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巴蜀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研究成果

上篇　现代巴蜀文学资源保护开发现状

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陈漱渝在参观了林语堂台湾故居后写道：“我想，名人的故居是超越时代的，它不会随历史老去。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与已故的主人进行心灵的对话；我离开之后，这块土地上还会印上绵绵不断的新的足迹。”^[1]对名人的追寻，是后辈对前贤的仰慕和崇敬，是文化的薪火相传。叶永烈在参观台北北投于右任故居时，得知北投的于右任故居是他避暑以及度假之所，他平时是住在台北市青田街，而青田街故居拆掉了。“虽说明明知道青田街的于右任故居已经拆掉，我还是决定到那里细细踏访，原因有二：一是早就听说青田街又名‘名人巷’，那一带环境优雅，曾经是台湾名人聚居之处；二是梁实秋故居以及梁实秋生前工作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就在那里附近。”^[2]追寻名人的足迹，“细细踏访”，何等虔诚和充满敬意。名人承载着一地的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信息，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方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随着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日益壮大、创意产业的日渐兴起，各地对名人故居、遗迹、行踪、纪念地、墓园的保护与开发，对名人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方兴未艾。虽然名人出生在某个地方，或者在某个地方长期居留并做出了显赫业绩，但名人品牌不像商业品牌那样具有专属性，名人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为社会所共同享有，很难为某个地方据为己有。在名人文化资源开发此起彼伏的背景下，许多地方争相打造名人文化景点、景区，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些景点、景区业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拳头产品，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其他地方为追求同样的效益，也纷纷效仿甚至盲目模仿，出现了各地“争夺”名人、名胜，与名人、名胜“攀亲”的不良现象。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蜀人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清乾隆时四川才子李调元还说：“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夸其地所产之名人，即偶尔流寓，亦必聚而讼之，所谓争此朽骨如天球也。然不必争而争之，未有如我彰明李太白者。”各地争抢李白久矣，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硝烟又起。四川绵阳江油市（绵州巴西郡昌隆县）、湖北安陆县（李白居留地）、甘肃天水秦安（陇西成纪）、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中亚巴尔喀什湖畔碎叶城）都称自己是“李白故里”，都各怀“鬼胎”打起李白牌。其中，江油与安陆争战最激烈。2003年，江油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李白故里”商标。2009年8月中旬，湖北安陆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投放城市宣传片，内容有“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同年8月21日，江油市委宣传部致函中央电视台、湖北省安陆市委宣传部，认为安陆涉嫌“侵权”，要求该宣传片停播。此后你来我往，难解难分！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许确有所指，也许并无实指，却引来20多个地方“自认”是诗中的“杏花村”。山西汾阳有杏花村，湖北麻城有杏花村，安徽池州有杏花村，江苏徐州有杏花村，江苏南京有杏花村，山东水泊梁山有杏花村……刘禹锡一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当有所指，但所指何在，并不明确。据史载，子云亭在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在，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在绵阳西山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郫县与绵阳一度为子云亭而争，最终还是各做各的“旅游文章”。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星夜私奔”“当炉涤器”的风流韵事，千古流传，成都、邛崃、蓬安三地都以此“做文章”，成都城内有琴台故径、抚琴路，邛崃城内有文君井、平落古镇有“私奔码头”，无非因为司马相如的名气响亮。

