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的分析介绍

一、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

宗教思想是与一个时代的艺术活动紧密相关的文化背景之一。葛兆光曾论及中国宗教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是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57]其实，宗教思想对于中国古代艺术也有着相同的影响，徐复观先生就曾从儒学、庄学、玄学、释学入手，探索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他在《中国艺术精神·前言》中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万古的标程；但在实现中，乃旷千载而一遇。而在文学方面，则常是儒道两家，尔后又加入了佛教，三者相融相即的共同活动之场。”在徐先生看来：“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宋以后所谓禅对画的影响，如实地说，乃是庄学、玄学的影响。”^[58]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教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元代又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极具特色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元代宗教是颇有特色的，其最大特色便是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与蒙古统治的辽阔版图及其迫切需要的文明滋养是分不开的……在其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多元与开放有时令人想到唐代，但与唐代不同的是其铁骑与商业的色彩更浓。这是由很大的历史跨越造成的，当蒙古由蒙昧的部落逐渐形成强大的帝国时，其原始的血性与发达的文化结合势必构成一道奇观，而宗教便在其中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角色”^[59]。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正是元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

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分合贯穿着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影响并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调。儒、道、佛三教的“儒教”并非纯粹宗教意义的称谓，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中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儒家思想流派，儒家学派提倡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以人伦五常为根基，宣扬人生实践的修齐治平之道；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宣扬的是长生不死的成仙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哲学是其思想的理论基础，殷周时期尊天祭祖的宗教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神仙巫术思想是道教思想的历史渊源；佛教创立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佛教思想认为社会人生一切皆苦，痛苦的根源在于愚昧无知和执著贪欲，因而主张看破红尘、出家修行、超脱尘世，宣扬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涅槃之道。儒道佛三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精神指向与修养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儒道佛三教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日趋融合，在斗争、协调与融合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持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道家思想虽与儒家思想相互矛盾，但毕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即融入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十分激烈，而佛教则是外来的宗教，因此，三教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多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

儒家经常从夷夏之妨与维护人伦纲纪与封建统治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抵制，强调华人“禀气清和，合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域之徒，禀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弘明集》卷八），指责佛教的出世苦行“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广弘明集》卷七），不仅有违伦理纲常，更对王道政治造成危害，“三皇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广弘明集》卷十五）。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大多围绕教义本身而展开。在教义思想上，佛教与道教的许多观点都是直接对立的，例如佛教讲求“无生”、“无我”，道教则以“吾我为真实”（谢镇之：《与顾道士书》）；佛教强调“因缘而生”，道教则主张“自然化之”；佛教追求“苦行”以获得“涅槃”之境，道教则追求“虚静修行”以“羽化成仙”。

对于儒道的指斥，佛教多回以自卫性的辩驳：针对华夷之辨，佛家指明“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据，亦已不旷。伊洛不夏，而掬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造又运流而地无恒化”（《弘明集后序》），华夏与蛮夷并非一成不变的，佛教亦无所谓戎夷与否；针对违背人伦的指责，佛教则强调其慈悲思想与儒家的宗亲孝道性质本同，“孔以至孝为首，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务则化周五道”（《广弘明集》卷十八）；针对有害政道的指责，佛教指明出家修道亦能有所成就，“到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民生”（《弘明集》卷五）。同时，佛教对道教的“诳于仙术，极于饵药”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指斥其“伤政萌乱”的巨大危害（《弘明集》卷八）。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相互斗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融合，儒士与道士为了能够有效地抵制、排斥佛教，必然会研读佛经，学习佛法，而佛教弟子为了能够回复儒道的攻击，维护自身的地位，也会研读儒家典籍和道教经书。在对立斗争中，三教也会自觉地吸收对方教义中有益自身发展的部分，在完善自身宗教理念的过程中，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融合。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三大思想潮流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并且由总体上的互相排斥、斗争，逐渐走向三教合一的局面”^[60]。三教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必然趋势。

