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文献得知，江南运河的开凿大约始于春秋晚期。动因可能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兵燹争霸，二是生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着眼于生存、生产和生活而开挖河道的主旨，首先在于泄洪和灌溉。如沟通苏州和无锡之间的伯渎港，东起今无锡羊腰湾运河，向东经会坊前、梅村、鸿声和荡口，径入鹅肫荡和蠡湖，全长80里，沿线地势卑湿，是运河的一条重要支流，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着眼于权力争霸而开凿的河道工程，旨在缩短行程、减降军需和用兵之要。如吴王夫差元年（前495）开掘从苏州往西北，经浒墅关、望亭、无锡城东、常州西北的奔牛，直至孟河镇境内注入长江的河道。一般认为，此河的部分区段当为江南运河的始基。按司马迁的说法是“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2]。只是，早期运河的开凿并非都是人工开挖—利用自然河流、湖泊港汊的基础条件，适当辅以开凿、连接和整治，可能是采用最多的方式和类型。如从太湖向东流经嘉善、金山等地东流出海的胥浦，以及自太湖南隅入平湖、北通官渎的练渎等均系此类，堪称事半功倍，也与昔时的生产力符合若契—显然，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湖荡连接、水乡泽国的自然条件，为水道的开掘和整饬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
与吴国相仿的是，越、楚两国先后利用河湖港汊的自然优势也开凿或连接了若干运河，著名的蠡河就是范蠡伐吴时率众开凿的。该河自今日无锡锡山区的新安镇运河栅口始，分支东流，经杨家渎汇合圣渎水，复经新桥渡、出坊桥与伯渎水相汇合，直达漕湖（蠡湖）。此河的西侧还有一条通向常州滆湖的西蠡河。越灭吴后，为加强对吴地的有效控制，还挖掘了从吴淞江到现苏州的陵道（古代陵、陆通用，陵道即陆道）—全长60余里，特点是水、陆并（平）行。迄至今日，此道南端的平望镇至松陵镇（现吴江治所）区间仍为水陆两道并（平）行的格局。研究者认为，此段应是后世运河中苏州—平望段的基础。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国灭越后得以一统南方，疆域空前扩大。其治国策略之一便是全面整饬运河，如春申君黄歇封吴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修整今苏、锡之间的河道（今运河苏州至无锡段）；疏浚自太湖东岸经松江、金山、嘉兴的河道，与今苏州河相连、疏导入海，并易笠泽（今吴江）为“歇浦”（黄浦）；疏通苏州城区的河道，河水贯通全城后经各座水门出入，裨于泄水和舟行；开凿和贯通了自今无锡西缘经常州武进东折向北、从江阴入长江的河道，开辟了河与江连接的又一通途……由此可见，无论是争霸保疆，还是泄洪、灌溉，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不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互为表里，本质上并无区别—争霸、保疆需要相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后盾；反之，农田灌溉、河道疏浚和整饬以及畅通的运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开凿和贯通运河，也必定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的发展。
自秦朝迄晚清的两千余年中，历朝历代持续地开拓河道、疏浚运河、整饬运力和经略运河—这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似乎也只有政府统筹和组织，方有可能实施。只是不同时期的着眼点偏倚不一、力度存异而已。如秦朝重点在于江山一统、疆域控制和基业稳定，故彼时江南工程主要是贯通陵水道至钱塘（今杭州）—这样，运河的南口就可以径直汇入钱塘江，有效连接会稽（今绍兴）。西汉吴王刘濞修建盐铁塘运河的宗旨与秦王大体相当，河道从杨舍（今属张家港市）北开始，由今西晹入常熟，经福山、梅李和支塘一路流经太仓境内，复在葛隆镇处流入今上海市域内，从黄渡入吴淞江（下游今为苏州河）—这条专司运输盐、铁等重要战略资源的运河，首端与无锡的蠡河相通，尾闾连接吴淞江与运河，沿线沟通白茆塘（今属常熟）、戚浦塘、刘河塘（也称浏河塘，均今太仓境内）等多条支流和湖塘，有效地调节了江湖的水力，减弱了太湖东向数百里低洼之地的流注之势。还有汉武帝（前157—前87）时，因征调闽越贡赋之需在苏州南的太湖沼泽地带掘河开道，南接嘉兴、杭州。自此，苏、嘉、杭三地得以连通。
江南运河地图
三国东吴孙权集团于赤乌八年（245）在丹徒、云阳（今丹阳）之间重掘的破岗渎，意在加强西端江宁（今南京）、京口（今镇江）一线岗阜地区与东缘太湖平原和杭嘉湖的联系。这条长近千里的河道自南京、句容的中道，经云阳往东南，复经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和杭州，穿过钱塘江直抵会稽，成功地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这是长江以南首条纵向到边的人工河，也成就了嗣后南北朝时代三百余年江南的水上要道及其漕运。不过此道滥觞于秦而非始凿于东吴，这在张勃的《吴录》中也有明确的记载[3]。因河道受地理条件的桎梏明显，工程量大，故两晋南北朝时仍持续地展开。如六朝南齐时修建的丹徒水道便是东吴破岗渎往东方向的延伸段，也为隋朝开凿江南运河奠定了基础。永嘉元年（307）又在京口南开始修埭筑堰，这也是江南运河史上的第一道埭堰。同期还兴建了著名的
塘工程—自今苏州平望镇西至吴兴（今湖州），是为西线的滥觞。
