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繁亭副教授的人生：化纤与材料

李繁亭（1931—1985），副教授，曾任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化纤研究所所长。1968年，华东纺织工学院化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曾担任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化学纤维工艺及理论”主讲教师和毕业论文指导，组织并参加教材编写、译著工作。组织科学研究选题。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腈纶复合纤维”，“腈纶高速纺丝”，“腈纶一步法聚合工艺研究”，“烟滤嘴用醋酯纤维研究”等，多项获上海市及纺织部科研成果奖，“涤纶长丝高速纺丝工艺与设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李繁亭老师是我国最早的“多孔纺丝”，“碳纤维原丝研究”探索者，为我国化纤工业和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为回顾老一辈教授执教点滴，学习踏实严谨的学术精神，追溯材料学院光辉发展史，我们特意约见了我国碳纤维领域的开创者李繁亭老师的学生潘鼎教授、陈惠芳教授；李繁亭老师的同事陈稀教授和李繁亭夫人吴宗铨教授，回忆当年和李繁亭教授相处的点点滴滴。

以下为潘鼎老师口述部分：

（潘鼎：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国家级二等奖一项，省部级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四项，获社会力量科技一等、特等奖三项，并获得“2001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殊荣，2002年被教育部评定并推荐为“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问：您和李繁亭老师是怎样结缘的呢？

潘鼎：李繁亭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的导师有两个，一个是钱宝钧院长，另一个就是李繁亭老师，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因为钱老先生想把我收为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碳纤维，李繁亭老师也很感兴趣，他们两个一起指导我。钱老先生主要钻研学术，而李繁亭老师主要把学术应用在工程上。

问：在李繁亭老师的学术生涯中，他主要致力于哪方面研究呢？

潘鼎：李繁亭老师的主要成就在科技项目上，是国家科技部、产业部的项目，把化合纤维产业化，这一块他研究得很多。他对涤纶研究得比较早，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穿衣问题。那时是艰难时期，衣服都不够穿，要买衣服必须有布票。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想要穿上一件涤卡（涤纶）的衣服都很难，不像现在涤纶料子的衣服已经普及了。涤卡穿上去很挺括，很耐穿，当时人们穿衣服不像现在这样追求时髦、好看，那时候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很多年。当时中国的农业不发达，而且困难时期棉花产量很少，人口又大量增加，导致布料非常紧张，布票都不够用，所以那时国家下大力气做化合纤维，做到现在的化纤强国。当时主要是用石油合成化合纤维，李繁亭老师作了很大贡献。腈纶（人造羊毛）、涤纶（涤卡）的高速纺丝，多孔纺丝，还有长丝、短丝等等，李繁亭老师千方百计地做这些。他当时和企业联合，比如多孔纺丝，短程纺丝，高速纺丝，都把它们产业化，要兼顾工艺、设备、生产、运用等等方面。

问：李繁亭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潘鼎：他跟钱宝钧老先生不一样，也跟孙桐教授不一样，孙教授很有学者风范，学术上搞得多一点，李繁亭老师主要是把知识工业化，包括涤纶、腈纶等。他有一个信念，只要是国家需要的项目，只要同事们愿意干，他就去争取项目。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他争取了几十个项目，勇挑重担，不畏艰辛。例如我最近研究的军用黏胶碳纤维导弹材料就是李繁亭老师申请下来的，以前国内没有人研究过，但是当时国家需要，李繁亭老师就申报了这个项目。李老师也没有申报院士，到去世前没多长时间才晋升为正教授。李老师每天起早贪黑，身体一直不好，他低血糖、糖尿病，心脏也不好，临终前一直有胸口闷的症状，但是李老师没去看病，他把时间全部用在工作上。他夫人平时也非常忙，所以照顾不过来，家里都不开火做饭，所以他有时候到同事家凑合凑合。李繁亭老师去世的时候工资刚升到100块钱，他平时穿着很简朴，就在他去世那天，旁边有人看到他倒地，如果抢救得及时或许还能醒来，但是他穿得非常朴素——棉大衣，以至于被误认为外地民工，也没及时送去抢救，过了十几分钟，蛛网膜破裂去世了。当时就是为了涤纶项目要赶到金山石化开会，早饭和中饭都没吃。他去世的时候我刚毕业，钱宝钧老先生和我都去太平间探望。李繁亭老师生活中只有工作，他的家就在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附近。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问他要论文资料，他找了好久找出一个饭盒，一打开饭盒，两只袜子在里面，他根本不料理生活，也不会做饭。所以李繁亭夫人在他去世以后很后悔，因为没更好地照顾他的生活。我想如果李繁亭老师在世，也不会后悔自己的付出。化纤研究所的项目差不多一半都是他争取下来的，他在当时很有名气。

