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批评体系,促进文艺创作

三、重建批评体系,促进文艺创作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将“生态”的标准作为全新评价指标。与现有的各种标准有所区别的是它不单纯关注节目的“艺术价值”,不单纯关注是否一切已满足“受众”的心理,不单纯以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市场”利润为指标,而是在“自然”、“历史”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中关注艺术对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平衡的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境遇,是一个踌躇满志又沉痛于种种灾难与痛苦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类中心、物质霸权与经济理性获得了登峰造极地位的同时,权力与权利、物质与精神、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生态平衡滑向了严重的失衡。这种生存状况必然迫使人类走向一条自省自救的道路。这是一个一切价值需要加以重估的时代,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电视文艺的观念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宣传工具到娱乐工具,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这些变化既与全球的文化背景保持一致,同时也有鲜明的中国问题特色。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文艺的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先的阶级论、道德论已经不能作为今天电视文艺批评的标准,商品经济成长起来的“收视率”标准随着电视文艺遭遇的一系列问题也再次遭到怀疑。在此提出重建电视文艺批评体系,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长期以来,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电视文艺需要的不只是那些亦步亦趋的说好说坏式的批评,特别是在电视文艺发展遭遇到困境时,迫切需要理论能担当起有效引导的作用,为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开辟新的思路。一门学科,当它陷于停滞和僵化的时候,研究方法的革新往往会推动其前进与发展,甚至引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任何学科的兴盛,都是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有价值、有开拓性的研究方向分不开的。从目前电视文艺发展现状来看,电视栏目忙着改版、变脸,在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电视剧创作数量与质量的不均衡,大量片子积压卖不出去,要对这种电视文艺的困境进行突围,也应该到了转变思维模式、重新审视电视文艺评价标准的时候了。

首先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提倡整体性思维方式,将电视文艺相关对象还原到系统中,在动态系统中加以考察,从电视文艺的生态变迁中考察不同阶段已有电视文艺批评产生的背景与合理性,从而进一步确认今天的电视文艺批评中各种方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这里电视文艺不只是某一个专题片或某一部电视剧等具体文本的概念,首先电视文艺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活动过程,包括策划、制作、播出、文本、受众、反馈等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都应该成为电视文艺批评关注的对象。同时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因素,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处在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系统中。每一环节的改变都可能导致其他环节症候式的变化,它们之间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系统关系。比如从考察主持人的生态、编导的生态、电视从业人员的结构等角度,就可以获得对于电视文艺变迁的深层认识。其次电视文艺应该上升到文化学意义上来考察,它关涉到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不能只局限在电视这样一个行业的圈子中看待电视文艺,而应该与时代、社会、民族的文化事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同时也应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广泛关注电视文艺的发展,这是与人类发展密切联系的重大课题。在国内有很多人文领域专家学者对于电视的关注仍然不够,他们因为对于电视制作与传播诸环节的陌生,某种程度上还对电视怀有一定的“仰慕”,甚至为能在电视上获得一点点传播的权利而沾沾自喜,还没有获得充分的主动发言权,对于电视的参与度与干预度还不够。既然电视不只是电视人的电视,大众的声音与知识界精英的声音都应该有所表达。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不是一种僵化的批评模式,而是一种在吸纳现有批评基础上的多种创造。作为文化研究的方式,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不再是单纯选取某一种方法的批评形式,而是针对具体问题在“生态”为主要的批评方式的前提下灵活选取,重在一种创造性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最终指向整体的和谐和长远的效益,指向对于“人”的精神价值的重建。目前有很多批评都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采用西医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治疗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目的性很强,短时间很有效果,但是并不能治疗根本问题。比如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增加“娱乐性”,一段时间内各个电视台栏目忙着改版,当时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换汤不换药,局部的调整并不能带来整体的和长久的利益。要找到真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发掘问题。比如盲目跟风造成某类节目生态恶化的问题,就不是从调整某个节目的具体制作方式上可以解决的。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最终目的是“生态优化”。“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模式”的构想引入“生态哲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点上,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合理吸纳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资源,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电视文艺节目创作中盲目上马的操作模式、娱乐至上的制作观念、唯收视率是求的评价标准、电视评论中雅俗之争、民族民间文化的地位、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电视制作中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生态关怀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电视观念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视文艺的发展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出现。时代呼唤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能够担当重任,能够在各种矛盾的激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挖掘节目背后人的欲望驱动,文化的内涵、社会的意义,从而作出有说服力的判断,推进电视文艺进一步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注释】

[1]郝大铮：《从希区柯克谈阐释问题》,载《世界电影》1987年第2期,转引自李道新著《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 161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第44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6月版。

[3]王岳川《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 culstudies. com。

[4]文章详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批评?——CCTV. com〈电视批判〉两周年特辑》http：//www. cctv. com/tvguide/tvcomment。

[5]高鑫《电视艺术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1月版,第49- 66页。

[6]王炎龙：《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

[7]高建平：《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8]王岳川：《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 culstudies. com。

