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现代入蜀作家：“漂泊西南天地间”
人类的血脉亲情，是时间难以磨灭的，也是关山阻隔不了的。四川、重庆曾经是抗战“大后方”，当年100万人涌进成渝地区，在巴山蜀水间“漂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有剪不断的“思蜀情结”（余光中一篇散文题名《思蜀》）。或许在某一天，他们会踏上旅程，来到“第二故乡”，寻访当年的青春面影、人生足迹、生活点滴。而当地人却语焉不详，甚至不知所云，那就显得有点令人遗憾了。我们确实有必要梳理一下“漂泊”此间的名人文化资源，介绍这里的地理环境和乡镇村庄现状，让远方的亲人获知后忆及家乡故土、儿时居处和同伴亲友，忆及曾经就读的学校和当年的同窗好友，慰藉心灵，让他们来一次精神还乡。
战争改变着中国的文化、文学格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心在北京，第二个十年，中心在上海，抗战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从北京、上海散落到了重庆、桂林、昆明、成都、延安等内陆城市。从作家聚集的数量、创作的成就以及当时社会主要出版机构等方面来比较，陪都重庆无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当时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北碚夏坝、成都华西坝、宜宾李庄成为文人、学者的聚集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田汉、洪琛、余上沅、陈白尘、张恨水、梁实秋、林语堂、胡风、路翎、沙汀、艾芜、阳翰笙、张天翼、周文、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端木蕻良、葛一虹、方令孺、姚雪垠、陈伯吹、靳以、艾青、邹荻帆、绿原、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杨振声、朱光潜、陈衡哲、苏雪林、臧克家、姚雪垠、张骏祥、吴祖光、宋之的、李济、傅斯年、陶孟如、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董作宾、梁思永、劳干、梁漱溟、熊佛西、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张志让、孙寒冰、伍蠡甫、赵清阁、焦菊隐、史东山、冯四知、孙瑜、郑君里、张骏祥、盛家伦、张瑞芳、白杨、秦怡、陶金、顾颉刚、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周谷城、陈望道、韦素园、于右任、沈子善、陈树人、杨立光、丰子恺、叶浅予、冯法祀、廖冰兄、熊十力、卢前、张充和、戴爱莲、贺绿汀、储师竹、杨宪益、梁宗岱、叶君健、杨家骆、常任侠、以群、吕荧、李长之、顾毓秀、光未然、王莹、王昆仑、陈子展、李清悚、冯玉祥、王礼锡、何鲁……纷纷汇聚成渝地区，其中知名作家就达近140人。
四川、重庆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是他们人生经历中永不磨灭和最难释怀的一个驿站。他们的行迹，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文学，成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记忆。他们的四川记忆、重庆记忆，他们笔下的重庆形象、成都形象，对于建构成渝双城的文化形象和提升成渝双城的城市品位都有参考价值。他们留下的足迹是一地的风景，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
1.朱自清：“一载成都路”
昆明——重庆——成都——乐山——叙永
朱自清与四川有缘，与成都有缘。他是成都女婿，抗战时期往来于昆明、重庆、成都之间，留下《成都诗》《重庆行记》。曾经成都的媒体“炒”成都是中国“第四城”，似乎有点虚张声势。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在《成都诗》中就写道：“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后转道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昆明物价飞涨，朱自清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他的妻子陈竹隐是成都人，考虑到成都物价比昆明低些，于是决定举家回成都落脚。当时，西南联大实行教师“轮休”制度，教师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于是朱自清决定1940年夏至1941年夏休假。1940年暑假开始，朱自清就偕同妻子离开了昆明，于同年8月4日到达成都。到成都后，朱自清、陈竹隐把家安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租住在金氏昆仲（金襄七、金拾遗兄弟）因旧居拆迁而临时修建在成都东门外宋公桥畔报恩寺内的简易住宅内（今空军医院后边“江东民居”一带）。金家住前院，朱自清、陈竹隐一家住在后院另行搭建的三门平房。报恩寺是一座小尼庵，朱自清一家住的是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叶圣陶在当年日记中记述到：“早饭后乘车出东门访佩弦于宋公桥报恩寺。车行四十分钟光景而达。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1]曾称为“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每逢假期，朱自清就回成都探望妻儿、访问朋友、著书立说。1940年，四川省教育厅聘请朱自清任教科书的编辑委员，厅长郭有守陪朱自清参观成都大、中、小学，希望整顿、改善成都教育，为此朱自清写了三本书，一本是写给国文教师的《国文教学》，两本是写给学生的《略读指导举隅》和《精读指导举隅》。在这里，朱自清应杨振声之约，写完了近8万字的《经典常谈》，还有《古诗十九首释》，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计划；在这里，朱自清与老友叶圣陶重逢，赋诗唱和，互诉衷肠，小饮漫游；在这里，朱自清还和肖公权相互唱酬，写了许多诗作。1944年8月，朱自清从昆明回成都消夏，写了《外东消夏录》，记录了客居成都的生活、心情和感受。1980年叶圣陶怀念成都，填《望江南》词：“成都忆，登眺望江楼。对岸低回怀故友，苍波浩渺记前游，附舸下嘉州。”由此可见，朱自清与叶圣陶情深意笃。
成都外东的报恩寺即静居寺，宋公桥即寺旁的一座小桥，其更名与一个传说有关。据说，明朝初年，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学士宋濂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受到牵连而获罪，被朱元璋押往京城问罪处斩。多亏马皇后从中斡旋搭救，才幸免一死。宋濂全家被朱元璋发配到四川茂州（今四川茂县），已是70高龄的宋濂经不住一路劳顿，病死在四川夔州（今重庆奉节）。因宋濂教过皇子们，第十一子蜀王朱椿感念他的教诲之恩，乃将宋墓迁到华阳县（今属成都市）。成化年间，蜀惠王又将其迁葬成都东门静居寺侧，并将静居寺改名为报恩寺，祀以宋濂。宋墓之南有一座桥，后人亦因此称为宋公桥。明末，张献忠退出成都，报恩寺毁于兵燹。清乾隆年间，在寺址上建有以宋濂之号为名的潜溪书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庚辰夏日还成都，秉钧宗兄招饮于报恩寺下隐庐，有水竹之胜”，作《报恩寺竹庐》，诗云：“报恩元古寺，小隐作茅堂。竹外无墙壁，花间得卧床。江声终日在，云意坐时凉。何必寻丘壑，郊原乐事长。”可见其时的报恩寺一带是江郊野趣盎然、景色宜人的去处。而今在这一地有静居寺路，当是沿袭静居寺名而来。
朱自清在成都前后住了三年多，其间，他参加各种集会、聚会、学术讲座，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抗日宣传著书撰文。他与在成都的叶圣陶、李长之、巴金、吕叔湘、钱穆、徐中舒、陈白尘、陈中凡等时相过从，研讨时事、学术、创作问题。他常与好友叶圣陶等游览成都的名胜古迹，在望江楼、杜甫草堂、武侯祠、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百花潭、青羊宫、都江堰、青城山、新都桂湖等名胜景区，或凭吊先贤，或吟咏名篇，或与友人品茗闲话：或到东城根街吃“吴抄手”；或小酌于“不醉无归酒家”。“朱自清很喜欢吃成都的水豆豉，这是用四川特产的红苕豆豉加上辣椒面、生姜粒等调料兑水而成的佐餐食品，但先生却怕吃姜粒，钟霞裳常为他专门制作，改用生姜榨成汁代替姜粒，朱自清为此非常满意，常带回昆明食用。”[2]钟霞裳是四川知名人士钟体乾的女儿，金襄七的夫人，也是陈竹隐在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的同学。
朱自清写有记叙成都的散文《成都诗》和旧体诗集《锦城鸿爪》，以他精湛的文笔对成都作了细腻入微的描述。朱自清笔下的成都，韵味十足。他对成都的印象极好，认为成都是古城，与北京很相似，且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居家。朱自清的感受与时在四川省政府公报室工作的易君左不同。他在《成都诗》中写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我记得一首小诗，多少能够抓住这一点儿，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题目好像就是‘成都’两个字。”
“诗道：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绕屋噪栖鸦’，自然是那些‘据门撑’着的‘古木’上栖鸦在噪着。这正是‘入暮’的声音和颜色。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区的少城，白昼也静悄悄的，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叫唤罢。”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地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地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堰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几年初到，真搞不惯；晚八点回家，街上铺子便噼噼啪啪一片上门声，暗暗淡淡的，够惨。‘早睡早起身体好’，农业社会的习惯，其实也不错。这儿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实录。”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据的少。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这里无须详论。‘楚客’是易先生自称。他‘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朱自清在他的散文中还留下了成都家庭生活的点滴。在《刘云波女医师》中，朱自清写道：“刘医师和内人在中学里同学，彼此很要好。抗战后内人回到成都故乡，老朋友见面，更是高兴。内人带着三个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这中间承她的帮助太多，特别在医药上。他们不断地去她的医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长期住过院，我自己也承她送打了二十四针，治十二指肠溃疡。”“有一年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出疹子，两岁的小女儿转了猩红热，两个男孩子转了肺炎，那时我在昆明，内人一个人要照管这三个严重的传染病人。幸而刘医师特许小女住到她的医院里去。她尽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们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药，那些药在当时的成都是极难得的。小女眼看着活不了，却终于在她手里活了起来，真是凭空的捡来了一条命！她知道教书匠的穷，一个钱不要我们的。后来她给我们看病吃药，也从不收一个钱。我们呢，却只送了‘秀才人情’的一副对子给她，文字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特地请叶圣陶兄写；这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当然感谢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那把病人当做爱人的热情和责任感。”于此可见抗战时期朱自清一家在成都生活的面影。
1940年8月，朱自清第一次来到成都，1941年10月返回昆明，在成都整整住了一年多时间。1941年10月8日朱自清从水路经乐山、宜宾、纳溪，再由陆路经叙永，沿川滇公路回昆明。启程时，叶圣陶有《送佩弦之昆明》赠诗两首云：“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此日一为别，成都顿寂寥。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诗兴凭谁发？茗园复孰招？共期抱贞粹，双鬓漫萧条。”可见二人在成都的状况和深厚的感情。朱自清搭小船从九眼桥沿锦江入岷江，顺岷江而下，经由黄龙溪、江口、乐山、纳溪、宜宾转陆路入滇。朱自清舟中和叶圣陶韵赋诗云：“论交略形迹，语默见君真。同作天涯客，长怀东海滨。贪吟诗句拙，酣饮酒筒醇。一载成都路，相偕意能新。”到昆明后，朱自清给金家的书信中叙述了岷江沿途的风光和旅程起居：“岷江多曲折，船随时转向，随时有新景可看。江口以上，两岸平原，鲜绿宜人。沿河多桤木林子，稀疏瘦秀，很像山水画……”船到乐山，朱自清去了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探望了老朋友朱光潜、叶石荪、杨人楩等。朱光潜陪同他游览乌尤寺，看乐山大佛、蛮洞和龙泓寺。16日朱自清乘船过干柏树。17日，到宜宾进入长江。18日，船过干碓窝险滩，晚上到纳溪。19日，朱自清从纳溪“赶黄鱼”前往叙永。傍晚时车因油尽不能行，朱自清摸黑走了十多里石子路才到叙永县城，住到县城鱼市口宝和堂商号李铁夫家三层的楼房里。李铁夫的好友叙永盐商袁昭明、丹山补习学校葛学清、宝和堂商号学徒袁耀祖陪着朱自清漫游叙永边城，散步永宁河边，从杨武坊经永宁河的下桥永和桥转到上桥蓬莱桥，观看两桥之间的夜景，走东城长街、西城马路。在10月26日《致朱光潜信》中，未自清叙述了自己去叙永路上的艰难历程，描绘了叙永边城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色。当时，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校本部在叙永城内文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男生宿舍兼教室在南华宫和春秋祠，其他教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食堂等都分布在天上宫、城隍庙等各大庙宇中。分校主任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杨振声教授，著名学者吴晗、李广田等也在此执教。朱自清和多年不见的好友李广田多次晤谈，讨论抗战文艺，特别是抗战的诗。朱自清也为叙永分校中文系的学生讲课，还先后应叙永县立初级中学、私立培根小学的邀请，给学生作学术演讲和抗日演讲。朱自清在叙永停留了10天左右。朱自清《发叙永，车中寄铁夫》诗云：“堂庑恢廓盘餐美，十日栖迟不忆家。忽报飙轮迎户外，遂教襆被去天涯。整装众手争俄顷，握别常言乘一哗。如此匆匆奈何许，登车回首屡长嗟。”离乱时节，叙永给了朱自清家的温暖。11月上旬他坐车沿川滇公路回到昆明。11月13日，朱自清从黄土坡黎园村住处迁到司家营清华文学研究所居住，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1945年8月，抗战结束，西南联大解体，原来的清华大学北归。朱自清回北平前先到成都，把他在成都游览过的地方都照了下来，并与夫人陈竹隐带着儿女到总府街留真照相馆照了全家福。“一载成都路”，枝枝叶叶总关情。
2.叶圣陶：“全家来看蜀中山”
重庆——乐山——成都祠堂街——茶店子——陕西街——崇宁县——彭县——灌县—郫县
1980年叶圣陶怀念成都，填《望江南》词：“成都忆，缘分不寻常。四载侨居弥可念，几番重访并难忘，第二我家乡。”可见叶圣陶对成都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开明书店毁于战火，叶圣陶决定到武汉筹建开明书店。在去武汉途中，开明书店仅存的书籍、纸张、印刷机器在镇江白莲港被日军抢劫，叶圣陶只好西行入川，投靠表外甥刘仰之，在重庆筹建开明书店，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蜀中生活。入川途中，叶圣陶写下一首诗：“故乡且赴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到重庆之后，叶圣陶先在巴蜀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及北碚复旦大学教书，是年秋，受武汉大学之邀，叶圣陶又到乐山武汉大学任教。1939年8月19日日本飞机轰炸乐山城，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办事，第二天赶回乐山，其景惨然。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中叙述说：“我的寓所也毁了，从书籍衣服到筷子碗盏，都烧成了灰；我的一家人慌忙逃难，从已经烧着了的屋子里，从静寂得不见一个人只见倒地的死尸的小巷里，从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之下，赶到了岷江边，渡过了江，沿着岸滩往北跑，一直跑了六七里路，又渡过江来到昌群兄家里，这才坐定下来喘一口气。”[3]20日夜叶圣陶致沪上诸友信云：“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而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文中、信中所言昌群即著名文史学家贺昌群，四川马边县人。之后，叶圣陶把新家租在城外一座小山脚下。叶圣陶写道：“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衣布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4]