问：李繁亭老师对待学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和要求呢？

潘鼎：李老师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手把手地教学生，但是大的研究方向会讲解给学生听。他的项目太多了，不可能每个项目都教得很细致，平时遇到难题，他都大致讲一讲，我会和青年教师讨论。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如果学生做得不好，或者没按进度完成任务，都要被严厉批评，甚至不是很有人情味，学生们甚至有点怕他。平时生活中他都笑嘻嘻的，但要求学生完成任务的时候很严肃，跟生活中不太一样。

以下为陈惠芳老师口述部分：

（陈慧芳：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复合材料系硕士生导师）

问：您和李繁亭老师是如何结缘的，能否说说初次见到李繁亭老师的时候，您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陈惠芳：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给我们上过化纤工艺学课。李老师对我们学生很关心，因为我们当时很小，但是李老师一点架子也没有，跟学生和同事说话都笑呵呵的，我记得他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说：“哎，小陈！”这个画面还一直在我脑子里。其实我最早做黏胶碳布的实验是李老师带领的，李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承担碳纤维的实验，李老师那时候研究多孔纺丝比较多。(www.xing528.com)

问：众所周知，李繁亭老师不仅学贯中西，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教育上也是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尖端人才，您是李繁亭老师的学生，可否给我们讲一下李繁亭老师课堂授课风格怎样？他在学习、科研方面是如何要求学生的呢？

陈惠芳：李繁亭老师那时候是化纤所所长，也是黏胶碳布课题组的组长，李老师对学生很有耐心，但是如果学生没有完成任务，李老师会发脾气，而且还挺严厉。但是李老师对我们小一辈的学生很少发脾气，虽然很严格，但也很关心，经常会要求学生看一些相关的科研书籍，经常会问，看了吗，怎么样？对每个青年学生都会关心。

问：李繁亭老师在生活中又是怎样的人呢，能否说一些轶事让大家了解一下？

陈惠芳：李繁亭老师会用心栽培学生。记得我当时工作没多长时间，李老师就带我去苏州开过一个技术研讨会。李老师由于工作繁忙，待了没多久就要离开。他把我留在那里，又把我托给别的单位的熟人，并且再三叮嘱我：“小陈你一定要认真听，回来给我讲解你听到的内容。”看到李老师，真的不会害怕，他总是笑呵呵的，李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李老师生活很随意，早饭经常都不吃，穿的衣服也很朴素，对自己真的太不在意了。李老师的夫人负责照顾孩子，他基本顾不上孩子。他夫人吴老师也是很严谨的教授，两个人都忙忙碌碌，可以说李老师的家庭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科研工作。

问：李繁亭老师去世的上午忙于参加论文的编写工作，而下午又有学术讨论会要赶火车，由于没吃早饭晕倒在车站，李老师这种忘我的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一代人，李老师当年全部时间都奉献在他的事业上吗？

