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初版。
本书以独到的小说史观,把明代小说史视为精神产品与商品不断再生产的过程,重视出版和传播对小说的制约和推动作用,运用了新的研究模型去诠释明代小说的历程,即作者、出版、小说理论、官方的文化政策以及读者这五个交叉影响、互相制约的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书中借鉴和运用了模糊数学、突变论、数理统计等思想或方法。本书突出书坊和书坊主以及传播的作用,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呈现出与以往小说史不同的编写方式与特点。
【目录】
明代小说研究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序)
导言
第一编 明初的小说创作(洪武至洪熙四朝 1368—1425)
第一章 战乱后的创作飞跃
第一节 《三国演义》与国家的分裂和统一
第三节 《剪灯新话》中的战乱图景
第二章 在传统约束下的选择
第一节 明初通俗小说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采用改编手法的必然性
第三节 明初文言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
第三
章 开辟方向的示范与规定
第一节 通俗小说内涵的规定
第二节 羼入诗文手法的运用及其原因
第三节 “教化为先”的传统的确立
第四章 政治高压下的生存危机
第一节 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
第二节 小说发展停滞的政治原因
第五章 传播环境对创作发展的制约
第一节 通俗小说的发展与对传播载体的依赖性
第二节 明初的印刷状况与抑商政策的伤害
第六章 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
第一节 先行复苏的原因与志怪小说
第二节 内容庞杂的逸事小说
第三节 寓言小说与传奇
第七章 通俗小说创作复苏的预前准备
第一节 说书艺人的贡献与话本的流传
第二节 三大阻碍因素的变化
第三编 嘉靖、隆庆朝的小说创作(嘉靖、隆庆二朝 1522—1572)
第八章 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
第一节 连锁反应的开始
第二节 《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编创方式
第三节 “熊大木模式”及其意义
第九章 渐与现实贴近的文言小说创作
第一节 创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节 重志怪轻传奇的创作格局及其成因
第三节 逐渐贴近现实的逸事小说
第十章 明代的中篇传奇小说
第一节 中篇传奇多羼入诗文的手法与小说观念的变迁
第二节 中篇传奇小说内容的流变
第三节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地位与意义
第四编 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万历、泰昌二朝 1573—1620)
第十一章 讲史演义的繁荣与公案小说的流行
第一节 万历朝讲史演义的创作概况
第二节 面对矛盾的惶惑与尝试
第三节 明后期的公案小说
第十二章 《西游记》与神魔小说
第一节 《西游记》作者的再创作
第二节 万历后期的神魔小说
第三节 神魔小说的崛起及其意义
第十三章 《金瓶梅》与人情小说
第一节 《金瓶梅》的成书与流传
第二节 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开始
第三节 万历朝前后的色情小说
附录: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考证
第十四章 文言小说的创作与小说选编本的流行
第一节 渐成时尚的笔记小说的编撰
第二节 传奇小说创作传统的重新恢复
第三节 专题性类书与小说合刻集
第五编 明末的小说创作
第十五章 文人的参与及小说理论的总结
第一节 明末小说创作的舆论环境
第二节 小说理论的逐渐成熟
第三节 文人的推动与书坊扩大销路的努力
附录:
明中后叶文言小说作者情况简表
明中后叶序、刻前代小说者简况
明中后叶官员、名士与通俗小说关系简表
第十六章 拟话本与编创手法的过渡
第一节 拟话本的形式特征及其蜕变
第二节 过渡性拟话本的编创方式
第三节 拟话本创作中的三大主题
第十七章 时事小说的崛起与明末其他小说创作
第一节 时事小说的产生原因与归类标准
第二节 时事小说的特色与价值
第三节 明末的其他小说创作
结语
明代小说编年史
明代小说编年史人名书名索引
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后记
【文选】[39]
第三编 嘉靖、隆庆朝的小说创作
第八章 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
第三节 “熊大木模式”及其意义(节选)
上节所分析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编创方式,其实就是“熊大木模式”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若要进一步了解这种模式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就还得从这部作品的问世经过说起。大约是嘉靖三十年(1551)的某一天,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拜访了他的姻亲、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这件事在当时根本不被人注意,然而它却是熊大木编撰通俗小说生涯的起点,因此也可以视为后来数十年间书坊主主宰通俗小说创作之滥觞。那位杨涌泉拜访时带了一本浙江出版的《精忠录》。此书叙述了岳飞的业绩,并收录了从南宋直至明代表彰岳飞的各种诰谕、表章与诗文。杨涌泉出于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若将这部“意寓文墨,纲由大纪”[40]的文集改写为通俗小说,就一定能畅销于世,因为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如同三国故事一样,一直为民间大众所津津乐道,但后者已有《三国演义》,而前者却无相应的通俗小说行世。或许是杨涌泉自己的文化程度尚拙于作书,于是他就去找“眷连”熊大木“恳致再三”:“敢劳代吾演出辞话。”熊大木作了一番“才不逮班、马之万一,顾悉能用广发挥哉”[41]的谦虚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最后写成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从这一过程来看,该作品的问世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纵观明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在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的当时出现这一类作品,而且又是由熊大木这类书坊主编撰而成,这其间却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正如第一节中所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嘉靖间刊印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然而此时除了问世于明初的《三国演义》等作之外,世上并无其他作品可供刊印。由于职业的关系,最清楚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情、稿荒的严重以及两者间的尖锐矛盾的书坊主,为维护售多利速的生财之道,对这一局面最感焦虑的也是书坊主。倘若是别种行业的商人,那么不管销售形势是如何的供不应求、本低利高,一旦货源告罄,他们便只得徒唤奈何。书坊主则不然。职业的需要使他们的文化水准远高于其他商人,其中有些人也确能编撰较粗陋的通俗小说。因此,既然此时文士们出于传统的偏见尚不屑于创作通俗小说,那么对利润的追逐便很自然地将本应只负责传播环节的书坊主引入创作领域充任作者角色,这也就是本阶段以及万历朝前期大部分通俗小说出自书坊主之手的原因。从这一角度考察,书坊清江堂主杨涌泉与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策划与编撰那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便不能再视为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
杨涌泉与熊大木的策划大获成功。《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在刊刻后不仅是销售顺利,而且还风行一时,即使仅据至今尚存的刊本作统计,它在明代也至少先后被七家书坊翻刻,[42]同时这部作品还有精美的抄本传入了皇宫。[43]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的尝试成功实是必然之事,而受此鼓舞,熊大木又接连编撰了《唐书志传》等三部作品。其后,又有一些书坊主开始仿效,他们或自己动手,或雇用下层文人编撰,在万历中后期文人逐渐重视并参与创作之前的数十年里,基本上就由书坊主主宰了通俗小说的创作。明前期诸条件的限制造成了创作上的青黄不接,于是明代小说的发展也就不可能避开这一特殊阶段,即使没有熊大木,也总会有别的书坊取代他的工作以解决严重的稿荒问题。现在,既然种种偶然因素的交集使熊大木成了始作俑者,我们也就不妨将这一特殊阶段的创作及其较独特的形态,概括地称之为“熊大木模式”。
具体而言,“熊大木模式”具有两层含意。首先,它是指负责传播环节的书坊主越位,成为创作的主体,从熊大木开始到万历中期,他们几乎垄断了通俗小说创作领域。如果不是只孤立地考察作品而是同时又注意它的社会影响,那么从作家动笔到广大读者欣赏作品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创作与刊售则是该过程中最主要的两个既相互联系且又相对独立的环节。在通常情况下,在两者互相适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但是在某些特殊的阶段,也会出现因某一环节异常薄弱而导致严重失衡的情景。在小说史上,也确实有过作者涉足出版业自办发行的事例,如清初的李渔,不过像他这样为维护自己作品的版权不遭侵犯而自办发行的现象毕竟较为罕见。小说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全局性出版环节的解决并不是由于作家的干预或介入,而是得靠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善与社会诸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问世于明初的《三国演义》等作品到嘉靖年间方能刊出,便是这方面有力的例证。可是反过来,书坊主介入创作的现象在小说史上却不时可见,在嘉靖、万历时发生得尤为频繁、集中,故而能用“熊大木模式”来代指这引人注目的格局。
当出版环节扩张其功能以弥补创作领域的不足时,尽管书坊主暂时地拥有了作家的称号,或暂时地一身二任,但是他们的创作动机、文化水准与艺术品位都表明了这些人仍然还是书坊主,其编撰方式幼稚而粗糙,作品也有着易于辨认的形态,这便是“熊大木模式”的第二层含意。在数十年间,书坊主编撰通俗小说的手法并未有过太大的变化,熊大木是首开其风者,而他的第一部作品《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则是对这种编撰方式的相当典型的示范。
“熊大木模式”形成于《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编撰,这位书坊主后来的三部作品基本上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编撰成书。《唐书志传》的叙述一依《通鉴》,间亦采及词话、杂剧中的内容,如“秦王三跳涧”之类;《全汉志传》的编撰显然也是既依据史书,同时也参考如元代建安虞氏所刊的《全汉书续集》等平话;至于《南北宋志传》,熊大木自称是“依原成本,参入史鉴年月编定”,“收集《杨家府》等传总成二十卷”。[44]这里“收集”二字用得极妙,实际上他是抄袭。戴不凡先生曾经将该书中的《南宋志传》与《五代史平话》细加对勘,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总起来看,两本之异同约有下面几点:(一) 《志传》文繁;但是,《平话》中原文几乎全被《志传》抄进去了。(二) 《志传》文繁之处,有不少是为了增叙打仗的热闹场面,但有时是为了介绍人物、情节,以及适应章回小说每回开头和结尾处的需要。(三) 《志传》增加了像上举一百十四字的诏旨(以及奏表)全文之类。(四) 它增加了“有诗为证”,特别是周静轩的许多诗。
熊大木在抄袭的基础上略作改写,其改写时的心态也一见可知:增叙打仗厮杀的热闹场面其实是为了吸引读者;引用诏旨奏章之类是强调作品所述故事的真实性;而插入一些“有诗为证”则是想使通俗小说带上一点“雅”味。正如前面所述,引用诏旨奏章与插入“有诗为证”是模仿的产物,而熊大木如此看重这种形式,看来是为了作品能争取到士人的认可,这样既能增加读者的数量,又能获得更有影响的舆论支持。由戴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熊大木的编撰手法在后来也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位书坊主在不长的时间内接连完成四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他的编撰方式就是保证能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作的必要前提之一,而通过这四部作品的编撰,以及它们传世后所产生的影响,“熊大木模式”也就基本定型了。
……
通过对本阶段通俗小说作者的大致了解,我们已可发现这样两个重要事实。首先,那些作品中的大多数出自福建建阳,这意味着此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同时也就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虽然当时作品总的数量不多,但却已明显地显示出此种迹象。随着创作的逐步的繁荣,两个中心合一的情况将越发引人注目。自万历后期开始,全国的出版中心逐渐移至经济更为发达的江浙一带,此时我们又可看到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也发生了同步的转移。上述史实表明,通俗小说的创作从重新起步时开始,即已充分地显示出它对来自出版业的支撑的依赖性。其次,本阶段中,主要是书坊老板在从事通俗小说的编写,除沈孟柈的身份现暂不清楚外,其余的六部中竟有五部是出自书坊主或至少与书坊主关系极为密切的人之手,此时若无郭勋编撰的《英烈传》,那么便可说是书坊主垄断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且它还将持续几十年,其原因则在于通俗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这双重品格的矛盾统一。一旦通俗小说以商品的身份进入流通渠道并获得成功,那么在供求法则的调节下,它的生产或迟或早会因受刺激而渐与流通的状况相适应,而书坊主的介入,则又加快了这一进程。总之,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不能想象通俗小说的创作能够舍此而跃至繁荣。
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
宋莉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本书结合传播学理论,确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研究重点:明清社会状况与小说传播的大致分期;小说流传方式与印刷技术的演进;影响小说传播的几种符号;明清小说的流通渠道;小说传播的文化增殖效应等等。其中涉及抄本、评点、续书、禁书、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等问题。全书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揭示这些要素本身在小说流通中的作用。
【目录】
导论
上编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传播
第一章 明清通俗小说传播的社会背景与分期
第一节 都市化进程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第二节 小说传播的起步阶段(明初至明正德)
第三节 小说传播的黄金时期(明嘉靖至清康熙)
第四节 小说传播转入低潮时期(清中叶以后)
第二章 印刷技术的演进与小说的传播方式
第一节 刊刻
第二节 传抄
第三章 影响明清小说传播的几种符号
第一节 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
第二节 方言与明清小说及其传播
第三节 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
第四章 明清小说的流通渠道
第一节 书坊与书坊主人
第二节 书场与说书艺人
第三节 明清通俗小说流通的其他渠道
第四节 禁毁:小说流通渠道中的双刃剑
第五章 小说传播中的文化增殖效应
第一节 文化增殖效应考察之一:续书的产生与流传
第二节 文化增殖效应考察之二:小说对戏曲题材的渗透
第三节 文化增殖效应考察之三:小说传播对讲唱文学及其他艺术的推动
下编 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传播
第六章 丛书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一节 丛书的界定与分类
第二节 综合性丛书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三节 影响深远的明清小说类丛书
第七章 类书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一节 类书的界定与收录状况
第二节 一般性类书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三节 类书体的小说集
第八章 三类文言小说总集的传播
第一节 《世说新语》的流传与明清“世说体”小说的兴盛
第二节 明清文言笑话集的辑纂与流传
第三节 唐传奇在明清的流传与影响
第九章 私家藏书、书院、官书局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一节 私家藏书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二节 书院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三节 官书局与文言小说的流传
第十章 文言小说在汉文化圈的汉传
第一节 朝鲜时代流传的中国文言小说
附录一 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附录二 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
参考书目举要
【文选】[45]
上编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传播
第四章 明清小说的流通渠道
第一节 书坊与书坊主人
书籍的流通渠道包括传播的人和传播的场所两个方面。就明清小说的传播而言,其与书坊及书贾的关系尤为密切。书坊是中国古代民间以刊印销售书籍为业的手工业作坊,叶德辉《书林清话》“书肆之缘起”谓,汉人已有关于书肆的记载,北宋称“书林”、“书堂”,南宋称“书棚”、“书铺”、“书籍铺”,明清时上述名称则混用不一。[46]由于“小说淫词”为官刻、私刻所不齿,故多出于书坊。特别是隆庆(1567—1573)、万历(1573—1620)以后,坊刻业盛极一时,坊刊小说更是炙手可热,书坊成为小说流通的最主要通道。
一、书坊街的形成
书坊在选择具体的开设地点时,通常从有利于书籍流通出发。宋代书坊的开设往往以繁华的闹市区为首选,与其他商铺错杂相间。《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铺、冠朵铺席、丁家素茶。”[47]相国寺是当时的瓦市,热闹非凡。宋王栐《燕翼诒谋录》谓:“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48]宋南渡之后,书坊仍集中在临安的瓦舍勾栏附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尾即有“中瓦子张家印”。荣六郎书籍铺刻本《抱朴子》题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荣六郎家,见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云云。
