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初创事：1941年春，邱承先进入新创办的信丰县立初级中学

邱承先

1941年春，通过考试我被录取在新创办的信丰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县城内西南角的戴、罗、朱姓祠堂。校长是本县人氏温盛德。当年招二个班，120人，清一色的男生。我编在乙班，班主任袁作铣（兼授体育），当时有如下教职员：训育主任李定兰（兼授英语、公民）、教务主任刘镇坤（兼授国语）、童子军教官李定芳、王定梅（数学）、钱云藓（女，英语）、丁泳渔（生物）、尹昌禹（音乐）、徐明（图画）、食堂管理员刘汉东等。

学生中除城内及郊区的是通宿学生，其他都是来自各乡农村的寄宿生。寄宿生不论年纪大小，一律规定每月交白米老秤36斤，干片柴75斤，花生油1斤，菜金若干（多退少补），学校供饭菜，每天二干一稀。

学校采取封闭式管理。学生平时不准外出上街，紧要事必须向班主任请假，并在左胸前扣上一块有“出”字的证章，没有证章者门卫不给进出，上街也规定二个小时为限。吃饭前要整队进膳堂，吃饭限定时间。大家都盛好饭后，吹了开动哨子才能吃，吹了停止的哨声一律不准再吃，哪怕是碗里的饭未吃完。早晨要上早操跑步，有时还带领到上西门外的火焰山，每人搬二块青砖回校。寝室挂的衣物，摆放的箱子、鞋子都要整齐一致，被子要折叠得四四方方如豆腐块，棱角分明。三年如一日，日日如此。

学校对教学抓得很紧很实。教师认真教，学生用心学，一切听从教导。早晚自习都有老师或班主任前来辅导或检查督促，背书不出，演板不对，只是罚站，不体罚。上课迟到者，必须站在教室门口立正叫：“报告”，等待授课教师点头后才能进入，否则只能站在外面听课。升留级制度十分严格，学科成绩评定，分平时（作业、小考、月考）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平时占六成，期末占四成，期终按实际折算。总评不及格的学科，准予第二学年开学初补考。补考后国语、数学两门主课均不及格者留级；两门主科有一门不及格者再加上其他任何两门或两门以上副科不及格者留级；任何三门或三门以上学科不及格留级。老师们基本上是铁板一块，按实际成绩结算、评定，59.5分也评不上及格。考试时监考很严格，发现偷看或夹带者，下考后立即由训育处出告示记大过，该科记零分。学生违犯纪律的处分，有开除学籍、退学、留校察看、记大过、记小过、警告等，记大过两次者给予退学处理。

学校每周上课六天，每天早晨一节自习，上午四节，下午两节，接着是课外活动，晚上自习两节。星期一第一节课各班都是周会，周会有固定仪式，首先是全体起立，唱国歌（旧国歌），接着是读总理（孙中山）遗嘱，向总理默哀三分钟，最后是学校领导训话，宣布奖惩情况，布置工作。

蒋经国当时是任国民党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他提出要建设新赣南，著有《赣南家训》：“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堂……”他要求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学校，并给全体师生训话。学校两个班的同学中我是最矮小的二人之一，站在最前面，所以对蒋经国的穿着、语调印象也深。

童子军课是我也是大家最感兴趣、最喜欢上的一门课。每个学生在入学时就预先交了一套制服款，包括上衣、长短裤、船形帽、绑带，另外学生自备一根长约一米五的童子军棍棒，以及力士鞋、草（麻）鞋、麻绳、皮带，每逢上童子军课时或出队上街游行，学生必须穿军服，戴军帽，打绑带，穿草鞋，持军棍，挂麻绳，整齐一致神气十足。学习训练内容也十分广泛实用，除了一般的常规操练，队形队列的变换外，还学习一些天文地理、军事通讯、夜行军、野外露营和日常生活基本知识技能。例如看天空中的星座，看森林树木长势、年轮以辨方向，打旗语传递信息，用绳子打结，什么双套结、瓶口结、渔人结、吊椅结等等，这些结打得快，系得牢，解也快，十分实用。有时三更半夜还搞紧急集合，进行夜行军，凭上课时学的知识分组出发，根据各种明暗标识看谁先到指挥部。操练军棍要求也很高，既要整齐一致，又要姿势招式正确，为达目的，常常分个人，分班组进行比赛。另外还教练了四十八路“梅花刀”。学校员工中有位会拳术，还教我们练拳术。这些操练对人体各部都大有益处，还能锻炼意志毅力，大家都乐意参加，认真学习。

