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习型区域政策研究成果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给世界带来了经济、社会以及人口的巨大变革。变革给西方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以新使命：社会保障、国土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区域政策的运用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年代。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新政的目的是降低失业率，为穷人争取社会福利以及推动银行业、农业、工业的改革。许多其他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就业，解决困难领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二战”后大多数工业国家，政策的运用更为全面。区域政策制度化成为战后的主要现象。

那么新区域政策的基础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古已有之。一些地区繁荣并且富裕，经济发展动力十足，人口就业良好并有较好收入。而落后地区人们就业困难，缺少经济收入，发展机会不佳。这种状况一直伴随着近代以来世界的发展史。如今区域发展不均衡已视作一项可以着手解决的难题。公平准则实现突破：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公平分配资源消除差异。而寻找难题解决办法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必须开发中央政府干预和纠正不公的潜在作用。区域政策的运用与现代福利国家紧密联系。马歇尔将此视作公民理念的延伸，从公民权利通往政治权利，包含诸如要求基本生活标准的社会权利等。新兴政策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阶级妥协，凯恩斯主义的进步，战争的教训以及国家和民族命运更深层次的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知识和智力成为继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之后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点，人类迈向学习型社会。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型区域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方向。区域将成为知识生产、学习和创新的重要场所，成为知识与思想的储备库和汇集地，为促进知识、思想和学习的流动与循环提供必要的环境与设施。区域的发展前景和竞争优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创新和知识人才的持续生产。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区域发展都促使高校要关注和重视区域服务职能的发挥。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高教资源是区域创新和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其一，高校为学习型区域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高校在学习型区域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之后，高等教育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中央政府的规划、管理以及再分配的信赖建立在普遍的科学乐观主义之上。高校为政府调控铺设了理性和高效的路径。另外，高校最终为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着眼于推动区域间融合。众多学者提出了一些科学的新的经济理论。

Myrdal提出“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原则”^[27]，而Hirschman建议动力部门通过“前后联系”创造累积效应。^[28]根据Kaldor的观点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收益不只是来源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也是来自产业本身成长而产生的一些其他如技能和专业技术的累积优势；理念和经验的沟通积累；人类活动过程和专业不断分化的积累。Kaldor认为就产业活动而言，其适时的外生性生长将促使它扩大规模并相应提高其生产力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他也指出“产业活动的成长过程会既有浓化效应也有扩散效应”^[29]。Myrdal称其为“回波作用”和“波及效应”。一旦某个区域形成原始的增长，优势，那么它会易于维持这种优势，结果是地区差异日趋两极分化。Perroux也明确表达过类似这种恶性和良性循环的思想。他“增长点”和“主导部门”概念的形成，试图建立一个关于经济不均衡的综合理论。^[30]增长点指的是产业群体围绕的某个产业核心和充当增长催化剂的企业。产业的不同领域要么依赖增长点，要么由增长点控制。Kaldor的结论是“让市场程序单独运作，产业活动的区域集中化趋势将更为深入”。但Myrdal认为，要做好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必须有政府的作用。

其二，学习型区域倡导以知识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时代转折点。两种主要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之一传达出由政治权利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方案。公共部门介入，税务，垄断以及贸易联盟的权力都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最重要的原因。中央政府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体，反而它自身就是问题。压制中央政府的集权并减少市场混乱的影响成为一项中心任务。这可以通过撤销管制和私有化实现，这样市场得以解放并重新刺激私有资产的自发运作。另一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熊彼特启发而产生。这里长波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新国际化劳动力部门的发展阐述了经济衰退的原因。而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理论的提出，向人们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当今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渴望给新的推动技术——经济互动发展的政府政治更多的发挥空间。

不是所有国家完全采纳“新自由主义”或“新熊彼特主义”理论。它们以各种组合形式实践。两种思想的核心都是要使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再生。它们的另一种共有特性是主张以“供应经济学政策”的经济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知识基础设施重新获得关注。学者们也再次肯定中小型企业对于经济整体活力的贡献。小型企业承担起了创造大部分就业的职责。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学习型区域政策领域。虽然它们一直在政策咨询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人们更加重视科研对产业重组和产业创新的作用。在学习型区域中，创业精神构成了核心要素。另外，为了激活就业、鼓励年轻人和各种群体的创造力，政府作出许多努力促使高校培养专业人才并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商业化。立法上的变革就是突出的手段，如美国于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鼓励科研的实际利用，允许大学和小型企业在政府财政的帮助下选择专利并直接进入商业化过程。许多中介机构建立了专利和技术转移办公室。政府强调在区域内加强产学研联系。为了强化它们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延伸，建立了中介机构、联合研究与发展项目。另外，政府经常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投资，它们对于高效使用新知识和科技处于较为灵活有利的地位。它们的吸收能力以及寻找科研机构服务的能力日益提高。在战略产业发展体制和其他技术辅助和建议新形式的建立下，技术扩散项目得以广泛实施。

