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文化、公民意识的传播为例：创新从革旧做起

创新不妨从“革旧”做起
——以法治文化、公民意识的传播为例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绩斐然，但文化发展则相对滞后。这些年中国经济贸易是出超，但文化贸易却是入超。中国虽然是个文化资源大国，却仍是个文化产业小国。因此这些年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都属于硬实力范畴，如“军事威胁论”、“制造威胁论”、“粮食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等等，却很少听到“中国文化威胁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公开说，用不着担心中国，因为它只出口电视机，却未出口思想，出口文化。

一、文化发展滞后的困扰与原因

文化发展滞后，带来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在国家整体形象的构建中，文化成了短腿，甚至成了制约性因素。

“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发现……海外意见领袖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期待中，文化范畴获选率最高”，达77　8%，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经济迅猛发展’（却）是目前中国留给世界的第一印象（64　2%），而非他们高度期待的文化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冯惠玲、胡百精文）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迅速起飞，但由于它只顾发展经济，以致有人把日本称为“经济动物”。从70年代末，日本文化迅猛发展，如电视剧《阿信》在许多国家热映，处处呈现万人空巷的盛况；再后来，日本动画席卷全球，以致哆啦A梦成了日本文化形象大使。据报道，一些欧洲青年所以喜欢日本，就是从喜欢日本动画开始的。目前虽然无人将中国称为“经济动物”，但这些年出现的瘦肉精、苏丹红、毒酒、毒大米、毒奶粉及问题药品等等，这不都是只顾追逐利润的“经济动物”的表现吗？问题出在物质产品上，根子却在诚信、道德、法制等文化、文明层面上。

2007年，欧美大肆炒作中国的“问题产品”，如玩具、牙膏、宠物饲料等，已经使中国形象受到极大损害；2008年国内出现的三鹿奶粉等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使中国形象受到了更大的损害。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8年十大新闻中三聚氰氨事件就名列其中。日本《读卖新闻》发布的读者评出的2008年十大国内新闻及共同社网站评出的2008年日中关系十大新闻，“毒饺子”事件均在其内。可见上述物质产品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伤害、文明性伤害。

文化发展滞后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成了弱项。

在当今时代，国与国的竞争不仅有硬实力的竞争，还有包括广电文化在内的软实力的竞争。有一种说法，认为19世纪的竞争靠军事、20世纪的竞争靠经济、21世纪的竞争则靠文化。其实，纵观世界历史，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再到大英帝国，甚至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仅仅因为物质力量的强大而长久地保持大国地位和大国影响。而历史上那些强国的落败，本质上是文明的失败。因此可以说，同物质力量相比，文化才是终极竞争力。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强国的扩张一般已不再表现为通过强力占领别国领土，而是通过文化传播即通过无硝烟战争占领别国人的头脑。即通过打造“思想臣民”，达到“不战而胜”。

纵观中国文化市场，国外的电影文化、音乐文化、体育文化、服饰文化乃至餐饮文化等几乎举目可视、举耳可闻。2006年进行的一项对8—18岁的青少年的调查，请他们列出最喜欢的10个卡通形象，结果全部是外国的。2008年5月汶川地震期间，央视记者在医院采访一位受伤治疗的小女孩，问她现在最想看什么，她脱口而出：“奥特曼！”温总理在帐篷里看望一位受伤的小孩，她床头放的玩具是卡通人物“超人”。北川中学一个男生被救出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冰镇可乐！”可见外国影视产品乃至带有明显文化标记的物质产品在我国的影响有多大。而我们的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在国外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还很小，影响还不大。要改变这一情势，当然不能也不应重新关闭国门，而是要做强自己。

因此，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广电文化。

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贵在创新。比如在当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虽然中国还是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的文明神话，但如果当年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亦步亦趋、模仿照搬，肯定不会有文艺复兴，也不会有欧洲国家引领世界的狂飙突进。