学校对文艺体育也很重视，按计划组织各种文艺体育项目的活动和比赛。老师教我们唱了很多很多抗日救亡歌曲，我还是学校歌咏队成员之一。二年级时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登镇南楼”，结果我获得了第六名。为了配合抗日宣传，每逢重大节日前，还组织排练歌话剧，参加县里演出，获得良好声誉。由于日军的骚扰，原在赣州的私立赣南中学已迁入本县龙舌头，他们曾多次来我们学校进行篮球友谊比赛。礼尚往来，我们学校也组织去他们学校进行比赛。(www.xing528.com)

在学校的三年生活中，最感头痛的事就是吃饭和睡眠问题。每逢开学初期，学生交来的大米肯定比较多些，储存的时间长了，不免会生米虫。从学生吃的大甑饭里盛出来的饭，每碗都可看到几条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米虫，特别是中午的稀饭，碗里浮一层，剔除了用筷子搅拌几下又浮出数条。不吃又肚饥，吃吧，看到这一条条米虫就恶心。有时我干脆只吃二餐干饭。至于菜，八个人一桌，每桌三菜一汤，盛在一个白铁皮焊制成的盒子里。除了重大节日加餐有荤外，平时都是青菜、萝卜、蕻菜、豆芽、南瓜等打转，油又少，大锅煮，看到都生腻。学校又严格规定不准吃私菜，节假日学生回了家，多数人都会带些私菜来，只得偷偷地躲着吃。有时学校突然袭击，挨人挨箱搜查归公，老师工友留一些，其余的分给各桌学生吃。为了防止被搜掉，学生们想方设法把私菜藏到字纸篓里、讲台底下或其他地方。晚上睡觉也苦恼头痛，秋冬季节体虱几乎人人有。夏天蚊子臭虫多，不仅床板席子内有，课桌上也无处不有，学校不太管，管也管不了。洗澡水也供应不上，学生中生疥疮的也多，硬是十人九疮。我现在还留下脓疮的疤痕。

初中三年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经常侵扰后方。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县府设置了“警报”以通告人们外出躲避，发警报时在上西门城堡上竖的一根长木杆上挂灯笼，挂一个表示一架敌机，挂几个表示几架敌机。警报分空袭、紧急和解除三种，我们学生对打警报具有矛盾心态，一是愤恨、害怕、担忧，另一方面又觉得可喜，因为在学校内闭得慌，打警报可出城溜达，或趁机买点零食吃吃。

躲警报曾有三次令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一次躲警报，飞机未来却听到轰隆的巨大震耳爆炸声，人们都感到惊奇，后来才听说是早年摆放在嘉定桥上游沙滩上的那个哑弹爆炸了，并炸死了一个小孩子。据说这个炸弹是1940年日机投在县城内二个未爆弹之一。因为县里无人懂得处理办法，只得让牢里囚犯将它抬出了事，摆放地点既无警示牌，也未设置栅栏围障，这个小孩的确死得冤枉可惜。躲警报就我们学校师生而言，出上西门或南门就更合理合适，路途较近，那边山多树也多，安全系数大。可事实上不少同学却喜欢往北门跑，因为北门外卖零食的店铺多。某天打警报我也跟随一些同学往北门跑，先在水北桥附近店里吃了一碗粉丝，然后慢悠悠出来，打算向对面的山丘躲，这时突然警报响了，到目的地还要穿过一大片田，只跑了一半路程，飞机已临头顶，并且看到飞机后面下方有个如水桶大小但更长的东西缓缓地往下坠落，我意识到肯定不是炸弹，但又不知道是什么。这时吓得脚都是软的，想跑却跑不动，于是马上滚进一条无水的深沟里蹲着不敢动。就在这时飞机飞得很低，并叭叭叭扫机枪，打在河里，几条水牛吓得乱蹦乱跳。我跟河的距离仅有四五十米，看得清楚，吓得屁滚尿流，这是我出世后吓得最苦的一次。解除警报返回学校后，听同学说某些地方也扫了机枪，具体情况不明，好长一段时间，我还心有余悸，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往北门躲了。第三次是读三年级时，大概是秋末冬初的一个上午，日机十数架分批进入县城领空，盘旋并陆续投下了十几枚炸弹。解除警报回来亲眼目睹在“纪功亭”对面向北直通南门这条街的右侧店铺，几乎全部燃烧倒塌，救火的、抢搬东西的、啼哭的连成一片。这场残酷的场景长时间印在我的脑海里，更加激起对万恶的日寇的憎恨。