明清书坊开设的位置既考虑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有利于书籍销售,又充分意识到文人乃是书籍包括通俗小说的极为重要的读者群和购买群,故书坊亦将县学、府学、书院等周围的地段视为开设的理想场所,并形成专业刻售图书的书坊街、书坊区以其他商业经营为辅。许多地方的书坊街则成功地做到了二者兼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49]本文拟以此四地的书坊街为例加以具体说明。
北京乃明清两代的都城,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书坊不及金陵之多,当地刻本也有限,却成为明清最大的书籍集散地,正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云:“燕中刻本自稀,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50]明代北京书坊大多在大明门、正阳门一带。正阳门至大明门前为棋盘街,是东西城往来的要冲。《长安客话》载:“大明门前棋盘天街,乃向离之象也。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51]正阳门俗称前门,早在元代,这一带已是民居稠密,市井繁华了,至明代,更是几乎集中了全城的商业、服务业作坊及娱乐场所。清中叶后,北京书肆渐移至正阳门西琉璃厂,其地点适中,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
琉璃厂在正阳门西,盖造内用琉璃瓦也。厂门楼,名瞻云阁。厂内有官署,厂外余地颇广,树木茂密;有石桥,度桥而西,土阜高数十仞,足供登眺。街长里许,百货毕集,玩器书肆尤多。元旦至十六日,游者极盛,奇景异观,车马辐辏。③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望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廓。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木茂密,浓荫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52]
光顾书肆的读者层次十分复杂,士民工商无所不有。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起,琉璃厂又成为文人学士常至之所。当时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者,多系翰詹中人,且多寓居宣南,琉璃厂距其居处较近,故吸引了许多文士。王士祯(1634—1711)、罗聘(1733—1799)、孙星衍(1753—1818)、朱彝尊(1629—1709)等好学之士皆曾寄居于琉璃厂毗邻处。[53]琉璃厂一带闹静结合,雅俗汇流,书坊集中于此,形成专门的图书市场,间以多种器玩古董铺,无疑在最大层面上吸引了读者。
南京、苏州亦形成了书坊街,两地图书出版之盛也与此不无关系。“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外及吴县前。”[54]《桃花扇》第二十九出,书坊主人蔡益所曾对三山街书肆之盛作了如下描述:
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
三山街一带是明代重要的商业区:“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卉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竟。”[55]距三山街不远即为府学,乃文人士子出入之所,又隔着秦淮河与声色场所旧院相对。苏州书坊街的位置与之相仿,集中于阊门外及吴县前。阊门紧邻大运河,其东南不远处为县学,西北则与青楼林立的山塘街衔接,七里山塘街之后即为风景名胜虎丘,可谓水陆并达。故这一带最是姑苏花柳繁华之地,同时又是富室聚居之所。从清代苏州画家徐扬(乾隆十六年1751被召入宫中作画)所绘《盛世滋生图》可见此地人头攒动,市声喧哗,泊船相接。崇祯吴县志卷十“风俗”云姑苏“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又兼诗书之族聚庐错处,出入其间,这种环境对书籍的流通最为有利,故金陵、苏州两地书坊经营非常成功。
此外,杭州的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衙也”[56]。也无非是为了利于书籍的销售。坊刻业发达的福建各地也多有专门的书坊街和书坊区,建阳书坊集于崇化里书坊街,福州集于南后街,泉州集于道口街等等。
二、不拘一格的经营策略
书坊经营之目的,惟在射利。它们往往能根据图书市场的实际情况,迅速调整和变动经营策略,体现出了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
明中叶以来之书坊,多集刻、印、销售于一体。如大连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愧轩刻本《西湖拾遗》,封面镌有“杭城十五奎巷内玄妙观间壁青墙门内本衙发兑”的双行牌记,表明自愧轩既刻书又售书。试以闽书坊为例,建阳书坊云集,“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57]。并形成大规模的书市,书籍贸易兴盛。“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58]“建阳朱子之乡,士子侈谈文公,书坊之书盛天下。”[59]清人杨澜(清乾隆间举人,道光元年1821任四川昭化知县)《临汀汇考》提到福建“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一刷印,贩行远近”[60]。这些带有手工业作坊性质的商业书房,大多刻印兼发行,属于自产自销的类型。也有些书坊自己刻书,同时兼售其他书坊所刻书籍的。如晚清规模较大、刻书较多的书肆善成堂,除自己刊版印书外,还贩卖其他各坊所刊书籍,许多图书上还保存着“善成堂自在苏杭闽检选古今书籍发兑”的长方戳记。
有的书坊则专事书籍贩卖。如福州书坊多集于南后街,故有“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之说。其中带草堂、藏古堂、聚成堂、耕文堂、古香斋等书坊皆以贩卖为主。大连图书馆藏乾隆十六年(1751)会静堂刻本《西湖佳话》,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楼书坊发兑”,文翰楼的经营范围也主要是销售。
由于雕版印刷技术要求较高,并非每家书坊都能胜任,于是出现了专门的雕版印行。福州南后街的灵兰堂、陈仁权刻坊、吴玉田刻书坊等专事雕版印刷。有些书商不愿或不能费时、费力、费资刻版,可以向雕版印行或有存版的书坊租借书板印刷。如杨致和本《西游记传》题为“近文堂板”、“龙江聚古斋梓”表明该书乃聚古斋以近文堂板印刷而成。由于人事变迁等缘故,书坊及书板易主是常有之事。张竹坡曾刻有《金瓶梅》书板,“惜其年不永,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61]。清代泉州书坊郁文堂曾刊刻《说岳全传》、《平闽全传》、《粉妆楼全传》等大量通俗小说,其书板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当地辅仁堂收购的旧板。此外,泉州的聚文堂、崇经堂等书坊因经营不善,难以维持,其藏书板多为郁文堂、绮文居等书坊收购。
明清的许多书坊都具有浓郁的宗族色彩,世代相袭,为从事此项经营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宗族内部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互通有无,传递信息,采取多种合作方式相互提携。也有数家书坊合作的情况,如《明经通谱》封面有“京都正阳门外琉璃厂龙云斋、文锦斋、荣林斋、漱润斋、文德斋、文茂斋六家刻字铺承办”字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书坊出于速售牟利的目的,有时还采取流动书肆的形式,即针对科举考试、庙会、灯会等具体情况,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开办临时书肆。如北京“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杭州的书肆“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62]。此外,在江南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流动书肆即书船。据光绪《乌程县志》卷二九所引《湖录》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抵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63]对于河汊纵横、文化事业发达的江南城镇而言,书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书籍传播渠道。
三、书坊主人的枢纽作用
书坊作为图书流通的主要渠道,其核心人物是书坊主人。从决定刻印的书籍、策划内容、约集文稿、聘请监督工匠完成刻印一直到市场销售,可以说书坊主人充分参与到了书籍流通的各个环节中来,扮演了作者与读者、文化与商业的中介角色,同时也在雅俗文化及社会各阶层认识的沟通与交流中起到了链接纽带的作用。发掘新的书源以满足市场需要,这对书坊的成功经营至为重要。明清以来,小说读者群不断扩大,小说需求量骤增,故书坊主人广泛结交文人,努力寻求与小说作者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或聘用文人直接服务于书坊,从事编撰校对工作,如广州庠生朱鼎臣,长期服务于闽书坊,编撰了多种小说《新锲全相南海观音菩萨出身行传》、《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等。[64]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辞》曰:“忽今岁仲秋,书林氏以《赛花铃》属予点阅”,“予故不敢自为娱商,乞付书林氏,嘱令梓刻,以广其传。而烟水散人又严加校阅,增补至一六回,更觉面目一新”。此烟水散人还曾编次《桃花影》,该书卷四最后一回与正文联结处有一段作者自叙文字:“今岁仲夏,友人有以魏生事嘱予作传。予亦在贫苦无聊之极,遂尔坐水钓矶,雨窗十日而草创编就其事。……友人必欲授之梨栆。但不知世有观者,果信之耶抑疑之耶。此非予之怿悦也。予盖闻之白云坞老人云。”尽管作者闪烁遮掩,但已可见出烟水散人是非正式地受雇于书坊的潦倒文人,其编书之举乃是受命于坊贾,意在获利的商业性行为。或聘为塾师,从事教职之余参与书籍编撰工作,如邓志谟受聘于建阳余氏萃庆堂任塾师,著有《铁树记》、《飞剑记》、《咒栆记》、《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蔬果争奇》、《意婉争奇》八种小说,均由萃庆堂刊行。更多的情况还是书坊主人广与文人交友,殷勤奔走于文人之间,以友人的身份向之索作序言、评点乃至请其修订、编辑书籍。试择几例如下:
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志传序》云:
今年仲夏,溽暑蒸人,洼居甚苦,偶遇泰和堂主人……主人语我曰:“某欲刻《东西两晋传》,而力有未逮,得君为我商订,庶乎有成。”……余爰是标题甲乙,稍加铅椠,迨秋仲而杀青斯竟。[65]
明李云翔《钟伯敬评封神演义》“序”云:
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起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顿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66]
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云:
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余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微评骛,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67]水箬散人《驻春园小史》“序”云:
兹吾友欲公同好,特为梓行,嘱余评点,细为批阅。[68]
正是由于书坊主人的殷勤奔走,使作者与读者、文化与商业连接起来,大大提高了书籍的传播速度。
另一方面,书坊主人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书坊世家,世代业此,如著名的建安余氏及熊、陈、郑、叶、刘、蔡、虞诸家。丰富的经验使这些书坊主人对书坊业务非常熟悉,经营起来驾轻就熟。明清许多新开的书坊,如金陵、北京、武林、歙县等地的书坊也多设在具有刻书传统的地方。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四章“贩书传薪记”所辑录的资料可知,琉璃厂一带的书肆许多是师徒相传,书坊主人多有在书肆当学徒的经历,这为他们日后独立经营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许多书坊主人甚至亲自操觚,编撰小说,如余象斗、熊大木、陆云龙、袁于令等,自编自刻自销,大大缩短了流通的中间环节,加速了小说的流传。
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程国赋
中华书局 2008年初版。
本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考察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作为商品生产、流通的全过程。作者深入探讨了坊刻小说兴盛原因、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稿源、编辑与广告发行、插图、小说体制、小说选本、小说流派、小说评点、小说读者阶层等诸多方面,详细阐述了明代书坊与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肯定了明代书坊与书坊主在小说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对其不足也作了必要的说明。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明代坊刻小说兴盛之原因分析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城镇的繁荣
第二节 世风的嬗递与消费文化的崛兴
第三节 水陆交通发达与对内对外贸易的繁荣
第四节 经、史地位受到冲击与明朝文化的普及倾向
第五节 宋元以来的刻书传统
第六节 刻书原料的充足以及刊刻成本的降低
第二章 明代坊刻小说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第一节 前期:明初至正德时期
第二节 中期:嘉靖、万历时期
第三节 后期:泰昌、天启至崇祯时期
第三章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
第一节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渠道
第二节 明代书坊主的小说创作
第三节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特点
第四章 明代坊刻小说的编辑与广告发行
第一节 明代坊刻小说的编辑工作
第二节 明代坊刻小说的广告发行
第五章 明代坊刻小说插图研究
第一节 明代坊刻小说插图的渊源
第二节 明代坊刻小说插图的刊刻形态
第三节 明代坊刻小说插图的功用
第四节 明代坊刻小说插图的地域特征
第六章 明代书坊与小说体制
第一节 明代书坊与演义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明代书坊与小说回目
第七章 明代书坊与小说选本
第一节 明代坊刻小说选本的界定及分类
第二节 明代书坊与小说选本的兴盛
第三节 明代坊刻小说选本审美倾向的变迁
第四节 中篇文言小说选本分析
第八章 明代书坊与小说流派
第一节 明代书坊与历史小说流派
第二节 明代书坊与神魔小说流派
第三节 明代书坊与世情小说流派(含情色小说)
第四节 明代书坊与公案小说流派
第五节 明代书坊与时事小说流派
第六节 明代书坊与话本小说流派
第九章 明代书坊与小说评点
第一节 坊刻小说评点本篇目统计
第二节 坊刻小说评点兴盛原因分析
第三节 明代书坊主的小说评点实践及其演变特征
第四节 明代书坊与文人评点小说
第十章 明代小说读者阶层与小说刊刻
第一节 坊刻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
第二节 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
第三节 读者阶层与坊刻小说的通俗化趋势
第四节 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小说刊刻形态
第五节 读者心理与小说刊刻
结语
附录一 明代坊刻小说目录
附录二 明代家刻小说目录
附录三 明代刊刻小说的部分书坊及书坊主考述
附录四 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
附录五 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著作、论文索引
后记
【文选】[69]
第三章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
第三节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特点
笔者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渠道,即: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根据对稿源渠道的考察,并结合明代坊刻小说的整体状况,试图归纳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特点。应该指出的是,本节探讨的重点不是稿件自身的特征,而是在明代坊刻小说稿件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与规律。
一、书坊主体现很强的参与意识
无论是购刻小说、征稿还是组织编写,或者书坊主自编小说,都体现了明代书坊主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身份、职业、爱好等缘故,对书籍出版市场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力,对读者阶层的需求相当了解,嘉靖后期,建阳书商杨涌泉发现武穆王《精忠录》一书,他预感到此书可能畅销,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约请同为书商的熊大木加以编写:
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64