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初露端倪。成书于汉末的《理惑论》是论证儒、道、佛三教一致的最早著述^[61]。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通过对社会上存在着的对外来佛教的怀疑和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引证孔子、老子等人的话作了回答，在为佛教辩护的同时，论证了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的一致性。此后，宗教人士多从社会功用的角度论证三教的一致：晋宋之际的宗炳指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宗炳《明佛论》）；北周道安认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道安《二教论》）；南朝刘宋时期的惠琳强调“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惠琳《白黑论》）。儒道佛三教之争虽然并未间断，但三教一致的论断却逐渐占据主流。

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在确立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同时，对道教与佛教采取了利用的态度，将其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宗教人士为了迎合大一统的需要，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却都能以包容的态度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并重。在迎合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儒道佛三教都能够在立足本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其他两教的思想精华，大大推进了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

入宋之后，儒学仍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最高意识形态，但是宋代统治者也未放弃对佛教、道教的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厚，三教合一的思潮日益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主流，正如任继愈所言：“唐宋以后，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种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格局没有改变。这种思潮，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起了稳定作用，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速度。三教合一思潮，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的总画面。”^[62]

从三教合一的趋势形成以来，三教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儒学一直是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处于居高临下的统治地位，而道教与佛教则处于附属地位，是封建统治思想的补充。元朝以前的三教合一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教与佛教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极力向儒学靠拢。元代草原民族的入主中原改变了这一发展态势，蒙古贵族不会“独尊儒术”，甚至排斥歧视汉族文人儒士，在客观上促进了儒、道、佛三教地位的平衡，正如吴澄所言，“晋唐以来，佛法与儒、老二家并而为三教。三教兼崇，无所偏重者，皇元之德也”^[63]。可以说，元代的三教合一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独具时代特质的一个阶段。(www.xing528.com)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改变了以往以儒学为一尊的统治思想，伴随着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蒙元统治者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了各种民族的宗教信仰，对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就曾直言“：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做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先知都表示敬仰。”^[64]元朝的统治者表示出鲜明的宗教开放态度，对于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人士也都给予了同样的免除赋役的特权。《通制条格》记载“：中统五年正月，中书省那个准奏该节：已前成吉思皇帝时……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哈罕皇帝圣旨也教这般行来。自谷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合无依旧征纳事。准奏。”^[65]元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使得元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多元并存，促成了元代各种宗教的多元发展与融合并进。

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也是蒙元统治者的最高信仰，奉萨满教为“国俗旧礼”在客观上颠覆了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加上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西域宗教的广泛流传，以及儒释道等固有宗教的并行发展，使得元代的宗教氛围表现出鲜明的多元色彩。特别是全真道教的建立，更可以看作是元代三教合一宗教倾向的典型代表。虽然在元代的佛道之争中道教屡有败北，但是全真道教在元代的极盛，以及全真教世代弟子对于三教平等、三教合一的提倡，使得全真教成为元代三教合一宗教倾向的集中体现。

全真道教的创始人王嚞（1113—1169），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金京兆府终南（今陕西终南县）人，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自幼业儒，“入小学明师训，九经圣典苦习攻”^[66]。年轻时曾致力于科举仕进，“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67]，曾于1133年参加京兆府路举行的科举考试，但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因为得罪了考官而落第。后弃文习武，改名世雄，字德威，曾在随金军收复陕西的战斗中获得军功，得到甘河镇酒监一职。终因统治者的残酷荒淫而愤然辞职，隐居终南山，“遇真仙于终南山甘河镇，饮之神水，付以真诀，自是断尽诸缘，同尘万有”^[68]。从此悟道出家，专心修行，并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在宁海创立全真教。

儒士出身的王重阳深谙华夏文化的多元特质，在其创教过程中始终坚持三教平等、三教同流的主张。在王嚞看来，三教创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明心见性，通过塑造高尚的人格而引导人们走出尘世的迷途，“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69]。他将三教统一于道德性命之学，宣称三教的宗旨相同，“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70]，因而三教在实际上也应是平等的。他将三教排列为“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认为“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71]，直接表达了“三教平等”的思想。王嚞吸取了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佛教思想的心性说与道教清净无为的理论而自成一派。他不独尊一教，以“道”为三教的共同根基，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三教平等的思想主张，扭转了自三教合一思想产生以来，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剑认为“王嚞的三教圆融及以此为指导创立的全真教是三教融合度最高的典型”^[72]。