[9]参照陈犀禾《论影视批评的方法和类型》,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影视艺术》, 2002年第5期。

[10]欧阳宏生：《略论电视批评》,载《西部电视》2000年第6期。

[11]孟建：《试论中国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的变革》,(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9月版。

[12]《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第11页。

[13]胡智锋：《电视美学大纲》,第26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1月。

[14]李道新著：《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28页。

[15]王炎龙：《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

[16]廖奔：《关于历史剧的价值观》,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14版。

[17]《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转引自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8]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自1992年开始,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开始联网,各大中城市开始建立有线电视台,促进了中国有线电视的大发展。

[19]尹鸿在《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的影视文化》一文中认为：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

[20]国外电视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特点是研究人员来源比较广泛,有社会学家、有文化研究学者、有经济学家,对于电视考察的面比较开阔,有针对节目研究、受众研究、传媒文化研究、媒介与技术研究、媒介与政治的研究、媒体社会效果和影响研究等等。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 1930—2002)《关于电视》,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电视与社会》,莫利(Morley)《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汤林森(J·Tomlinson)《文化帝国主义》,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认识媒介文化》,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完美的罪行》等等。(www.xing528.com)

[21]南帆在《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吗?的确,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某些批评仍然保留了颐指气使的遗风,种种专横独断的结论经常让人们想到了恫吓。这种批评不是依赖正常的逻辑,老式政治话语残存的威慑力构成了这种批评咄咄逼人的潜台词。相反,另一些批评开始沦为令人反感的广告术,过分的赞誉代替了严肃的分析与阐述,批评家甚至使用一些夸张的言辞为作品指定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一部分来自不负责任的友情,另一部分是商业气氛的产物。电视批评的情况与此相比大同小异。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周安华《影视艺术发展呼唤科学的影视艺术批评》,载《中国电视》2000年第1期。

[23]对此,仲呈祥在《电视艺术理论与美学建设随想五题》一文中认为：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可以带来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打破了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欧阳宏生在《建立中国电视批评新秩序》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应该引起批评界关注的。时下一些批评,企图想强化一种哲学意识,在实践中似乎又失之于抽象、空泛,或失之于概念的搬弄。一些电视批评文字洋洋洒洒却不知所云,一些原本很简单明了的问题被弄得高深莫测。这样的批评看起来似乎厚重,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只当文化垃圾。这样的批评对电视创作有什么用?对受众有什么影响?电视批评需要哲学思考,但哲学不能代替电视批评。批评是电视现象的抽象,既有科学的抽象性,也有电视的具体性。批评是一种理性思维,它所使用的概念应当可以直觉理解。批评应有科学的明晰,它当然应该具有超越意识、探索的意向。但无论如何超越、如何抽象,都应该从电视批评的本体机制出发,研究创作主体。”

[24]参照南帆《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的论述。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5]载《南方电视学刊》1999年4期,第25页。转引自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6]欧阳宏生、段弘：《建立中国电视批评新秩序》,载《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孟建、李亦中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7]时统宇著：《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8]国内外关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方面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 E.奥德姆《生态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叶平《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了“生态文化丛书”(丛书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经济学》五部著作),这些是近年来关于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多位教师撰写、张皓主编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武汉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国内有关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又一套丛书,涉及生态美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中的生态意识,古代的生态思想和当今的生态理论,对于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作了很好的尝试。

[29]台湾学者洪平峰《电视生态学》(黎明出版社)、《电视生态学：卫视与我国电视生态之关联性》(台北：黎明文化, 1995年),《电视生态学实例研究：我国电视生态变迁与发展之实例研究——卫视与我国电视生态之关联性》(30届广播电视金钟奖学术理论奖),苏钥机《从生态学观点探讨传媒的共栖和杂交现象》(载于《传播与社会发展》,朱立、陈韬文编,香港康和出版制作公司, 1992年版),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已经注意到把生态学的相关方法借用到电视研究中,但是重点主要放在探讨电视系统优化、电视生存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文化、精神、社会等深层探索。

[30]弗·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文中进一步说明“心理学转向,与当时美学上的反形而上学、‘自下而上’呼声和科学主义追求有关,也与前一个世纪文学与艺术中浪漫主义倾向带来的对作家、艺术家心理的重视有关；而语言学转向,则使美学走向概念分析,使文学研究走向文本分析与结构分析,这与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人类学上的结构主义思想等联系在一起；文化学转向,则推动美学研究回到对文学艺术的经验上来,使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等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31]弗·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32]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第34期, 1993年,杜克大学出版社,中译文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第3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33]汪民安：《文化研究与大学机器》,载《中华读书报》, 2001年4月4日。

[34]参见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3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82页。

[36]参照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37]尹鸿：《消费社会、职业化与影视批评》,载《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38]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

[39]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

[40]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41]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42]载《新闻界》2001年第5期。

[43]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载《广电在线》2003年3月4日。

[44]鲁枢元《文学界为何漠视“生态”?》,载《光明日报》, 2001年5月23日。

[45]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

[46]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47]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