陈惠芳：李繁亭老师去世的那天早晨，是在上海西站，现在的中山公园，要赶去金山石化开会，早饭也没吃，李老师一直都穿得很随意。后来我也去了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真让人扼腕叹息。李老师的生活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花时间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他一天到晚都在化纤工厂，很晚才到家。但是李老师很关心同事，当时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潘婉莲老师，她的女儿有哮喘，李老师经常会问候她。

问：能否举一两个实例来说说李繁亭老师在教育工作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最欣赏的他的品质是什么？

陈惠芳：李繁亭老师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点没有架子，无论学生们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对不会推脱。当家庭跟工作冲突的时候，他的首选是工作，绝对是工作第一，是个工作狂。我们真的应该深入学习李老师的这种品质。李老师一天福都没有享过，没退休就去世了。李老师退休了也不会闲下来，他是一天都离不开他的事业。那时候项目工作中谁负责什么，李老师都很熟悉，他记性很好。他是真的热爱他的事业，他的爱人吴老师也是，我们那时候化纤研究所每天都有人工作到深夜，那一辈的教授都很敬业。那个年代的教授根本没有享受这个概念，除了事业就是事业，李老师就算去吃早饭，也是两个馒头拿着边走边吃，绝对不会坐下来慢慢吃，他那种惜时如金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以下是吴宗铨、陈稀老师口述部分：

（吴宗铨：东华大学材料学院退休教师；陈稀：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博士生导师）

吴宗铨老师：化合纤维这个专业的两个创始人是钱宝钧教授和方柏容教授。孙桐老师是我的学长，李繁亭比我高一个年级。李繁亭他们那届有两个学生留校，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后来调到北京去了。我在阿克隆大学的美国工程院院士程正迪的课题组里工作了12年。程正迪本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变成我的同事、老板，我离开阿克隆大学也快10年了。李繁亭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家务事都是我处理，儿子基本都是我教育，但是我也很忙，我请我母亲帮忙带孩子。李繁亭很爱儿子，他平时很忙，但只要有点时间，就陪儿子出去玩。他出差回来有空就去我母亲家看儿子。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康奈尔大学攻读了MBA，现在美国圣地亚哥一个专门做手机芯片的公司里面负责投资业务，事业相当成功。我早年在东华大学住了32年，后来在美国阿克隆大学一个人住了12年，现在退休了，就做顾问。我儿子的成长都靠他自己，他中学读的是重点中学。我们以前都忙着工作，对孩子教育得很少，没有时间陪孩子学习，不像现在的父母对小孩教育管得很多。我儿子看见父母都在勤勤恳恳工作，周末都忙着搞翻译、写论文、写书，就算国庆放假我们也不出去玩，我们靠的是言传身教。我们的信念就是把化纤事业发展好，培养新教师，当时也顾不上孩子的成长。我们也不看电影、不看小说，当时我发现我女儿写作文就写我的母亲怎么这么忙，她知道母亲在忙事业，所以自己也要好好读书，我的两个女儿都是自我管理的，但是都考上了大学，我的外孙也是这样的。陈稀老师的外孙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言传身教很重要，在这个环境里他自己会上进，所以你不要刻意教育孩子。孩子看到父母都这么努力，耳濡目染，会把父母当成榜样。