四川以名人、名胜“做”的“文章”其实不算什么，影响也不大。近年来，江苏江阴和浙江宁海分别打出了“中国江阴徐霞客文化旅游节”和“中国宁海徐霞客旅游节”两块招牌，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江苏江阴是徐霞客的故乡，浙江宁海是徐霞客游历首宿地。两地各执一端，各打各的名人牌。皇甫谧的故里“朝那”在宁夏彭阳县，而甘肃灵台县却利用北魏末年“朝那”曾迁址灵台的史实，成立“皇甫谧文化研究和交流协会”，创办《中国皇甫谧》杂志和互联网站，设立皇甫谧“文艺奖”和“中医药科技奖”，拍摄电视连续剧《皇甫谧》、申请将皇甫谧文化和著作列入中学教材，利用皇甫谧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开展文化交流和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投资建立“皇甫谧国际针灸大学”，筹建皇甫谧纪念馆、陵园、纪念亭等。^[3]刘三姐本是传说中的人物，生于何时生在何地都不确定。广西人深入民间搜集资料，写成小说，编成剧本，到处流传，掀起刘三姐热。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出同名电影《刘三姐》，轰动全国，震惊亚洲，走向世界。刘三姐从不确定性，到“入籍”广西壮乡，在柳州鱼峰山立下塑像造型，最终“定居”宜州壮乡下视河畔，成为与桂林山水齐名的广西文化名牌。^[4]不管是江阴、宁海，还是灵台、广西，他们的策略都是一样的，都以文化名人徐霞客、皇甫谧、刘三姐为由头，各自挖掘、利用其中的文化资源，“借船出海”，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名人资源丰富多彩，其开发利用日渐受到关注与重视。在举国上下争相开发利用名人资源的背景下，梳理现代巴蜀文学资源现状，为地方政府开发利用名人留下的文化资源，积极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显得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现代巴蜀文学资源分布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现代巴蜀作家的故居、居留地、行踪、活动遗迹；文学艺术团体机构旧址、遗址、活动遗迹；作家纪念地、墓园；文学史料、宣传品、出版物；作家的工作、生活用品等文物；文学作品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人物原型的出生地、生活工作地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城乡建设与城市扩张，许多故居、居留地、活动旧址、遗址、遗迹逐渐消失了，或者损毁严重，其保护与开发势在必行。同时，现代巴蜀文学文献资源也亟须进一步加强搜集、整理、再版。现代巴蜀作家的精神文化以典籍形态保存着，并在世间传播，也是极为重要的名人资源。郭沫若、巴金、何其芳、罗念生、李劼人等的全集，艾芜、沙汀、马识途、周克芹、陈炜谟、李华飞、阿来等的文集，陈翔鹤、林如稷、周文、罗淑、方敬、刘盛亚、谢文炳、雁翼、巴波、陈铨等的选集，是传播现代巴蜀作家精神文化的主要媒介。还有以此为资源衍生的电影、电视、歌舞、戏曲、雕塑等，也是传播作家精神文化的载体，成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重视。

人们接受精神层面的名人文化，除了直接阅读作品、了解生平事迹的途径外，还应该有更为多样的方式。把名人的精神文化转化为具有观赏性、审美性的物化形态，变成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化产品”，普通老百姓是能够“消费”的，愿意“消费”的。当名人的精神文化转化为具有观赏性、审美性的物化形态，成为一个个文化景点，不仅可以供当地人寻访沉思、瞻仰敬奉、观光休闲，还能够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前来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5]成都的旅游胜地杜甫草堂、武侯祠，眉山的三苏祠，崇州的陆游祠，宜宾的流杯池，乃至距离文化中心较远的奉节白帝城，其实都是打的文化牌，都是在开发、利用名人文化资源。杜甫文化、诸葛亮文化、三苏文化已经渗透旅游观光之中，其精神文化陶冶是通过“有形产品”（一个个景点）来完成的，“无形”的精神转化为“有形”的“景点”，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原文，未必人人能懂，而草堂的“情境再现”（茅屋、池塘、诗碑景区），不失为一种传播与普及方式。文学的内涵是比较高深甚至艰涩的，但它的传播、普及方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宗教的教义可能比文学的内涵还要高深莫测，但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石窟以艺术的方式传播着、普及着宗教内容。西方的哥特式教堂与东方的宫观寺庙，西方的十字架、耶稣与东方的大佛、菩萨，都传播着宗教的教义。重庆大足石刻、资中安岳石刻是蜀中传播佛教教义的“经典”。这些佛教景观，以其宗教教义吸引着各自的信徒，成为“善男信女”前往的目的地，也是人们了解宗教的“窗口”。这样不仅解决了精神文化不便传播、普及的问题，而且还能为地方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地方的文化生活。因此，现代巴蜀文学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好物质形态的文学资源。