学习型区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面向服务业。服务和信息产业成为新兴增长领域，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信息技术的扩散会终结地理上带来的距离并促使经济活动从中心城市扩散到其外围地区。在许多国家，学习型区域趋势不断增加。过去自上而下的路径被自下而上的路径取代，更多部门和机构加入到了创新的行列。此外，政策通常是以临时性的项目和计划的形式实施，接受评估。这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造了新的契约市场，这促进了新理念在国内外的传播。

其三，学习型区域成为创造力的源泉。硅谷、128号公路以及其他高科技中心引领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力量。有组织的科研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新兴产业，这样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许多公司的定位并不在于节约交通成本、获取市场或获取能源以及原材料，而是以知识创新为基准。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主要在老工业地区以外成长。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功更为自由且易于复制。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想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硅谷并控制正在浮现的高科技产业循环。总结硅谷成功的经验，有以下一系列因素：杰出的科研中心、有力的风险投资、高素质专业人才、邻近国际机场、便利的自然和文化设施以及高质量的生活。如果这些因素都已到位，就像烤箱里的蛋奶酥，硅谷式的成功还会继续扩张。也可将以上因素表达为：能力和与之匹配的收入、资金、沟通、创造力以及文化。从东京到巴黎，乃至赫尔辛基等的政策决策者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实践的学习型区域概念慢慢成为现实。经济增长中心的理念重生，而它们的支点就是高校和附属于高校的科研机构。

许多研究也显示出学习型区域发展偶然因素的重要性，如军事开销、管理构架、商业文化、成熟的政策、关键人物的活动等，不同地区有自身独特的先决条件，在另一种背景下很难复制。然而，在信息网络中传播引起人们注意的事务在任何环境下都有益于创新。

另一种创业灵感的重要来源是所谓的“第三意大利”以及后“福特制”理论。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以及前人在外部经济和聚集优势上的研究引起人们的重视。基于一些国家生产实践的基础，各国开始要求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弹性专业化生产转换。这包括“积累体制”（主要技术系统、组织生产过程的主导方式、消费的主要形式、劳动力—资金关系等）和社会管制的模式（机构的整合以及通过专门法律、契约、国家政策、政治实践、产业法典、消费文化等复制“积累体制”的惯例）。公司以及个体之间密集、复杂的关系是弹性专业化生产的特征。新兴产业区就像高科技产业的复合物，由一系列在不同领域或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构成，得益于大量的专业人才以及信誉，它们具有弹性的多用途科技。专业的培训机构和高校便利了这些企业之间的合作。这被视作组织生产体系的更有创造性的新办法，这种方法适合各种不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预计大型企业会在未来经历从上至下的分解。

