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海派文化中的贡献

在1850年外籍人员的职业统计中，传教士13人，占职业比重中的第二位。1855年洋人的职业分类中，男女传教士32人，在1875年法国人职业的领事报告中传教士竟达到132人，人数之多为其他职业总数的一倍半以上。⁽²⁶⁾传教士在上海办教会、学校、医院等，对上海的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西书翻译、出版到西式学堂教育、外语学习，从宗教信仰到文明结婚，都与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紧密相连。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中心。1840—1898年间，中国出版西书561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至少有434种，约占总数的80%；拥有全国2/3以上的翻译机构、出版机构；1898—1911年间，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165种，其中42种在上海；至1927年，全国有63家印刷厂，其中32家在上海。⁽²⁷⁾这一发达的印刷出版网络，为新学、新知识、新思想在上海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各种报刊杂志发达。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36年上海小学入学率达59%，中等学校各科教育质量高出一般的标准40%以上到100%，高等学校占全国总数近1/3。⁽²⁸⁾

1843年，麦都斯（印度·巴达维亚）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采用铅制活字排版，铅印技术首次进入中国。1860年，美国长老会的美华书馆取代墨海书馆。1876年，法国人创设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采用了石印技术。1879年，英国人美查创办申昌书局、图书集成局、点石斋印书局，其出版物畅销多年。范约翰的清心书馆，傅兰雅的格致汇编社，韦廉臣的益智书会，克拉克的文汇报馆，韦廉臣、李提摩太、慕威廉的广学会，伊文思的伊文思图书公司，日本商人的乐善堂书局，修文印书馆……都是上海著名的出版机构。

其出版的书籍涉及宗教类、数理天文科学、西学等诸多领域，在整个中国占有主导地位。例如，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与李善兰翻译的《植物学》，是中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艾约瑟与李善兰等人合译了《格致西学提要》《光论》《重学》等物理科学书籍。艾约瑟与麦都思、慕维廉等传教士创立的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王韬、李善兰等人的合作翻译、出版了许多介绍基督教信仰、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科学等方面书籍，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最早的外文报刊是1850年创刊的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后来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而改成日报，改名为《字林西报》。开埠后，多国籍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多种需求，各式报刊应运而生。1911年以前，中国境内出版的136种外文报刊中上海有54种，占39.7%。在54种中，英文34种、法文10种、德文3种、日文7种。⁽²⁹⁾这些外语报刊都附带了其母国的价值观与文化宣传意图，形成了多语种的国际社区与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同时，其出版与发行促进了上海的报刊媒体的繁荣，比如最早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和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都是外国人（伟烈亚力、美查）所办。

在外国人、传教士开创的繁荣的出版业背景下，中国的民族出版业也逐渐进步。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家西书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聘用了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众多外国优秀学者，五四以后，大部分传教士进入高校与出版机构，为近代上海学习吸收西方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教士以传播教会福音为目的创办了很多教会学校，所带来的客观影响便是新式学堂蓬勃兴起。其教材与教学管理，为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新的模式；而多数学校演变为今天上海依旧在使用的高中、大学、小学。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中多方面地发挥了功能。

有研究对近代上海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进行了整理，从表6-1中清楚可见，传教士所办新式学校占了大半，这些小学、中学、甚至还有大学很多都是名校，今日依旧在上海的教育界占有重要的地位。⁽³⁰⁾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外文教育，就像今天上海的高考英语大概是中国各省市程度最高最难的英语一样，其百年教育史以及开放的城市对外文的需求，培养了一代代卓越人才。

表6-1　近代上海外国人创办学校之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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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法租界公董局于1886年创办的中法学校，现光明中学，是上海市重点高中，在这座百年历史的法式建筑里走出了一条优秀的法语教学之路，2015年成为中法两国政府合作的“法文课程班”项目学校之一，将国际通用语言法语、将优雅的法国文化传承了下来。再如188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和1892年基督教南方监理公会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前身。这所上海公办女子重点中学由匈牙利建筑名师邬达克设计了教学楼，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名人辈出，以“独立、能干、关爱、优雅”为育人目标，英语及艺术教育尤其突出。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是上海开办最早的新式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法文、英文和拉丁文，其音乐、美术、科学、体育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都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艺术家的经历中也都可以看到其在上海学习外文的经历，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外语，为这些知识分子打开了世界之窗，将更多的西方文明引进上海，融入了市民生活中。

我们熟悉的上海人讲“洋泾浜英语”，通常是笑话一些普通老百姓说的不准确的英文，却恰恰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域外”影响来之久矣。“洋泾浜”一词原为地名，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后来超越了地理概念而泛指“十里洋场”。当时中国人为与洋人沟通，使用一种以中国方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的蹩脚“Pidgin”英语，并附加各种手势来与洋人沟通。久而久之，这种“Pidgin”英语依靠约定俗称被固定下来形成了另一种混合英语。⁽³¹⁾这一方面体现了外国移民在上海之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上海的商业环境对于外语人才的需求。