1940年5月，经友人顾颉刚推荐，叶圣陶被四川省教育厅下属的省教育科学馆聘为专门委员，负责审查省内小学国文教材。7月，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由乐山赴成都就职，寄居在祠堂街成都开明书店楼上（当年的开明书店成都分店就在今人民公园对面），工作在老西门外茶店子镇上的四川省教育科学馆。1941年年初，将家人从乐山接至成都，寓居成都西郊罗家碾附近的王家岗农舍，后来迁到城内陕西街居住。1980年叶圣陶怀念成都，填《望江南》词：“成都忆，家近浣花溪。晴眺西岭千秋雪，心摹当日杜公栖，入蜀足欣怡。”“成都忆，常涉少城园。川路碑怀新史始，海棠花发彩云般，茶座客声喧。”叶圣陶以外乡人的视野表现对成都的感觉，成都的树木给他无尽的遐想。他在《谈成都的树木》中，是这样描写的：“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件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站到院子里近看，却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接叶交柯，不留一点儿空隙，……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澈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5]
1940年11月21日至12月6日，叶圣陶到成都近县视学，基本上以坐鸡公车代步，最难忘成都的“鸡公车”。对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人叶圣陶而言，这是一次别有风味的旅程。他在1940年11月30日写下日记：“至旅馆取行李，出西门，雇一鸡公车，价三元。先饱餐一顿，然后动身。晴空无云，阳光满身，眺望竹木远山，意颇畅适。”[6]真是应了常言说的今儿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以至于40多年后的1983年，已届九旬的叶圣陶在为《成都近县视学日记》写的“小记”中，还兴致盎然地回忆说：“那是一次很特别的旅行，我独自一个，花了半个月，到了成都西北方的四个县——崇宁、彭县、灌县、郫县。交通工具是人力车和鸡公车；宿所或是小客店，或是学校的宿舍；吃食很马虎，经常以面点充饥；而每天总要接触许多陌生的人。这样别致的旅行，我一生中就只有那一次，因此，重读这半个多月的日记，竟像听别人说古似的，觉得颇有兴致。”[7]叶圣陶从成都西门出发，走成灌路至郫县安德铺，北行先到崇宁县，再到彭县，后由彭县折返崇宁县，再去灌县，回转到郫县。期间，叶圣陶听课、讲学、座谈、评改作业作文，为日后拟出中学课程标准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叶圣陶在崇宁县城（现郫县唐昌镇）停留了6天，在彭县县城（今彭州市天彭镇）停留了4天，在灌县县城（今都江堰市灌口镇）停留3天，在郫县县城停留2天，留下的足迹需要我们去寻觅，珍贵的资源需要我们去梳理。
1940年12月21日在崇宁县唐昌镇，叶圣陶视察了从成都疏散来唐昌在北门外城隍庙内的华阳中学，参加了全校教师会，讨论的是六年一贯制中学各科时间支配问题。当晚住在城隍庙大殿右侧唐世芳住处。22日上午到城内文庙东侧的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视察，听了卢君雄老师两节国文课，许怀德老师一节国文课，阅作文20余本。下午召集华阳中学国文教师唐世芳、庄维石、席大年及史地教师胡慧雨开课程小组会。23日至私立济川中学崇宁分校，听教务长董玉阶国文课2小时，阅作文本数本。25日上午与华阳中学教务长唐世芳讨论课程问题，下午向全校学生演讲《学习国文之方法》。在唐昌，叶圣陶午间爱坐茶馆休息。他在唐昌崇宁公园喝过茶，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极桥（今唐昌北桥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述到：“桥甚长，上有屋顶，桥下水流冲激有声，洪水之际，其势当更宏大。”[8]此桥已毁，现在是新修的水泥大桥。
1940年11月27日叶圣陶来到彭县县城，住东街湔江宾馆（位置在今天彭镇彭州成都百货大楼处）。28日上午到北门龙兴寺视察了疏散来彭县龙兴禅院（今尚存）办学的省立成都女子中学彭县分校，听了宋清如老师讲初三下期《现代文学略况》，梁桢老师讲初一《为学》，徐仁甫老师讲高三下期之文学史。下午到小北街梦蕉园彭县初中女子部（后归入今彭州市第一中学），听吴世澄老师讲初二下期苏东坡《范增论》，并与吴老师讨论教法，阅作文四五本，后到省立成都女子中学天王殿（今北门龙兴寺内）讲演《学国文之目的》，并签题学生纪念册一百多本。晚上阅省立成都女子中学作文10余本。29日上午到南门外普照寺县立中学男生部（即今彭州中学），听邓平老师讲初一曾子固《越州赵公救菑记》，听张永宽老师讲初二下期陶渊明《归去来辞》，听刘见心老师讲初三下期郑康成《诫子书》。下午到小南街华英女中（即私立成都华英女子中学，1939年5月至1945年8月疏散来彭县办学，9月迁回成都，现为成都十一中，在玉沙路育婴堂街20号），听杨行之讲高三《国学常识》，后为全体学生讲有关写作问题，并为学生签名题字。晚上阅县立中学男生部作文14本。30日到南街私立福建旅彭女子中学（校址原为福建会馆，位置在今天彭镇天一广场，后归入今彭州市第一中学），听刘天祥老师讲初二任鸿隽《说合理的意思》，听陈静轩老师讲初三《赤壁赋》，后阅作文数本。下午返回崇宁华阳中学。叶圣陶在日记中对听课情况均有评论，对国文教学有指导意义。
1940年12月1日叶圣陶至灌县，住凌云旅馆，随后出城至离堆公园四川水利局访友。2日出东门到灌县初中男生部，校址在丰都庙。叶圣陶在学校纪念周会时演讲《学习国文之要》，并为学生讲授《养蜂》两小时，题写签名册三四十本。下午阅学生作文十数本，听李文欣老师讲初一国文。3日至县立初中女生部，校址在文庙。上午无国文课，为二年级学生演讲一小时，阅作文十余本。下午重游二王庙、索桥、鱼嘴。4日从灌县出发，走崇义铺、竹瓦铺、安德铺而至郫县，住义华旅馆。随后至东街郫县初中女生部，东门外一里许男生部，听袁秉忠老师讲初一李无隅的新体诗《无聊》，阅作文十数本，后往学校隔壁游汉何武墓（郫县初中男生部校舍原为岷阳书院，1904年改为官立“启蒙师范学堂”，后一直为县属学校校址，今为郫县一中。何武墓，现位于校内）。5日至北门外约五六里的私立大成中学（今成都三中），自成都藩库街疏散而来，校舍为护国寺寺宇（位于今郫县北门外崇兴乡护国村，寺院空置，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听杜开公老师讲初一《新唐书·李德裕传》和初二《孟子》，后向全校学生演讲，阅作文数本。下午离郫县返回成都，结束半月“视学”。
叶圣陶当年亲临指导的学校可以设置纪念室，作为研究叶圣陶及当今教育的窗口，提升学校的形象、档次，让学生们“补上”一节“历史课”。
1945年年底，叶圣陶全家离开重庆，由水路回上海，“篷上淅沥有雨点，风声水声相为应和，身在巫峡之中，意趣不可状”，在三峡的风雨声中，结束了长达8年的蜀中生活。
1961年4月，叶圣陶重返成都，十余天里重游旧地，觉得“气象与抗战期间大不一样”了。他往观青羊宫花会，惊叹已“拓地三百亩，广栽花木，并种蔬菜，谓之花菜并举”，“巡视花径未能周遍，已觉其为洋洋大观”；特别为其中“植盆栽之银杏盘屈殊多，他处少见”而欣喜。与20世纪40年代一样，叶圣陶喜欢闲步市街。这次回来仍到祠堂街人民公园（当年的少城公园），“此园规模已大变，整洁逾于前，茶馆只余一家。乃共喝盖碗茶。”旧时成都茶馆的印象还深深留在这位“不江人”的脑海里，余味留香。
3.老舍：“八年流浪，到处为家”
重庆大梁子——南温泉——陈家桥——白象街——北碚——都江堰——青城山
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八年流浪，到处为家”。成都、重庆，是抗战时期老舍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也是他热爱的地方。老舍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真喜爱青城山。它的翠绿的颜色直到如今还印在我的脑中。三峡，剑门，华山，终南，祁连山我都看过了，它们都有它们的特点，都有它们的奇伟处，可是我觉得它们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静的人，所以特别喜欢青城的幽寂。可惜，我没能到峨嵋去！四川真伟大，有多少奇山异水可看呀！一个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够开眼的了！就是在重庆那么乱的山城里，它到底有许多青峰，和两条清江可以作诗料呀！”可以这样说，抗战八年，老舍在重庆体验了生存的艰难，而在成都感受了生活的恬静。
重庆的辗转
1937年，老舍从济南逃亡到武汉。1938年8月14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文联”“全国作协”主席）的老舍又与老向、何容一行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住在大梁子青年会（今渝中区新华路）底楼里小机器房。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八月十四，我们到了重庆。上了岸，我们一直奔了青年会去。会中的黄次咸与宋杰人两先生都欢迎我们，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满。这时候重庆已经来了许多公务人员和避难的人，旅馆都有人满之患。青年会宿舍呢，地方清静，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我们下决心不去另找住处。我们知道，在会里——哪怕是地板呢——作候补，是最牢靠的办法。黄先生们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教我们暂住在机器房内。这是个收拾会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响声很大。天气还很热。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去买一张了。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一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五三，五四我可是都住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我怕被火围住。”“文协”的会友慢慢的都来到重庆，就在临江门租到了会所办公。“我们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移到对门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我们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
经过重庆大轰炸的灾难，“文协”从朝天门搬到南温泉桃子沟，和张恨水为邻。老舍也到南温泉去住了几天。1939～1940年，老舍的“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睡得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因此，夏天得随时跑警报。老舍在防空洞里没办法写作，于是，雾季过去，就必须下乡。1940年夏天，老舍曾住到陈家桥冯玉祥公馆的花园里。园里只有两间茅屋，归老舍独住。屋外有很多树木，树上时时有各种鸟儿唱歌。老舍在这里写《剑北篇》。
1941年夏，老舍到歌乐山短暂居住，后又到陈家桥冯玉祥处居住。这时候，罗莘田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老舍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受梅校长之约，老舍在8月下旬同罗莘田一起到了昆明。“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不过，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像油画。”此间老舍去了大理、喜洲镇和下关。
1941年8月回到重庆。这时，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老舍移住渝中区下半城的白象街88号《新蜀报》报馆（曾经的门牌号是白象街115号）。“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在今张家花园104号（原56号）附近，原有的房屋建筑已全部拆毁，现仅存青砖门墙一段，长约20米，现为巴蜀中学围墙的一部分。林语堂在北碚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把这所房子交给老向与“文协”看管着。因“文协”重庆总会被日机轰炸，总会的活动大部分在北碚举行。因为这里有许多朋友，又有住处，老舍就常常来到北碚。1942年夏天，老舍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哪知道，十月初，老舍得了盲肠炎，住院治疗，也就在北碚住下，没有再动了。
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老舍寓居重庆北碚，从事抗战文艺运动，创作了超百万字的作品。老舍的家人在1943年11月从当时的北平到此与老舍团聚。老舍北碚旧居最初的门牌号数为北碚蔡锷路24号，原是坐落在区委的大院里的，后来搞商业开发，这里成了闹市中心，前后左右都是现代化的商品房。老舍北碚旧居现位于北碚缙麓商都广场重百大楼中心店旁天生新村63号附32号。房舍是中西合璧的小别墅，砖木结构，四室一厅，面积120平方米，桐荫扶疏，环境静谧。20世纪80年代末，重庆市人民政府将位于北碚区天生新村63号的“老舍旧居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旧址”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3月1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审定北碚老舍旧居为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老舍住地之一，同时也成为重庆市重要的抗战文化遗址之一。1999年，老舍旧居修缮布展后，正式对外开放。2005年6月旧居修复保护工程启动，2006年老舍逝世40周年之际，经过一年多的修葺，老舍北碚居所成为国内又一处在老舍旧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纪念馆，成为重庆市保存较完好的抗战文化遗址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1月24日，老舍北碚旧居正式挂牌为“四世同堂纪念馆。
老舍北碚居所是林语堂于1940年6月购置的，7月底被日机炸坏，修复后他奉命赴美。8月17日林语堂写信，将此屋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会址。从此这里成为“文协”的办公室，也是老舍的居家之所。老舍一住三年，直至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一起，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才离开北碚，但老舍夫人胡絜青及子女仍住于此，直至1950年迁回北京。老舍在《北碚琐忆》中写道：“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不过，这处居所也是老鼠们的乐园，老舍给自己居所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多鼠斋”。老舍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老舍还以幽默的口吻在书中提到，“多鼠斋”内的老鼠成群结队，不仅啃烂家具，偷吃食品，还经常拖走书稿等物，一次家中棋子被老鼠偷走，日军轰炸时，棋子竟然从房顶上掉了下来。他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老鼠乱串的环境中创作完成的，所以他的幽默杂文集取名为《多鼠斋杂谈》。《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就是老舍在北碚旧居“多鼠斋”写成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在老舍旧居的题词，证明了这一点：“老舍在这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上、中两卷的创作。”此外长篇小说《火葬》等；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贫血集》等；话剧《桃李春风》《王老虎》《张自忠》等，以及散文、杂文、诗歌、曲艺等共100多万字的作品，也是在“多鼠斋”完成的。