隋朝一统全国后，贯通运河成为其国政的大要。在北方通济渠、邗沟贯通后的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役众疏浚的北自涿郡（今北京）、南迄至余杭郡（今杭州）的运河全线贯通，至此也完成了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浩大运河工程体系。《资治通鉴》载曰：“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馀里，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4]又据《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的记载，彼时的润州、丹阳，常州武进、晋陵（今属常州）、无锡，苏州长洲、常熟、吴江（今属苏州）、秀洲、崇德（今属嘉兴）等地均为运河流经之所。(www.xing528.com)
河道绕太湖以东的沿线正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白居易的“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5]诗句指的就是此段河道及其流域。运河呈西北—东南向贯穿今常州市域经戚墅堰区的横林镇，进入无锡市的洛社镇，境内尚有武（武进）宜（宜兴）运河，丹（丹阳）、金（金坛）、溧（溧阳）漕河和荆溪等河道，滆湖、洮湖（也称长荡湖）等旷野无际的天然湖泊，港汊纵横，水系丰沛。又因常州段无丘陵高低之征，故其开凿和疏浚、维护无虞，河道齐整。运河穿越无锡城区后，流经今南长区清明桥附近一分为二：一支经梅村到常熟；一支经新安到苏州，西侧的梁溪上下连通运河与太湖。金友理在《太湖备考》卷二中载曰：“锡惠诸山泉，聚为梁溪；梁溪自县西门太堡墩分运河流，下西定桥；西南行至仙女墩，分而南为中桥河；又西南行，分而为小渲、大渲；又西南行，而溪流尽入太湖。”[6]这段文字说明了梁溪之水的来源、脉络及其流向。
南段运河经过苏州吴江的平望后也一分为二。据蕲水、蔡绍等编纂的《漕运河道图考目录》所载，浙运由嘉兴府历经王江泾北行，至吴江县平望镇者曰南塘河，由湖州府南浔镇东行，经莺脰湖至平望镇与南塘河汇流，曰西塘河。两河合为官塘河，西北行40里至吴江县东，引而西北，曰北塘河，又北经苏州城西点鱼台，北至枫桥。从中可以看到，吴江至杭州之间的运道早在隋朝时就开凿了东、西两条线路：东线自南而北的走向是从余杭经石门、嘉兴、乌镇，经王江泾，过平望抵吴江；西线从南至北的走向是自余杭经菱湖、湖州、南浔，过平望抵吴江。其中，平望镇是两线的交汇点—直至今日，运河东、中、西三线的交汇和分汊点依然在此。
唐朝和北宋运河工程主要体现在隋朝基础上进行的疏浚。如为解决润州水源的欠乏，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创立京口埭[7]，至德年间（756—757）兴筑望亭堰[8]，在今海宁长安镇创设长安闸，还有李泌的钱塘“六井”、白居易在钱塘和苏州的塘堤工程等，五代吴越时在杭州上塘河口处掘茅山河连通钱塘江，于河口处立龙山和浙江闸等，旨在隔潮、阻沙和入运。因北宋水利和运河工程的经略重点尚在北方，故仍因袭隋唐凿疏之功，在京口、吕城、奔牛等处置闸设堰，在唐治的基础上重浚丹阳练湖、苏州段唐堤之东修堤筑坝等。苏轼知杭州时集捍江兵士、厢军开浚纵贯杭城向北的茅山、盐桥两河，分受钱江潮和西湖水。前者因置闸堰，有效地规避和阻隔潮沙入运；后者由苏氏率众积葑草为堤。南宋以降，对江南运河承负的功能遂倍加依赖，勤于疏浚和维护。淳熙时还开凿了自杭城北缘至奉口（现德清县南）的运道，进一步拓展了运河西线的航道。
元代政治和经济中心严重分化的情势，促使朝廷将贯通大运河、增加运力、河道调整和拓展海运等作为国策战略，经调整和疏浚后的大运河，从南端杭州一路北上，直抵大都路（今北京）下属的通州，形成了近世的京杭大运河。为保证充足的水源服务于漕运，又在沿运各处修建了众多闸坝以调节水力。至正年间（1341—1368）还对杭州下塘河进行了整治，“自武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9]。至此，杭州段运河基本定型。
明清两代是江南运河由鼎盛转为衰微的关捩期。因明初以应天（南京）为都，故漕运亦以其为中心。永乐朱棣高度重视开凿和贯通运河，不惜用十五年的时间疏浚大运河，奇功厥伟，堪与隋炀帝相提并论。终明一代，也是屡兴工役。清代的江南运河历经康、雍、乾盛世百余年的整饬，成效卓著。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浚塘栖至杭州段运河，雍正五年（1727）又浚自驿桥至清河闸间302丈；上塘河段运河也于同年浚挖了自艮山门施家桥迄施家堰间7 779丈。清中晚期在治运方面虽亦一如既往，但衰相已渐露。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大力整饬丹阳的练湖。鉴于该湖淤积、围垦严重，遂与林则徐相度地理，“于湖顶冲之黄金坝及东冈筑两重蓄水坝，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使水得入湖。又建减水石坝二于湖之东堤，俾可宣泄暴涨。于入运处修复念七家古涵，以作水门，并建石闸以放水济运。是冬工浚，由涵引水出，竟能倒漾上行数十里，军船得衔尾而南”[10]。
基于清末运河的种种衰微和弊端，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决定裁撤运河漕运，改为海运。至此，两千多年的大运河历史由盛转衰，由衰败而失修，直至停止漕运。停漕后的江南运河虽然运行无废，但疏浚、维护等事项已由朝廷易为地方为主导，其力度也大不如昔。事实上民国时期已多为分省、分段地修浚局部河道。随着近代铁路、公路和海运等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工业、经济、商贸、社会等各方面对水运的依赖性也大为减弱，河道运输一枝独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运河中心的苏州受运河功能的萎缩和衰退的影响，渐失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历史上以米市驰名的枫桥几乎关捩为一寒村。复兼太平天国战争、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1945年至1949年内战的影响等，使运河的交通运输雪上加霜，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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