明代不同时期,在稿源的寻找、发现、拓展方面,书坊主都积极地参与,然而他们参与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嘉靖、万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繁荣,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体对小说等通俗文学的需求急剧增加,书坊主们大量刊印通俗小说以满足市场之需,不过,明中叶以前,文人的传统小说观念尚未开放,他们虽然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但对小说往往存在矛盾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在明代永乐二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他在永乐年间曾为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序,但在正统七年又请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在明代中期以前的中上层文人中间,李时勉的复杂心态是颇具代表性的。即使到了商品经济十分繁荣、社会风气急剧变化、传统小说观念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文人对通俗小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万历十七年,进士及第、曾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为《水浒传》作叙,不愿意或者不方便用真名,还用了“天都外臣”的化名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文人这种矛盾的心态予以揭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炽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而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一方面是文人的小说观念不够开放,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两者之间构成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书坊主除四处寻找、拓展稿源、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还自己亲自动手创作,在满足市场的同时,也获取高额的利润。
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小说观念的改变,小说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以李贽、冯梦龙为代表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的现象日益普遍,稿源市场较为充足,书坊主可以从容地购买稿件,或采取征稿的方式寻求优秀文稿。这一时期尽管凌濛初、陆云龙、袁于令等书坊主也进入小说作者队伍,但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整体来看,书商与文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明确,书商更多地承担起小说传播的职能,或购买小说、或征稿、或组织编写,但很少参与小说的创作,此职能则由文人群体来承担,书坊主与小说作者身份混杂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二、对旧本的依赖较多
在明代坊刻小说的序、跋、识语、正文中间,不少作品标明源于旧本。与旧本相关的概念还有原本、秘本、古本、古板、旧传、旧文等等。我们虽然不排除有的书坊假托旧本以抬高身价的可能性,但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旧本的大量存在是很有可能的,正如明人郎瑛《七修类稿》所言:“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
另外,我们从具体的小说文本也可以推断,当时的旧本是普遍存在的,并非全为书坊托言,例如,嘉靖三十二年杨氏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标明“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明确指出旧本作者为“薛居士”;万历三十三年西清堂詹秀闽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卷一注云:“旧本说此蛇众人看时,其大如山;汉祖视之,小如一带。未知的否?但此亦不必论。”崇祯六年杭州名山聚所刊袁于令《隋史遗文》卷之一第三回《齐州城豪杰奋身楂树岗唐公遇盗》回末总评云:“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这些注文、回评涉及到旧本的具体内容,显然是有旧本作为依据,另外,小说作品以外的其他书籍的刊刻也出现依赖原本的现象,如弘治八年钟德堂刻《中庸章句大全》云:“本堂敬求颁降原本。”以此观之,旧本之说应该不是书坊妄言。
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对旧本的依赖较多,尤其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嘉靖、万历时期比较明显,明末这种状况虽得到改善,但是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依赖旧本的情况,如《隋史遗文》的创作便是如此。明代坊刻小说稿源所依赖的旧本主要包括哪些内涵?笔者以为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一,宋元旧刊小说;二,嘉靖以前刊印的说唱结合的词话本;三,明代社会上流传的小说抄本;四,明末所云旧本、旧传亦指嘉靖、万历时所刊小说。为了比较清晰地阐述明代坊刻小说稿源与旧本之间的密切联系,笔者试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明人对旧本的态度是相当尊重的,坊刻不遵旧本,还会受到批评,明人博古生《三国志叙》在谈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时就批评坊刻不依旧本,妄加改动的现象:“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不过,从旧本到明刊小说稿源的形成,期间发生质的飞跃,突出地表现在“义”与“理”的渗透上面,促进了演义体的发展与成熟,熊大木改编旧本《精忠传》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
于是熊大木在“眷连”杨涌泉的恳求下,“以王(按:指岳飞)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这样就完成了从旧本到演义体的过渡。
到了明末,对旧本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一方面是经嘉靖到明末,各地书坊的大量刊印,小说旧本市场被发掘殆尽,另一方面,到了明末,小说观念、小说的编创手法都发生巨大变化,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逐步增强,反映现实的题材愈来愈受到读者、作者以及书坊主的重视。时事小说的创作,虽然多依塘报、邸报、奏疏而作,且快速成篇,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但是它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
,就明末文人创作、供案头阅读的拟话本而言,冯梦龙“三言”对宋元旧本的依赖和改造,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凌氏“二拍”与笔记等也有很多联系(参见其序),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时事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摆脱对旧本的依赖、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反映现实内容的小说,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熊大木、余象斗、杨尔曾等书坊主的小说创作实践和经验积累、与书坊主陆云龙兄弟的创作及其影响、与小说传统观念的变革都是密切相关的。
三、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明代有限的刊刻中心之间,因为当地提供稿源的市场不同,所以引发刊刻形态的差异。吴越之地如南京、苏州、杭州地区,文人群体活跃,稿源充足,所以书坊主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又适合市场的稿件,他们重视小说刊刻质量,正如明代胡应麟评价金陵、苏州所刊书籍时所言:“书多精整”
;建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及吴越地区,它以刊刻中心的地位出现,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吴越地区,虽然也有不少下层文人在书坊主周围进行小说的创作与刊印,但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文名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编撰刊刻的较少,所以,在稿源方面比不上南京、苏州和杭州,缺少优秀的稿源,于是只好想尽办法弥补其不足:
一是标明“京本”,这在建阳所刊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京本”一词并非明人发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即有《京本太平广记》一书,明代建阳书坊在小说刊刻中使用“京本”则有其独特的意义,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闽中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
万历十六年余世腾克勤斋刻熊大木编《全汉志传》、万历十六年杨先春刻熊大木《全汉志传》、万历杨先春刻吴承恩撰、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双峰堂刻《水浒志传评林》、建阳杨起元(闽斋)万历三十一年刻吴承恩《西游记》等等,均标注“京本”。明代书坊所言“京本”之“京”指两京(北京、南京),就小说而言,应主要指南京。作为明代小说、戏曲的刊刻中心之一,南京以其稿源丰富、刊刻书籍质量精美而著称,难怪建阳人要冒其名了,建阳人余季月明末刊《盘古至唐虞传》,在封面即直接声称“金陵原梓”。建阳郑以桢宝善堂万历刻《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封面题《李卓吾先生评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封面题“李卓吾先生评释圈点《三国志》,金陵国学原板,宝善堂梓”。标注“京本”,突出其稿件来源地,显示小说的正宗地位并藉此扩大小说的影响,这与元杂剧在曲目上标明“古杭新刊”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
二是注重插图等广告促销手段,大多数的建本小说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甚至每页一图,重视评点,明代影响较大的小说评点就是从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创设的“评林体”开始的;重视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同时,注重压缩刊刻成本,以压低书价,从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稿源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说刊刻形态、刊刻质量。
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苏州、杭州、金陵等地刊印情色小说较多,而建阳书坊极少刊刻此类小说,这与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并阐述明代坊刻小说稿源所体现的特点,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明代坊刻小说稿源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四种渠道。书坊主积极参与拓展稿源,在早期,小说稿件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参与小说创作,明后期由于文人小说观念的逐步开放,很多中上层文人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之中,小说稿源日渐丰富,书坊主与文人之间的分野愈来愈清晰。
第二,明代书坊主以雇佣或聘请为塾师的形式,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像邓志谟这样的下层文人,他们受宋元说话艺人结社传统以及明代中后期结社风气的影响,往往结成社团;这批文人与书坊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小说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第三,明代坊刻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对旧本依赖较大,到了明代后期这种依赖性才逐步减弱。时事小说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
第四,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南京、苏杭地区稿源丰富,所以重视稿件的艺术水平,重视刊刻的质量,建阳地区的稿源不及南京、苏杭,所以标注“京本”、注重插图等广告手段;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和刊印上,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注释】
69
参见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
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据宣统二年吴中刻本影印。
参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勋戚》,第13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第2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事物类《书册》篇,第47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徐朔方,参见其《小说考信编》中《金瓶梅成书新探》、《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诸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第4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郑振铎《西谛书话·京本通俗小说》,第10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如关汉卿《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古杭新刊尉迟恭三夺槊》、石君宝《古杭新刊关目风月紫云亭》、王伯成《古杭新刊关目李太白贬夜郎》、杨梓《古杭新刊霍光鬼谏》、郑光祖《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佚名《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等。
75 参见本书第八章《明代书坊与小说流派》第三节《明代书坊与世情小说流派(含情色小说)》有关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
文革红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版。
本书从出版的角度,以小说出版为中心,考察清代前期小说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清代前期各地区小说的刊刻者及其所刊小说的种类和数量的统计,并伴以大量的考证,获知清代前期共有小说出版者177家,含苏州地区52家,杭州地区32家,金陵地区16家,其他地区合计30家,地点不能明确的47家。其中文人型出版者40家,共推出新的小说作品65部,重刻新的小说12种;非文人型小说出版者137家,共推出新的小说作品75部,重刻新的小说96种,而其重刻的新的小说中有54种原为文人型出版者所刊刻,由此得出结论:清代前期小说出版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两地共推出新的小说103种,重刻新的小说41种),文人型出版者在清代前期小说出版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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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的地域分布
第一节 已知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及版本总数
第二节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者的地域分析
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说出版中心——苏州说考
第一节 清代前期苏州地区小说出版概况
第二节 清代前期苏州地区文人型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
第三节 清代前期苏州地区商人型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三章 清代前期小说出版副中心——杭州
第一节 清代前期杭州地区文人型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二节 清代前期杭州地区商人型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四章 清代前期重要小说出版地区金陵及其他
第一节 清代前期金陵地区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二节 清代前期其他地区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三节 清代前期地区不明小说出版者及其所刊小说考
第五章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者情况的变化及其所起作用
第一节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者情况的变化
第二节 文人型出版者在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中的作用
第六章 从出版的角度看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发展的几个原因
参考文献
附录
附表一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已经著录的清代前期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二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刊刻年代,经查实的清代前期小说刊本表
附表三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为乾隆刊本,经查实为清代前期小说刊本表
附表四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收的“四大奇书”及其他清代前期小说版本表
附表五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的现存清代前期小说版本表
附表六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的已佚清代前期小说版本表
附表七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者总表
附表八 清代前期拟话本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九 清代前期人情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 清代前期才子佳人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一 清代前期色情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二 清代前期神怪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三 清代前期历史演义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四 清代前期时事小说版本总表
