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办学特征揭秘

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西方国家 “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35]的野心。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最终谋求基督教或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 “中华归主”是教会大学设立的直接目的。教会大学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尽管它在中国的创办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但它的出现和发展在客观上迎合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迫切渴望西学的需求。随着教会学校的渐次兴办，西方的大学理念、西方的学校管理方式、西方的课程设置、西方的教学方法逐渐从教会大学蔓延开来，成为中国本土大学参照和效仿的对象。

（一） 专业、 课程门类齐全

清末的教会大学一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担任校长，在专业设置上，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模仿美国教会大学，即通过西方科学教育实现培养牧师、教师和医生等人才。因而，教会大学采用西方教会大学的教学标准，专业与课程设置门类齐全，旨在通过良好的基础训练形成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重视英语教学、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体育教育是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出的重要特点。

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该校办学初期就形成了文科、理科、神学课及预科的教学格局。1881 年，开设英文部，开始推行西洋文理教育。1905 年11月，圣约翰大学按照哥伦比亚大学条例在美国华盛顿注册备案，成为设有文理、医、神三个学院及预科学校的得到美国承认的正规大学，文理学院、医学及神学院毕业生可授予 “美国大学毕业同等之学位”^[36]。圣约翰大学在73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传统。校长卜舫济非常重视西方知识和教学方法，特别注重用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来管理大学。他将英语列为各学科之首，并逐渐将英语作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学语言。卜舫济认为，英语是教学的媒介，现代科学、数学、欧洲史、经济学、逻辑学等新型学科都要用英语的教科书。^[37]他指出， “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于：一、华人研究英文，有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华人之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四、研究英文，可以使华人明了基督教事业在于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五、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38]。全英文教学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适应了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且增强了圣约翰大学的竞争力，使圣约翰大学在其他众多教会学校中脱颖而出。

科学教育是教会大学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为载体，才吸引了中国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加入教会大学。1894 年，圣约翰大学聘请了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的顾斐德担任理科主任。顾斐德到校后，承担起所有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程教学工作，并全部使用英语授课，圣约翰大学的科学教育从此走上了正轨。1898 年，圣约翰大学的科学楼落成，在这座教学楼内，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医学实验室、博物馆设备齐全，为实施科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设施。在倡导科学教育的同时，圣约翰大学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人文修养。圣约翰大学奉行通才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和管理方面，采取文理贯通、交叉的模式，即在承认并适当照顾到文科生和理科生客观上存在差别的同时，注意提高文科生的理科程度和理科生的文科程度，有意识地在文科中设置一些理科课程，在理科中设置一些文科课程，并鼓励学生跨学科兼修。这些举措有助于帮助学生确立健全的知识结构，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避免学生“从旧的人文主义教育这一端转向科学教育的另一端”^[39]。

教会大学还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几乎所有教会大学都开设了体育课程，与同时期国立大学的体育教育相比，教会大学无论在体育设施还是在体育教育内容上都明显优于国立大学。在体育上遥遥领先的圣约翰大学不仅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体育馆，还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该校率先引入棒球、板球、篮球、田径、网球、足球、橄榄球、拳击、骑马、击剑、羽毛球等运动项目，成为上海学校体育和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摇篮。

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大学能够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根据自身的办学优势，创办特色专业。例如，针对中国医学人才短缺的现状，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相继建立了医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卓越的西医学人才。根据中国农业大国的历史状况，教会大学将农林生产作为大学的重要专业。例如，金陵大学创设了农学院，下设农艺学、森林学、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植物学等系，致力于培养农林科技人才。

课程设置的科学化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依据，科学化即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及部分社会科学引入学校课程。教会大学根植于宗教和西方教育体系，其采用西方大学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其宗教发展的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正因为其有别于中国传统教学内容的设置，吸引了众多的生源，既获得了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二） 教学方法重视实习、 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传统的经史子集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儒学定于一尊的格局。这种重文事的教育倾向形成了在教学方法上过于强调知识传授与知识记诵的特点。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教学内容得到了不断更新，传统的教学方法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第一，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以经学为主的文科教学。我国教学内容中理科、工科教学内容的缺失造成了教学中强调知识传授与知识记忆，熟记课文、练习书法、解释字义、作文写诗等教学内容使学生缺乏对知识本身的理解，更多的通过重复的机械记忆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随着近代教学中科学教育内容的加大与加深，这种偏重传授与记诵的方法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第二，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性。教师在我国古代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教师对知识的独占性以及师法、家法的传承理念决定了教师在教学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第三，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学习信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皓首穷经，苦学、苦读是一直被推崇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看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传统的适用于文科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培养与训练，更无法承担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重担。而此时教会大学对西方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不啻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举办的一次模拟展示。