老舍在北碚期间，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因此，来此的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人士非常广泛。复旦大学陈望道、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等，国立编译馆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等，国立礼乐馆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等以及冯玉祥、叶以群、光未然、艾青、赵清阁、胡风、郭沫若、田汉、姚蓬子、萧红等都与老舍交往，有的因工作关系过从甚密，叶以群、艾青和光未然曾在老舍旧居住过，老舍和梁实秋是北京同乡，私交不错，曾在北碚合演过相声，舒乙回忆他小时候还和母亲一起常到梁实秋的雅舍。冯玉祥还专门从陈家桥来这里探访过老舍。舒乙回忆说冯先生是走公路从后门的斜坡上下来的。
老舍旧居门前原是一片大草场，老舍早起后在上面打太极拳。草场南面正对着当年的国立礼乐馆，大概就是现在新重百大楼的位置。“多鼠斋”正门左侧的一间屋子是老舍的书房兼卧室，老舍曾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老舍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惶惑》，同时还创作出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杂文集《多鼠斋杂谈》等大量文学作品。
在重庆，老舍的生活极为贫困，他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重庆的夏天像蒸笼，北京人老舍很不适应，“身上汗多得擦也擦不掉，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抽的香烟由“使馆”而“小大英”而“刀牌”而四川土产的卷烟。“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从二十九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老舍北碚旧居陈列老舍生前照片160余幅，文献160余册，还有部分老舍用过的文具和实物，反映了老舍在重庆时的工作、生活、创作情况。这些图文资料、实物，是了解认识老舍人格魅力、感悟体会老舍文学精神的重要媒介。老舍在生活极端困难和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为抗战、为团结、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老舍的凛然正气、坦诚精神和人格魅力，以及不朽的作品将彪炳史册。从老舍这一文化名人的个案折射出抗战时期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除了中国本土人士外，常有美国专家、日本学者、韩国诗人以及港台地区的文化名流来此寻迹观瞻，现场感受那段艰难的岁月和不灭的精神。
成都的流连
与重庆相比，老舍更喜欢成都。1939年1月14日，老舍和冯玉祥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参加成都文协分会成立会并向成都文协表示祝贺。老舍在成都短暂停留了五六天，参观了全城的大概，写了《在成都》记述观感。1939年6月，老舍代表“文协”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出川时路过成都，停留了两天。1939年年底，慰劳团历时五个多月归来返渝，途中老舍在成都小住四日，见到不少的老朋友。这三次，老舍都是过客，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并没有对成都留下太多的印象。1942年9月初，老舍应冯玉祥之邀，从重庆来到成都，住了将近一个月，还去游览了青城山、都江堰等风景名胜，同行者有赖亚力、王冶秋等。归渝后，老舍写了长篇游记《青蓉略记》、散文《可爱的成都》。这几次来成都的印象，使得老舍在自传和回忆录中，对成都赞美有加，还曾向友人表示，打算到成都定居教书，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在《可爱的成都》中写道：“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对于我，它特别的可爱，因为……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八年前，我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七七抗战后，我由青岛移回济南，仍住齐大。我由济南流亡出来，我的妻小还留在齐大，住了一年多。齐大在济南的校舍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据，我的朋友们的一切书籍器物已被劫一空，那么，今天又能在成都会见其患难的老友，是何等的快乐呢！……抗战前，我在山东大学也教过书。这次，在华西坝，无意中的也遇到几位山大的老友，‘惊喜欲狂’一点也不是过火的形容。一个人生命，我以为，是一半儿活在朋友中的。假若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我便不能不‘因人及地’的喜爱成都了。啊，这里还有几十位文艺界的友人呢！与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如郭子杰，叶圣陶，陈翔鹤诸先生……”
1942年8月9日大早，老舍从重庆向灌县（现都江堰市）出发，11日，老舍到达灌县。灌县处处是水，老舍特别兴奋，他形容灌县“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老舍住在一个临水的洋房里，两面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一到晚上，就听到水拍乱石的声响。门外是静静的稻田，放眼望去，便能看到青翠的青城山。在灌县，老舍见到了平生最大的鸡蛋与大蒜、大豆，“雪山的大豆比胡豆还大，雪白发光。”老舍看到街边药材店里的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许多说不上名儿来的药物，突发奇想，“要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头大熊。”灌县的茶水很便宜，“城里五角一碗，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灌县遍地是水，青城山又产茶，老舍甚至动了在这里归隐的念头，他写道，“等我练好辟谷的功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对于悠闲和清静的灌县，老舍很是留恋。
在灌县住了十天，老舍动身去青城山，一路上风景迷人，老舍写道：“渠溪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烂漫得很，在树荫下悠闲地开着。”老舍特别醉心于青城山水之“青”：“山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像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天师洞藏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老舍甚至认为，叫天师洞不是很贴切，应该叫“抱翠洞”。老舍还试图解析青城山得名的原因：青城山东面微斜，长满了树木，占了一个“青”字，山的西面，全是峭壁千丈，如城垣，占了一个“城”字。青城山实是占了许多好处，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到“城”的那一面，只需走几里路便够了；也不算高，山脚至顶不过十里路。不过，它“青的出奇，不像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像北方山上的那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笼罩青城山的全是竹叶，在老舍看来，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青城山的青色引起了老舍的无限遐想，“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假若你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老舍晚上宿在道观中，开门可以看青山，卧床可以听流水，夜间还能听报更鸟“梆梆梆”三声报更。
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老舍与四川结下情缘。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时刻怀念着曾经使他产生故乡之情的成都及巴山蜀水。1963年10月，老舍重游旧地，为杜甫草堂补书了清王闿运撰的联句：“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着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如今，当人们来到杜甫草堂，目睹老舍笔迹，一定会追怀这位准成都老乡。在山东济南，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被镌刻在石碑上，成为一景，并传播着济南的城市形象。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都江堰、青城山景区打造，完全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以老舍之笔传播都江堰、青城山的旅游形象，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
4.茅盾：“驱车我走天南道”
观音岩枣子岚垭——江北区唐家沱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于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1942年12月至1946年3月，先后两次在重庆，历时近三年半。茅盾的著名散文《风景谈》的最后，有“1940年12月，于枣子岚垭”的记载。茅盾曾经在枣子岚垭留下足迹，在重庆度过了极不平凡的日子。
重庆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当局，始终排斥以郭沫若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众多坚持抗日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了加强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力量，郭沫若力主无党派人士茅盾赴渝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考虑到茅盾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同意郭沫若的建议，致电延安邀请茅盾赴渝。1940年11月下旬，茅盾夫妇随董必武的车队从圣地延安，来到陪都重庆。茅盾来渝后，去红岩村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幽默地说：“劳您大驾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目的是给你披一件官方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去做。你是大作家，还是发挥你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吧。”茅盾领会了周恩来的斗争策略，在红岩村住了一夜后转移到当时邹韬奋刚刚组建的生活书店（位于市中区民族路冉家巷13号）的小阁楼住下。生活书店旧址在今民生路157号，一楼一底。现底楼已与相邻的159号、161号打通，装修成一间整体的门面，为民生打字机营业部使用，已失原貌。楼二层，现为居民住宅，尚基本保持原貌。在这里住了三个晚上后，又转移到观音岩斜坡下枣子岚垭一幢叫“良庄”的小别墅住了下来，与王炳南夫妇及沈钧儒为邻。到重庆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茅盾创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雾重庆”拾零》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重庆时局顿时紧张，茅盾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劝告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准备到香港去开辟“第二战场”。茅盾于1941年2月下旬，乘汽车离开重庆经贵阳到桂林。在赴桂林途中，茅盾写了《渝桂道中口占》：“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在香港创办《笔谈》半月刊，创作了与重庆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腐蚀》。1943年年初，茅盾夫妇再次来到重庆，住在江北区长江边上的唐家沱新村。茅盾居住的天津路一号，是国讯书店的房子。他担任“国讯文艺丛书”主编，职工们把楼下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住。职工们住在楼上。1945年6月，陪都文艺界为茅盾50寿辰和创作活动2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茶会在西南实业大厦隆重举行，到会祝贺者除文艺界朋友外，还有王若飞、邵力子、柳亚子、马寅初、邓初民、胡子婴、张道藩以及苏联和美国友人。1946年3月，茅盾离开重庆，转道香港返回上海。
位于枣子岚垭马鞍山上的这幢叫“良庄”的小别墅，在一扇老式的镶花木门上，有一块“枣子岚垭18号”的门牌。大门旁边的砖柱上，镶嵌着两块大理石，上面的文字分别记载着1992年和200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此地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内容。而“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是“重庆沈钧儒旧居”。这里是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寓所，茅盾夫妇只是借住于此。李公朴、史良、范长江、邹韬奋等也曾居住于此。三峡博物馆杨筱在《寻找陪都名人旧居》中写道：“茅盾在重庆住沈钧儒‘良庄’，至于有些文章中说住在漏雨的棚屋里，不知何在。而且茅盾说住良庄三楼，可是良庄只有二楼。”[9]良庄确实只有两层楼，不过在连接一二楼的楼梯转角处，还有一间介于一二楼之间的小屋，或许当年有人将这间小屋误以为是二楼，而实际的二楼就成了三楼。良庄尚基本保持原貌。因年久失修日渐残坏，已成危房。
5.冰心：“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
歌乐山潜庐
冰心抗战时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小桔灯》记述的就是发生在歌乐山上的重庆往事。歌乐山是红色的，歌乐山也是绿色的。
1990年冰心在《我记忆中的沙坪坝》中回忆到：“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
抗战后冰心一家到了云南。冰心在昆明郊区的呈贡县简易师范学校教书，她的丈夫、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教书。1940年冬天，吴文藻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力劝他到委员会里来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而冰心的留美同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一樵（顾毓琇）受宋美龄的指派，邀请冰心到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做文化教育工作。于是冰心一家由昆明迁往陪都重庆。刚到重庆，冰心、吴文藻一家暂住在顾一樵位于七星岗的“嘉庐”，二楼是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夫妇的居室。1941年春，冰心从七星岗迁到郊外的歌乐山居住（吴文藻仍住“嘉庐”），她把山上的这座没有围墙的土屋，取名为“潜庐”。在这里，冰心生活了5年多，1946年4月，冰心一家离开了歌乐山，离开了重庆。算起来，冰心在重庆生活了6年多，期间创作了《关于女人》《冰心著作集》等。
冰心是这样描写“潜庐”新家的：“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屋子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蜿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冰心住在歌乐山时，梁实秋、顾一樵、老舍、巴金、郭沫若、臧克家等等前去造访过。