我当时跟学生接触很多，王依民、赵炯心、朱介民都是我的学生，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跟他们一起讨论项目，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自己的孩子反而顾不上，任他们自己发展。沈新元毕业的时候我要求他把实验重新演示一遍，实验报告整理好，张贴出来。王依民也是我的学生，从研究生开始一直在我的课题组，后来派他出国留学，回国后任化纤研究所所长。程正迪也曾经是李繁亭的学生，他现在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他工作也十分努力。他们都在“文革”中经历过劳动改造，耽误了五年时间，渴望学习新知识，在乡下种地没有机会学习，当时连饭都吃不饱。现在的孩子一直在学校读书，所以不懂得珍惜时间，现在吃饭不是问题。当时程正迪吃饭都有问题，在黑龙江的农村有什么吃的？每次从上海带一箱子食物到黑龙江，不到一会儿，大家就分着吃完了，当时都快饿死了。那时候没有布票不能买布，每个人一年大概只有十五尺的布，你们现在很幸福，出国留学父母还能资助。我认为要靠自己的努力，像我的外孙在哈佛大学，大学一年级就去斐济做志愿者，因为斐济很苦，所以他就筹资帮人家投资。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计算机公司实习，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银行实习。所以他赚的钱就完全可以支付自己的学费，我外孙大学的三个暑假都在打工赚钱，他独立工作能力很强，又有工作经验，毕业的时候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现在中国孩子独立性不够，都是家长帮助孩子成长，所以提倡出国留学，要培养自己独立工作、思考、生活的能力，还有要珍惜时间、锻炼身体。清华大学的校长跟学生讲，一定要锻炼身体，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清华的学风好。我们有些学生，上了大学就认为以后肯定有工作，玩电脑游戏，上课迟到，荒废学业，这是不对的。

我跟李繁亭在一起就经常讨论工作，讨论项目，感觉很有劲头，因为大家都是同行。我们都研究化纤，他研究民用化纤，我研究工业用化纤，例如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现在都已经产业化了。碳纤维项目开始都是我负责的，潘鼎是我的学生。我跟李繁亭老师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工作，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大家都对工作有兴趣，晚上就讨论项目，他研究他的项目，我研究我的。我在国内32年完成了很多项目，在美国12年跟程正迪一起发表了很多论文，我的学生现在都发展得很不错。我和李繁亭兴趣一致，我们主要是讨论工作，我们一直不要小孩，怕有了小孩影响工作。我们结婚六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都关门了，研究工作也停止了，我们没事干了，才决定要小孩，这才有了儿子。我们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吃饭在食堂，吃完饭回家就看书，电影也没有时间看，周末两天不休息。那时候的条件不像现在有电脑、互联网。现在查文献用电脑很方便，以前我整个暑假都住在图书馆里，就找一个项目的文献资料，全部自己抄下来，一个暑假就抄了很厚一本，我需要的内容都抄在上面，这个主题就决定我以后怎样开展我的项目。因为没有电脑查资料，都是在图书馆里翻书查，我一个暑假没有一天休息，每天早上去图书馆，晚上出来，吃饭去食堂。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暑假，也没有出去旅游，但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做出成绩来了，我们的项目都产业化了。这就是我们的幸福观，我们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就讨论工作，生活都是最简单的。李繁亭老师家里也很困难，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和妹妹都靠我们资助，我们每个月工资是60块钱，15块钱寄给两个弟弟，10块钱寄给在大学读书的妹妹，他自己留下35块钱。我们的工资每个月都用的所剩无几，没有钱买新衣服穿，李繁亭还在外面请了个德文老师，他学德文，跟德国专家做过项目。俄文我们都通晓一些，他翻译的书都是俄文的，我也跟俄国专家学习过一段时间。李繁亭工资不高，又请了个德文老师，他觉得一定要花钱才能把德文学好。我们日文都能看书、翻译，都是自学成才。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的思想都集中在工作上，经常废寝忘食。有的时候食堂里没有饭了，他到我母亲家里吃饭，有的时候去钱院长家里蹭饭，他就是这样忙得不可开交。李繁亭有时候整个通宵都在工作，他本来身体很好的，还是个篮球运动员，唱歌也很好听，后来没有时间打球，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学生时代就很认真，暑假自己把一本英文的物理学自学完。他对学生平易近人，也很严格，许多学生都做出很好的成绩。现在天津大学的校长也是李繁亭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李繁亭指导的，他觉得受益匪浅。这位天津大学的校长邀请我们到天津大学去参观他的研究所，请我们到北京去玩。我们在阿克隆大学的项目组中国人比较多，礼拜六不休息，大家都在课题组工作，老师也在那里，老师中午请我们吃匹萨。李繁亭时间有限，对学生没法管得很多，关键的方向还是会指导。我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面我不后悔，唯一后悔的就是对李繁亭照顾得太少，关心太少。当时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上午还跟我一起讨论项目，下午突然传来噩耗，我没办法面对现实，我才去了美国。我对儿子有抚养责任，所以我要活下来。