作家资源作为一种名人资源，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动机的是作家形象及其思想、事迹和遗迹等。具体的物质形态主要有作家故里、作家故居、作家游历地、作家居留地、题壁碑刻、墓地纪念园等。中国人素来有怀古情结，四川人更是对先贤圣哲崇敬有加，凡有恩于蜀者，总是建庙立祠供人凭吊，或者建立纪念地供人景仰，如都江堰二王庙、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薛涛井、崇州陆游祠、宜宾流杯池、安岳贾岛墓等。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崇文人、崇名人的倾向。文人、名人就是一地的“仙”，就是一地的“龙”。我们喜爱某地、某城、某镇，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块土地、这座城市、这个乡镇与文人、名人是否产生了关系。没有文人、名人的地方，我们会认为那是“文化沙漠”。从目前国内外旅游市场的需求来看，人们已经从纯自然的旅游活动转向知识型的旅游活动，由观光游转向文化游。因此，各地的旅游开发都重视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景观的打造，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拥有文人、名人资源的地方就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劳伦斯的家乡在诺丁汉西北九英里的伊斯特伍德，并非旅游热点。随着劳伦斯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其家乡也就加大了对他的故居及与其作品相关的原型地的保护与开发力度，方圆几平方英里几乎都成了劳伦斯故乡。原因就是劳伦斯的几部早期作品都是以家乡为背景的，甚至连书中人物的名字都来自家乡的人名。于是，不仅劳伦斯住过的房子，上过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了保护，其小说中描写的建筑原型也保存完好。^[6]对比起来，我们的情况要糟糕许多。李劼人生于1891年，距今120年，1962年去世，距今50年。除了他1939年自建的居所“菱窠”尚存外，他曾经居留过的地方是找不到痕迹的。他的小说中描写过相当多的成都及周边的地方及建筑原型，绝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赫赫有名的天回镇，除了这个地名还在，要寻旧迹是打起灯笼也难找。巴金生于1904年，距今不到110年，位于成都正通顺街的巴金的故居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吴虞居住的新繁镇北街131～134号、成都栅子街50号，曾孝谷居住的栅子街小通巷，周太玄居住的西大街共和里，林如稷居住的水井街，沙汀寓居的鼓楼街百脚店、仁厚街，沙汀、艾芜居住的红星路新巷子19号，周文寓居的文庙前街15号刘公馆，朱自清寓居的宋公桥报恩寺，叶圣陶寓居的祠堂街、陕西街、西郊罗家碾王家岗，李劼人、萧军寓居的长顺街桂花巷64号，任鸿隽、陈衡哲寓居的太平南街，陈白尘、吴祖光、丁聪、张天翼等寓居的五世同堂街，齐白石寓居的文庙后街王宅，谢无量、张大千寓居的和平街严谷声骆公祠宅，谢无量寓居的慈惠堂，张大千寓居的桂王桥东街、沙河村居，马叙伦寓居的东胜街沙利文旅馆，茅盾寓居的枣子岚垭，蒲伯英（殿俊）寓居的重庆观音岩，黄稚荃寓居的黄瓦街、盐道街26号，章衣萍寓居的中莲池街……早已是“物非人非”了。我们的“进步”“发展”的确是太快了，快到了我们都来不及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文化遗产”。2012年去伦敦奥运会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参观莎士比亚的故乡。莎士比亚已经远去，但他的故乡，位于英国中西部爱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由于多年的保护与开发，仍然一派都驿风貌，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时光仿佛在这里倒退了五百多年，黑草顶的老房子随处可见，镇上的小学还在一排几百年历史的老石木结构的房子里，莎士比亚出生的房子、其女儿女婿和孙女孙女婿的住宅得到了完整的保护与开发，他母亲和妻子的家也得到了保护。^[7]读到这样的文字描述，突然感到，也许我们的历史太悠久，“古老”的文化都保护不了，何谈“年轻”的文化？上千年的遗产都可以风吹雨打，百年之物何足挂齿！