冰心在重庆歌乐山上的“潜庐”旧居，现位于歌乐山森林公园大门口附近，在一个小坡之上，隐在山林之中，地址是沙坪坝区歌乐山环山路林家庙5号，现为沙坪坝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今的“潜庐”不再是当年的“土屋”，已被修葺过。“潜庐”前面是一块六七十个平方米的空地，据说这里原来有座小庙，是林氏家族的佛堂，叫林家庙，因此所有资料记载当年冰心在歌乐山上的地址都是“林家庙5号”。
冰心的《小桔灯》取材于歌乐山，描写的是歌乐山的景物和农家，塑造了一位歌乐山小姑娘的形象。“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小桔灯》写于1957年1月，叙述者“我”即作者冰心，“十几年以前的事”，正好是抗战时期冰心住在歌乐山的时候，“重庆郊外那个乡村”，便指歌乐山。竹凳、草鞋、石板路、浓雾、黄葛树、大红桔……典型的重庆地域特色。当年的“乡公所”所在地后来盖起了一所小学，叫“高店子小学”。小学后来变成了聋哑学校，再后来聋哑学校搬走了，“乡公所”就一直闲置在那里了。
在沙坪坝歌乐山上的文化广场，有一尊不大的浅色小女孩铜像：一个扎着小辫的女孩，右手伸着一根小木棍，棍的端头吊着一盏小桔灯，这盏玲珑的桔灯放射着不灭的光……冰心让小桔灯、小姑娘成为文学形象，雕塑家让文学形象定格成艺术形象。文学作品的“二度创作”成为一地景观，二者相得益彰。
6.张恨水：“壮年入蜀老来归”
南温泉桃子沟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入蜀，空间的转换带来文学创作的变化。如果没有南温泉桃子沟，就没有《山窗小品》《巴山夜雨》。如果没有入蜀后的重庆生活，也不会有四川风俗、重庆方言出现在小说中。
日本占领东北、威胁华北，张恨水一家迁居南京。1937年12月，张恨水在南京沦陷前四五天停刊《南京人报》，带着全家避难安徽潜山老家。安顿家属之后，张恨水沿长江而上至武汉，1938年3月27日，张恨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7月，张恨水来到重庆，经张友鸾（时住重庆大田湾）介绍，应陈铭德之请，任《新民报》主笔，从事副刊编辑工作，直到1945年12月4日离开，在重庆待了将近8年。其间大部分时间住在重庆市郊南温泉桃子沟。在渝八年，张恨水先后创作了《疯狂》《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大江东去》《牛马走》（《魍魉世界》）、《八十一梦》《水浒新传》《虎贲万岁》等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和《山窗小品》《上下古今谈》等散文。1944年5月16日，适逢张恨水50寿辰，老舍集张恨水六部作品标题，题诗一首以贺，诗云：“上下古今牛马走，文章啼笑结姻缘，世家金粉春明史，热血之花三十年。”张恨水赴渝后不久曾游成都，当时成都新闻界二十余人在枕江楼宴请张恨水，宴前张恨水对景感怀，留墨一幅：“江流呜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10]
张恨水在重庆八年，文学成就很高，但衣食住行无一不艰难。张恨水到重庆半年之后，妻子周南便带子女前来，全家住在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里，曾与老舍为邻。这房子原是“文协”办公处。后来，“文协”搬到观音岩张家花园，就让给张恨水住。“南温泉的三椽茅草房，本来是南泉新村二十七号，又名桃子沟，原是抗敌文协的房子。前面是建文峰，后面是仙女峰。常年雾茫茫。”[11]这种茅屋被称为“国难房”，屋顶是茅草铺盖，四壁是竹篱笆墙糊泥巴刷上白石灰，难避风雨。雨季一来，室内到处滴漏，只好把盆盆罐罐都用来承接雨水。张恨水为此将茅屋题名“待漏斋”。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会客室的茅屋，书写了“北望斋”的条幅挂在墙上，显然有“北望中原”的意思。张恨水的女儿回忆说：“《山窗小品》是父亲居住在重庆郊区南温泉，在山窗下写的一本散文集”，“书中写的都与我在四川的那段生活有关，那三间小小的茅草房子；那个豆大的灯光，那条颤巍巍的小桥……”[12]南温泉桃子沟孕育了张恨水的散文，有很多人认为张恨水的散文比他的小说写得好。张恨水本人对于自己的散文也相当得意。一个通俗小说大家来到重庆，提笔写起了小品，这与山居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桃子沟，不应该淡出人们的视野。
张恨水上班的《新民报》馆在七星岗，离居住的南温泉有40多华里路，要在海棠溪搭船过嘉陵江，还要再挤公共汽车。张恨水年纪大了，坐船挤车困难，便索性步行。几乎每个月一次，他要从《新民报》馆背回几十斤平价米，徒步走过陡峭的山路，到家时气喘吁吁，一身汗水湿透衣衫。张恨水在重庆八年里面，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终年穿着一件蓝长衫，洗成了蓝不蓝、灰不灰的破布片了。每逢参加重要的活动，他才套上一件马褂，这马褂还是他在旧衣摊上买来的。张恨水原来喜饮龙井碧螺春、六安瓜片等绿茶，曾说：“饭食可以将就，喝茶不可将就。”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一个月的笔耕不够买几斤龙井茶，也就只好改喝四川产的沱茶了。张恨水写作时常熬夜，习惯抽烟提神。到了重庆抽的是廉价劣质“神童牌”香烟，这种烟又辣又臭，他称之为“狗屁”；后来连“狗屁”也买不起了，干脆就戒烟。平日很少有机会吃肉，妻子周南就买了一只小猪崽子，在家中喂养。张恨水性喜干净，猪叫声又要扰乱他的写作，周南就把小猪藏在茅屋后厨房旁边的草棚里面，天不亮就由孩子们赶到山上去放养。待到过年时，宰了猪，饭桌上才有了肉菜。日常生活虽然贫困，但却常有朋友到南温泉来，《新民报》同人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马彦祥、张友渔、胡春冰、朱虚白、方奈何、黄少谷、卢冀野等人都是这茅草屋里的常客。张恨水的《巴山夜雨》基本上是他及家人在重庆生活的剪影。
1945年12月4日，张恨水一家乘《新民报》包的带篷卡车离开重庆，横穿六省回到老家。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只身先到北平，筹办《新民报》北平版。1946年夏天，全家都搬回北平了。离重庆前夕，张恨水夜宿南岸海棠溪渡口，遥望万家灯火的陪都，感慨系之，吟成一首七律：“壮年入蜀老来归，老得生归哭笑齐。八口生涯愁里过，七年国事雾中迷。虽逢今夜巴山雨，不怕明春杜宇啼。隔水战都浑似梦，五更起别海棠溪。”
7.梁实秋：“入我室即知是我室”
北碚雅舍
梁实秋的知名度比较高，是因为二十七八岁时与鲁迅的一场“骂战”，落得个“臭名远扬”“遗臭万年”。梁实秋在北碚住了近八年，称北碚为第二故乡。他的居所自名“雅舍”，名声在外，所写散文亦称“雅舍小品”，影响深远。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避往武汉。武汉失守，梁实秋又辗转到重庆，应教育部之约，编写中小学教科书。1938年冬，他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民》。其后，教科书编写组与国立编译馆合并，迁往北碚，梁实秋随迁北碚。1939年梁实秋与友人吴景超合伙在主湾山腰购得一栋平房，为了邮递方便，以吴景超之妻龚业雅的名字，取名为“雅舍”。虽然是四川乡间茅舍，但一个“雅”字，不仅透露出梁实秋的审美情趣，也给几间茅舍平添了几分素雅的美感。1944年，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携三个孩子辗转到北碚，也住在这里。来到重庆的文人雅士也时常聚集到这里，围着一壶清茶“雅”谈阔论。冰心、老舍、卢前（冀野）、陈可忠、张北海、徐景宗、萧柏青……都曾到此“雅”谈。1940年3月5日，住在歌乐山的冰心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上的梨花都开过了，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也一定是绿肥白瘦，光阴过得何等的快！”可见，雅舍真是有让人挂念的物和人。1979年，梁实秋在台北“雅舍”里还写下了怀念北碚雅舍的文字：“雅舍门前有一丈见方的平地一块，春秋佳日，月明风清之夕，徐景宗、萧柏青、席徵庸三位联翩而至，搬藤椅出来，清茶一壶，便放言高论无所不谈。有时看到下面稻田之间一行白鹭上青天。有时看到远处半山腰呜的一声响冒出阵阵的白烟，那是天府煤矿所拥有的川省唯一的运煤小火车；有一次看到对面山顶上起火烧房子，清晰地听到竹竿爆裂声……”自此，梁实秋但凡写文章，都以“雅舍”为名，终成一个知名度、美誉度都极高的“文化品牌”。1946年秋梁实秋离开北碚“雅舍”回到北平，1949年1月去到广州，同年6月去到台北。1959年，梁实秋台北东安街309号房屋落成，仍然取名“雅舍”，1987年永远离开“雅舍”……
当年的“雅舍”共六间房，梁实秋占用两间。吴景超、龚业雅及孩子占用两间；其余两间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代主任许心武及其秘书尹石公居住。梁实秋在《北碚旧游》一文中记述雅舍：“‘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六间房，可以分为三个单元，各有房门对外出入，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刷灰，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现“雅舍”在重庆市北碚区文星湾，从北碚城区天生桥路出城，沿北碚至青木关公路往西南大学正门方向走，要到西南大学时，在五路口梨园村，路边坎上，一个朴实的门坊上写着“梁实秋旧居”。在黄葛树旁立着一块大石，上书“雅舍”二字，为梁实秋手笔。石壁上刊刻着梁实秋《雅舍》中的文字：“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沿着二三十级小石阶上去，就是梁实秋的雅舍旧居。现在的雅舍，已经不是当年砖柱木架结构，瓦顶篾壁的模样，而是经过多方呼吁在原址重修的青砖瓦房。1990年在调查陪都遗址时，北碚区文史专家李萱华根据胡絜青提供的“雅舍”位置示意图，在梨园村找到了雅舍，门牌编号为梨园村47～51号。冰心、林海音、舒乙、冯牧、李准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曾不遗余力呼吁保存雅舍。冰心93岁高龄时还发出“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的呼吁。1995年12月雅舍被北碚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元月对外开放。2009年12月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今雅舍房前房后绿树掩映，六间房子全部辟为展览室，墙上是图片和文字，下边展柜里是书籍和一些实物。这里成就了梁实秋的散文风格和大家风度。这里凝缩了梁实秋在北碚八年的生活。
1940年，梁实秋应重庆《星期评论》之约在刊物上开辟专栏《雅舍小品》，以笔名“子佳”每周撰文一篇。于是梁实秋寻觅闲情逸致，从身边的人和事说开去，先谈雅舍，再说小孩，然后男人、女人、飞鸟、猪狗，握手、下棋，理发、洗澡，等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20余篇，平实简朴、雅洁恬淡、洒脱幽默，成为读者喜爱的美文。此后结集出版，收文34篇。一版再版，据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雅舍小品》奠定了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独特地位。朱光潜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认为：“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冰心在《读〈雅舍小品选〉》中写道：“实秋不但能说会道，写起或译起文章来，也是下笔千言，尤其是小品文字，更是信手拈来，谐而不俗。”梁实秋也一“雅”而不可收拾，又于1973年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收文33篇；1982年出《雅舍小品三集》收文37篇；1986年出《雅舍小品四集》，收文40篇。同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印出合订本，共收小品143篇。此外，他还有《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散文》。但他对“雅舍小品”特别偏爱，自以为稍差的，便不收入《雅舍小品》。《雅舍小品》成为梁实秋散文的精品。“雅舍”犹如一个成功的商品品牌，畅销而常销。
8.李广田：罗江“锻冶厂”
德阳罗江——叙永
齐鲁之士李广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巴蜀文人何其芳、江南才子卞之琳合出了一本诗集《汉园集》，并称“汉园三诗人”。殊不知，没有过几年，李广田就千里迢迢来到巴蜀大地，像他家乡的圣人孔子一样教书育人。
始建于1901年，其前身为建于乾隆三十一年的双江书院，1926年更名为罗江县立中学。抗日战争时期与山东流亡师生合并为国立六中罗江四分校。
罗江自古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交流频繁，因而文化繁荣，人才汇聚，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扎实的文化根基和浓郁的诗歌氛围。罗江是三国蜀汉文化圣地，庞统祠三国遗址引来无数文人墨客驻足呤唱，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曾在罗江挥毫泼墨，明朝有“三高”文章驰誉天下，清朝有“四李”辞赋享誉文坛，抗战时期有李广田、陈翔鹤、孙维岳、方敬等四大家耕耘在国立六中罗江四分校，贺敬之便是从这里出发步行奔赴延安，而后成为当代诗人、文化部部长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李广田任教的济南一中迁至泰山脚下的泰安。12月24日日机狂轰滥炸泰安城，李广田随校离开泰安辗转远行，或坐车，或乘船，或徒步，历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四川五省，“冥途旅行”（李广田语），流亡两年，到达四川罗江。1940年10月1日李广田妻子王兰馨带着3岁的女儿李岫也来到罗江。194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当局以“向学生宣传‘左倾’思想”为由解聘了李广田，经卞之琳介绍，李广田离开罗江，前往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教书。
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有李广田、陈翔鹤、方敬三位作家教书，罗江当时是一个小县城，是川陕公路必经之地，来往经过这里的文化人，常常到此停留。1939年年底，周文和妻子郑育之从成都去延安，来过这里。卞之琳从延安回到成都后，曾专程来到这里。沙汀从延安回到四川后，由他的家乡安县转去成都时也来到这里。李广田在1939年12月23、24两日的日记上，记下了对沙汀的最初印象。“12月23日晚沙汀来，相貌颇有与其芳相似处，也许这就是四川型了。那性格是属诚恳稳健一类，颇易接近。他回来的任务是为了出《文艺战线季刊》，并出丛书。他告诉了我们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他有一部七万余字的稿子，是写贺龙将军的。”“12月24日沙汀于十时登车去蓉，即将《朝》及《在黑暗中》交给他带去，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指导。”[13]李广田在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编辑《锻冶厂》，影响深远。《锻冶厂》每月一期，共出10期。1939年6月1日创刊，1940年7月1日终刊。国立六中四分校学生孙跃东完整保存有全套《锻冶厂》合订本。四川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它的复印件。
罗江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名人资源，发挥其思想教育作用。罗江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结合自己拥有的名人资源，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社、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于2006年3月共同创立了“中国·罗江诗歌节”，每两年一届，逢双年3月中下旬举行。罗江依托厚重的历史、人文资源，实施“文化立县”战略，打造“罗江诗歌节”文化工程，开展诗歌节系列活动，以诗会友，以文促商，不仅扩大了罗江的知名度，而且传承着罗江的历史文脉，带动了罗江旅游业的发展，对罗江经济的繁荣也具有积极作用。
9.张天翼：生命的驿站
五世同堂街——郫县安靖
如果不是来成都，如果不是有一个叫鲁绍先的郫县青年，张天翼的生命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成都的山水，成都的朋友，造就了张天翼生命的奇迹。成都成为张天翼生命的驿站，让他渡过难关，走向新的时代。