附表十五 明代原刻拟话本小说表
附表十六 明代原刻人情小说表
附表十七 明代原刻色情小说表
附表十八 明代原刻神怪小说表
附表十九 明代原刻公案小说表
附表二十 明代原刻历史演义小说表
附表二十一 明代原刻时事小说表
索引一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者首字汉语拼音音序索引
索引二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书名首字汉语拼音音序索引
后记
【文选】[70]
第六章 从出版的角度看清代前期通俗小说
发展的几个原因(节选)
二、文人出版者的大量介入和刻、印分工的积极意义
如本书的第五章所述,文人出版者的大量参加小说出版对推动小说的发展起了重大积极作用,但文人资金的相对匮乏则对文人参加小说出版起了限制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刻、印的分工合作对文人介入小说出版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所谓刻、印的分工合作就是出资刊版(含组稿)和负责印刷、发行者不是同一个人,而由刊版方和印刷、发行方共同合作。在这样的合作形式中,刊版方往往是文人,印刷、发行方则往往是商人。因为前者善于判断书稿的是否能收到读者的欢迎,也善于组稿(或索性由自己撰写);后者则善于处理印刷、发行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这种方式既减少了文人的资金投入,也有利于资金的回收(他在把书版交给另一方使用时,也就可以获得收益)。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清代前期文人所刻的小说不但在印成后委托书坊发兑,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了由文人只负责刻板而交由书坊去印行的方式。最明显的是古吴遯世老人的长春阁,其所撰《后七国乐田演义》为长春阁藏板,该书自序后有“遯世老人”、“长春阁”二印,可知长春阁即古吴遯世老人所有,该书为其自己刻板。但现存此书版心上虽刻有“长春阁藏板”,扉页左下端则题“古吴陈长卿梓行”。又有冯梦龙所编《列女传演义》,也为长春阁藏板,现存两种版本,一为古吴陈长卿梓行,一为三多斋梓行(为后印本)。可见古吴遯世老人是先把《列女传演义》的版木交给陈长卿梓行,后又给三多斋梓行;这也就说明了他之先把此书书版交给陈长卿梓行,并不是卖给后者,而是租给他的;不然不可能后来又交给三多斋。
由此看来,凡是由某家藏版而由另一家梓行的书,都是由一家刊版而由另一家印刷、发行。《后七国乐田演义》当也属于这种情况。藏版者当然持有版权,因而梓行者乃是向其租赁版木,应向其交纳费用。
这种类型的书,除上举长春阁藏版的两种外,尚有上海图书馆藏《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册二十卷,扉页中间大字题“西洋记”,右下方题“映旭斋藏板”,左下方则题“步月楼梓行”[71]。此书为清代前期刊本。
既然已经标明是“映旭斋藏板”,则书是映旭斋刻的,为什么还要说明是“步月楼梓行”?一般来说,藏板者即刊刻者、版权拥有者,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刻的书,不可能放到别人那里去;别人辛苦刻的书,也不可能放在你这里。“梓行”即印刷、发行的意思,你既可以印刷、发行自己刻的书,也可以印刷、发行别人刻的书,这种提法表明虽然刻的一方是“映旭斋”,印刷、发行的一方却是“步月楼”。原来藏板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资金难以为继,或是扩大印行的范围,自己不去印刷、发行,而是交给别人去印刷、发行,但又不愿意将版权放弃,就采用出租板片的方式以赚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映旭斋”虽然将书交给“步月楼”去印行,但仍然具有此书的版权;而“步月楼”仅仅是取得了印刷、发行的权利,也就是后印的权利,即“映旭斋”实际上是把小说的板片出租给了“步月楼”,但并没有卖掉自己的版权:你拿去印,利润归你;但版权还是我的。板子不卖出来,就有权;卖出去,他就没有权了。因为版权还是他的,所以,在版权页上仍具有冠名权,于是就出现了上述那种一书中有两个书坊名称同时存在的情况。这种两个书坊共同标注版权的做法,是判断版权是买卖还是租赁的重要标志。
总之,这种合作的方式是:你把我的书版拿去印,给我一笔钱;书卖出去后,你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从原则上说是双赢,在具体操作上当还有双方都必须遵守的协议。这种协议的情况目前还一无所知。
那么,出租板片的经营方式起源于何时呢?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记载,出租板片的经营方式起源于宋代,当时称为“板头钱”或“赁板钱”,这种经营方式在明朝得到继承:
《南藏》刻成后,藏板大报恩寺(在金陵)。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几百两银子的收入。宋朝已有所谓板头钱或赁板钱的名目,不过报恩寺得到的更多。[72]
据此可知,赁板业务起源于宋代,至明朝时已不罕见,当时连寺庙的和尚都出租板片去赚“赁板钱”。明朝时“赁板钱”的计算方法之一,是以部论价的,也就是说,你印一部书,就要付一部书的钱。
此一方式较之由文人刻印后委托书坊发卖更有利于文人之参与小说出版(至少可以省掉印刷费用,而且收入更有保证),因而也就更有助于推动小说出版的发展。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
纪德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初版。
本书从编创、传播与接受之交互作用的角度,研究编创者、书坊主、评点者、读者对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具体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明清几类主要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从整体上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状况、演变趋势及其所体现的艺术规律。其中多章探讨了这一时期书坊与书坊主在小说的编创、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目录】
绪论
一 影响与制约通俗小说编创的诸因素
二 考察编创方式的视角、思路与方法
三 “编创方式”释义
上编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的多维考察
第一章 作者与通俗小说的编创
一 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
二 通俗小说作者生平状况的整体观照
三 “发愤著书”与小说编创
四 “劝善惩恶”与小说编创
五 “以文为戏”与小说编创
六 说书艺人与小说编创
第二章 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的编创
一 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
二 书坊主编创通俗小说的主要方式
三 书坊主翻改通俗小说的主要方式
四 书坊主雇请文人编创小说
第三章 评点与通俗小说的编创
一 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
二 历史演义小说评点与编创的互动
三 神魔小说评点对编创的引导
四 世情小说评点对编创的影响
第四章 读者与通俗小说的编创
一 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
二 通俗小说读者的存在方式
三 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
四 通俗小说读者对小说编创的影响
下编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的分类考察
第一章 历史演义小说
一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编创方式
二 书坊主的商业化炮制
三 评点对历史演义小说编创的引导
四 读者对历史演义小说编创的影响
第二章 神魔小说(www.xing528.com)
一 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确立
二 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编撰
三 文人评点对编创方式的引导
四 读者接受对编创方式的影响
第三章 世情小说的“末流”:艳情小说
一 《金瓶梅》性描写的思路与方式
二 书坊牟利与艳情小说的滥造
三 不删郑卫、以欲为情与写淫止淫
四 刻意媚俗,博人之欢
第四章 世情小说的“异流”:才子佳人小说
一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模式的初步确立
二 书坊主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复制
三 文人评点与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模式的变异
四 读者接受对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五章 世情小说的主流:世情书
一 世情书的基本创作方式
二 世情书的批评与创作
三 世情书的读者与创作
四 世情书的出版与续作
第六章 英雄传奇小说
一 英雄传奇多脱胎于民间艺人的说书成果
二 说书人对英雄形象的塑造
三 说书人对英雄人物打斗的渲染
四 说书人对故事情节的建构
五 说书人对其他说部的袭用
第七章 公案侠义小说
一 公案侠义小说多脱胎于民间说唱成果
二 说书人演说公案侠义故事的旨趣
三 说书人对故事传奇性的追求
四 说书人对故事趣味性的营造
五 说书人对故事情节的建构
结语
一 世代累作与文人集撰
二 书坊主效颦改编
三 文人改写拟作
四 文人独立创作
附录
附录一 明清时期文人型小说作者生平状况一览表
附录二 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的浊流
附录三 明末五部上古史演义小说的史料来源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主要参考文献
【文选】[73]
上编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的多维考察
第二章 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的编创
第三节 书坊主翻改通俗小说的主要方式(节选)
(二) 书坊主翻刻、改造通俗小说的方式
那么,书坊主是如何翻刻、改造通俗小说的呢?其具体方式主要有如下数种:
其一,照版翻刻。书坊主翻刻通俗小说,其最直接者,莫过于发现某部小说畅销后,立即翻刻重印。如前文所举余象斗翻刻熊大木编写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即是如此。又如清代北京书坊本立堂刊《彭公案》,其“牌记”云:“如翻此板,男盗女娼。”可笑的是,同在京城的经国堂书坊,不仅立即翻刻了《彭公案》,甚至连这骂人的牌记也照样翻印。
其二,删繁就简。不过,多数书坊主并不满足于照版翻刻。为了招揽读者,他们往往各呈伎俩,或改变书名、版式,或增加插图、评点,或删改情节,压缩字数,并冠以“新刊”或“新镌”等字样。明博古生《三国志叙》即云:“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不详考核,字至鱼鲁者有之。”《水浒传》也不例外。明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即这样慨叹:“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中也叹惜说:“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慨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谈及余氏双峰堂翻刻的《水浒志传评林》时,对其删略旧本诗词、正文的情况做过简要阐析,指出其“于就旧本原有文字删略殊多,实为书肆妄作因陋就简之俗本”。又如崇祯八年刊本《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封面署“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其序者王黉云:“开辟衍绎者,古未有是书,今刻行之,以公宇内。”据此,《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的编创者当为周游,可实际上它是翻刻余象斗编集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略加修辑,易名而成。王古鲁先生即指出:“其中‘五岳’及‘周游’四字,显系挖补,不意于第一页下半页第一行中发见‘余仰止曰’,恍然大悟,此原系余氏刊本……版落另一书贾周游之手,遂将‘三台馆山人余象斗仰止集’挖改而成,又因本人单名,不能不中空一字,挖改时又因一时大意,未曾将‘余仰止曰’改为‘周仰止曰’,所以露出了这个线索。”[74]再如清初苏州书坊啸花轩亦以翻刻通俗小说而出名,其所刊小说二十九种,其中二十种为翻刻本。如《前七国孙庞演义》,有明致和堂崇祯九年刊本,九万五千余字,啸花轩翻刻此书时竟删去六万余字,而书名照旧。
其三,增补穿插。当然,书坊主在翻刻某部通俗小说时也不是一味的删减,他们有时也会对翻刻之书进行增补,而以古本、全本、足本等相标榜。例如,余象斗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56.3万字,属于叶逢春本《三国志传》系统,在此基础上又增补了花关索故事。本来,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关索其人其事。周曰校本略叙其事,卷九写诸葛亮南征途中,关索来见,被用为前部先锋,曾接应张盛、张冀,又与王平同往诱敌,孔明在四擒孟获时“只教关索护军”。但是,《批评三国志传》所写不仅比较详尽,而且故事发生在荆州、入川与平汉中时期。当然,余氏峰堂本增补的这些内容,也并非出于自创,而是根据民间说唱改编。实际上,关索或花关索的故事从宋代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但与关羽没有任何关系。在《三国志平话》下卷,诸葛亮征孟获时出现了关索。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花关索传》是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重刊本,包括花关索的出身传、认父传、下西川传、贬云南传。因此,余象斗根据这些说唱本抄改,自非难事。兹将《批评三国志传》与明成化间说唱词话《花关索传》略作比较,列表
如下:
由上表可见,《批评三国志传》中的花关索故事主要是根据说唱《花关索传》改编、穿插在小说中的。其他书坊主也惯于采用这种伎俩,如明末杨定见、袁无涯在编刻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时,就采取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和“征王庆”;并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自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
其四,杂凑汇编。有的书坊主还别出心裁地攘取数种小说之精华,杂凑成书,易名刊售。例如,冯梦龙编纂之“三言”与凌濛初编创之“二拍”流行后,有书坊主即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割取其中一些名篇,汇编成书,予以翻刻。如明刊本《觉世雅言》即是如此,该书共八卷,包括八篇话本小说,其中四篇选自《醒世恒言》,二篇选自《喻世明言》,另两篇则分别选自《警世通言》和《初刻拍案惊奇》。有的书坊主则将其所得“三言”、“二拍”之残版,杂凑起来,易名重印。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引言》中即指出:“坊间射利之徒,每每得到残板,便妄题名目,另刊目录,别作一书出版……此种‘易淆观听’的‘伪书’,至今尚存有流传,像所谓别本喻世明言、别本拍案惊奇二刻,及觉世雅言等皆是。”[75]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觉世雅言》中,他又指出:“像这样的以各书的残卷,杂凑成书,随便题一书名者,在明清之交几乎成了一个风气。”[76]还有的书坊喜欢标榜其翻刻的某部小说是“京本”。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京本通俗小说》中即云:“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闽中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77]因此,他认为,所谓“京本通俗小说大有闽刊的可能”。应该说,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例如,《春秋列国志传》、《全汉志传》既然分别为建阳余邵鱼、熊大木编次,那么又怎可能是“京本”呢?可书贾余象斗仍以“京本”名之。还有的建阳书贾则喜欢在小说封面标示“金陵原梓”。如余季岳所刊《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封面即印有“金陵原梓”字样。
其五,修整润色。这也是书坊主惯用的伎俩。如明金陵书贾周曰校翻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即在“识语”中这样说:“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意,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有时,书坊主还会对其翻刻的小说的结构、体例进行调整,例如明末崇祯间武林刊本《东西两晋演义》,题“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按,夷白堂主人即杨尔曾),旧有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周氏大业堂校梓本,其书东西晋各自为书,每书若干条,标目而不标回数。杨尔曾所谓“重修”,只是合两晋而为一书,改条为回,缀以七言联对,并对旧本中“先后之倒置,章法之紊乱”的现象略加改正,“仍旧文而稍加润色耳”。又如友益斋于崇祯年间刊刻《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即“重订”旧传——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其《凡例》声称:“旧传沿习俗编,惟求通畅,句复而长,字俚而赘,即有奇谋伟略,鲜不
而亵之,等于陈谈。兹痛为剪剔,务期简雅,缮较凡七易丹墨,大有分肌劈理、脱胎换骨之功,差足以羽翼正史,压倒肆铃矣。慎毋作稗野观。”这种类型的改编,虽无多少创作成分,不过也可以为改编者创作其他小说积累一些经验。例如,杨尔曾在重修《东西两晋演义》之后的第十一年就编创了《韩湘子全传》,明天启三年(1723年)金陵九如堂刊本,题“钱塘雉衡山人编次”,“武林泰和仙客评阅”,卷首序,后署“天启癸亥季夏朔日烟霞外史题于泰和堂”。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
韩春平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初版。
本书从时空交叉的角度,紧密结合明清时期南京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地位,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分别从科举考试与通俗类书、神魔小说等流派的发端新变、小说的评点体例开创与评点流派的形成、金陵版通俗小说插图的文学艺术成就、“南京记忆”文学现象等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的创作、刊刻和传播的文化特征与成就,以及小说史的意义和影响。