教会大学普遍重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通过采用直观教学、实验练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一种观念，认为科学和数学对培养逻辑思维至关重要，认为实验室的科学运用更是发展逻辑思维的最佳方法之一。1898—1899年，圣约翰大学建了一座科学楼，这是中国的教会大学为自然科学的教学建立的第一座专门楼房。杭州的育英书院虽然设备有限，但克服困难，也于1899年在物理教学方面引进了实验法。到19世纪末，有些教会大学已拥有足够的教学设备，使教师在上初等化学和物理课时能够进行大部分的基础实验，少数学校还开始让学生自己做实验。^[40]东吴大学理学院要求学生每周都要完成一至两个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写出实验报告。金陵大学的各系科教授都十分重视学生实习与实验，农经系的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到乡间实地考察，化学系的教授经常在实验室为学生进行现场指导。之江大学工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每周都安排一定时间有步骤地进行木工、锻工、铸工、钳工等不同工种的实习。机械系和土木系的学生也都根据教学计划进行各种实习活动。该校商学院与银行、进出口商、工厂企业、会计事务所建立联系，安排学生实习，以期达到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目的。^[41]这种注重实习、实践的教学方法，既能使学生系统掌握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又能在实践中深刻领悟，为学生毕业后能够快速进入职业角色奠定良好的基础。

相较于我国教育中重视教师的权威性，教会大学更加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治校严格，但对学生却非常和善，他要求教师要与学生加强联系，强调师生之间应平等相待，亲密无间。每逢周末，他总是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与学生喝茶聊天，学生亲切地称他 “老卜”。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教会大学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师生关系理念为我国近代高校构建新型师生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教会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普遍遵循的教育教学方法引入中国，尽管其仍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教育的特征，但它为我国改革传统教学，采用近代科学教学方法提供了模板。

（三） 管理模式高效精干

教会大学从设立之初，即引进和移植了西方大学的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起简洁、精干、高效的学校管理体制。教会大学一般由设在国外的托事部、学校董事会和校务机构组成，实施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各机构人员不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各教会学校继承了欧洲大学的自治传统，通过设立教授会，鼓励教师参与学生事务管理。

例如，圣约翰大学的教育管理体制完全移植美国大学的管理理念，学校由设在美国的托事部与学校董事会和校务委员会组成了校务机构，实施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了鼓励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圣约翰大学成立了教员董事部，由校内中外教员组成。首届教员董事部为25 人，共设6个部，分管运动会、教育会、奖给学位及升级、工程部、大学院和视察例准免试新生之各校等事宜。此外，圣约翰大学还建立了教授委员会。教授会分各科教授会与大学教授会两种，各科教授会由该科教授及教员组成，各设一名科长，为该科理事长。除道学科科长为驻沪主教或其所任命者外，其余各科科长，皆由大学教授会在各科教授中推选一人，呈请驻沪主教委任；大学教授会则由校长召集各科教授会之教授组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各科教授会还是大学教授会，每一位教授（在各科教授会开会时还有教员）均有一投票权；凡关于该科事宜，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当赞成、反对票相等时，大学校长有解决之权。^[42]教员董事会和教授会的成员都是经过学校教师选举产生，他们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学校事务拥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一些教会大学还有意识地吸收学生代表担任学校专门机构或社团的负责人。相对于旧式管理模式而言，教会大学的管理制度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师生的共同参与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了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体现出了近代民主精神，保障了大学自治原则的顺利实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校管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此外，教会大学特别重视学生日常管理，通过学校管理的规章化、制度化形成良好的学风与校风。这些大学普遍重视考评制度，通过周考、月考、学期考、年考等多级考试制度督促学生用功学习，对于成绩欠佳的学生进行严格的淘汰。严格的管理制度有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有效地保证了人才质量。(www.xing528.com)

（四） 师资队伍“中西结合”

师资力量是衡量一所学校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也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的生源，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建设的蓝本，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教会大学初建时，出于宗教的目的，早期的教员主要由传教士担任，多为外籍教员，中国教员人数非常少。由于这些传教士中鲜少有人持有高等教育文凭，教会大学不得不面对师资匮乏的困扰。赉玛丽在《圣约翰大学》一书中说：“在整个圣约翰历史上，每个负责人都曾受到师资不足这一问题的困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呼吁，‘给我们派人来！’。”^[43]为此，教会大学将延揽优秀师资作为在中国办学的主要任务，教师的来源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来自差教的派遣；二是通过教会招聘来华执教人员；三是吸收国外留学归来的学生学者；四是从中国国内聘请名师。由于渠道多样、形式灵活，教会大学网罗了众多名师。教会大学发展的前期，教员以外籍教师为主，随着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及基督教本土化的诉求，教会大学师资队伍中中国籍教师人数越来越多，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多元化的教师来源充实了教会大学的师资队伍，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求学环境。