1935～1937年两年，陈白尘、张天翼、沙汀、蒋牧良、朱凡（凡容）几乎是朝夕相见，时常在陈白尘住处小酌、聚谈。“八一三”以后，张天翼去了湖南，陈白尘来了四川。1942年秋天，张天翼积劳成疾，贫病交加。1944年11月湘桂大撤退时，张天翼抱病离开湖南，长途跋涉，经过湘乡、沅陵、彭水，历时数月来到重庆。1945年5月22日，应时在成都主编《华西晚报》副刊的陈白尘之邀来到成都。此时的“东道主”陈白尘到牛市口汽车站接回张天翼，得到杨伯恺、李次平等人的协助，将张天翼安排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晚报》编辑部里（现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内）住下来。陈翔鹤和叶丁易常来编辑部见陈白尘，遂成为张天翼病榻旁的常客。
1945年6月初，当时在成都《华西日报》任校对主任的曾巴波对一道在成都从事文化工作的好友郫县安靖人鲁绍先说：“有个好朋友，肺病很重，想找个地方养病，你乡下环境是否可以？”鲁绍先欣然同意，曾巴波即带鲁到陈白尘家中去见那位朋友，介绍说，他叫张一之，受白尘先生之邀，上月22日由重庆来到成都。1945年6月12日晨启程，杨伯恺、吴汉家、陈翔鹤、黎澍、李次平、金铃、车辐等前来送行。陈白尘、曾巴波陪送张天翼到成都县两路口（现郫县安靖镇）鲁绍先家养病。鲁绍先那时尚未结婚，他新盖了三间草顶厅堂，向南一面是玻璃长窗，其他三面是土墙，地上铺了地板，窗明几净，冬暖夏凉，是为结婚用的。为给张天翼养病，鲁绍先特地买了一只澳大利亚奶羊，每日以羊奶供他饮用。鲁绍先也就成了陈白尘、曾巴波的朋友。他结婚时，陈白尘夫妇、曾巴波及《华西晚报》的一些朋友都去参加了婚礼，连住三日。
1945年年底，陈白尘离开成都到重庆。就在陈白尘行前两天，张天翼突然发病，被送进成都平安桥四圣祠“圣修医院”。他在四圣祠医院住了不久，又回到鲁绍先家。值此隆冬之际，沙汀、陈翔鹤、曾巴波同到安靖看望张天翼。新中国成立后，沙汀将那天晚上的谈话内容写进了《和贺龙将军相处的日子》及《敌后七十五天》中，继在《雎水十年》中忆及他们那夜畅谈的情况。鲁绍先在张天翼的熏陶下，思想日益激进，以他为中心，又发展了一批青年，成立读书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张天翼便自然地成为他们的组织者和导师。不久，在成都待不下去的曾巴波、张漾兮等也都纷纷躲到两路口鲁家来。鲁绍先不仅有地主大少爷的身份，而且其伯父还是这一带的袍哥舵把子，鲁家遂成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触角难以触及的地方。一时两路口成了西南大都会成都西郊的“地下红色根据地”，展开了许多活动。1946年春节后，更多朋友到安靖看望张天翼。时驻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教官、一度被派到陈纳德飞虎队参加战斗、被称为“中国虎”的牧野，曾两次到安靖乡看望张天翼。病中的张天翼坚持写作，《狐》和《一把瓜子》等寓言的底稿，都是他躺卧在鲁绍先家院后菜园里的一张吊床上用铅笔写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西游记》的长篇论文，其中的许多资料是他在鲁绍先家养病时搜集到的。
1947年5月，曾巴波、张漾兮、程西虞等先后转移到鲁绍先家中。张天翼与他们一起分析形势，决定采取隐蔽方式开展斗争，并成立“五人小组”。9月上旬，小组成员张天翼、程西虞、曾巴波、张漾兮、鲁绍先在郫县安靖乡高桥的上河心开会。1948年7月初，曾巴波与张漾兮离开成都去香港转赴解放区。1948年8月初，由四川大学教授、当年浅草社成员林如稷向福川银行贷款，并用福川银行的名义买到了飞机票，张天翼飞赴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间，他着手整理在安靖乡所写的寓言初稿。1948年10月，张天翼在香港《小说月刊》发表寓言《老虎问题》。这是他患病六年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在安靖乡构思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
从1945年6月到1948年9月，张天翼一直住在鲁绍先家里，前后达3年之久。在这里，文艺界的众多朋友前来问寒问暖；在这里，陈白尘、曾巴波、沙汀、陈翔鹤、张漾兮、程西虞、牧野、洪毅然、黄原（黄大成）、田一平、车辐等作家、艺术家、社会名流、地下党员、民盟盟员展开了许多活动，是值得留恋的地方。1958年11月25日，张天翼访问四川到达成都后，在四天内三次到安靖乡寻访故旧鲁绍先及当时结识的农民，事不凑巧，都没有遇到，深以为憾，只好给鲁绍先寄去一封信。张天翼在1958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她（指老农妇何婆婆），还有‘神仙’，是当时农村无产者的典型人物，勤劳、乐观、坚强。不知以后如何？没有打听到这两个朋友的下落，是这次访问旅行的缺憾……”郫县安靖镇鲁绍先故家今已不存。在城乡统筹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恢复“鲁家庄园”，作为一个文化景观来规划。张天翼在两路口期间曾经组织在乡避难的青年开展进步活动，并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寓言，这些情况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以丰富文化景观的内涵。而今安靖镇打造蜀绣之乡，可以将这些资源整合规划，提升文化品质，发挥教育作用。
10.萧军：从长顺街到桂花巷
长顺街——桂花巷
鲁迅指导过的青年作家在四川就是艾芜、沙汀，东北来的就是萧红、萧军，据说，这两个笔名都是鲁迅取的，意谓“小小红军”。萧军的人生还真有那么一点“红军长征”的意味，成都这一段还算波澜不惊。
1936年，萧军由上海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差点被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脱险后，他辗转临汾、西安、兰州等地，然后到了成都。不久，他与中共地下党在川康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文取得联系。周文把他介绍到成都《新民报》任副刊编辑，并由沙汀和读者王影质在长顺街租了一间房，后来连续搬家，最后搬入李劼人居住的桂花巷64号。沙汀同萧军常见面，还一起到小酒店喝成都特有的“碗碗酒”。萧军也爱坐茶馆，曾到东城根街“锦春楼”喝茶，听竹琴名艺人贾瞎子（树三）的演唱，还写过文章称赞他独特的演唱艺术。
萧军在成都《新民报》副刊的经历，车辐《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回忆说：《金箭》出到第五期，为成都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主要人员上了黑名单。剩下来的文艺园地，只有《华西日报》副刊，恰巧萧军来成都，在《新民报》副刊上辟了文艺园地，还出了《国防文艺》周刊……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中，他们却以战斗姿态出现，车瘦舟的家首先被炸，萧军就及时地组织他写了《家居在火场》，揭露日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的罪恶！萧军编的副刊，战斗气氛浓厚，鼓舞作用大。
萧军在成都编《新民报》副刊，名字叫《新民谈座》，他还负责“文协”成都分会的出版部。1939年1月，经老舍、李劼人等作家的多方筹措，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李劼人、周文、萧军3人为理事。分会还编辑出版文艺刊物《笔阵》，由叶圣陶、牧野任主编，李劼人、萧军也参加具体办刊。该刊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影响日益扩大，越办越好，成了当时成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14]
王德芬在《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回忆说，当年成都物价甚低，两人一顿饭两三角钱就可以吃饱，萧军特别爱吃甜水面，一吃就是七八碟，他还爱吃“鸳鸯面”：一碗面一半是白色的细粉丝，一半是褐色的荞面条，拼命放辣椒油、花椒油，才过瘾。他们搬到桂花巷李劼人住的院子里，李劼人尚在指挥街开“小雅”饭馆，常请萧军吃饭，品尝正宗川菜。
萧军在《新民报》当编辑，四处演说，上了特务的暗杀黑名单。1940年春，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嫁祸共产党，为预防不测，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萧军及早离开成都。萧军到了重庆，在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帮助下，化装逃离，投奔延安。
1982年，萧军做客成都，一下飞机直奔市区寻找“甜水面”。接待人员得知萧军所谓“甜水面”即是现在成都妇孺皆知的“担担面”，即带他直奔当时颇有名气的“洞子口凉粉店”。萧军边吃还边饶有兴味地讲起当年跑防空洞吃甜水面的轶事。
11.熊佛西：从成平街到新民场
成平街——新民场
熊佛西的戏剧人生波澜壮阔，而熊佛西的人生戏剧也充满曲折。这些波澜、曲折也在川西坝子回流着……
20世纪30年代中期，熊佛西跟随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进行农民教育，创办了一个戏剧组织。经三年实验，拟在1937年夏组成一个剧团到南方各省巡演。抗日战争爆发后，熊佛西率队到长沙，9月成立平教会农村抗战剧团，在长沙演出后，熊佛西应四川省政府、平教会四川分会邀请，率平教会农村抗战剧团23人，于12月12日乘民生公司民裕轮西上。1938年1月2日抵达重庆，住青年会。7日到成都，19日起在成都智育电影院公演《后防》，在蜀一电影院公演《吴越春秋》，在中央大戏院公演《中华民族的子孙》。在成都公演后，该剧团赴新都、新津、灌县、德阳等地演出。1939年3月熊佛西在成都成平街七十三号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后改名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学校位于成平街西头的一所宅邸内。“宅邸原是一位川军师长的公馆，已颇陈旧，只东南一隅，别有洞天：精舍深廊，藤萝小院，散植芭蕉数株。”[15]
熊佛西亲任校长，杨村彬任教务主任并教导演课，导演章泯教戏剧理论，先后聘请陈白尘教编剧、贺孟斧教导演、任钧、刘盛亚、丁易教文学课，还邀请知名人士如罗念生、朱光潜、周文、沈钧儒、郑伯奇、刘开渠等来校演讲。1939年6月该校迁至离市区六十多公里外的郫县新民场外，以吉祥寺尼姑庵为校舍，1941年被当局勒令解散。可以说这是出现在郫县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当时学校聚集了一批有名的文艺工作者，如陈白尘、刘盛亚、章泯、叶丁易、贺孟斧等等。该校在新民场及周边地区举行过多种多样的活动，特别是抗日宣传活动，影响深远。
纪念“八·一三”在学校露天剧场演出《干不了也得干》《这一代》。剧校附设的平民学校成人班演出了《通州城外》，儿童班演出了儿童剧。建校周年纪念演出多幕剧《一年间》。师生们深入城乡教唱抗日歌曲，并义演《中华民族的子孙》等多台救亡话剧。还到郫县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极大地振奋了郫县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可能是成都地区首演《黄河大合唱》，成都的空军飞行员牧野知道后大受感动，有一天特驾机从成都飞到新民场吉祥寺上空，投下许多袋酥脆的花生米，表示对剧校师生们的感谢。剧校成立的演剧队到双流、新津、温江、灌县、新都、金堂、广汉、德阳、遂宁等地县城、村镇演出。(www.xing528.com)
吉祥寺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建筑坐北朝南，大殿为木结构悬山式屋顶，廊道上装饰为卷棚式，横梁立柱斜撑造型优美。这里曾是辛亥革命川西同志会首领张达山的反清活动基地。1940年，油画家庞薰某携眷迁来，当天一家四口打地铺睡在大殿右侧的走廊上。庞薰琹回忆：“这里白天夜间，一般都很静。在大殿旁边有两间木造的小屋，我就住在这小木屋内，我用油画画过这一屋，用水彩画画过大殿的一角。暑假中同学都走了，这里就更加清静。我坐在大殿里画成了一本《工艺美术集》。”[16]吉祥寺遗址现位于新民场中学，寺已不存。据说当年大殿濒危，无钱保护，拆了，拆下的东西编号存放在望丛祠内。建议在新民场中学设置纪念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吉祥寺，打造戏剧文化景观，增强学校的厚重感，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在新民场及其他地方开展了丰富的戏剧活动和教学活动，这些情况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为这一纪念地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12.臧克家：“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歌乐山大天池
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上竖立着十五位文化名人的雕塑，他们都曾经在沙坪坝生活过。其中就有诗人臧克家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
1942年8月，臧克家和恋人郑曼从河南叶县出发，徒步半个中国来到重庆。到重庆几天后两人结婚了。婚后他们住在观音岩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1943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歌乐山大天池6号）。这是一个青山环抱的农村小院落。房东一家住南房，东房、北房租给“赈济委员会”作留守处。房屋后面有个小菜园，臧克家和房东一家一起劳动，如同一家人。臧克家在《歌乐山》诗中写道：“歌乐山 歌乐山/那青峰 那绿竹 那云烟/杜鹃叫得啼血的季节/那满山血红的红杜鹃//歌乐山 歌乐山/大院子 老土屋/我的心舒贴贴的/贴近着那一家农民 我的好邻居/我看着他们忙 我帮着她们忙/我看着田里的秧子长成针/我闻到满院里谷子香/小园子里长着各种青菜 又肥又嫩/男的忙 女的忙 睡半夜 起五更/带着星光担到菜市上”。他在《歌乐山·大天池》里专门写到了在这里的生活，“农民的小土院子，三面是土房，西边，让近在咫尺的山头补缺”，“屋后是一个小园子，种上四季豆、包心白，春夏之交，花香蝶来，豆角上搭下挂”，房东家三世同堂，生活虽艰苦，但勤苦为生，忠厚待人。“每天，写作之暇，到田地里帮工友同志挖红苕，弄得手脚都是泥土，一身汗水，尝到了劳动的滋味，写了赞美手脑并用的诗篇”。在大天池6号臧克家“度过了三年多的愉快时光”。1946年7月臧克家乘船沿江而下到南京、上海，告别了重庆歌乐山大天池的生活。
这处普通的农舍现在已经作为歌乐山的名人故居保护着，里面依然住着一户当地人家。现在属歌乐山天池村堰塘湾，院子门口的岩石上有红色字体写着“大天池6号”的门牌号。臧克家夫人郑曼当年工作的“卫生实验院”离大天池不远，现在是机电学校。
在重庆的四年，臧克家创作并出版了《泥土的歌》《宝贝儿》《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几部诗集，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泥土的歌》与《烙印》是诗人的“一双宠爱”。《宝贝儿》是诗人的政治讽刺诗。1944年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臧克家对重庆充满思念与怀念。1978年在《忆山城》诗中写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入目”。在《歌乐山》诗中写道：“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歌乐山歌乐山/我在歌乐山的山窝里/静静地生活了三年//歌乐山 歌乐山/我怕想离开歌乐山的那一天/大人们追着我 小孩子们哭/老太婆叮嘱了又叮嘱/我像一个初次离家的孩子/头也不敢回/含着眼泪走下了那条小山路”。1985年在散文《歌乐山·大天池》中，臧克家深情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
每每文朋诗友聚会，臧克家和老舍、郭沫若、沙汀、艾芜等一起喝川东“咂酒”。一人一支细而长的竹吸管，同时吸向一个酒缸，空气融洽和谐，欢笑声，争吵声，声声入耳。那个时候，笔耕糊口，大家都很穷乏。臧克家曾经和姚雪垠连床而居，经常是到门口一家小饭馆吃上一碗“担担面”，就算是打了“牙祭”。
13.中国戏剧摇篮：“几生修得住江安？”
曾家岩——上清寺——江安文庙——谯楼——北碚
20世纪80年代回忆江安岁月，吴祖光挥笔写下诗句，表达对江安的感激与眷恋之情：“长江一线意情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