县城南门外有一栋广东会馆，里面驻扎了一批抗日伤兵员。他们本应获得政府优抚，百姓尊重，但不知何故，现实并非如此，他们的生活和声誉却是不太好。有一天早晨，学校部分同学先起床，发现自己挂在床架上的衣裤不见了，走向洗脸棚房又发现少了毛巾脸盆，一时闹哄哄。我从睡梦中吵醒，听了这些话语，一起床就摸床下箱子上放的衣裤，这原是昨晚洗澡换下来不及洗的，所幸还在，感到庆幸。这时其他同学也都陆续起来了，有的说少了东西，有的说没有少。接着老师也来了，问情况并登记少了衣物毛巾脸盆人的同学的姓名、数量。这时一位同学指着我说，你要穿起衣服来不要冻到了。说也奇怪，我顿时身上感到一些凉意，于是立即往床架上拿挂着的衣服穿啊！这时才发现，我挂在床架上套叠的两件上衣一条长裤也没了。真是刚才庆幸得太早了。过了不久，又听说学校事务员的房门也被撬了，少了钱，有的账簿也不见，气得直跳。这次偷盗事件发生后，学生纷纷要求校方追查，大家一致怀疑是广东会馆的伤病员所为。校方领导口头上答应，可后来却是杳无音信，不了了之。

从小我就爱唱爱跳，进入学校后对音乐体育都感兴趣，积极参加，只因体弱矮小，在初中阶段体育总是不及格，要补考。初三下学期，上级派专人来学校，按规定对体育课中几个主要项目：跑、跳、引体向上，一个个进行测试，不及格者不准毕业。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求助体育老师也是班主任，恳请他据实代为介绍我平日早操、体育课锻炼情况。幸好放我一马，最后评为及格。

1943年春，因留级、休学或转学等原因，这届学生人数大减，三上时甲、乙两班合并为一个班。同年冬，我于信丰县立初级中学首届毕业。毕业时仅有34人。

毕业回到家乡后的第二天，一邻舍带领学校二个工友来到家门口找我，说是来给我家送喜报恭贺毕业高升。我们家当然高兴，遂邀请进屋，可二位工友说：先办正事，后进屋休息。于是我们带领二位到众大厅，一人在大厅墙上贴大红纸写的喜报，一人点燃香烛祭拜祖牌放鞭炮，引来不少小孩和邻舍看热闹。事毕，我们热情接待他俩吃茶喝酒吃土产稞子，并留午餐。我父亲一向爱名声，用红纸包了二个厚厚的红包送给二位，还一同送到村口，双方皆大欢喜。

当年毕业时未印置同学录，同学们又各奔东西，彼此联系很少。几十年过去了，现今能回忆出来的同学有张云培、邹天生、何硕麟、黄章钰、王生香、邹庆秀、陈庆培、王昆、张朝宗、郭官生、钱久法、王吉琛、邓春华、赖昌昆、杨长芝、邱伟英、林庆元、邱隆翔等18人。毕业第二年春，只知道张云培、邹天生考取某某学校工专，邱隆翔和我录取在江西省立大余中学高中。此外，别无其他音信。直至很长一段时间才听说张云培、邹天生均已评为工程师职称，邹天生定居在浙江杭州西湖某处。34人中曾再次见面者，屈指计数也仅仅8人，他们现在何处，生活怎样，世绩如何，是否健在，均不得而知。三年同窗落下如此状况，内心的确感到是一桩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