围绕核心的大都会地区，产业区和弹性专业化的理论给了发展学习型区域模式以合理的理由。他们确信网络开发对于中小型企业以及建立技术中心、营销机构的重要意义。另外，他们指出地方历史和文化是可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活动总是扎根于社会和文化，创新的地理因素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其四，学习型区域是区域创新系统的一种发展范式。在柏林墙垮塌、极权主义崩溃以及亚洲、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崛起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了。“全球化学习型经济”和“知识动力经济”概念概括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全球化是对世界收缩的一种隐喻。新信息技术、更为低廉的交通、政治自由化、减少行政管制以及中央集权式经济的开放等使跨国界联系在各个领域得以加强，世界经济日益交织在一起。跨国企业开发了全球化运作管理和协调的新途径，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同时，获取知识成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关键因素。个人、企业、区域和国家的绩效日益由学习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决定。创新与许多组织和机构参与互动学习的过程紧密联系。从发明到商业化以及推广，创新并不是一个不连续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有反馈循环的反复过程。所以，重点在于企业的国际组织以及它们与消费者、供应商、竞争同行、金融机构、咨询服务专家等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贸易和产业、政府、教育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关键点在于用户—生产者关系。此外，有学者强调创新有系统和进化的特征。创新的过程由已有的生产结构、知识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消费者需求结构以及各层次的政策决定。在创新促进多元化发展的同时，过去的选择仍时常地影响并导致现今的选择。从已有认知、规范、组织以及物质基础产生出创新的技术轨道、主流的设计以及从属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创新的新理念开始在区域政策中得以体现。学习型区域被定义为创新政策并且在系统路径的基础上理解创新的内涵。学习型区域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全球化对创新系统的影响。区域创新系统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和国家创新系统相联系，出发点之一是试图揭示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特性。每个国家建立的创新系统，包括其特殊的产业特长模式和其自身的科研和教育系统、金融系统、劳动力市场机制等。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边界和管辖权限越来越不重要，强调的是建立没有疆域的世界，“流的空间”替代了“地的空间”。企业从先前的约束和责任中脱离，地方和区域生产系统分解，新经济的聚集点是网络联结的地球村。全球化现象发生在许多区域，不同的首创和模仿策略同时进展。全球化本身就是各种类型的学习型区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因此，全球化伴随着区域化过程。学习型区域将日益成为重要的创新舞台。这种诠释给学习型区域的形成提供了导向。(www.xing528.com)

其五，高校是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联结点。从网络视角看，直接参与知识的获取、传播、转移和提升的各集群创新网络成员以及这些成员间的学习互动是学习型区域的核心影响因素。对学习型区域起支撑作用的创新网络成员以及学习型区域的软、硬环境共同构成了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政府是构成创新网络的主要成员，其中直接参与网络内知识流动的主体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政府是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支撑性主体。

高校既是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网络的重要知识源，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其核心地位明显。高校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首先，作为知识和信息聚集场所，高校是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源头之一，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为创新网络提供了知识、信息源；其次，在以需求和效益为导向的创新网络中，高校通过与企业间的合作与沟通，帮助企业实现知识提升，完成自主创新；最后，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影响创新过程的重要资源，创新网络最终是通过人才完成传播、扩散和提升的，人才的学习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创新网络的效果。高校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是推动学习型区域创新的终极力量（见图2-1）。

创新具有地域因素，各种著作为此提供了诸多论证。Porter提出“高度区域化进程创造并维持了竞争优势”。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集中于那些不可流动的以及软件的因素，是遥远的竞争对手无法获得、无法比拟的。^[31]生产网络关键联结点的大幅度增加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地区的邻近成为一种优势。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选择创新的不确定性作为出发点并综合了“创新环境”概念下的地区优势，主体间频繁的交换和共识成为了合作以及合作学习的基础。网络方面遵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心是社会网络理论、在互惠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信息交换、增加资源的使用和提高共同处理问题的能力。根据类似“关系资产”、“非交易的依赖性”、“制度厚度”等概念，这些理论描述了社会和文化的嵌入性。新内生增长理论的标志性词汇是“知识溢出”。由于有限的地理范围，“知识溢出”是一种积极的外在性，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知识在“学习型区域”的理论中进一步发展，需要把握隐性知识和显性（可编码）知识的界限。编码知识可以在其形式化以及系统化之后，储存、复制并较容易传播。隐性知识则没有具体形式，通过个人经验、做中学、社会关系等获得。隐性知识依附于人与入面对面关系以及群体的实践，这意味着空间和人际距离的亲近性对于隐性知识十分重要。

图2-1　高校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示意图^[32]

学习型区域中，不同类型的论述可以用于证实区域创新的利益关系。两个概念与学习型区域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是“产业集群”的概念，另一个是“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给高校不同的研究区间。集群理论关注经济过程中不同阶段联结在一起的价值链的复杂系统。这样每个阶段给整个经济过程增加新价值。不同产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间对抗和合作的强度，使产业集群由于创新的压力、互补性以及知识溢出升级。许多区域集群政策的制定瞄准诸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生化技术和其他包含高等教育体制的领域，毫无疑问是高校的知识创新在推动企业创造价值。区域集群政策的重点在于企业和高校的关系。

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中，探测区域变化可以观察缩小版的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机构已经明确地加人了这个系统。高校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另外，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机构，重点在于知识基础、他们的媒介、通信渠道以及学习和共享知识的机制。不同类型的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城市周边区域、老工业区以及大都市区域），对于政策有不同的含义。