宜宾江安，这座川南小城，在抗战时期容纳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国立剧专”）。“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六年，结合戏剧教学，创作、公演了《北京人》《清宫外史》《正气歌》《凤凰城》《流亡三部曲》《雷雨》《日出》《蜕变》《风雪夜归人》《魔窟》《从军乐》《塞上风云》《天国春秋》《岳飞》《孔雀胆》《哈姆雷特》《伪君子》《少奶奶的扇子》《万尼亚舅舅》《大雷雨》等二百多个话剧、歌剧以及街头剧、杂技、木偶戏剧目。余上沅、曹禺、洪深等著名戏剧家曾在此执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电影等艺术人才，国内有80%以上的知名戏剧大师都出自江安国立剧专，谢晋、陈怀皑、张骏祥、刘厚生、瞿希贤、张雁、葛文骅、胡浩、凌子风、李累、田广才、温锡莹、耿震、冀淑平、王永梭以及台湾地区的崔小萍、王生善，美国的傅琦萍，新加坡的曹兮等曾在这里学习，后来成为戏剧和电影界的艺术大家。江安由此被誉为中国戏剧、电影的摇篮。江安县城国立剧专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县招待所，拆除了一部分，现保存了原文庙之中殿、乡贤祠、忠义祠及厢房，占地面积1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皆为原剧专师生教舍。1985年江安县人民政府将旧址辟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江安史料陈列馆”，收集和陈列有关剧专史料5000多件。1988年10月，建在旧址的“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正式开馆，特聘时任中国文联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曹禺为名誉馆长。曹禺题写了“国立剧专江安纪念馆”馆名，余上沅校长的铜像安置在他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小屋前，基座上曹禺题写了“余上沅校长”。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旧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立剧专”前身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5年10月8日创办于南京薛家巷8号，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国家公办的高等戏剧学校，校长是中国现代话剧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导演余上沅。聘请应云卫为教务主任，继任者为陈治策、曹禺、应尚能、杨村彬，聘有马彦祥、焦菊隐、曹禺、王家齐、贺孟斧、向培良、阎折吾、陈瘦竹、刘静沅、肖锡荃、吴祖光、谷剑尘、唐君毅、石蕴华等为专职教师，同时还聘社会名流及艺术界知名人士梁实秋、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田汉、赵元任、罗家伦、宗白华、吴梅、谢寿康、曾昭抡、储安平、潘光旦等为客座教师。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8月从南京迁到长沙，校址设在长沙稻谷仓三号一座古老的大院子里。1938年1月上旬，国立剧校从长沙向重庆撤退，2月下旬到达重庆。全体师生分乘五艘大木船从湘江码头出发，从临资口入洞庭湖，经杨林寨、沅江、汉寿、安乡，过藕池口沿公安、松滋、枝江到达宜都，由宜都溯长江到达宜昌，再至四川万县。“到达万县，这时中小学均在放寒假，所以我们又是住在一所小学内。在教室打地铺，在万县住的时间较久，前后约有一个月左右。”“我们从万县去重庆是集体乘江轮，也是分班分日而行。到重庆后先住曾家岩‘知还山馆’，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宅子，房间不多，也很狭窄。”“在重庆开学并不在知还山馆，而是在上清寺，那是在马路边上的二层楼房，地方宽敞得多了。临街二楼的一间门面，作为校门，并挂起了‘国立戏剧学校’的校牌。”[17]重庆时代的国立剧校有教师余上沅、曹禺、叶圣陶、阎哲吾、陈白尘、贺孟斧、应尚能、吕斯白、余克稷、金毅等，还有从海外归来的黄佐临、金韵之（丹尼）等。
1939年4月再迁远离重庆300多里的长江上游川南小城宜宾江安。1940年7月更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我们住进了江安文庙，学校即以那儿作为校址，一住下竟达五年半之久。江安算是长江上流一个美丽静谧的小城，文庙就在城内西南部城角，紧靠南城墙。院落三进，门在东首。前院西厅为教务处和校长室，东厅是总务处。中院两庑作为教室，大成殿前丹墀作为演出舞台；后院大殿就作图书馆之用。同学们分别住在东西两个跨院里，虽室内潮湿阴暗，但间数却不少，足够应用。”[18]校长余上沅居住在江安水沟头陈氏民居。教务主任曹禺居住在江安县参议会议长张乃赓家。曹禺、谢晋等国立剧专师生常常在江安十字口谯楼喝茶聚会。江安的一草一木让剧专师生难以忘怀。刘厚生回忆时说：“那文庙的大门，那改造的舞台，那简陋的教室，那在文庙最后部位的图书馆”以及“几乎天天要去那窄窄的烟巷子，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几乎一望就可以看到四座城门还有那躲警报的南城外红佛寺，北门外的竹器街，那用小木船摆渡……这些都是我们像眷恋儿时故乡那样经常萦回在心头。”[19]学校聘请有洪深、曹禺、焦菊隐、张骏祥、盛婕、马彦祥、陈治策、杨村彬、吴祖光、应尚能、吴晓邦、吕斯白、阎折吾、丁易、王元美、陈鲤庭、刘静沅、陈瘦竹、章泯、杨树声、方令孺、张定和、沙梅以及教钢琴的比利时人葛利华等文艺大家、名家。著名电影大师谢晋对此非常赞叹：“江安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集中了那么多中国戏剧界、音乐界、舞蹈界的前辈、精英，可以说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罕见的。”[20]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迁重庆，以已经停办的北碚歌剧学校为校舍。学校在校内山坡下一座露天舞台演出，也租赁北碚儿童福利所礼堂演出。1946年秋，学校复迁南京。1950年国立剧专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三院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
1938年2月，27岁的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迁到重庆，从此开始了在四川的生活，长达8年。这正是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年月。在四川的8年中，除了创作，曹禺的任教和讲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国立剧专”，曹禺任教务主任，同时开设了《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三门主课。曹禺教学时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做三位一体。他教《剧本选读》时，要求每周课余须作一篇读剧本的详细记录，内容包括：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故事梗概、人物分析、分幕说明、读后感（对该剧本的评论）等。[21]曹禺还受邀外出讲学。1938年夏在重庆举办战时戏剧讲座，1942年夏在重庆储汇局同仁进修服务社讲学，同年秋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讲学。刘厚生回忆江安学习生活时说：“如果没有那几年在大成至圣先师鼻子底下的大量舞台实践，在他耳边两厢日日不停的授课，我想剧专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以后在戏剧事业上的成就，显然会落后很多。”[22]
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到达重庆，便开始新的话剧创作。1938年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当月在重庆公演。1939年4月到江安后，曹禺住在江安县县参议会议长张乃赓家五年。据在抗战初期任中共江安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张安国回忆：“当时，我父亲张乃赓是县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党的统战对象；党组织通过他的关系，说服了江安其他人，把江安文庙借给剧校；为了安全，还将万家宝（即曹禺）安排在我们家里。”[23]在江安，曹禺完成了他的抗战名剧《蜕变》。1940年3月，曹禺随剧校演出队从江安乘木船顺流而下，到重庆准备首次公演该剧。由于时间紧，导演张骏祥指导演员们边赶路，边排戏。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对演出相当冷淡，他们只好住进歇了业的浴室里，打上地铺，睡在潮湿的地板上。1940年秋曹禺常常坐在江安靠古城墙的一幢房子内，静静地面对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沓稿纸，坐到夜色深沉，听窗外的梧桐秋雨，思考着应肩负的历史和时代的责任。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曹禺潜心创作又一部剧作《北京人》。曹禺写完一段，就读一段给学生们听，根据大家的反应再作修改，使之臻于完美。[24]1941年10月，由张骏祥导演，张瑞芳、赵蕴如主演的《北京人》在重庆首次公演。12月，剧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成为曹禺的四部代表作之一。1942年夏曹禺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创作《桥》。1946年2月，曹禺应美国国务院之邀与老舍一道离开四川赴美讲学。
曹禺在江安度过了难忘的岁月。1985年题词：“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恩情，让我们一道为四化建设，为祖国富强奋斗终生。”1991年3月，曹禺对拜访他的江安县文化局王显友局长说：“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要找到江安这样安静的土地让我写作，实在太不容易。”曹禺谈了他在江安写作《北京人》《蜕变》《三人行》《正在想》及《家》的改编情况，他深情地说：“江安人太可爱，我的一些作品的人的性格，也吸取了江安人的性格。”江安是剧专师生的感情圣地与心灵家园。著名电影演员张雁为江安国立剧专史料陈列馆题词：“母校育我成才，江安养我成人。”著名戏剧作家吴祖光谈到江安，总是满怀深情，他说：“江安是我难以忘怀的地方，常常使我魂牵梦绕。”[25]江安，因为有了国立剧专在这里流亡办学的光辉历史，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江安需要好好保护、开发这样的文化资源。
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在江安结下爱情姻缘，成为“江安的女婿”，当时谢晋任江安女子中学的教师和《大地回春》的艺术指导，女中学生徐大雯在剧中饰演媚娘。演出中，两人碰出爱情火花！谢晋20岁生日那天，在江安大十字口的酒楼（现江安十字口的旧谯楼）请客，剧专的同学和徐大雯等10多人在楼上边喝酒边唱歌，在江安引起不小反响。谢晋三次重返江安时题词：“难忘江安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26]不仅如此，谢晋对江安战时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保护、开发江安战时文化资源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在江安举行的“国立剧专迁江安5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录音）中深情地说：“江安今天誉满中外，享受着‘中国戏剧的摇篮’和‘中国戏剧的圣地’之美名，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的。事实是最雄辩的，看今天有多少知名的导演、演员及舞台美术家，都是出自国立剧专的啊！
“我到过许多国家，到英国的时候，我看到英国人民对莎士比亚的尊重，到法国的时候，看到人家对莫里哀的尊重。有一次我到了法国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兰德，走过一个大楼，看到一块碑，法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个小剧场，莫里哀曾在这里演过戏，在法国现在进行新建筑的时候，仍旧把它保存下来，可见这些国家对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重视，对国家的文化遗产是多么重视。所以我以为江安纪念剧专迁校50周年和建立剧专展览馆，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我觉得特别要指出的是：曹禺老师的许多伟大剧作，他的《北京人》《蜕变》、他的《家》等，都是在江安剧专任教时创作的，这在国外就是不得了的。曹禺老师住过的地方，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圣地。曹禺、洪深、焦菊隐等戏剧家，不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吗？在纪念剧专迁校江安的时候，同时也是纪念那些去世了的老师们，洪深、焦菊隐、陈治策、马彦祥、蔡松龄等，他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长存的，是可贵的。焦先生为北京人艺导演的《茶馆》产生了国际影响，他在江安剧专导演的《哈姆雷特》，是这部世界名著在我国的首次上演。”
谢晋也曾在江安意味深长地说：“维也纳的出名是因为有个贝多芬，人们对绍兴的了解，还不是因为有鲁迅先生。而江安是曹禺老师工作过的地方，为什么不该更有名呢？”[27]谢晋的这一席话，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不仅谈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而且谈到了名人资源与地方知名度的关系。
但是很遗憾，“国立剧专”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请看一位研究者的观后感：“2003年10月上旬，笔者偕学友一起奔赴千里，至江安国立剧专旧址追寻前辈足迹。不料所见极为震惊。剧专旧址所在地文庙大体已被拆除，新建了竹都大酒店等，只剩下前殿的一小部分保留下来作为‘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但陈列馆条件极差，没有电话，水电去年刚通上，没有维护资金，房屋漏水导致一些校友捐献的珍贵史料原件受潮受损。‘中国戏剧摇篮’的字迹还清晰地题于旧址门前的红墙上，而‘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也没有能够庇护这片戏剧圣地。江安城，似乎已经遗忘了那段历史，那使小城得以载入史册、流芳百世的历史。震惊之余，不禁又深感悲愤，希望借此小文呼吁江安政府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历史不可复制，请珍视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28]
2009年8月20日，时任四川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现任成都市市委书记的黄新初深入江安县夕佳山民居和国立剧专江安史料陈列馆开展调研。在认真听取了国立剧专江安史料陈列馆负责人的讲解和汇报后，黄新初说：“国立剧专旧址的恢复和迁建难度都很大，当前看来不很现实，但我们可以作一些思考和研究。”江安名人居留地保护是充满希望的。
14.中华剧艺社“五世同堂”
五世同堂街
五世同堂街在今成都锦江区，南起三槐树路，北止玉皇观街、城隍庙街交会口。街名的由来具有儒家礼教色彩。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户张姓人家在此居住，五世同堂和睦相处，远近闻名。据传，乾隆皇帝曾赠张姓百岁老人诗。当时国史馆副总裁董浩为其宅题书“五世同堂”，街因此得名。堂址在清光绪时设经征总局，民国初期改设四川法政学校，1935年7月，国民政府恢复省立第一中学办学，改名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并迁址五世同堂街。后来发展为成都市第二中学，2002年4月改制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张家人“长宜子孙”的愿望在岁月的冲刷下暗淡下来，张家大院也几易其主，最终成为一片校园，紧邻的红星路35号也成了成都的创意地标。不仅如此，这条小街，对于曾经来这里生活过的外乡人陈白尘、吴祖光、丁聪等来说，是一生的眷恋，挥之不去。
1981年陈白尘在《哀盛亚——〈刘盛亚选集〉代序》中写到：“离开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时时地、深深地怀念着它。除了少年时期居住的家乡以外，我在上海住过十年以上，在首都度过十五个春秋，遣返南京也达十六个年头了，但我还是怀念只住过八年的四川。我是个俗人，在成都多年未曾上过青城；去过乐山却未游峨眉；所以我不是贪恋蜀中山川名胜，而是忘不了巴山蜀水之间的友人。”[29]1983年5月，陈白尘随全国文联访问团来到成都，急不可待地催旧友车辐带他去五世同堂街。丁聪把成都当成第二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回到成都时，仍然固执地要去寻找他曾经住过的五世同堂街和天涯石街。这条小街，承载着一代文人青年时代充满热血而又温馨的回忆。对于陈白尘、丁聪等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地方。抗战时期，《华西晚报》即诞生在当初的张家大院即后来的省立成都中学，盛极一时。陈白尘是《华西晚报》副刊主编，白杨、张骏祥、吴祖光、丁聪、吕恩、贺孟斧、方菁、方蓁、沈扬、耿震、刘郁民、金淑芝等一大批文艺界的进步人士都荟萃于此。