【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背景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京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概述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南京的文化氛围:“承平仙都”与“江左风流”
第三节 发达的刊刻条件和讲求质量的刊刻理念
第二章 明代万历间南京通俗类书论
第一节 科考类书和通俗类书
第二节 科举考试对南京坊刻本通俗类书编撰与刊刻的影响
第三节 南京坊本通俗类书收录内容辗转抄引现象论
第四节 通俗类书结集中篇传奇小说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章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流派论
第一节 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在南京地区的发端和兴盛
第二节 明清时期南京世情小说流派
第三节 明代后期南京书坊刊刻的其他“新”通俗小说
第四章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评点论
第一节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评点渊源和功能
第二节 明代后期南京坊刻本通俗小说评点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第三节 明万历十九年周氏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注疏评点的意义
第四节 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在南京的刊刻与传播
第五章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版画论
第一节 明代南京通俗小说版画盛行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版画的辉煌成就
第三节 明代南京通俗小说版画的地域色彩和艺术史价值
第六章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南京记忆”现象分析
第一节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南京记忆”符号化和象征化
第二节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南京记忆”情节类型与时代关系
第三节 《红楼梦》系列小说对金陵温柔富贵乡的追忆和想象
结语
附录
一、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一览表
二、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刊刻一览表
三、明清时期涉及“南京记忆”现象的通俗小说篇目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文选】[78]
第四章 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评点论
第四节 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
评点本在南京的刊刻与传播(节选)
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南京既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又是书籍消费和传播中心。到明清易代,战乱给整个南方书坊业造成沉重打击,南京书坊业也难以幸免,但在清初顺治至康熙初年,清朝政府还未制定严厉的小说禁毁令以前,南京仍然是当时通俗小说重要的刊刻和传播中心。康熙元年李渔从杭州迁居南京开书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书坊出版业风气好,翻刻盗版现象少。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清初南京书坊业仍然活跃。一批著名书坊入清后继续刊刻书籍,如唐氏世德堂、周氏万卷楼、周氏大业堂、李渔翼圣堂、芥子园、郑元美奎璧斋、胡正言十竹斋等,另外还有不少新兴书坊。清初南京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并不多,主要有顺治、康熙年间由明入清的金陵著名书坊周氏大业堂和李渔的翼圣堂、芥子园等。周文炜大业堂入清后由其子周亮工兄弟主持,堂名改为“醉畊堂”。周亮工醉畊堂分别于顺治十四年、康熙十八年刊刻了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带动了“才子书”和“四大奇书”评点本的传播和流行。李渔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7)间寓居南京,开设书坊翼圣堂和芥子园,刊刻了一系列优秀的通俗小说。周亮工和李渔个人交游广泛以及李渔四处推销书籍,客观上带动了南京书坊出版业的持续繁荣,扩大了周亮工、李渔及其刊刻书籍的影响力。
第二,清初南京仍然是文化消费和传播中心。南京作为清江南省乡试中心,为坊刻本通俗小说提供了消费与传播的土壤和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评点本在清代定型和传播,与清初南京书坊业有着密切关系。
……
二、“四大奇书”系列通俗小说的刊刻和传播
(一)周亮工刊刻金批《水浒传》和毛批《三国演义》考
首先,周亮工喜爱通俗小说,于《水浒传》版本的演变、评点者、作者等颇有见地。
周亮工出生于刻书之家,作为名宦、学者兼书坊主,肯定通俗小说的文体独立性,曾批评《续文献通考》把《琵琶记》和《水浒传》列入“经籍志”是“罗列不伦”,认为“稗官小说,古人不废”,只有小说文体独立,才能垂远。[79]
《书影》的有关论述表明周亮工十分喜爱《水浒传》,“多恨翻刻讹书及矮人妄注”。[80]周亮工熟悉《水浒传》诸种版本,他对版本质量和真伪的鉴定与评价可信度强,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学和版本学价值。周亮工据卷首诗词指出《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演变,云:
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81]
关于《水浒传》的评点本,周亮工指出晚明盛行的李卓吾评点本实为叶昼托名。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周氏大业堂就最早刊刻了叶昼托名李卓吾所评点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故周亮工对叶昼托名活动十分了解。如: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有才情。……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82]
寓居金陵的名士盛于斯(1597—1640)与大业堂主人周文炜、周亮工父子友善。其《休庵影语》中也提到大业堂所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为叶昼托名李卓吾所评,云: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文炜)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记》、《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也。[83]
关于《水浒传》作者问题,周亮工对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宋人等不同说法表示质疑,认为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应该持“阙疑”态度。云: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所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84]
入清后,周亮工醉畊堂刊刻的第一部长篇章回通俗小说是顺治十四年(1657)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其实金批《水浒传》早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就由苏州贯华堂首次刊刻,但醉畊堂本金批《水浒传》的再刊真正影响并带动了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的陆续刊刻,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刊刻史和评点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了解周亮工与金批《水浒传》和毛批《三国演义》评点者的关系。
关于周亮工与金圣叹的关系。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周亮工与金圣叹直接的交游,但已有学者多方证明二人之间存在着神交。[85]金圣叹(1608—1661)与周亮工为同时代人,以古文之法评点诗歌、时文、古文、戏曲和小说,文学主张与周亮工相似。周亮工久仰苏州金圣叹之才名与文名,曾认真拜读圣叹各种评点文字。周亮工在他辑录的《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简称《尺牍新钞》)中高度评价金圣叹评点的律诗、时文讲究“起承转合”之妙;对其戏曲、小说评点文笔之妙尤加赞叹,《尺牍新钞》收录了金圣叹的《贯华堂集》,眉批云:“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86]由“便令海内想煞”一句可知周亮工早已十分喜爱金圣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周亮工作为一名注重考据的学者,在《书影》中又客观批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并认定前七十回为“施耐庵”所作及托名“施耐庵”作序的做法,指出“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87]
金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首次由苏州贯华堂于明末崇祯十四年刊刻,周亮工虽未面交金圣叹,却“总欲传其人于不朽”[88]。清初大业堂在苏州设有征稿处,《尺牍新钞》扉页后有征稿启事一则,云:“……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阊门外池自水书坊。”[89]金批《水浒传》很可能是周亮工从苏州征稿处所得。
周亮工顺治十四年再刊金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并在中国古代文学评点史上第一次提出“金圣叹一派”说。《尺牍新钞》卷八收录明末余大成(1580—1642)的《答心灯》,周亮工眉批指出:余大成善以多种譬喻“反复浅言之”,“近金圣叹一派,早已自先生开之”。[90]可见,周亮工对金批语言特征和精神的把握非常准确。正是顺治十四年周亮工再刊以及高度评价,使金圣叹评点产生真正影响,为“金圣叹一派”评点流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康熙初年周亮工又让其子周在浚负责刊刻金圣叹评点本《天下才子必读书》。
关于周亮工与毛纶、毛宗岗父子的关系。清初南京以周亮工与李渔两位书坊业领军人物为中心形成一个集创作、评点和刊刻为一体的通俗小说出版圈。周亮工与李渔是刊刻出版业上的朋友,杜濬、余怀等又是二人好友,另外李渔与毛纶友善,著名戏曲家尤侗与周、李、毛三人均为挚友。由此交错的交游圈可知,毛纶父子评点本《三国演义》决定由南京周氏醉畊堂刊刻不是偶然。
醉畊堂毛评本《三国演义》封面题“声山别集”、“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一首题“茂陵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前有康熙己未(按: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李渔题于杭州吴山层园的《古本三国志序》,序云:
《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也,乃酬应日烦,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子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
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复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亦赘乎?……如今声山又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句分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91]
周氏醉畊堂于康熙十八年(1679)刊刻毛纶父子评点本《三国演义》时,周亮工已去世,由其子主持醉畊堂;同期李渔也离开南京定居杭州,由女婿沈因伯留在南京继续经营芥子园。从李渔《古本三国志序》所言,可知沈因伯由南京到杭州是请李渔为醉畊堂毛评本《三国演义》作序的。再从“四大奇书”刊刻及题署情况看,笔者以为醉畊堂与芥子园,尤其是在后辈经营期间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再据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首“葑溪浮云客子”写于“康熙丙午(按:康熙五年)孟秋望日”的“序”:“予与毛子德音(毛纶)交有年矣……其郎君序始(毛宗岗)从予游。……一日忽持其手录《第七才子书》来告予曰:‘此家严所口授,兹将付剞劂,乞一言以弁其端。’”[92]再看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所言:“遂不日而竣役。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皆批之,则皆欲刻之,以公同好者也。”又云:“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以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93]由此可知,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其实早在康熙五年(1666)即已完成,同时有白门(南京)快友见而称善并决定立即付诸刊刻。此白门快友极可能就是李渔。不久毛纶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评点本由李渔芥子园刊刻[94],尤侗亦作《第七才子书序》[95]。毛纶因评点本《三国演义》“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十三年后才由周氏醉畊堂刊刻出版。
……
周文炜大业堂在明万历年间首次刊刻叶昼托名李贽评点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周亮工在清初先后刊刻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本《三国演义》,并冠以“四大奇书”之名系列推出,很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而为之。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日]大木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初版。
本书中所说“明末”,大体是指从嘉靖至隆庆、万历、天启、崇祯这一时期,与一般以万历以后为明末的范围有所区别。而将目光聚焦于“江南”,则是因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冯梦龙、陈继儒等文人俱活跃于江南地区,而该地域在当时是出版文化的发达区域。本书聚焦明末江南地区的图书出版,考察其背景、有关现象、代表人物和著作、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着力于当时书籍的产生、流通过程本身诸问题,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明末江南书籍出版状况
第一节 出版数量的增加
第二节 刻书地区的变化
第三节 刊刻形态的变化——官刻、家刻、坊刻
第二章 明末江南出版业隆盛的背景
第一节 技术的进步
第二节 原材料的供给与刻工
第三节 书籍的需求
第四节 书籍的价格
第三章 明末江南出版文化诸相——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
第一节 李卓吾思想的流行
第二节 华亭董家焚抄事件
第三节 东林和复社
第四节 明清交替时期的信息传达
第四章 明末江南的出版人
第一节 陈继儒
第二节 冯梦龙
第五章 《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动
第一节 士人与出版
第二节 八股之士
第三节 诗文之士
第四节 再论八股之士
附录
一 晚明出版文化的成就及其影响
二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三 明末画本的兴盛及其背景
四 明清两代的钞本
参考文献
跋
中文版后记
【文选】[96]
第四章 明末江南的出版人
第二节 冯梦龙
既然印刷术的普及带来的结果是信息更广泛地传播,那它在本质上就会与普通大众结合,导致信息的大众化。陈继儒的情况是,把从前在文人雅士之间悄悄传承的文人趣味生活的技巧,现在向更广泛的人群传递,任谁都能接近,即高雅之世俗化。另一方面,本与雅致毫无关联的世俗世界,也通过印刷出版表达自我主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然趋势。冯梦龙(1574—1646)正是后者之典型,他掌控着印刷出版手段,几乎毕生都与通俗文学密切相关。此处我想仅仅聚焦于他与出版的关系来探索其历程。为了叙述方便,我分万历年间,泰昌、天启年间,崇祯年间这三个时期来进行考察。[97]
(1) 万历年间
万历二年(1574)冯梦龙生于苏州,在“吴下三冯”三兄弟中排行老二,被誉为“三冯”之首。虽然其幼年时期的情况难以详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于苏州富豪之家,勉力参加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他也出没于花街柳巷,到处冶游。当时的苏州经济繁荣,属全国首屈一指的都市,冯梦龙是当时的都市男儿。
关于冯梦龙编刊书籍的最早资料见于董斯张编《广博物志》(该书附有万历三十五年序言),其卷二十三“闺壸一”里记有“陇西董斯张编,吴越冯梦龙订”。此时,冯梦龙33岁。尽管这次不是他自己刊行,而是帮助友人出版书籍,但现知有关冯梦龙的最早资料与书籍制作有关,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冯梦龙负责的卷二十三“闺壸”收录有“贤母、贤妇、节妇、才妇、孝女”这些内容,可以说它与冯梦龙的趣味颇为相符,因为冯梦龙始终对人,尤其是男女关系不失关心。卷十八“人伦一”由其兄冯梦桂校订。编者董斯张与冯梦龙的交情也见于《太霞新奏》卷七“为董遐生赠薛彦升序”。董斯张是写作白话小说《西游补》的董说之父。
接着,与刻书相关联,冯梦龙出现在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即所谓的《水浒全传》的刊行问题之记述中。其中原委可参见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
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乾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溟(原本作“溪”)何欤?岂其悖本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梦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核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云《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李公序中,余屑屑辩驳,亦痴人前说梦云尔。