王嚞去世后，他的七位高徒四处布道，继续阐扬三教圆融的宗教思想。全真教第二代教主马钰继承了王嚞的思想，认为“三教门人，尽是予师父”^[73]，主张融汇三教义理的宗旨于性命全真的修行之中。继马钰、谭处端、柳处玄之后执掌全真教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同样秉持三教一家的宗教理念，以三教源“道”的思想为根基，提倡三教平等。丘处机特别推崇儒家学说的仁爱、忠孝观念，将道家的性命修行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结合，提出“内外日用”的修道主张：“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74]以道家的清净修行为内，以儒家的克己复礼为外，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将儒道两家结合起来。同时，丘处机也特别注重吸收佛教的有益思想以完善自己的内丹心性理论，倡言：“吾宗惟贵见金，而水火配合其次也。人要以息心凝神为初基，以性明见空为实地，以忘识化障为作用，回视龙虎铅汞皆法相，而不可拘执。不如此，便为外道，非吾徒也”^[75]，将佛教禅宗“明心见空”、“忘识化障”等心性修行作为内丹修炼的基础。丘处机将道教的清净修行与佛教的圆融无碍和儒家的仁义孝道融为一体，力主三教平等、三教圆融，深化了道教教义，更提高了道教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丘处机曾于元光元年（1222）在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大受礼遇，“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76]。丘处机借此向蒙古统治者灌输道教思想，进谏治国策略，深受成吉思汗的信任，并被任命管辖中国全部道教团体，使得全真道士获得了赋役全免的特权。入元以后，蒙元统治者大多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教极为尊重。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赐封全真道教所尊崇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嚞为“真君”，赐封王嚞的七大弟子为“真人”。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海山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位真人为“真君”，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宗师”为“真人”。全真教因为得到元代统治者的支持而获得大盛，一度获得独尊的地位。

全真道教的历代宗师都崇尚儒学，多与文人儒士往来，交游唱和。元代的许多文人，如商挺、胡祗遹、虞集等都与全真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元代也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因为出仕无门而愤然出家，或者为僧，或者为道。因此，元代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也都濡染了三教合一教义教理，付诸艺术活动之中，必然凝聚成元代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观念。

元代的许多文人艺术家都有着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戏剧理论家燕南芝庵《唱论》指出，“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77]，明确表示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黄公望是一位综合三教思想的画家，他曾以调侃的语气题跋南宋画家马之和《三教图》：“昔在姬周时，养得三个儿，不论上中下，各各弄儿媳。胡为后世人，彼此互瑕疵，犹如龙舌头，三岐而一岐，我不分彼我，只作如是辞一峰”^[78]，表达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朱谋垔曾在《画史会要》中赞其“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79]

倪瓒也是融合三教思想的绘画大师，他的《良常张先生像赞》有云：“诵诗读书，佩先师之格言；登山临水，得旷世之乐全；非仕非隐，其几其天。云不雨而长润，玉虽工而匪镌。其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者欤！”^[80]直接表达出了对于“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境界的崇尚。也正因此，刘纲纪对倪瓒的美学思想予以盛赞，“倪瓒的思想和绘画是在元代那样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在后世很难在找到像倪瓒这样近于‘迂’笃信儒家仁爱，秉性温和，同时又因儒家仁爱之道不得实现而依老、逃禅，深致感慨，并将据儒、依道、逃禅几乎是天衣无缝地结合平衡起来的画家”^[81]。

倪瓒美学所呈示出的三教合一思想正是有元一代整体艺术观念的特征之一。以儒学为据，所以倪瓒在艺术活动中寄寓了高洁的文人情致；以老庄道学为依托，所以倪瓒的艺术创作超越了法度规矩的束缚，充满着对自由追求；而逃于“实参实悟”、“明心见性”的禅宗，则使他的艺术观念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倾向和于琴书诗画之间自娱自适的人生情怀。也正是因为三教思想的共同作用，使得倪瓒这样的元代艺术家们超越了传统艺术观念的审美规范，张扬个性、肯定世俗，呈示出元代艺术观念的主体性倾向、浪漫主义色彩和于日常生活中诗意栖居的艺术趣味，推动了中国艺术向近古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