中华剧艺社1941年10月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5月结束使命，历时六年。“中艺”由应云卫任理事长兼社长，负责对外联系、集资筹款、租赁剧场；陈白尘任秘书长，负责主持内政、团结队伍、制订演出计划。理事有陈白尘、陈鲤庭、张骏祥、贺孟斧、辛汉文、孟君实，刘郁民、赵慧深主持日常工作。剧社的领导班子，是阳翰笙在与周恩来协商后亲自“点”的“将”。那天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确立了剧社的组建方案与班底人选。后来阳翰笙在赠与陈白尘的小诗中追忆道：“记否张园文协内，共谋破敌到鸡鸣……”“张园”指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所在地张家花园，当时包括陈白尘在内的一批没有撤离的人员都借住在那里。最初剧社没有栖身之地，只好于南岸黄葛垭苦竹林附近租下几间破旧的泥瓦房。据当年还是“小鬼”的刘川回忆：“陈白尘有计划地组织安排了好些艺术训练活动。如请名导演陈鲤庭、郑君里来给我们讲‘史丹尼’表演课，做小品，排戏剧片断；请途经重庆的舞蹈家吴晓邦、盛婕夫妇每天早晨带领我们练舞蹈，做早操。……有这样一位乐观的无私无畏的人来领导，剧社是绝对压不垮打不散的！——他是一位忠心耿耿、有胆有识的组织家与活动家，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1943年上半年，中华剧艺社处境日益险恶。为了保存力量，保护进步的话剧事业，由南方局安排，“中艺”暂时撤离重庆。由成都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以筹集报纸基金名义，敦请“中艺”旅蓉公演。7月12日“中艺”转移到成都。《华西晚报》社、《华西日报》记者车辐及一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同到东门外牛市口车站迎接中华剧艺社，把他们迎入五世同堂街两个报馆的大院住下。到了1944年，“中艺”搬到春熙路北段三益公戏院，一部分人进住戏院的后台，陈白尘等仍留住晚报的大院里，为《华西晚报》编副刊。1944年2月至8月，“中艺”到内江、泸州、乐山、五通桥、自流井等地巡回演出半年之久。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有位作者发表了十几首竹枝词，内容是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四川某县一群贪官污吏的罪行。陈白尘用这十几首竹枝词提供的素材，构思了讽刺喜剧《升官图》。待到他动笔时，已是10月间了，陈白尘准备离蓉东下，突然传来他在成都被捕的谣言。时任《华西晚报》经理、地下党员田一平为陈白尘的安全考虑，邀请陈白尘住到他寓所的觉庐楼上，约半月之久。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陈白尘躲进成都觉庐，在那个“准囚室”中创作了传世名篇《升官图》，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当时，剧本由《华西晚报》连载，他每天要赶写三千字，报社定时来取，小楼成了家庭作坊，两人流水作业。陈白尘在觉庐写完《升官图》，且连载在陈子涛（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接编的《艺坛》。这是剧作家陈白尘离蓉前留给成都的礼物。《升官图》的故事素材来源于四川，也在成都完成。1946年5月陈白尘“复员”离开重庆，离开四川。
1943年年初，丁聪随“中华剧艺社”到成都，住在五世同堂街的《华西晚报》社大院里。大院里住满了人，丁聪和吴祖光就搬到院里荷花池当中的一座水阁凉亭，用布景把凉亭四周围起来，他们住在里面，丁聪还在凉亭里画画，做戏剧舞台美术设计。1943年秋，丁聪应陈白尘之邀，为其主编的《华西晚报》文艺副刊画鲁迅《阿Q正传》24幅系列连载插图，获得极高赞誉，被认为是鲁迅插图的经典之作。丁聪在凉亭里还画了《成都饭馆所见》等许多作品。1944年初，经画家庞薰某和吴作人介绍，到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1944年春，丁聪和吴祖光、吕恩等人化装成下等人，去当时下等妓女集中的天涯石——“花街”体验生活。丁聪由此创作了彩墨力作《花街——下等妓女街》。1944年夏，丁聪游览成都附近的灌县（今都江堰）、青城山。在青城山的天师洞遇见前辈画家徐悲鸿。同期，丁聪为成都《华西晚报》画了一批副刊刊头和政治人物头像。1944年暑假，丁聪搭上运货卡车去西康（现西昌），画了一批彝族人物画。1944年末，丁聪绘制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人民的悲惨生活、贪官奸商的腐败现象的《现象图》长卷，并在成都举办个人画展。1945年，丁聪与庞薰琹、吴作人、刘开渠、雷圭元、秦威、沈福文等人在成都组织了“中国现代美术会”，并于1945年3月举办“中国现代美术会展览”。3月至8月，经华西大学下属的私立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方威廉教授（Dr.W.P.Fenn）介绍，到昆明为抗日盟军美军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OSS）”画瓦解日军、宣传抗日的传单和宣传画。丁聪就此离开成都，离开四川。
15.“一流人物二流堂”
重庆中一路四德里“碧庐”——“依庐”
“二流堂”的前尘往事与唐瑜直接相关。没有他，不会有“二流堂”，也就不会有后来政治风云中的那些出人意料的“通天”大事情。
唐瑜是缅甸华侨，20世纪30年代初逃婚到上海，结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孙师毅，并在潘汉年、夏衍领导下主编《电影新地》《小小画报》《联华画报》等电影画刊。唐瑜性情豪爽，重友情，喜欢文人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气氛。抗战爆发后，唐瑜来到重庆。当时，从香港、桂林等地流亡到重庆的文人多数穷困潦倒，衣食住行一时成为最大困难。唐瑜的胞兄是缅甸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慷慨资助，他都乐于与友人共享。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屋。唐瑜见来重庆的朋友愈来愈多，索性自己绘图设计，亲自监工建造，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的。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唐瑜最后建造了可住十多人的一幢房子，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唐瑜新盖的房子，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壁炉，取“壁炉”谐音，起名“碧庐”。“碧庐”位于重庆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离夏衍住的“依庐”约二百米处。“碧庐”建成，曾举行过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云集，中共方面的人士如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兴。从此，“碧庐”成了重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主要住在这里的人有唐瑜、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夏衍，被他们尊为主心骨。这些文化人因为工作性质，晚睡晚起，被调侃为“二流子”。来访的郭沫若就戏称他们的住处为“二流堂”。1940年秋，丁聪由香港来到重庆，和张光宇、徐迟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丁聪任美工师，做电影的舞台美术设计，还参与《正气歌》（吴祖光编剧）、《钦差大臣》（金山导演）、《祖国在呼唤》（老舍编剧）、《北京人》《家》（曹禺编剧）、《雾重庆》（宋之的编导）等多部话剧的舞台设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局势紧张，丁聪、张光宇随唐瑜转道缅甸仰光，从越南河内再返香港。1942年秋，丁聪一行辗转又来到重庆，就成了“碧庐”的常客。
夏衍《懒寻旧梦录》记述说：“1943年7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唐瑜是个热心人，他卖掉了在缅甸经商的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战时重庆穷人住的泥墙、竹架的一种特殊建筑）。唐瑜和我各住一间，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树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还养了一头名叫‘来福’的狗，我们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这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风雨茅庐中写的。‘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文艺戏剧界朋友们，称赞他居然成了一个‘建筑师’。他也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用这笔钱又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后，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间房子无偿让给了进步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扬生。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的重庆谈不上有文艺界集会的地方，朋友们碰头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集会的地方。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块‘风水’很好的‘福地’，因为在这儿住过的人，除盛家伦在50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还能活到现在。至于‘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颇有来头的，有一次郭沫若和徐冰到这地方会见朋友，杂谈时提到延安传到重庆的秧歌剧，如荣高棠、韦明同志等在《新华日报》演出过《二流子改造》等等，郭老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开玩笑地说，住在这里的都没有固定职业，都是二流子，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在座的人不仅不以为意，而且还要郭老写下来作为‘堂名’来自嘲一番。想不到正像《十五贯》里的‘戏言成巧祸’，十几年之后，1957年，这句‘戏言’居然成了‘大祸’，硬把‘二流堂’说成‘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团’，一直到‘文革’时期，凡是在这里住过的人，无一不受到株连，‘二流堂分子’这顶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能摘掉。”[30]
“二流堂”的前尘往事就这么简单，却惹出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真是历史开的玩笑，让人思之再三。“碧庐”已成烟云，往事却并不如烟。
16.路翎：从北碚开始
白庙子——南温泉——黄桷镇
路翎的文学之根在北碚，他是从重庆开始走向文坛的。天府矿区、矿区码头是他的日常生活场景，也是他的文学作品描写的地理空间。“艺术化”的苏州与“原生态”的北碚可能令路翎纠结，却成就了他的文学。
1938～1946年，路翎在重庆生活了8年。他曾就读于合川国立二中，合川的经历孕育了路翎早年创作的原动力。合川被路翎当做第二故乡。重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重庆乡村、码头、煤矿是路翎经常描写的场景，村妇、矿工、底层劳动者是路翎笔下常见的人物。尤其是路翎在天府矿区的生活，成为他创作的“根据地”。他的一些小说明显记录了发生在天府矿区各个地点的生活故事。《饥饿的郭素娥》写的文星场，是天府矿区所在地西山的中心。《卸煤台下》写的白庙子，是天府公司出口码头，北川铁路和嘉陵江转运枢纽。《程登富和线铺姑娘的恋爱》写的黄桷镇，是和白庙子齐名的天府公司出口码头。
1937年冬天，路翎随家人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路翎在高中二年级时，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年仅十六岁的路翎就此离开了学校。路翎先是进入城里，的三青团宣传队做事，但没有经济收入。在这里路翎结识了孙露玲，开始了初恋（“路翎”这个笔名就是纪念这段感情）。路翎的继父是天府煤矿的职员（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干部），住家在后峰岩，给他找了第一份工作，是到国民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天府煤矿白庙子的矿冶研究所（1939年该所从南京迁来白庙子）会计室当办事员，做记账、填写表格和计算一类的杂事。到白庙子工作，一方面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路翎自觉的文学选择。他说：“我在1939年投稿认识了胡风，怀着我的文学向往谋到了煤矿区小职员的工作，边去走访矿工们。”在这里，路翎不仅接触到矿工的生活，而且结识了煤矿职员章心绰、刘德馨（化铁），防空工程技师吴德甫，生活书店的袁伯康，当教师的方管（舒芜），复旦大学的邹获帆、姚奔等朋友，化铁的诗就由路翎推荐给邹获帆、姚奔主编的《诗垦地》。因病从延安返渝的陈守梅（阿垅）特地到山沟沟里来看他。他还给在桂林编辑《半月文艺》的聂绀弩和彭燕郊写信，询问：“愿意帮助我，和我握手么？”
1943年经方管（舒芜）介绍，路翎离开了白庙子，去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校图书馆做管理员，期间写下《财主的儿女们》的初稿。1944年，路翎回到天府矿区黄桷镇渡口做一名过磅秤煤炭的记录员。回到天府矿区，重新浸泡在最底层的人群中，继续观察、审视来来往往的人流，悄悄地写小说。天府矿区白庙子和黄桷镇这两个码头，成为路翎的“创作基地”。从1945～1947年路翎完成了《财主的儿女们》巨著。1946年离开北碚。
17.余光中：“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江北县悦来场
余光中的《乡愁》从海峡那边传播到海峡这边，不仅穿越空间，还会穿越时间。因为这种情感来自于心灵深处，家国之思，家国之爱，具有普适性。
江北县悦来场即现在重庆市渝北区悦来镇，濒临嘉陵江畔，与北碚蔡家岗镇隔江相望。悦来场是江北县一座热闹的水码头，也是当年由重庆前往合川、武胜、岳池、广安等地的水陆物资集散地。余光中在抗战时期曾随家人寓居悦来场，度过了一段让他难忘的少年时光。2000年余光中在《思蜀》中还深情地回忆着这段生命中不朽的岁月。
1939年年初，近农历年关时，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从重庆给家里写去书信，说他已经到了重庆，要余光中母子即刻动身前往，并要求他们不要走陆路，因为非常危险而且艰苦，一定要走水路，绕道香港、越南，再经昆明、贵阳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余光中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学，因为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父亲余超英工作的单位也再次迁往山区，于是，在1939年夏天，余光中来到重庆江北县悦来场，进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在这里，余光中读了六年书，直到抗战胜利。
南京青年会中学是教会学校，在日军的炮火下内迁重庆，在江北县悦来场附近租了一座大庭院当校舍，继续办学。1941～1943年，余光中在这里上初中。余超英的工作单位及家人的住所在十里外的朱家祠堂里。余光中寄宿在学校，每隔一两周回家一次。他在台湾创作的《乡愁》，首节诗就是写他在悦来场的这段寓居生活。2005年，年逾古稀的余光中在阔别重庆60年后，回到悦来场寻故访友，重游“这头”的青年会中学、“那头”的故居朱家祠堂。在离朱家祠堂不远的一小块坝子上，余光中回忆说：“每天早上，母亲总站在这里看我上学。我走到山坡下，母亲就看不见了；等我转过弯来，就又看见了。而走了很久，我看见母亲还在那里看我。”学校与家的距离有十多里山路，来回一趟不容易，余光中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乡愁》第一节再现了悦来场的这一段少年生活。
18.丰子恺：“清和四月巴山路”
沙坪坝庙湾村——杨柳街能仁寺——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
丰子恺的漫画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知道他在成都春熙路北段基督教青年会办过个人漫画展，真是觉得当年的成都人有福。“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这是马一浮赠给丰子恺的诗，正是丰子恺当时心境的写照。