这段记录说醉心于李卓吾思想的袁无涯、冯梦龙等,校订、刊刻李卓吾门人带至苏州的《李卓吾评〈水浒传〉》。这位“门人”就是杨定见。
……
陈以闻(湖北麻城人)担任吴县知县期间(万历三十六—三十八年,1608—1610),同乡杨定见携带了李卓吾评点的两种书造访苏州,由陈以闻引见,拜会了书种堂书店主人袁无涯,决意刊刻《水浒传》。正如《太霞新奏》卷五冯梦龙“送友访伎”中所见“余友无涯氏”,作为袁无涯之友,冯梦龙参加了该书的校订与刊刻。
之后,或许是袁无涯的引荐,冯梦龙见到了知县陈以闻,就如冯梦龙《麟经指月》中所附梅之焕《叙麟经指月》里记载的那样:“吾友陈无异令吴,独津津推毂冯生犹龙”,这表明他得到了陈以闻的赏识。出于如此关系,冯梦龙之后前往李卓吾晚年流寓之地湖北麻城。
陈以闻与湖北公安袁宏道也关系密切,他还在吴县任知县时,就在袁无涯处校阅、刊行了袁宏道的《瓶花斋集》(万历三十六年,1608)、《锦帆集》(万历三十七年,1609)、《解脱集》(万历三十八年,1610)。可以发现,以寄寓麻城的李卓吾为核心(李卓吾本人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麻城陈以闻、杨定见和同样钦佩李卓吾的公安袁氏兄弟,以及苏州的追随者袁无涯、冯梦龙等人交流甚多。《水浒全传》最迟完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就如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它还有超级豪华版。
《水浒传》之后,表现出与冯梦龙刻书有关的是《金瓶梅》的刊刻。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也曾引用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掣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沈德符抄写袁中道所携《金瓶梅》,并把书给冯梦龙看。冯十分欣喜,推荐给书坊,让他们高价收购。由此可见,冯梦龙至少与书坊有很深的关系,而且相当吃得开。
然而,尽管沈德符不同意刊刻,但《金瓶梅》还是在万历末年前出版了。有人认为,撰写《金瓶梅词话》序言的东吴弄珠客即是冯梦龙(最早见姚灵犀编《瓶外卮言》所收《〈金瓶梅〉版本之异同》,天津古籍书店,1989)。如果那样,尽管沈德符制止付梓,但冯梦龙还是刊行了《金瓶梅》。另外,冯梦龙在万历末年作为田家塾师(家庭教师)而赴麻城,或许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刘涎白家有全本《金瓶梅》。也有人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通常被称为崇祯本)的评点者东吴弄珠客是冯梦龙的可能性很大(黄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反映冯梦龙与出版有瓜葛的,还有《挂枝儿》、《山歌》、《叶子新斗谱》等等与俗曲、游戏相关的书籍。
……
以上是冯梦龙万历年间的出版活动,这一时期以《水浒传》、《金瓶梅》、《挂枝儿》、《山歌》等通俗文学作品和《叶子新斗谱》等游戏性颇强的书籍为主。这些书有的由书店刊行,有的为家刻本。
(2) 泰昌、天启年间
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是冯梦龙出版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该时期冯梦龙所刊行的书籍如下:
表7
续表
此外,《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认为它可能是冯梦龙之作。倘若如此,那也是崇祯初年刊行。在仅仅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就写作或编纂了如此之多的书籍。
冯梦龙以前偶尔参与白话小说等的出版,真正致力于出版的契机大概是泰昌元年(1620)的《麟经指月》。在该书所附梅之焕的《叙麟经指月》中有:
敝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薮。未暇遐溯,即数十年内,如周、如刘、如耿、如田、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津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乃吾友陈无异令吴,独津津推毂冯生犹龙也。王大可自吴归,亦为余言,吴下三冯,仲其最著云。余拊髀者久之。无何冯生赴田公子约,惠来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连连反问渡于冯生。《指月》一编,发传得未曾有,余于是益重冯生。而二君子为知言知人也。
冯梦龙受田氏所邀赴麻城。如前所述,麻城是李卓吾的寄寓之地,也是收藏全本《金瓶梅》的刘涎白的出生地,而且它因科举考试中以选《春秋》而及第者众多之故而名闻遐迩。序中说:在这里,冯梦龙反过来指导人们学习《春秋》,编纂了《麟经指月》一书。但或许也可以认为,冯梦龙为了编纂科举用《春秋》参考书而去了治《春秋》的著名地区——麻城。[98]冯梦龙已经四十四五岁了,虽有文名但乡试未中,他决心依靠著述出版来安身立命,首先作为开局,大概就是让自己擅长的《春秋》参考书问世。当时已是出版业的成熟年代,而冯梦龙已经在书店中吃得开,所以才能以出版为谋生之途径。
在与《麟经指月》同一年,苏州天许斋刊行了《新平妖传》。之后又由金阊嘉会堂再版,题为墨憨斋批点,封面上印有如下识语:
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本坊绣梓,为世共珍。金阊嘉会堂梓行。
如果相信这段识语,那就是冯梦龙赴北京购得《平妖传》的部分原稿。这里的长安是首都北京的雅称。
关于冯梦龙与书铺的具体关系,由天许斋刊行的《古今小说》的《绿天馆主人序》里有: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可见,收藏了许多古今通俗小说的冯梦龙,依书店之请,遴选出40篇,编成这部《古今小说》。
也许冯梦龙确实有许多藏书,但要收集《古今笑》(《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类略》等大部头的资料并非易事。可以窥得冯梦龙编纂书籍状况的是《智囊补自序》: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经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
可见他寄居于秀水县著名藏书家蒋之翘家近两月,目不窥园,利用其藏书,编成《智囊》。若非如此,大概难以编纂如此众多的书籍。
再者,冯梦龙的许多书籍由坊间书店(或应书肆之请)刊行,而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则由他自己刊行。如此看来,虽说冯梦龙因与许多作品和小说有关而为人所知,但他本人对戏曲最为投入。
(3) 崇祯年间以后
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57岁,终于被擢为贡生。此后一段时间或许是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他回避了与出版(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出版)的关系,又或者是出版的必要性消失,总之冯梦龙出书数量趋少。然而,崇祯七年(1634),在他成为福建寿宁县知县那年,冯梦龙增补《智囊》,出版了《智囊补》,另外在知县任期内,还编纂出版了地方志《寿宁待志》。崇祯十一年(1638),他离任知县之职返回苏州,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所引用的祁彪佳《甲申日历》中就有“乡绅冯梦龙”。
崇祯十六年(1643),在庆祝冯梦龙七十寿诞时,钱谦益赠贺诗一首《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牧斋初学集》卷二〇下)。钱谦益和汲古阁毛晋同为常熟人,崇祯十六年出版的毛晋《和友人诗》(汇集了与友人唱和之诗的诗集,收录于《虞山丛刻》)中,收录有冯梦龙与毛晋的和诗《冬日湖村即事》(该诗也收录于朱彝尊《明诗综》)。根据这些诗,可以得知在同一时代为书籍出版尽心尽力的冯梦龙和毛晋有直接交情。再者,在毛晋的《和友人诗》中,可以看到他与福建徐
的酬和之诗。徐的《红雨楼藏书目》记载了当时他所拥有的众多戏曲小说,而其中也可以看到冯梦龙所编的地方志《寿宁待志》和冯梦龙自创的戏曲《万事足》。
另外,我在第二章第三节中业已论及,冯梦龙与作为戏曲作家而著称的祁彪佳颇有交情,他为祁彪佳收集了沈璟及其一族的戏曲作品,并赠送了自己创作的《新列国志》、《智囊》等。与毛晋、徐
相同,祁彪佳也是爱好戏曲小说的士人之一,由此可以窥得冯梦龙交友的一个倾向。另外,他给天然痴叟的《石点头》撰序并作评语,这也是崇祯年间的事。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冯梦龙再度投身于编纂出版事业。冯梦龙的友人苏州许琰接北京陷落之报后绝食而死。为了纪念许琰,冯梦龙刻印了许琰的诗集(《甲申纪事》卷一三“和韵四绝序”)。这大概属家刻本。另外,他收集了来自北京的信息,编集刊行了《甲申纪闻》、《绅志略》,如同我在第三章第四节中所记,当时的冯梦龙宛如现在的新闻记者。这也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出版界人脉极广,所以才有了这种可能。冯梦龙将《甲申纪闻》、《绅志略》等多种作品荟为《甲申纪事》,在其序文中他记载了:
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余既博采北来耳目,草《纪事》一卷,忠逆诸臣,别为《绅志略》。(中略)合之而事迹始备。参伍异同,或可取实,并付梓人。
这里似乎是指由梓人,即由书肆出版书籍。书店在这个时间点出版北京新闻,可能会获利巨大。冯梦龙第二年也陆续刊行了《中兴伟略》、《中兴实录》等书籍,可见,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冯梦龙仍与出版业保持着那种难以分割的关系。唐王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复明之梦化为泡影,冯梦龙亦辞世。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得知,冯梦龙以年轻时出版小说为发端,直至生命晚期仍刊行时事书籍,他的一生都与出版事业结缘深厚。
冯梦龙毕生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好几种都由苏州叶姓书店刊行,内容如下:
(A) 科举考试用书
《春秋衡库》(叶昆池)
(B) 日用类书
《如面谈》(叶碧山)
(C) 小说
《古今谭概》(叶昆池)
《新列国志》(叶敬池)
《醒世恒言》(叶敬池、叶敬溪)
《石点头》(叶敬池)
以上名字中的池字和溪字都带有三点水,这令人联想到他们是同一代人。这或许是同一族人轮流来出版当时畅销的冯梦龙书籍。也让人想到:在叶姓书店里,冯梦龙起到了顾问一般的作用,由此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以上概述了活跃于晚明的陈继儒和冯梦龙两人的出版活动。一个在高雅世界,另一个在通俗世界,他们驰骋的两大领域各异,但都与出版业密切相关,而且他们都依靠出版来立身扬名。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陈继儒和冯梦龙是晚明登场的知识分子的新典型。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
潘建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初版。
本书展现了晚清中国书籍史上重大的技术变革,多维度描述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的关系。近代以来,新兴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的出版能量,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技术变革急剧加速的步伐中,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进入以上海为出版中心的中国,并逐渐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书局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促使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亦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本书对晚清至近代这一时间段内在物质技术推进中的文学景观进行了考察,揭示其中展现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破立的消长,剖析其中体现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
【目录】
引言
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档案所见1906年上海地区的书局与书庄
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
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
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
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
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
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
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
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笔记小说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侦探小说期刊述略
商务版冯梦龙《古今小说》印行始末考——以王古鲁、张元济、朱经农诸人书札为史料
清末民初文人的小说阅读与研究——以常熟徐兆玮为学术个案
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
后记
【文选】[99]
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
——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节选)
一、铅石印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翻印
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申报馆出版《儒林外史》,这部采用新式铅字排印的小说,“校勘精工,摆刷细致,实为妙品”[100],与传统木刻本迥异其趣,故甚受读者欢迎,初版千部“曾不浃旬而便即销罄”[101],六个月后即重印一千五百部。根据申报馆公布的铅印书籍成本测算[102]:《儒林外史》全书总字数约三十三万,初版一千部,每部印制成本约0.3元,第二次印刷一千五百部,每部成本则降为0.27元;而据广告所载,第一版及第二版的售价均为0.5元,因此,倘若申报馆以实价全部售出的话,那么仅仅出版《儒林外史》小说,报馆就能获得毛利近五百五十元,可谓丰厚至极。《儒林外史》的成功出版,不仅刺激了申报馆铅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业务,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九年(1883)的十年间,该馆铅印出版的明清通俗小说凡二十二种;也引发了其他书局的效仿,譬如光绪三年(1877)机器印书局铅印《于少保萃忠传》、光绪十三年(1887)广百宋斋铅印《精订纲鉴廿四史通俗演义》等。
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从外洋购取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副”,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再次引领申城出版业的新潮流。开创伊始,点石斋所印多为书画碑帖及字典等类,其石印出版的首部通俗小说为《三国演义》,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四日,《申报》登载“石印《三国演义全图》出售”广告,声称:“本斋现出巨资购得善本,复请工书者照誊,校雠数过,然后用石印照相法印出。故是书格外清晰,一无讹字。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其原图四十,仍列卷端,工致绝伦,不特为阅者消闲,兼可为画家取法。”值得指出的是,当点石斋石印出版《三国演义》之时,申报馆铅印出版的明清通俗小说已达十七种之多。就出版时间而言,通俗小说的石印本显然要晚于铅印本;但石印术的“缩印”及“照图”功能,却使其超越了铅印术的技术优势,后来居上,迅速成为当时明清通俗小说翻印的主要方式。申报馆与点石斋,分别出版了时间最早的明清通俗小说铅印本及石印本,正式拉启了近代书局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序幕。
根据文献资料,笔者将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的翻印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六年(1890)为初兴发展期,期间采用铅石印刷术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书局,主要有申报馆、机器印书局、广百宋斋、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大同书局、鸿宝斋、萃珍书屋、文澜书局等十数家,翻印通俗小说约35部、54种版本(不计同一书局的重版),其中铅印本38种、石印本14种、铜版本2种[103]。通俗小说虽已经纳入近代书局的出版范围,却尚未成为书局出版的热点,其数量占各书局出版图书总数的比例甚低,譬如:《同文书局石印书目》(1884)收录该局出版的图书凡54种,而此时同文书局石印出版的通俗小说仅2种,约占总数的3.6%;即便是出版通俗小说最积极的申报馆,截止光绪五年(1879)五月,该馆共出版通俗小说11种,而《申报馆书目》(1877)、《申报馆书目续集》(1879)载录该馆出版物总数为120种,通俗小说也仅占9.2%。不过,活跃于该时期的近代书局,其创办者或为西人(如英商美查),或为民族资本家(如同文书局的徐润等),或为报馆文人(如机器印书局的沈饱山等),拥有相对较为充足的资金、设备或文化资源;而上海地区各书局的图书出版总量,尚未达到当时市场需求的饱和状态,故彼此之间的商业竞争,亦未进入白热化或恶性阶段,凡此种种,都为通俗小说的翻印,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因此,该时期出版的铅石印通俗小说,大多具有开本宽大、纸墨精良、校勘认真、图像精美等优点,代表着晚清铅石印小说的最高水平,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所著录的精图小说,绝大部分均出版于光绪十六年(1890)之前。