其六，学习型区域范式促进区域均衡和区域竞争力。过去20年以来发展的学习型区域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政策绝对不同。最初的区域政策是国家边界内有关平等的政府政策。这既是中央区域自我巩固增长的过程，也是落后地区奋起直追的需要。政策指向“其他”——落后以及弱势地区。近来，参照的区域框架和参与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学习型区域，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成为了区域化创新政策；许多国家支持权力下放到区域的转变。个别区域现在正加入创新行列，争取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中央政府已部分淡出，每个个别区域为自身发展负责。为了建立区域知识优势，城市地区支持产业地理集群。政策有意促进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晚期，欧盟区域政策的增加明显强化了创新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在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签署，1988年改革了结构基金之后，规模在1987—1993年期间扩大了一倍。欧盟区域政策的强化最初是为了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区域间调动的目的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同时，所有项目都是欧洲政治建设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在欧洲委员会和区域间建立新联盟来绕过国家的限制，切实建设欧洲级别的项目。“子欧洲”和“区域的欧洲”成为新兴词汇，反映了整个欧洲区域流动的趋势。

不同国家区域创新政策的实施程度有所不同。在某些国家，政府优先考虑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升竞争力、发展合适的激励机制并减少贸易和产业的行政负担。政府区域政策很少有没有涉及的领域。而另一些国家的区域政策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央政府政策的不同表现形式。政府也试图通过促进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建立国家竞争力的区域基础。出于这样的考虑，政策的目标是弥补国内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案例里，许多区域应邀参加“经济增长地区”、“创新环境”、“专长中心”以及其他政府指定项目任务的竞争。经济发展指标以及排名在国家内与国家间的使用日益普遍。另外，标杆管理正在普及“最佳生产实践”。学习型区域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提升科研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传播新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中小型企业、促进风险商业、推动科研进步、发展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创造出经济利润。

其七，高校促进学习型区域创新的新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政策日益全面，不断增添新主题和新层面。所有国家都在努力通过各种政策，发展最具竞争力和驱动力的知识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增强社会凝聚力。这种愿景正从不同维度扩大。

从横向来看，我们发现政策越来越多领域包含创新的含义。日益强调教育与培训、就业能力、劳动力质量和技能以及终身学习，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源建设。类似地，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以及经济不公）也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创新和竞争的政策必须处理失业的挑战、贫穷以及种族歧视，确保社会安定，全民参与社会建设。我们也必须注意环保，坚持可持续发展。另一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是区位发展。这意味着建设富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地区，让个人和企业都想定居和投资。因此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区位营销和城市品牌建设日益增多。

从纵向来看，多层次治理系统得以发展。政策规划和实施不再单独从国家或仅从区域层面考虑，而是国家和地区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相互影响，与他们最重要的伙伴和利益相关主体合作的过程。学习型区域阐释了特定矛盾的特征：一度限制于确立区域竞争优势领域的创新政策，现在学习型区域的范围更加广阔，其他领域的政策也正逐渐标记为创新政策，而且更多级别的政府和代理机构也加入到了创新能力的建设当中。

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延伸也反映在当前创新和学习型区域的理论中。许多论题集中在创新的区域和部门系统之间的关系，多方面区域化进程中创新的嵌入，地缘的影响以及知识的合作生产和转移。创新环境更多表现为模糊边界的广阔空间和同质的集合。从关注某个较为狭窄的领域诸如技术创新、制造业产业以及私立部门等，人们的注意力扩大到包含社会和组织的创新、服务产业和公共部门。组织、政府治理以及伴随而来的一些悖论（如最需要创新的区域也同时在吸收公共资金，投资创新相关生产活动方面能力最弱），创新更多地与这些议题紧密联系。很难从这些理论当中扣除政治指导思想因素。很显然，他们达成了模糊的结论：新选择的实验和探究十分重要，而有效率的常规和对已有能力的开发也很重要；合作很重要，竞争也很重要；区域紧密联系很重要，掌握全球网络也很重要；消除等级和开放系统可以促进创新，但同时这种改革却必须在有等级的政府的影响下实施。

学习型区域的定义和拓展同时蕴涵在高校存在和期待活动的领域。近来人们越来越期待高校参与公共—私有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及加入区域和谐建设。先前人们的注意力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高科技创新以及新知识型产业的来源，现在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它们仅是整个社会创新有机体的一部分。高校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内有丰富知识资源的主体，它们在多种层面运行，与社会许多领域以及活动相联系。学术事业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对于区域的建设和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