李繁亭太忙了，忙完学校的事情还要忙外面的项目，到金山石化开会就是外面的项目。外面腈纶厂开会，那天早上他审批研究生的论文，早饭没吃，审好论文又参加答辩，接着又赶着去参加金山的会议。他代表学校跟金山联系，那时候学生下厂实习都要到金山去，很多合作项目。所以我们很多腈纶、涤纶的项目，还有涤纶的多孔纺丝，他都拼命地想怎样把学校的项目跟工厂联系起来。我也快80岁了，我现在看材料学院楼这么大，设备那么先进，我们也很羡慕，现在条件真的很好，我们以前实验设备都是自己搭，那时候很艰苦，我在阿克隆大学的纺丝机都是自己搭出来的。我1988年去阿克隆大学的时候，美国的设备比我们的好。现在我们国家对材料专业很重视，经过几代人努力，发展这么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我去打扫厕所，不搞研究，要我们劳动，称我们是“走卒”，不能参加政治学习。李老师那时候是研究生，去做学生，不会被批斗。我们的老师都要戴高帽子进牛棚，钱宝钧也要去打扫厕所，每天都要写检查。孙桐打扫男厕所，我打扫女厕所。“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都关门，也不做研究，也不上课，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到学校领导我们这些老师。当时房子、工资都扣掉，要整个家庭都住在一间房间里面。我们这群人还不用戴高帽子，但是要写检查，打扫卫生。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波，知道只有国家安定了，家庭才能和睦，才有幸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真正走上正轨了。钱宝钧打扫的厕所是所有厕所里面最干净的，他当时拿我们工厂里的废硫酸清洗厕所，所以他打扫的厕所最干净。这不对头，有贡献的老师都去打扫厕所，但是美国人都在搞研究，我们把厕所打扫得再干净也没有用。我们当时就想，没有把我们打成右派，没把我们迫害死就算好的了。所以青年学生也要关心国家，我每天都会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要是政治不稳定，国家没有前途，我们都没有前途，所以我们关心自己也要关心国家。“文革”时我们都没有时间搞科研，后来又要办学，又要搞研究，所以76年以后我们都很认真，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那时候外语不能用，当时都说学外语是个大错误，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有机会就拼命学外语。学了外语以后才能出国留学，否则话也不会说，后来我们请美国专家来交流。李繁亭天天跑金山厂，醋酸纤维、粘胶纤维等等都要下厂指导生产。李繁亭在多孔纺丝方面得过奖，在涤纶高速纺、改性，腈纶的高速纺丝，热收缩应力，纤维的超分子结构等理论研究方面花了很多心血。李繁亭在学校的时间较少，经常在外面，开始的时候在上海化纤二厂醋酸纤维厂，后来去金山石化，深入生产第一线。1984年李繁亭在德国奥地利得奖，这是他最早在国外得奖，后来在纤维的改性方面做出了高收缩涤纶、腈纶，研究了聚合物相分离的理论，制作出多孔纤维和中空纤维。

李繁亭为了工作不爱惜身体也不好，所以对你们大学生来说一定要锻炼身体。清华大学的校长就对学生讲，珍惜时间读书也要锻炼身体，身体没了还怎么读书，所以希望你们青年人不要像我们那样不锻炼，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工作、看书，你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你们要重视体育锻炼。清华大学校长说大学生要是体育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上海的学生也是这样。一个人身体不好，怎么为国家工作50年？！我们学习也要有充沛的精力，要好好锻炼身体，重视自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