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鼎盛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八年时间中,去其重复,上海地区共有六十二家书局采用铅印或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约280种(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书局版本)。无论是书局的家数,还是翻印的通俗小说数量,均较前期有了大幅度增长。翻印的顶峰期,位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93—1896)之间,此四年翻印的通俗小说合213种,约占总数的76%;而280种通俗小说的近代翻印本中,石印本237种,约占总数的85%,铅印本43种,仅占总数的15%,可见石印术乃通俗小说翻印趋于鼎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尤以上海书局、文宜书局、理文轩、图书集成局、珍艺书局等数家最为积极,上海书局翻印的明清通俗小说更高达88种,约占该时期翻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实足惊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只是将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通俗小说翻印由盛转衰的标志[104],而非翻印中断的年限;事实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之后,上海地区各书局仍在持续出版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然其翻印的数量与频率,与之前相比已有较大减退,进入笔者划分的第三时期,即翻印的后续期。
(一) 铅石印刷术的优势
铅石印技术的使用与普及,对传统木刻印刷业构成了巨大冲击,彻底改变了包括明清通俗小说在内的书籍出版方式,并迅速形成了其独特的出版优势,笔者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技术优势
铅印术属于凸版印刷技术,即以铅字排成活版后刷印,所印之书字画清晰,棱角分明,字体触手如凸,立体感强,且不会出现木板书籍常见的断版、字体残缺及后印模糊等通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看惯了木板书的中国读者,对新兴的铅印书籍,充满新奇喜爱之情,申城甚至出现了“竞尚铅板,每值书出,无不争相购置”的现象,究其原因,乃在铅印书籍“校雠精详,字迹清晰,无过于此”[105]。而通俗小说铅印本与传统木刻本之间的质量反差,辄更为强烈。众所周知,通俗小说在明清时期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刻工每多粗糙,纸墨亦较差劣,图书质量难如人意;因此,当申报馆、机器印书局、广百宋斋、图书集成局等书局,推出精美的铅印本小说后,其风靡沪江,热销一时,实不足为奇。仔细阅读诸家书局的小说出版广告,可以发现:批评木刻本的“漫漶不清”、强调铅印本的“字迹清朗,行列井然”[106],乃其广告宣传的重点所在。
再来看石印术,它属于平版印刷技术[107],晚清时期盛行中国的石印术,大多采用照相转写法,照相技术的介入,使得石印术具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为缩印功能,即便是《殿板二十四史》、《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大部古籍,也可在短期内缩印出版,数十回的明清通俗小说,自更不在话下。其通常的出版过程为:购觅某小说之木刻佳本作为底本,请工于书法者誊抄一遍,经校对修润,然后以照相石印法缩印出版,为确保缩印后字体仍然清晰,誊抄时需放大字体,抄成精美大本。当然,部分书局为降低成本牟利,也有将现成铅印本或石印本小说,直接盗版缩印。其二为图像照印功能,详见下文。
2.图像优势
通俗小说文本中的图像,包括人物绣像及情节插图两类,其设由来已久,大多以木刻版画印制,偶有铜版刷印者。然因制作工艺及成本等因素,小说图像并未普及,其绘刻精美者更属寥寥。至晚清时期照相石印技术传入,图像印刷遂为唾手易事,点石斋曾在广告中描述了石印图像的大致过程及出版优势:“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琴条等,用照相法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凡印字之波折,画之皴染,皆与原本不爽毫厘”,“但将原本一照于石,数千百本咄嗟立办,而浓淡深浅,着手成春,此固中华开辟以来第一巧法也”[108]。赖此一术,通俗小说的绣像与插图得以普及,各种标以“绣像”、“绘图”或“增像全图”的小说,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采用五彩石印技术印刷的彩图本,图像本成为明清通俗小说之近代传播的典型形态。
3.速度优势
与传统木刻印刷相比,新兴铅石印术最为直观的技术优势,当属印刷速度。早期的铅印书局(如墨海书馆)曾以耕牛为动力,每日可印“四万余纸”[109],后引进火力印书机,其速更快,譬如装备了多架火力印书机的图书集成局,每月可印书二百本[110];申报馆曾登载广告称“百页之书,约五日当可完工”[111],而其铅印《女才子》小说,“十日之间,便已竣事,且校对详细,装订整齐”[112]。由于使用了照相转写法,石印术的印刷速度与简便程度更胜于铅印,同文书局曾形容石印云:“不疾而速,化行若神,其照书如白日之过隙中,其印书如大风之发水上,原书无一毫之损,所印可万本之多,三日为期,诸务毕举,木刻迟缓,不足言矣。”[113]虽不无夸张之色彩,却亦形象地道出了石印的技术优势。铅石印术的技术便利与速度优势,极大地扩增了书局的出版能量,譬如总册数多达5020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图书集成局仅用三年时间,就铅印出版了一千五百部;而同文书局竟然同时开印《古今图书集成》、《殿板二十四史》、《殿本佩文韵府》等书,凡此种种,均是木刻印刷时代无法想象的壮举。不难想象,如此巨大的出版能量,若用来出版多则百回、少则十数回的通俗小说,庶几有易如反掌之叹。
4.价格优势
先来统计一下铅石印图书的出版成本。光绪六年(1880)三月八日,点石斋在《申报》登载“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公布了石印书籍的各项费用:“今本斋另外新购一石印机器,可以代印各种书籍,价较从前加廉。今议定代印书籍等,以二百本为准,以每块石印连史纸半张起算,除重写抄写费不在其内,每百字洋二分半,每半张连史纸仅需洋一分,比如连史纸半张分四页,书内六十页,共石板十五块,印书二百本,共连史纸三千个半张,以每半张一分计,共洋三十元。如书内共三万字,除抄写价外,计洋七元五角,共书二百本,不连钉工,只须洋三十七元五角。倘自己刻木板,其费约四十五元,刷印及纸料尚不在内也。两相比较,实甚便宜,况石印之书比木板更觉可观乎。又如书页欲缩小加大,亦照半张连史纸核算。”
据此测算,一部三万字的图书,若石印出版二百本,不计底本抄写费及装订费,需洋37.5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约为洋0.0625元;而木刻本的费用,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75元,若加上“刷印及纸料”价,则还要更高。光绪二年(1876)一月二十七日,申报馆在《申报》登载“代印书籍”广告,公布了该馆铅印书籍的成本,即一部四万字的图书,铅印出版五百部,需洋25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125元。很显然,铅石印书籍的印刷成本要低于木板,反映到书价上,铅石印本的售价均低于木刻本。譬如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出版木活字印本《野叟曝言》小说,每部二十册,白纸者售价为七元五角,竹纸者售价为六元;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瀛海词人出版铅印本,每部十册,售价仅一元;光绪九年(1883)初,申报馆亦推出铅印本,每部二十册,售价亦为一元。再如光绪五年(1879)四月二十五日,《申报》登载“《绣像三国演义》”销售广告,称此书乃据常熟顾氏小石山房木刻原板,以白纸重刷而成,售价为二元;而光绪八年(1882)点石斋出版石印《三国演义全图》,新增图像二百四十幅,每部订为八本,以锦套分装两函,售价仅一元四角。两相比较,铅石印本小说的售价较之木刻本,无疑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事实上,上文所举申报馆铅印本及点石斋石印本小说,均属晚清铅石印本小说中的佼佼者,其售价已经偏高,至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进入鼎盛期,由于竞争的加剧,铅石印本小说的开本、纸墨及抄写校对诸项,均较前粗劣,其售价亦随之继续降低,平均每册不到一角;有时为了应付恶性竞争,售价更是低得惊人,譬如光绪二十年(1894),文宜书局为打压对手理文轩,曾将《大明奇侠前后传》小说八册的售价订为洋三角,每册竟不足四分,与木刻本的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 铅石印刷术的弊端
当然,铅石印刷术对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来说,不啻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小说出版市场供求关系失去平衡,商业竞争加剧,出版环境恶化,种种弊端开始显现,并最终导致通俗小说翻印陷于无序失控状态。笔者将其中较具普遍性的弊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盗版及重复出版
翻印明清通俗小说基本上不存在作者版权问题,所谓“盗版”,是指侵犯书局的书底版权。一家规范的书局铅印或石印一部通俗小说,均须支付若干成本,其中底本费、校对费、纸墨费、刷印费及装订费等项,此乃两者共同的开支;此外,铅印尚有铅字排版人工费,石印则有底本重抄人工费、照相转写费等项。由于上述成本的支出,书局便拥有了该小说的书底版权。然而,为牟取更大的利润,部分书局企图减少或省去制作书底的成本,于是盗版生焉。就实际情况来看,以整书盗印及盗印图像两种形式最为多见。所谓“整书盗印”,主要出现于石印业,即把其他书局出版的铅石印本小说作为底本,直接照相缩印,譬如点石斋于光绪十四年(1888)石印《绘图东周列国志》,其书“图说精美,墨色显明,为海内君子所许,不胫而走”,至光绪十六年(1890),“有射利之徒,见利忘义,即用原书照印,以图鱼目混珠”,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点石斋立即“将原底重校复印”,并“特于绣像赞语后,每加小印一方,以为区别”[114],然而点石斋推出的“重校复印”本,不久又遭盗印,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点石斋再次将小说原底重印,并且加印了新的防伪标记:“兹点石复印,书面加‘光绪二十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梧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赐顾者请详察。”[115]所谓“盗印图像”,则专指盗印其他书局石印本小说中的绣像或插图,譬如上举点石斋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就曾遭遇“铅板将原图石印混充”的情形;光绪十四年(1888)“邗江味潜斋”石印本《西游记》,二十幅绣像及二百幅插图,由著名画家吴友如及田子琳等人所绘,十分精美,此版本图像后亦被人盗印;光绪十九年(1893)焕文书局石印《绘图增批西游记》,书首二十幅绣像,即盗印味潜斋本,甚至连第二十幅“犼精”左下角“元和吴友如绘”的题署,亦未削去。
至于重复出版,乃指不同的书局在短时间内重复翻印同一部通俗小说,这种情况在通俗小说翻印的顶峰期,表现得尤为严重。某部通俗小说出版后稍有销路,立刻便有数家书局重复出版,文宜书局、理文轩、古香阁、十万卷楼等书局之间的竞争已臻白热化,它们在《申报》上登载了大量小说出版广告,诸如《听月楼全传》、《鼎盛万年清》、《彭公案》、《三公案》、《白圭志》、《绿牡丹全传》、《永庆升平传》、《欢喜冤家》等小说,被竞相重复出版,这不但造成了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更进一步恶化了出版环境。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六日,《申报》登载无名氏“为业之难”启事,云“斯业书者,石印以来货贱价微,而藏本印售则可获利,仆前有秘本数种,印售未久,外或翻板,或缩照,各局坊相继而起,未有规例,茫无究问”,很显然,盗版及重复出版,已经对整个出版业构成了极大危害。
2.改换书名,欺世取售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九日,英华书局在《申报》登载“新出闲书《拍案惊奇记》”广告,云“石印畅行,新书叠出,大半此抄彼袭,更换名目”,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即改换小说题目,欺世取售。该弊端的形成原因盖有两个:其一,通俗小说翻印趋于鼎盛,竞争日益加剧,文本资源颇有枯竭之虑;其二,盗版及重复出版十分严重,为制造新奇效果,取悦读者,书局遂出此下策,申城随即涌现出一批貌似稀见的通俗小说,各书局在《申报》登载的出版广告中,也纷纷打出“向无刊本”、“世所罕见”、“近时新书”、“近人新撰”、“近代名人所撰”等语,哗众取宠,以利销售。或许改名后的小说曾令读者耳目一新,销路颇畅,书局因此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当时的书局纷纷效仿,乐此不疲。譬如文宜书局曾将《争春园》改名《剑侠奇中奇》、将《常言道》改名《富翁醒世传》;理文轩曾将《锦香亭》改名《睢阳忠义录》、将《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改名《大明奇侠传》;上海书局曾将《禅真逸史》改名《残梁外史》、将《桃花影》改名《牡丹奇缘》;古香阁曾将《玉娇梨》改名《三才子双美奇缘》;龙威阁将《飞跎全传》改名《绣像三教三蛮扬州佳话》;十万卷楼将《水石缘》改名《奇缘赛桃源》等等,如此甚多,不赘举。
更有甚者,书局不仅改换小说书名,还增入序跋或篡改回目以作策应,增强欺骗性。譬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古香阁将《驻春园小史》改名《第十才子绿云缘》石印出版,书首增入光绪二十年(1894)半耕主人“第十才子书序”,声称“《绿云缘》一书,传世已久,因未剞劂,故人多罕见。兹吾党欲公同好,特为梓行,嘱余评点,细为批阅”云云,假造出新书初版的情形;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年间石印本《花田金玉缘》,未标书局名称,或由文宜书局于光绪二十年(1894)所印,此书实即《图画缘小传》,该书局改名后,增入“临湖浪迹子”序言,假托“友由粤携来《花田金玉缘》一书,问序于余”云云,复将原小说全部十六回回目重新改写,如此一来,读者倘若不熟悉《图画缘》小说的人物与情节,便很难加以识别,迄今仍有人将《花田金玉缘》误作稀见小说[116]。
3.篡改序跋题署
序跋是明清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每多涉及小说作者生平、题材本事、创作过程及刊印细节等项,是研读小说文本的珍贵资料。然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时,为节省成本,应付激烈的竞争,却多有撤去原书序跋的惯例,甚至玩弄篡改原书序跋以冒充新出之书的伎俩。譬如《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扉二牌记题为“广陵味潜斋藏本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前有《重刊三国志演义序》,署“光绪十四年孟夏句吴飞云馆主书”,粗看之下,似乎该序是专门为此次出版新撰,然经笔者仔细比对,其文字与咸丰三年(185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三国志演义》之《重刊三国志演义序》完全相同,该序的署名原题“咸丰三年孟夏句吴清溪居士书”,味潜斋与鸿文书局在翻印时作了篡改。最具讽刺意味的,要数《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此书由同文书局于光绪十年(1884)首次石印,光绪十五年(1889)重印,重印本书前有“华阳仙裔”《重刊金玉缘序》,时间署“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此重印本后屡遭盗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桐荫轩翻印,书名题“足本全图红楼梦”,首有“华阳仙裔”之序,时间改题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再次翻印,书名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前亦有“华阳仙裔”之序,时间却已改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很显然,“华阳仙裔”的序言,已经成了一张现成的标签,可以按照翻印者的需要,随意改动粘贴。上述例证表明,明清通俗小说之近代铅石印本中的序跋,有相当部分存在抄袭或篡改的情形,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应当十分谨慎。
4.缩印过小,纸墨粗劣
缩印本是石印的技术优势所在,然物极必反,它也给出版业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即字迹过小,伤人目力,尤其是盗版石印的小说,其文字更细如蝇头,模糊漫漶,几乎难以识读。此外,盗版缩印及降低成本等因素,又导致光绪十六年(1890)以后铅石印本(尤其是石印本)小说的开本尺寸,日渐窄小,与光绪中前期点石斋、同文书局、广百宋斋等书局所印之书相比,其缩减幅度高达40%—60%。笔者抽样测量了30种铅石印本小说的尺寸,光绪十六年(1890)之前,开本多为宽12—13厘米,高19—20厘米;之后则缩减至宽7—9厘米,高12—15厘米,诸如文宜书局石印本《绘图英雄侠义风月传》(1892)、晋记书庄石印本《鬼话连篇录》(1894)及古香阁石印本《绘图第十才子绿云缘》(1896)等书,均可置于掌心把玩,每字大小仅2毫米见方。如此微型的版本,原多用于出版科举挟带之书;但移至通俗小说,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此,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谓“大板石印”本小说,重又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117]。
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的图书质量,与其所用纸墨的优劣,也有重要关系。就笔者所见,近代书局用于翻印通俗小说的纸张,以机制连史纸及有光纸居多,其纸色偏黄,质地薄脆,容易碎裂,保存至今的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翻阅之时往往碎纸翩飞,每每令人不忍卒读;而铅石印刷的油墨,与传统木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基本上依靠进口,故价格不菲,书局为降低成本,辄往墨中掺杂火油,其印出之书,稍延时日便油渍渗透,书页变黄。不难想象,倘若一部通俗小说的版本,其开本窄小,纸质薄脆,字若蝇头,墨色模糊,油渍渗透;其书名又经书贾改题,序跋亦系篡改或伪托,则此版本的优劣不言而喻矣。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虽堪谓繁盛,此类劣本却占大部,故其长期以来不受藏家甚至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又何足怪之。
【注释】
[1]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第220—225页。
[2]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287页。
[3]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271页。
[4]均清蔡澄《鸡窗丛话》。
[5]见清管廷芬《芷湘笔乘》稿本。
[6]建文二年刻《埤雅》、《皇明典礼》。四年,钱古训刊《说苑》,同年刻朱权《汉唐秘史》。洪熙元年,弋阳王府看《臞仙神奇秘谱》。泰昌刻《皇明文隽》、《金罍子》、熊过《南沙先生文集》、《北宋三遂平妖传》、《麟经指月》。弘光元年刻《春秋存俟》、《甲申纪事》、《雪窦寺志略》。隆武元年福建洪士升合刻宋郑思肖《心史》、谢翱《晞发集》。二年余超龙刻宋余靖《武溪集》,重刻《熊勿轩先生遗稿》,台湾历年用永历纪年。李定国、孙可望刻佛经,均用永历年号。以上所举不尽全。
[7]宋熊禾同文书院上梁文有“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句。
[8]《左海文集》。
[9]嘉靖《建阳县志》卷三。
[10]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三《麻沙板书》。
