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学派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出生于捷克的弗雷伯格城（Freiberg），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在早期的事业中本是专治神经疾病的医生。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从对神经的生理研究转向了对精神的心理研究，因为他认为精神疾病的主要根源是“精神”（psyche），而不是“大脑”（mind）。

弗洛伊德的学说虽是作为心理学理论提出来的，但其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席卷了文学、哲学、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正如耶鲁大学教授皮特·盖伊（Peter Gay, 1923-　）所言，“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言说弗洛伊德，这在当今已是司空见惯”^【13】。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如人格的三重结构、俄狄浦斯情结、自由联想、文艺创作与白日梦等拓宽了文学阐释的空间。因而，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心理学界并没有得到疯狂的推崇，它却备受文学批评家的青睐。时至今日，在文学领域，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西方研究弗洛伊德的权威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曾说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同时“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以同样的力量影响弗洛伊德”^【14】。弗洛伊德从小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他曾废寝忘食地阅读文学名著，积淀了深厚的文学修养。这也为他日后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名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0年，凭借着出色的文学才能，他以《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30）一书获得“歌德文学奖”（Goethe Prize for Literature）。弗洛伊德曾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章和演讲，例如《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899）、《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1907）、《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1910）、《米开朗琪罗的摩西》（Moses of Michelangelo, 191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1928）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针对文艺创作动机和文艺批评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现代文学的创作、欣赏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弗洛伊德非常重视“力比多”（libido）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视其为一切行为的动机。人从出生到老去，一切的行为动机都是受性本能的驱使。故而，文学创作的动因也是性欲。弗洛伊德把文艺创作视为艺术家无意识领域欲望长期受压制得不到满足的一种补偿。这种欲望就是社会所不允许的过分的性本能冲动，艺术家通过社会允许的方式把其升华为艺术作品。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称外部世界的限制使创作主体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因此艺术家就只能借助幻想和艺术来实践自己的需要。弗洛伊德在《释梦》中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为例，说明了文学艺术是被压抑的感情和本能欲望的宣泄。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4）的情节在极大的程度上带有自传性质。歌德年轻的时候曾爱上一位已经订婚的小姐夏洛特·布菲（Charlotte Buff, 1753-1828）。后来这位小姐的未婚夫出现，歌德无奈之下，只好伤心地离开了这位小姐。歌德的同事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 1747-1772）因为遭受爱情不幸而开枪自杀。于是，歌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耶路撒冷的悲剧为蓝本，创作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据歌德本人说，他在四周的时间内写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以抵消爱情的痛苦并使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摆脱出来。性本能是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而文学艺术则是性本能以社会所见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升华物。弗洛伊德把力比多看作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强大驱动力，他的这一观点从深层心理的视角揭露了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20世纪的意识流作家从弗洛伊德这里吸取了自由联想理论，用在文学作品中探讨和描写人物的各种无意识、无秩序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为三部分：前意识、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患者常采取的治疗方法是“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患者通过“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把自己思维中的一切讲述（transfer）出来，使病人自己意识不到（无意识）的冲突进入意识层，从而治愈患者。随后意识流作家引用了这一创作手法，用来描绘作品人物深层心理的自然流动，展示人物前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的心理状态。在运用了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和《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这类作品中，人物的联想不连续也没有逻辑性，甚至还可以在那些表面上看似毫无关系的事物和想法之间来回换转。运用了自由联想创作手法作家的任务则是负责真实地记录这一过程。尽管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心理描写，但作者勾勒的都是人物较为理性的思考。自由联想则与此不同，它往往与幻觉、梦境、蒙太奇和内心独白连用，不受理性控制，可以随意跳跃甚至中断。以下两段引文分别引自《帕米拉》（Pamela, 1740）和《尤利西斯》：

……他待我那样坏，我却恨不起他来。这是怎么回事哪？一点儿不错，我跟别人不一样！毫无疑问，他的所作所为，招我恨他而有余。然而听到他脱险，我却又不禁感到快慰，虽然他一死，我的灾难就可以终结。你这个毫无气量的主人啊！你要是知道了我这种心情，毫无问题，你就不会这样狠毒地迫害我了！^【15】(www.xing528.com)

……氮。植物园中的温室。含羞草。睡莲。花瓣发蔫了。大气中含有瞌睡病。在玫瑰花瓣上踱步。想想看，炖牛肚和牛蹄吃起来该是什么味道。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人的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对拉，他仰卧在死海上，撑着一把阳伞，还在看书哪。盐分太重，你就是想沉也沉不下去。因为水的重量，不，浮在水面上的身体的重量，等于什么东西的重量来着？要么是容积和重量相等吧？^【16】

这两段引文分别是传统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范例。帕米拉在遭受男主人公欺侮后，思路依旧井然有序，富有规律性和逻辑性。她对男主人公既倾心又害怕，既心存幻想又止不住怀疑的矛盾心理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但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刻画太过凸显艺术性和逻辑性，反而显得不够自然和矫揉造作。相比之下，詹姆斯·乔伊斯对《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心理记录则更加真实。布鲁姆的意识流杂乱无章，跳跃性极强，印象、感觉、幻想和记忆交杂在一起。读者当然无法从中整理出一条清晰明确的思路。但这种游移不定的思维反而更加贴近人类心理活动反复无常、凌乱无致的本质。20世纪的西方文坛，受益于精神分析学说，采用自由联想手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家层出不穷，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者，弗洛伊德生前曾通读过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哈姆雷特》（Hamle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并且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一文学创作的主题模式和欣赏方法。他认为人类的天性中都存在着弑父娶母的倾向。男孩在儿童时代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并因为父亲和母亲的亲密关系而嫉妒甚至仇恨自己的父亲。在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其实是一种童年时期被压抑愿望的达成；哈姆雷特迟迟不愿动手杀死叔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内疚感在隐隐作祟。叔父杀死哈姆雷特的父亲并且娶了他的母亲——这些行为正是哈姆雷特童年被压抑愿望的实施。由是观之，哈姆雷特之所以犹豫不决全在于他心中的自我谴责代替了仇恨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与父亲爱上同一个女人。弑父之罪虽并非为主人公德米特里所犯，但杀害德米特里父亲的正是其父的私生子。罪犯成了德米特里内心犯罪动机的替身。弗洛伊德的这些论断对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极大——作家越来越致力于挖掘深埋于人类无意识中的邪恶欲望。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即是“有意识地运用弗洛伊德主义主题的剧作家的杰出代表”^【17】。《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1931）三部曲中，女儿拉维妮娅的恋父情结和儿子奥林的恋母情结昭然若揭。奥尼尔把古希腊命运观念与精神分析学说熔于一炉，彰显了“欲望”这一主题的惊心动魄性，却又不失其合乎情理性。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理论对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和自由联想的治疗手段丰富了文学作家的创作思路，人格三重结构学说和俄狄浦斯情结也演变成为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