整体居民结构的思想状况、艺术取向、欣赏习惯的变化，指的是姊妹艺术，包括艺术与科技成果相结合的电影、电视、录像等的发展变化，必然对坠子艺术的生存提出新问题。目前，襄河道坠子受众的老龄化和职业范围的狭小、坠子演员的后继无人等因素，直接反映出这门艺术与时代的距离。重温它在襄河道上生根开花的历史，和襄阳小曲在其土生土长之地日趋衰败而最后消亡的诸因素，会使我们对襄河道坠子，进而对其他姊妹曲种所面临的新问题有所警觉，引起思考，使我们冷静地面对现实，从新一代艺术家的培养、曲目的生产、艺术手段的创新上，闯开新路子，打开新局面，使我们的曲艺艺术得以永葆青春。
【注释】
[1]《襄阳县志·地理志卷一》：襄阳“在襄水之阳。上古为襄国。夏禹贡豫州之域。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为樊侯国。又为邓侯国，为鄾子国”。其中所说“上古”，很难确定年代。若从周宣王（前827）时算起，距今已有两千八百多年。
[2]襄阳三面环水，唯西南屏立群山。有磨旗山、虎头山、真武山、凤凰山、岘山等，形成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襄阳县志》载，春秋战国时，秦、韩、楚曾多次在此地发生战争。楚平王曾在此建郡。伍子胥战樊城，现仍残存当年“点将台”的遗迹。西汉末年，刘秀、王莽在此地争夺。三国时，这里是魏、蜀、吴角逐之地。关云长水淹七军就在樊城附近。晋灭吴，元伐宋，这里也首当其冲。即便京汉铁路通车之后，这里仍为兵家所重。解放战争中，这里曾进行过著名的“襄樊战役”，生擒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战区司令康泽，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和进军江南，创造了条件。
[3]在“京汉铁路”通车之前，东南各省的商旅到西、北方，都由汉水乘船到樊城，然后换骡马再沿古驿道北上；西、北往东、南各省的商旅，则乘骡马到樊城，再换船南下。故而襄樊有“水旱码头”“南船北马交汇地”之称。
[4]这些街名，历经辛亥革命，解放战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变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拆迁改建，基本都改了称呼，但旧址都在。
[5]因“襄河道”人和豫西南人的语言韵味接近，所以，他们到武汉，到西南官话区，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称为“河南人”。其实仔细分辨，还是有区别的。在声母部分襄河道人是l、h不分，zh、ch、sh与z、c、s不分，把一部分ng音念成n，而且语音中的四声走向也有较明显的不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