[11]景泰《建阳县志续集》书目计一百七十三种。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建宁府书坊书目作三百六十五种(原本宋、辽、金三史作一种,今作三种)。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作四百五十一种。
[12]书林黄廉斋、黄尔昭、叶仰山、叶顺檀香馆、叶一兰作德堂、陈德宗、陈德崇、邵文聘、王氏善敬堂、王应俊、詹伯元、龚氏明实堂、朱氏紫阳馆、吴世良四仁堂、林氏鸣沙、翁见川、张闽岳、张斐、张氏新贤堂等。
[13]清光绪丙申《重修余氏新谱》作十四世祖,见福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藏本。
[1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0页。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16]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补正》称“报纸以词章补白,始于《申报》”;“报纸中刊载小说,始于《沪报》”。实则《申报》创刊第一年(1872年)就刊有《洋场竹枝词》、《沪城感事诗》、《申江行》等诗词和《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乃苏国奇闻》等小说。至于报纸刊载小说的目的,《时报》的《发刊例》(1904年)说得很清楚:“以助兴味而资多闻。”
[17]鲁深:《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
[18]另外,杨世骥《文苑谈往》中提到《沪滨小说》和《小说智珠》;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提及《小说图画报》;史和等《晚清浙江报刊录》提及《宁波小说七日报》;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提及《粤东小说林》。以上杂志有待进一步考证。
[19]陶文载《扬子江小说报》1期,1909年;徐文载《小说林》9期,1908年。
[20]如《新民丛报》第9册“本社告白”云已销万数千份;第11册“尺素五千纸”云销数自二千增至五千,可同册“本社告白”又云销数已及万数千份;第22册“告白”又云“总发行数递增至九千份”,几种说法自相矛盾。
[21]蔡尔康译《广学会第十一届(1898)年报纪略》,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
[22]李文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陆文收入《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23]据《1981年中国出版年鉴》,1979年中国共出版书籍17,212种;据《书讯报》1987年3月30日报道,1986年中国出版书籍51,789种。
[24]也有个别例外的,如1905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印刷,申报馆发行的《苦社会》,就在版权页注明“初版三千部”。
[25]阿英《晚清小说史》第二章则说:“《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
[26]《在出版界二十年》37页,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另外,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称《玉梨魂》销数几十万册,但没说明统计的范围。
[27]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称见过此书的第18版以及各地方的翻印本,“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
[28]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称,《革命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印刷二十多版,发行一百一十余万册。
[29]康有为后来有诗云:“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
[30]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第1年6期,1907年。
[31]据《商务印书馆五十年》统计。
[32]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年。
[33]统计时依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其中包括未完稿和部分刊于杂志者。
[34]《小说丛话》中饮冰语,《新小说》11号,1904年。
[35]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共收录清初至1897年出版的小说275种,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共收录清初至1897年出版的文言小说559种,两者合起来也才834种。而单是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中收录的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145种之多。
[36]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37]程伟元:《红楼梦序》。
[38]余象斗: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版《列国志传》“识语”。
[3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6页。
[40]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41]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42]详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43]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论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时曾云:“余曾见法人铎尔孟氏藏一明钞大本。图嵌文中,彩绘甚工,虽不免匠气,的是嘉靖时内府抄本。则当时此书曾进御矣。”
[44]三台馆版《北宋志传》第一回前“按语”。
[45]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9页。
[46]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8页。
[47]《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8]《燕翼诒谋录》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49]《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扫叶山房1923年石印本。
[50]《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扫叶山房1923年石印本。
[51]《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棋盘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③转引自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52]转引自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7页。
[53]转引自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2页。
[54]《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
[55]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页。
[56]《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
[57]《福建通志》卷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58](明)冯继科等纂修:《建阳县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影印明嘉靖本。
[59]《福建通志》卷九。
[60]《临汀汇考》,光绪四年(1878)刻本。
[61]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金毓黼辑:《辽海丛书》民国二十年(1931)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辽海书社排印本。
[6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
[63]清潘玉璿修、周雪濬等纂:《乌程县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64]参见李时人:《明刊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
[65]转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40页。
[66]《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扫叶山房光绪九年(1883)刻本。
[67]《东周列国志》“蔡元放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8]《驻春园小史》“水箬散人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万卷楼刊本。
[69]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 2008年版,第100—116页。
[70]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642页。
[71]《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册二十卷,映旭斋藏版,清代前期步月楼梓行本,上海图书馆藏。
[7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51.
[73]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4页。
[74]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第9页。
[75]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二版,第97页。
[76]郑振铎:《西谛书话》,第140页。
[77]郑振铎:《西谛书话》,第107页。
[78]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201页。
[79]〔清〕周亮工:《书影》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80]〔清〕周亮工:《书影》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81]〔清〕周亮工:《书影》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82]〔清〕周亮工:《书影》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83]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84]〔清〕周亮工:《书影》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85]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23页。
[86]引自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22页。
[87]〔清〕周亮工:《书影》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88]〔清〕周在延:《书影序》,周亮工:《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89]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21页。
[90]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22页。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未见眉批;卷八收录余大成《答心灯》,陆林先生文为卷五,疑误。
[91]〔清〕李渔:《古本三国志序》,见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页。
[92]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93]转引自王晓华:《清代毛评〈绣像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之考证》,《山东档案》2009年第1期,第54页。
[94]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记录清初李渔芥子园刊有《第七才子书琵琶记》,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11页。
[95]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354页。
[96][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8页。
[97]关于冯梦龙,参拙著《明末のはぐれ知識人——馮夢龍と蘇州文化》(讲谈社,1995)。
[98]科举八股文的诀窍流行于某一区域,这颇令人感兴趣。在梅之焕的《叙麟经指月》中,作为序文惯例,他夸奖了内容和作者,但传至麻城的秘诀被制成书籍广泛流传,麻城士人是否乐意?这也是书籍出版时的一大问题。
[99]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104页。
[100]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登载“新印《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101]光绪元年(1875)四月十七日,《申报》登载“《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102]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七日,《申报》曾登载“代印书籍”广告,明确标出了该馆铅印书籍的大致成本:“本馆承办代印各书,其价银格外公道,凡诸君有自著佳构或欲排印,则有至便且捷之法也。计印中国常式书一本约四万字者,照新出《平浙记略》式样,连纸连刷五百本之数,只取工料银二十五元,若再加五百本,亦只须增加十二元五角。所需时日,每一本书约三四日便可完工,兼本馆铅字现已尽换一新,故此后出书愈觉清爽,非木板可比。务祈诸君审之。”
[103]统计数字的资料来源为: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小说,《申报》该时期内登载的通俗小说出版广告,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2002年修订版)等。详细统计表格,参拙稿《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上编第一章第二节(待刊),下文亦同。
[104]之所以将光绪二十四年(1898)定为标志,理由如下:该年六月,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种时务新书成为出版业的新宠儿,包括文宜书局、理文轩等在内的近代书局,多将出版热点转移到此类科举新时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业公所进行全市书底汇查,申城出版界的版权保护意识开始萌动,这对通俗小说的翻印产生一定的制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二十二日,理文轩在《申报》登载“书底招人租印”启事,宣布拟将石印《七侠五义》,铅印《三侠传》、《彭公案》等小说书底,出租给同业刷印,此举意味着通俗小说翻印的商业利润已经大为降低,整体上由鼎盛走向衰落。
[105]光绪七年(1881)二月一日,《申报》所载“精一阁书坊”告白。
[106]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五日,《申报》登载图书集成局“新印《绘图三国演义》”广告;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四日,《申报》登载广百宋斋“新印绘图《东西汉演义》”广告。
[107]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七章第二节,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成都杨刚讲义《石版制版术》,石印传习所印行本,年代不详,寒斋藏。
[108]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八日,《申报》登载点石斋“楹联出售”广告。
[109]参王韬《瀛壖杂志》卷六关于墨海书馆印书景象的描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10]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二十九日,图书集成局在《申报》登载“代印大部书籍”广告,称“每月代印二百本之多,如五百本、一千本原书,可二个月半、五个月完工”。
[111]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二日,《申报》登载该馆“招印书籍”广告。
[112]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四日,《申报》登载该馆“发售《女才子》告白”。
[113]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三日,《申报》所载“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广告。
[114]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申报》所载“原底重校复印《列国志》”广告。
[115]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日,《申报》所载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并申明翻印”广告。
[116]《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载有朱喜《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失收的小说——介绍〈花田金玉缘〉》。实际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不仅收录《画图缘》,而且标明其别名为《花田金玉缘》,提要中还列出了两书的回目,以作比较。
[117]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七日,《申报》登载理文轩“大部书籍批发”广告,其新印各书如《西游记》、《封神传》、《列国志》等小说,书名前均冠以“大板石印”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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