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何佳珂对京、渝、蓉三地名人故居现状进行了调查，虽不全面，但得出的结论和看法却是引人深思的：“成都的名人故居中，古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保存完好，且经过了历代的修缮，而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故居则很不受重视，甚至个别故居被拆除。”“成都的名人故居以人物作为线索。成都人崇古、敬古，对古代文化的认同感远胜于近现代文化，以至于成都的近现代名人的故居保护情况远不如古代的名人故居。”^[8]所言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名人故居的保护情况与当地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当地文化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联系。何佳珂在成都、重庆发放了200份问卷，调查保护名人故居的必要性，结果表明，成都20%、重庆17%的民众认为必须保护并加大保护力度，远远低于北京40%的比例；成都53%、重庆60%的居民认为，在不影响城市建设的情况下予以保护，与北京56%的比例相当；成都13%、重庆11%的民众认为没有必要保护，远远高于北京1%的比例；成都14%、重庆12%的民众表示对此没有明确的看法，北京只有3%。^[9]北京民众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意识胜过成渝两地。叶永烈走访台湾名人故居时看到的情况是，“光复”后的台北城不断扩张，原本位于城外东南区的青田街，成了城市中心地段，成了“钻石地段”。房地产商纷纷来此拆除日式房屋建高楼。一棵棵参天大树被砍掉，一幢幢富有历史价值的日式房屋被抹去，于右任故居就在这砍树拆屋的浪潮中消失。但青田一带居民发起了“护树护古屋”的“古迹保存运动”。“在2003年，青田街一名屋主砍伐老树，遭到青田街邻里投诉，以马英九为市长的台北市政府依照《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开出了第一张罚单。从那以后，青田街居民发起‘爱青田救老树’与‘再造青田历史街区’活动，‘护树护古屋’成为青田街居民的共识。”^[10]青田街里长一听说有树木要被砍，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带领居民抗议、陈情，前后救了二十多棵大树。2005年3月台北市政府发出公告，青田街及其周边的日式宿舍群，禁拆两年。后经过仔细勘察，2006年11月台北市政府发出公告，三处日式木造老屋为古迹，六处日式木造老屋为历史建筑。这九处日式木造老屋列入市政府的保护范围，不得拆除。虽然还有24幢日式木造老屋没有列入保护范围，但是房地产商未敢像往日那样鲸吞了。民众的参与、政府的有所为，让名人资源的保护得以顺利进行，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傅耕在《名人故居与城市之重》中写到，外地人来成都，不少人总喜欢提出要去看名人故居。作为东道主，还真不知道将别人引向何处，细数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芙蓉古城，到今天还真找不到一处让人去看的名人故居。但是，厦门那个小小的岛屿却能容纳众多的名人故居。无论是远去的文化名人，比如林语堂、马约翰，还是健在的文化名人，比如殷承宗、舒婷的故居，都得以完整的保存。尽管这些老房子都已显得太陈旧，但它的精神和神韵还在，再破至少名人的家还在。这多少给远在异乡的人一种归宿感，因为这儿有一种很浓的无法化解的情感在里面。这些故居不仅是一个景点，更成为历史文化的见证。从鼓浪屿看成都就会发现，成都太新了，而且缺少个性，少了许多历史文化积淀的东西，除了让别人看一看武侯祠、杜甫草堂和金沙外，近现代就好像没有什么留存，给人一种文化断层感。都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除了它的闲适和小吃外，靠什么留住别人？如果文化名人是这个城市对外宣传的名片的话，那么名人的故居就应该是这个城市一首凝固的诗。对于文化名人来说，故居总是充满温情和无限眷恋的地方，那是他艺术和生命的根。不然你怎么去理解巴金20世纪80年代回成都时那么渴求要去看看他的故居，当时，面目全非的境况不知在老人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感慨。与此同样待遇的是沙汀和艾芜在成都新巷子19号的旧时院落，现已在一幢大楼和一条宽阔的大街之中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的新巷子19号也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符号，存活在他们的家人和一批文化人的记忆中。