1937年抗战爆发，丰子恺避难辞乡，辗转于桐庐、衢州、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桂林、宜山、遵义等地。1941年丰子恺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于11月离遵义来到重庆，任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家住重庆沙坪坝庙湾村特五号自建的几间捆绑小屋，自名“沙坪小屋”，重新过起了文人的生活。闲暇时种点瓜豆，养点鹅鸽，饮点渝酒，怡然自乐。若有名流来访，辄意兴大发。丰子恺进城便住在杨柳街能仁寺内。因尼姑们请他画观音大士像，庵里前面的厢房，原来住的两个和尚已经离去，他可以住此作画。丰子恺来到重庆，仍以普及艺术教育为己任，出版了《艺术与人生》《国画常识》《画中有诗》《音乐初阶》等作品。丰子恺在重庆期间画了许多反映山城风俗民情、耐人寻味的漫画。丰子恺借在四川各地举办画展的机会，饱览了四川的山山水水。1943年丰子恺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先后赴泸州、自贡、五通桥、乐山举行画展。1944年早春，赴川东长寿、涪陵、丰都举行画展。冬，赴川北，在南充、阆中举行画展。1945年6月，赴隆昌参加立达学园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并举行画展。7月，到内江、成都举行画展。丰子恺个人漫画展曾在成都春熙路北段基督教青年会（此地基本保持原貌）举行。11月，在重庆举行画展，并赴北碚。1946年7月初，离重庆经宝鸡、开封、郑州、武汉、南京，于9月抵上海。携眷回浙江石门湾寻缘缘堂，缘缘堂已成尘埃。丰子恺离开重庆后仍寄情于山城，作过“抗战已胜利，莫忘策源地”的重庆写景画。
离开重庆后，丰子恺还常常忆及重庆生活，写下关于重庆的散文《沙坪小屋的鹅》《沙坪的酒》《谢谢重庆》《重庆觅屋记》等。文如漫画，简洁而隽永，让人回味。丰子恺在《丰都》中写道：“抗日战争期间，我避寇居重庆，有一次乘轮东下，到丰都去游玩。入市一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行人熙来攘往，市容富丽繁华，非但不像阴间，实比阳间更为阳间。尤其是那地方的人民，态度都很和气，对我这来宾殷勤招待。据他们说，此间气候甚佳，冬暖夏凉。团体机关，人事都很和谐，绝少有纠纷摩擦。天时、地利、人和，此间兼而有之，我颇想卜居于此。”在《沙坪的酒》中感叹道：“沙坪小屋中晚酌的那种兴味，现在是不可得了。唉！我很想回重庆去，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哩。”
19.卞之琳的川行足迹
成都皇城——峨眉山雷音寺
“汉园三诗人”真是有缘。与齐鲁之士李广田一样，江南才子卞之琳也来到了何其芳的家乡，并在成都与何其芳相逢，一起办《工作》杂志，一起走向延安。
抗战爆发后，卞之琳从浙江雁荡山下来，经绍兴到杭州，奔回上海。不久离沪至南京，然后乘船上溯至武汉。应时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老师邀请，卞之琳由武汉入川，几经辗转，于1937年10月10日抵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当时四川大学在皇城内，卞之琳住学校教师宿舍。1938年，经四川省委地下党负责人罗世文批准，卞之琳与何其芳、沙汀夫妇一行于8月14日离开成都前往延安。卞之琳到延安后，于1938年年底到晋东南，随军过了半年的战地生活。1939年春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在鲁艺短期任教时，卞之琳写出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的头两章。1939年9月回到成都后，卞之琳在峨眉山雷音寺于10月底续写完。1940年暑假卞之琳离开成都转往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照此算来，卞之琳在成都的时间有两年左右。
20.沈尹黙的重庆“小筑”
上清寺——曾家岩
沈尹默的书法字字千金，可不要忘记，他是白话新诗《月夜》的作者。《月夜》宣称的“我和一棵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的独立人格，永远让人铭记。
1939年下半年，日寇侵沪，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及孔德图书馆因抗战而结束。沈尹默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来重庆任监察院委员。7月18日在重庆赋玉楼春词寄褚保权。是年作论书诗《题群玉堂米帖》《与豫卿夜话因赠》《柬植之》等篇。1940年沈尹黙住在重庆上清寺考试院陶园之鉴斋，有六言诗咏鉴斋。1942年在重庆曾家岩借地营屋卜居，室名为“石田小筑”。抗战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也许，沈尹默又想起了他的《月夜》，不管“霜风”怎么吹，我还是一棵树。
21.长眠巴山蜀水的文人
重庆南岸瓦窑湾——玄坛庙——成都包江桥琉璃场
抗战时期，入蜀文人、艺人在蜀中不幸去世，永远留在了巴山蜀水间。那个年代，有太多的生离死别，今天想来，活在乱世真不容易。
著名影剧事业家、江苏苏州人沈硕甫，抗战初期入川，多年从事戏剧事业和出版事业，作过国立实验剧院前台负责人、中华剧艺社总务主任、群益出版社经理、《中原》月刊发行人等。中华剧艺社以重庆南岸黄桷桠的苦竹林为社址，全体同仁睡稻草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异常艰苦。沈硕甫为中华剧艺社的演出筹集资金、租借场地、应对军警特务或有权有势者，竭力保证每台戏的顺利演出。1943年4月3日为话剧《石达开》的演出剧场辛劳奔走，因心脏病突发昏厥于重庆临江门坡梯上，不幸逝世，年仅40岁。刘盛亚《忆沈硕甫》写道：“像硕甫那样强壮的人哪会病死呢？所以我总以为是意外的死。谁知竟会这样的：三日下午他还在社里为着《石达开》的戏票忙，黄昏时候感到舌头有些向后缩。那是一个雨雪后的日子，他踏着泥泞回出版社去。八点钟有人发现他在巷子里倒下了。立刻把他送到医院。他失去了知觉，接着就失去了生命。”[31]追悼会由郭沫若致悼词，中华剧艺社无钱买地安葬，时任群益出版社主编的四川作家刘盛亚仗义相助，捐赠一块墓地，殓葬于重庆南岸南坪后坝（堡）瓦窑湾刘家祠堂侧。刘盛亚九次提笔要写悼念文章，八次都因悲从中来，放下了笔。“我起始在写纪念他的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不，充满了愤恨，我写，我一定要纪念死者，我还要告诉生者。”“他非常喜欢帮朋友的忙，没有一个朋友说出他的坏话。可是他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后来东西贵起来的时候他就喝便宜的酒，抽极坏的烟（大概这就是他死的种因）。”“尽瘁于戏剧界，出版界，可是他却穷得连衬裤都没有一条完整的，这是在大殓时我们才看见的。”[32]一个“富X代”，一个学西画的大学生，一个在三十五岁以前还是情种的人，一个在妻子难产死后始终孑然一身的人，一个曾经投身游击队军中的人，就这样倒在了重庆的街头，倒在了战斗的路上……
重庆南岸瓦窑湾的这块墓地，还安葬了应云卫仅一岁便夭折的小女儿和著名导演贺孟斧。贺孟斧，河北武进人，抗战爆发后入川，加入西北电影公司。1939年该公司迁到成都，贺孟斧与沈浮筹备建厂，并编导了电影《风雪太行山》、话剧《风雪夜归人》等等。1945年春由成都赶往重庆导演话剧《离离草》，4月下旬积劳成疾，突患恶性疟疾，入院治疗略见好转，却因肾中毒，于5月10日晨9时病逝，年仅35岁。由中华全国文协、中华全国剧协等十个团体主祭，由刘盛亚助葬于重庆南岸南坪后坝（堡）瓦窑湾刘家祠堂侧。《抗战电影回顾（重庆）》中，当年曾主持沈西苓丧事的潘孑农在《遥祭沙锅窑》误记为：“沈西苓和贺孟斧都葬在重庆南岸玄坝庙沙锅窑”。当年与上述诸君相知的剧作家陈白尘也误记沈硕甫与贺孟斧葬于“沙锅窑”或沙“碢”窑。[33]沈硕甫、贺孟斧、应云卫小女儿长眠的瓦窑湾，而今人们都很难说清楚了，刘家祠堂及墓地也早已毁灭。刘盛亚《双坟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记录：“瓦窑湾地处长江南岸的山头上。从那里斜着往下望，重庆就清清楚楚地收入眼底。那山上几乎没有较大的树木，可是农作物不分四季都茂盛的生长着。如果是晴朗的早上，浓雾起始散去的时候，迎着那红色的朝阳，可以望见长江如水银带一般从乳色的迷雾中流到脚下来。雾散以后，北岸的山一层一层地向云间插入，十几重之后就看不见了。”[34]当年，刘盛亚与沈硕甫陪同茅盾初次走到这里，学美术的沈硕甫说这里风景绝佳，宜于用水彩画来写生。他死了，他长眠在一个他喜欢的地方，他可以天天画画了。
导演过《十字街头》《中华儿女》《塞上风云》《一年间》等电影、话剧的著名导演、来自浙江德清的沈西苓，于1940年12月17日因劳累、贫困病逝重庆，郭沫若、阳翰笙、应云卫等影剧界数十人渡长江到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摄影场祭奠，入葬重庆南岸玄坛庙莲花村沙罐（锅）窑。《抗战电影回顾（重庆）》中“沈西苓”小传说沈西苓在重庆病逝后，“与名剧人贺孟斧、施超、江村等一起，安葬在重庆南岸影剧人公墓”，不正确。沈西苓1938年“八一三”沪战后，与姊沈兹九经香港转武汉到重庆，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入川，后被中央电影摄影场（此时已内迁重庆，在南岸玄坛庙双朝门友于里64号）聘为特别编导，并加入“中电”，任编导委员。沈西苓编剧、导演、研究多管齐下，终因积劳成疾，于1940年12月14日忽染伤寒，次日夜间肠出血，经输血抢救有所好转。不料16日夜病势陡转，于17日晨5时病逝，年仅36岁。1941年沈西苓周年祭日，重庆戏剧界为沈西苓逝世一周年举行纪念会。《中国电影》在1941年第2期发表孙瑜《忆西苓——我的战友》、郑用之《哭西苓》、杨邨人《哀悼西苓》、王绍清《忆西苓》四篇悼念文章，以表哀思。
与刘盛亚一样仗义的是成都记者车辐，他捐出的墓地安葬了江村、施超两位异乡人。抗战后期早逝于成都的著名影剧人来自江苏南通的江村、来自福建闽侯的施超葬于成都外东琉璃场包江桥李子堰。《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说江村、施超两人下葬的地方为“成都外东包家桥侧南冲大堰，即外东玻璃厂李家大堰”，[35]不正确。江村原名江蕴端，随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迁移，于1938年到重庆。他在重庆与白杨、张瑞芳、施超等参加话剧演出、拍摄抗战电影，展露出多种才干。1941年10月至12月，江村在《北京人》中饰演曾文清，大获成功，周恩来、郭沫若颇为赞赏。江村还创作了不少诗文，当年周恩来都喜欢江村的诗，请他朗诵过。郭沫若在1944年5月28日的文章中写道：“我写出了《屈原》一个剧本，就是出于江村的要求。他很想把屈原这位大诗人形象化在舞台上……是三年前演《棠棣之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后台怂恿我写《屈原》。”[36]不幸，江村染上肺结核病，因遭特务监视和打击于1944年3月离渝赴蓉，病情恶化，住进四川传染病医院。在贫病交加中于5月23日去世，年仅28岁。车辐与顾而已、陈白生、王东生等筹划丧事。车辐将自己位于成都包家桥琉璃场附近的祖上茔地捐出，让江村有了安息之地。陈白尘请郭沫若题写碑文，郭沫若题写“剧人江村君之墓”，舞台美术家姚宗汉设计了墓穴墓碑图。
施超随上海影人剧团于1937年10月到重庆，一直活跃在重庆影坛、成渝话剧舞台上，饰演过各种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1939～1940年，他与沈西苓、赵丹、顾而已、孙瑜、白杨等参加中国电影摄影场的工作，在《中华儿女》《长空万里》中饰演角色。施超在《屈原》中成功饰演“千古谗人”靳尚的反面形象，郭沫若以《施超饰演靳尚》诗赞颂：“文章无价焉能假，千古谗人数上官。纵得化身心不易，知君此役最艰难。”1943年，施超在成都主持话剧《大宋英烈传》的演出，并饰演高衙内，在第三个夜场演出到第三场时在舞台上咯血，住进四川传染病医院，终因医治无效于1944年10月26日逝世，时年31岁。车辐与陶镜寰、应云卫、陈白尘等主持丧事，与江村合葬。陈白尘请郭沫若题写碑文，郭沫若题写“剧人施超诗人江村君之墓”，舞台美术家姚宗汉设计了墓穴墓碑图。
“新中国成立后，车辐虽忙于工作，仍牵挂着不是亲人的亲人江村、施超。1963年，他陪同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译制片导演卫禹平等去为江村、施超扫墓，却遍寻无着；问当地农民才知在‘大跃进’时墓被铲平，那块一米多高、由郭沫若题写的用红砂石刻成的墓碑被用作了架在水沟上的脚踏板，后来更不知踪影。”[37]重庆南岸瓦窑湾与成都琉璃场包江桥一样，墓地被铲平了，但历史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
【注释】
[1]叶圣陶《西行日记》（上），《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9页。
[2]李兴辉《朱自清成都结良缘》，《世纪》，2003年第1期，第51页。
[3]叶圣陶《乐山被炸》，《叶圣陶集》（第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4]叶圣陶《乐山被炸》，《叶圣陶集》（第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5]叶圣陶《乐山被炸》，《叶圣陶集》（第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13～115页。
[6]叶圣陶《西行日记》（上），《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9页。
[7]同②，第468页。
[8]叶圣陶《西行日记》（上），《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9]杨筱《寻找陪都名人旧居》，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10]邓穆卿《成都旧闻》，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11]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12]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13]《李广田文集》（第5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68～269页。
[14]车辐《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文史杂志》，1988年第6期。
[15]方新《忆熊佛西创办四川省立剧校》《，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6期，第28页。
[16]岱峻《熊佛西：戏剧家的戏剧人生》，《书屋》，2011年第12期，第19页。
[17]何之安《国立剧专五迁琐记》，《戏剧》，1996年第3期，第19～20页。
[18]同①，第20页。
[19]杨洪《刘厚生与江安国立剧专陈列馆》，《红岩春秋》，2007年第1期，第49页。
[20]谢增寿《江安与国立剧专》，《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119页。
[21]同①，第120页。
[22]杨洪《刘厚生与江安国立剧专陈列馆》，《红岩春秋》，2007年第1期，第49页。
[23]谢增寿《江安与国立剧专》，《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118页。
[24]赖东《曹禺在四川》，《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第64页。
[25]谢增寿《江安与国立剧专》，《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119页。
[26]孙洪《国立剧专在江安》，《四川统一战线》，2005年第12期，第28页。
[27]谢增寿《江安与国立剧专》，《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121页。
[28]胡叠《中国话剧的摇蓝——江安国立剧专》，《四川戏剧》，2004年第3期，第36页。
[29]陈白尘《哀盛亚——〈刘盛亚选集〉代序》，《刘盛亚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41～343页。
[31]刘盛亚《忆沈硕甫》，《刘盛亚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7页。
[32]同①，第534～537页。
[33]杨泽平《关于抗战时在成、渝两地去世的影剧人下葬地》，《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第60页。
[34]刘盛亚《双坟记》，《刘盛亚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2页。
[35]孙晓芬《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6～269页。
[36]孙晓芬《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37]泽平《疾风知劲草》，《文史杂志》2005年第3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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