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文化批评的分析介绍

四、传媒时代的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又称“文化批评”)属于一种后来居上的学科,虽然其最初命名来自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很快,就从狭义的命名走向了广义的理解,它以一种多元杂糅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作为西方当代批评倾向的主流和代表,文化批评是个统称。

文化批评理论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虽然我们称之为后起之秀,但追溯其理论渊源与文化传统,应该说历史悠久。在英美,文化研究实际上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它们共同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源泉。^[47]在欧洲,特别是在德、法,学术研究一直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脉渊源,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欧洲学者大多在“批判”的旗帜下聚集起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一种唯心的批判,他结束了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转而注重社会实践,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马克思的批判总体上而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批判,它是从社会的整体现实出发将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学说提示了批判理论的内在根据,但是他们的理论带有很多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成分,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包括传媒等问题。传媒时期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批评对象的重点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日常生活等的批评,而且与媒介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在现代媒介批评理论中,批评理论的大家们借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学科方法,结合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文化主义等理论完善和丰富了批判理论,对媒介及其媒介所传达的文本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意义作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并且为批判理论找出了比较充分的根据。这类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文化工业、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对文化霸权性的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批判,以及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等等研究都是媒介批判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

有学者把文化批评的发展主线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的个人传记研究、历史背景研究、社会条件研究；二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人类学批评和历史批评；三是后现代时期的各种当代批评,如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批评、通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社会政治批评等。我们今天所说的传媒时代的文化批评,主要指后现代时期的批评。“就批评的领域和批评的对象而言,它重在边缘文化和少数论述,重在它们与主导文化的关系；就时代和环境背景而言,文化批评以当代高科技为基石,即以所谓数码时代的历史条件为批评背景；就批评的策略和方法而言,它从文化人类学和解构主义中所取甚广,兼及其他诸多方法。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48]

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我们看到第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多集中于传媒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传媒时代文化批评的主将除了上文重点提到的哈贝马斯、博德利亚、布尔迪厄、波兹曼外,还有福柯、德里达、詹姆逊、利奥塔、齐泽克等人。其思想对整个思想界和媒体界的影响,不能忽视。

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被誉为“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 1978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纽约书评》上介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英译本时有一个精彩的说法：“60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突然跃上学术舞台。……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这段话已经成为对福柯的一个经典性评论。哈贝马斯曾说,在他们这一代人中,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柯经历了法国战后此起彼伏、前后相继的三大思潮：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每一种思潮中却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立和疏离的姿态。他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超越流行思潮,不断地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在理性世界的眼里,福柯的思想与行为无异于一种疯癫。而在福柯的眼里,这个理性世界无异于另一种疯癫。考古学和谱系学在福柯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福柯自称致力于“科学史”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他在人文科学中看到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权力关系。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进步、发展,而是断裂、不连续。福柯把真理等同于权力,认为人们表面上服从的是真理,实质上服从的是权力。他从西方文化的边界入手,通过“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系谱学”展示了人类的另一种历史,即精神病史、监狱史、性史,他要让这些被压抑的声音说话,其目的在于颠覆绝对真理和主流话语的“霸权”。他的《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 1984)等专著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与争议,并都已成为国外“福柯学”的话题。(www.xing528.com)

法国当代哲学大师、“解构主义”创始人及“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 1930- 2004),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他的思想在19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49]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德里达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欣赏、翻译、出版和讨论乃至争论的思想家。他捍卫少数族群的利益,反对死刑、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解构是德里达思想的核心,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德里达可以说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50]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达本人对解构的尝试却仍在进行。他直到去世前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

当代的批评理论大师、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一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从批评到理论的过程。他的作品《政治无意识》(1981)奠定了他在批评理论界的地位。在这部作品里,他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为指导,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经过近10年的潜心研究和观察,詹姆逊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写出了宏篇巨作《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通过以辩证的方式分析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和电影等大众传媒及大众文化制品,对生产方式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历史意识和时空变化的关系,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这期间,由于消费社会所引起的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詹姆逊对文化研究倾注了更大的心血。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1990年代开始,他非常重视影视文化与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论述电影的著作：《可见的签名》(1990)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51]

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运动,他结合马克思、尼采及弗洛伊德学说,广泛关注社会、政治及美学各领域,一生中出版了约40本著作和论文集。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出版于1979年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该书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知识与思想面临的困境,以及哲学如何在这种困境中生存。这部著作使他成为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论战是后现代主义者中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一场最著名的论战,其中反映了当代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性、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利奥塔说,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所谓元叙事,指的是启蒙运动所奠定的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信念,认为表述永恒真理的话语在一切话语中占有基础的、优先的、统治的地位,并进一步以真理的独尊地位要求思想的统一和认识的一致性。

东欧思想家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是来自后发国家但在西方迅速走红的理论家,齐泽克独具特色的理论创造,是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重读。他善于借助通俗文化现象,解读拉康理论,同时又借助拉康理论阐释通俗文化现象。齐泽克借鉴拉康的“镜像”理论,探讨了意识形态的想象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幻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新研究路向的发展。代表作品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易碎的绝对》、《快感大转移》等。他注意到当代人难以言清的精神错乱的症候,从拉康的心理分析视角重新描述人类思想和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冲突,与其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看一看,这种‘文明冲突’究竟是因何而起的?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只有在每一个社会都承认,将其撕裂的‘冲突’来自其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真正接触才是可能的,这种接触是以参与统一斗争的共同经验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