在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中，硕果仅存的要数李劼人的“菱窠”故居，但装修得太新，让人鲜有感受到这就是一代文人居住过的地方，倒像一处闲适的吃喝玩耍的游乐场所。许多名人居住过的地方都成为了一路风景。那些经过岁月侵蚀的和爬满青藤的房屋，总让人感到那里面充满着那么多的传奇和无尽的故事。一座城市厚重的文化氛围就是从这里透露出来的，如果连这些都没有还谈什么来了就不想走？一座称之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无论它变得多么现代，缺少历史文化遗留的东西垫底就会变得如此之轻。于是，不少人在感受了成都闲散生活之外，总觉得缺了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更为深层次的东西。^[11]遗憾是透彻心扉的，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保护开发现代巴蜀文学资源，必须大力保护开发现代巴蜀文学资源的物质载体，这是必需的基础建设。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巴蜀文学资源的物质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大致说来有作家活动遗存类和二度艺术创作类。前者如作家故居、居住地、活动地、纪念馆、墓园、遗物、图片等，后者如根据作家及其生平事迹、作品等创作的电影、电视、戏剧、歌舞、雕塑、绘画等。前者是本真的现代作家文化，后者是审美的现代作家文化。成都李劼人故居、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北京郭沫若故居、宜宾高县阳翰笙故居、成都慧园巴金纪念馆、成都龙泉驿巴金文学院、雅安荥经周文纪念馆、新都清流艾芜故里园，都有比较好的陈列物品和图片等形象地展示着作家文化。在成都百花潭公园里，迎着慧园大门，安放着巴金的全身青铜雕像。在李劼人故居庭院里，主楼前正中安放着汉白玉的李劼人半身像。在乐山沙湾大渡河畔，矗立着郭沫若铜像，配有诗词书法石阵。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密集着一个现代作家雕塑群，中有郭沫若、巴金、阳翰笙等现代巴蜀作家。在一些风景名胜区，还可以看到郭沫若、沙汀、马识途等的书法匾题或楹联文字。这些物质化的东西承载着现代作家文化，需要进一步研究、规划、设计和打造。比如李劼人故居、沙湾郭沫若故居规模都较小，功能有限，还停留在参观型场所的层次。其实，以此为基础，扩大面积，提档升级，完全可以打造成一个文化旅游品牌。比如配备多媒体演示厅、设置雕塑、室内或回廊壁画和浮雕，增加体验型、操作型区域，模拟表演名人活动，建设主题文艺演出场地，演出以名人为主体的影视、戏剧、歌舞等。只要我们具有了保护意识，文化就不会在我们手里“断裂”。

【注释】

[1]陈漱渝《无言的诉说——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来新夏、韩小惠编《名人文化游记》（国内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www.xing528.com)

[2]叶永烈《走访台湾名人故居》，《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1期，第11页。

[3]张怀武《甘肃省挖掘利用历史文化名人——皇甫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98页。

[4]耿法禹《广西古典三美说绿珠——为发展广西文化产业探寻资源，为开发绿珠文化品牌立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6期，第117页。

[5]陈晓春，甘时勤，税海模，干鸣丰《关于开发郭沫若文化资源的思考》，《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4期，第3～4页。

[6]黑马《名人故居的境遇——五处英国作家纪念地之比较》，《译林》，2003年第6期，第206页。

[7]黑马《名人故居的境遇——五处英国作家纪念地之比较》，《译林》，2003年第6期，第207页。

[8]何佳珂《文物保护立法与文物保护意识——以京、渝、蓉名人故居保护为例》，《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7期（中），第71页。

[9]何佳珂《文物保护立法与文物保护意识——以京、渝、蓉名人故居保护为例》，《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7期（中），第71页。

[10]叶永烈《走访台湾名人故居》，《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1期，第12页。

[11]傅耕《名人故居与城市之重》，《四川日报》， 2005年10月2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