上海亦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新式教育模式与教材，1902年清政府实施教育改革，采用新式教科书，其主要来源是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所编的书；民国后开始自编部分文科教材，但高校多数采用日本、欧美等国翻译的书，例如上海交大购买使用美国麻省理工、哈佛的教科书。在开设课程中，诸如数学、格致、天文、地理、世界历史、生物、音乐、体操、外语；缝纫、纺织、工艺、印刷、烹调、园艺等实践课，都以全新的知识与技能，改写了从前旧式学堂的空谈与考据的治学模式，拓宽了上海人的视野，促进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徐汇公学也是最早开办西洋音乐教育的学校。大概在1860年，天主教徒兰廷玉⁽³²⁾建议在徐汇公学设演出班，并派人从法国运来铜鼓洋号，由兰廷玉负责教授中国学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洋人才。⁽³³⁾其组建的汇学西洋乐队的演出多次引起轰动，到1889年西洋音乐教育在徐汇公学已极为繁盛。

上海有很多教堂。1640年出现了一座中国庙宇式的天主教堂“敬一堂”，它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一座正规教堂，也是上海最老的天主教堂。后来变成了关帝庙，传教士就重新选址，建造了董家渡天主堂。著名的徐家汇天主堂，由建筑师陶特凡（W. M. 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先期于1896年开始搭建工棚雕琢石柱，这座美丽的哥特式双尖顶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位于市中心的沐恩堂，前身之一为“三一堂”，始建于1874年，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蓝柏在法租界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附近）建造，20世纪20年代末，请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重建新堂。⁽³⁴⁾1936年，一位美国教徒前来参观时，曾捐资在教堂的钟楼顶部安装了一座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从而使该教堂成为当时上海乃至远东地区的著名教堂。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上海的基督教堂建筑风格更加走向多元化。“与上海近代的公共建筑相比，上海的近代教堂建筑呈现较为强烈的本土化倾向。……上海的近代教堂建筑脱胎于欧洲的原型，但又有自己的创造，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³⁵⁾这些教堂，不仅紧随了世界建筑设计与审美的潮流，像前文提及的邬达克，其在上海留下了上百座大大小小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诺曼底公寓、大光明戏院、宏恩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等）；而且也体现了上海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关联与交流。“基督教在上海的发展与城市、商业的发展紧密相随，一直以上海的社会乃至城市的发展为前提。”⁽³⁶⁾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等外来宗教在上海逐渐发展，到了民国时期，上海居民宗教信仰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洋教为主。据1934年、1943年的统计，天主教、基督教信徒总人数在宗教信徒中分别为75.9%、84.1%。二是女性教徒比例极高。⁽³⁷⁾这说明了上海市民对西学接受性较高，这与上海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关，尤其是女性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近代上海女性是中国近代史上醒目的存在，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第一份女报、不缠足运动等都首开于上海。

基督教提倡一夫一妻婚姻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提出了批判：“上帝创造人类，只容一男一女，胶漆配合，若违上帝之命，是行淫矣。”⁽³⁸⁾这契合了接受了西方进步观念的上海人的思想。外国移民在上海的教堂举行的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体现了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受其影响，上海市民剔除了其宗教性色彩之后，选择在公共场所结婚而非教堂，请德高望重的长者而非牧师主持，这种免除了繁文缛节的“文明结婚”在20世纪初很流行，促进上海人形成开放、自由的婚恋观念。⁽³⁹⁾

“文明结婚”是将西式婚礼和中国传统婚俗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于清末的一种新式婚礼形式。更加上名人效应，如1927年11月26日，蒋介石在《申报》等上海各大报刊登出了将于12月1日与宋美龄举行“婚仪简单”婚礼的启事，文明结婚成为上海一种比较普遍的婚礼形式。其便利的优点可见于《申报》广告：“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便利一；马车一到，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负，便利二；宣传婚约，互换婚指，才一鞠躬，即携手同归，无傧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三。”⁽⁴⁰⁾相应地，《申报》还刊登了很多售卖文明结婚用品，提供文明结婚仪仗服务的广告，如中国图书公司售卖每张洋五角的“结婚证书”、先施公司出售“质地上乘轻轻欲飘，纱上绣有时式花样，洵属美丽颜色的”结婚兜纱、时和金银首饰老号推销文明结婚饰品等。⁽⁴¹⁾在种种出版的西书中宣扬了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让上海市民不仅从观念、意识、礼仪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简洁大方的审美，而且近代上海都市的商业经济亦提供了文明结婚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