以圣约翰大学为例，1905年在美完成注册后，该校的教师队伍不断扩充，到1913年，教师人数已达40余人。校长卜舫济千方百计为圣约翰大学聘请到了众多高素质教师，其中包括顾斐德 （自然科学）、柏默 （英国文学）、华克（数学）、文恒理 （药物学和治疗学）、林嘉连 （解剖学、生理学）、杰夫·里斯（组织学、生物学）、都孟高 （英语、神学）、朱友渔 （社会学）、宓亨利 （历史学、政治学）、约翰·H·伊理 （数学、土木工程）、雷麦（经济学）、金汉律（土木工程、物理学）、赵修鸿 （物理学）、德爱莲（数学）、沙乃文 （经济学）、浦纳德 （政治学）、舒尔茨 （化学）、卜其吉（英语）、吉尔（英语）、沈嗣良 （教育管理）、朱元鼎 （生物学）、赵绍鼎（经济学）、蔡振华（国文）、张光朔（生物学、解剖学）、韩玉珊（历史学）、程有庆（化学）、高就（政治学、历史学）、刁信德 （医学）、柏士敦 （历史学）、逖凡（英语）、乔治·苏伍德（英语）、司徒月蓝（英语）、罗道纳（英语）、杨宽麟（土木工程）、威尔逊夫人（英语）等。圣约翰大学非常重视教师的国际化背景，绝大多数中外教员都拥有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据1934年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教员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1936 至1937学年，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总共54名教员中，有10人拥有博士学位，16 人拥有硕士学位。^[44]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力量。教会大学通过聘请高水平、国际化的一流教师，为教会大学高质量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校际联合办学

1890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传教士大会，这次大会将教会大学的办学质量作为重要的议题。会议决定成立 “中国教育会”，其宗旨在于 “促进在华的教育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间兄弟般的合作”^[45]。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不仅为教会学校制定了相对统一的教学计划、考试方法和管理制度，还积极地促进了各教会学校之间的合作办学。之后，教会大学为了扩大总体的办学规模，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纷纷建立起内部的联盟。

最初的校际联合办学出现在20世纪初，其标志是教会在沿海地区创办的学校彼此联合。这种由分散到统一的联合办学形式，提高了教会的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例如，1902年组成的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 （后来的齐鲁大学）包括了潍县的人文学院、青州的神学院和一所医学院，由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共同出资，并成立了一个联合管理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1909年，圣公会也参加了联合管理委员会，并将在泰安的圣公会学校的高年级迁至潍县。随着其他教派也加入联合管理委员会，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便得到了十几个教会组织的资助，并在教授普通话方面获得了一流教会大学的名气。^[46]

20世纪20年代后战乱频仍，教会大学之间的联合进一步加强。这期间，教会大学之间的联合办学主要采用松散结盟的方式，即在保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例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之间的联合办学；之江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上海组成的联合办学。各教会大学相互协商、共同商议学校事务，相互之间优势互补，关系融洽。在教学中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联合考试的办法，允许学生跨校、跨专业选课，各校之间相互承认学分。在联合办学中，各教会学校针对自身的办学优势，为学生提供了优质丰富的课程，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也促进了各教会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据统计，在成都华西坝的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普遍比联合办学前增多，在战时各种资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多教会大学还增设了新的学科专业。

校际联合办学是大学之间教育资源的开放，大学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不仅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可以充分利用各校教学资源，提高学校的竞争力。教会大学的合作办学经验，虽然是为了谋求其在中国的发展空间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但却开创了大学间联合办学的成功范例，为我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校际合作办学提供了办学样板。

（六） 倡导女子高等教育

女子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教会大学在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我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始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于1920 年首开女禁，但这仅就国人自办大学而言，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教会大学已经开始了女子教育的尝试。

1905年，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入校学习，这是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这期间的女子高等教育主要分两种形式：一是单独设置的教会女子大学，如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二是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如广州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据1922年的统计，国立大学有女生405 人，占国立大学学生总数10535 人的3.8%；省立和私立大学有女学生132人，占其学生总数20325人的0.6%；教会大学的女学生人数虽然只有350人，却占其学生总数4020人的8.7%，到1925—1926年度，这个比例更上升为15.2% （此时教会大学学生总数是3489人）。^[47]可以看出，虽然在招生人数上，教会大学的女学生数低于国人自办大学，但在女学生所占的比例上，教会大学中女学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国立、省立及私立大学。

表2-4　中国教会大学女学生人数表^[48]

教会大学招收女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冲击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未出现女子学校，女子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灌输“三从四德”理念培养贤妻良母。教会大学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妇女提供了现代文化教育，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逐渐觉醒。虽然这些教会学校培养的女大学生人数有限，但直接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为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26年，华南文理学院共毕业38名女学生，其中24名在教会学校任教，9名进入研究院。1928年毕业的12名女学生中，2名进入医学院，3名后来获哲学博士学位。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开办，当时只有8名学生，6名教员。后来，金陵女子大学有许多人进入了中国或西方的研究院深造，最早的4届毕业生共30多人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者多达20人。^[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