但文化也难在创新。这是因为在文明社会的三大领域中，政治、经济具有易动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可能因为一场革命、一个政权甚至一个重要领导人的更迭而陡然转身；同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可能因为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在我国，又常常表现为由于一种路线、方针的变化，要么跌到崩溃的边缘，要么呈火山喷发式的增长。而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系统，由于它总是积淀着更多的历史投影、文化回声和精神背负，因而总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文化思维、文化理念的惯性、惰性。因此，同政治、经济相比，文化的转身与发展要沉重得多、艰难得多，总是显得迟缓和滞后。

但是文化发展的这种滞后性恰恰也为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机会和空间。美国哲学家普拉夫说过：“所谓创造，往往是将早已存在的东西加以改变。”在中国的思维体系和话语体系里也有类似意义的一系列精炼表述，如“革旧鼎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毛泽东同志还讲过，“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如果说文化难在创新，特别是难在原创性创新、母本性创新，那么就不妨退而求其次，像我们的先人和那位美国哲人所说，从“革旧”、“除旧”、“推陈”、“吐故”做起，即通过“把原有的东西加以改变”而达到创新。

特别是鉴于当今的中国文化中，包括广电文化中确实仍有不少历史的羁绊和精神背负，因此，广电文化创新不妨从革除那些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文明相背的种种传统思维、传统观念着手，通过“革旧”、“除旧”、“推陈”、“吐故”达到“鼎新”、“布新”、“出新”、创新。

广电文化要通过“革旧”、“除旧”达到创新，就不能不对中国国情有个基本的审视和判断。

从建设先进文化、先进文明这一目标看国情，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基础差，二是包袱重。前者是指新中国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和土壤；后者是指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不仅存量很大，而且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要在中国建设先进文化、先进文明，必须克服两重阻碍：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二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认为，“回顾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北京日报》2004年6月21日）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却认为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防范和批判资本主义乃至修正主义上，而忽略了广泛而又严重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却迅速膨胀、恶性发作。”（同上）以致突出个人、神化个人、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极大灾难。“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同上）

鉴此，在广电文化的传播与建设中，“革旧”、“除旧”，既要对准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更要对准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及其影响。

二、破除人治文化和臣民意识，传播法治文化和公民意识

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又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你那里楼房再高、广场再大、马路再宽、汽车再多，也仅仅是个物质的躯壳。那些把衙门盖成白宫或天安门的官员，恰恰表明他们现代理念的贫困与缺失。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人的现代化就要求党的各级干部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里就包括要由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转变，由官本思想向民本思想转变，由英雄史观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念转变。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每个人也都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这里就包括，“要由自卑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由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由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由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由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由盲目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中国社会报》2004年8月26日方竹兰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民群众要由传统的臣民意识向现代的公民意识转变。

正是为了实现上述官与民的这两重观念转变，十七大首先针对各级官员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次针对普通民众则提出了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www.xing528.com)

实际上，无论是各级官员还是人民群众，要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上述要求，都将是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这就需要广电媒体加以解析和推动。

比如就“民主执政”问题而言，现在的问题就特别严重。《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3期刊登专题报道《党内民主探索》。该刊的评论指出，在现阶段，坚持与完善党内民主，主要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内权利过分集中。

文章援引国家行政学院徐鸿武教授的话说，现在不少地方“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以至于形成“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这就是权利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严重违背民主执政原则的典型表现。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发表王贵秀的文章，进一步对所谓“一把手”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一把手’之称与发展党内民主相背”。第一，它“混淆了委员制与‘一长制’”。“与行政首长‘一长制’很不相同”，“我们党执行的是严格的委员（会）制或集体领导制、集体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

“第二，实际违背了党章。历届党章，除十二大党章中有过关于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规定之外，从来没有关于所谓‘一把手’的说法和做法。”

“第三，（‘一把手’的说法）强调个人集权制”，“导致党内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复活。”

“此外，书记居高临下，还必然会削弱党内监督。”

我以为，《瞭望新闻周刊》和《北京日报》推出这类文章和专题，就是在关于贯彻民主执政理念上的一种“革旧”、“除旧”，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文明创新。反之，如果媒体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甚至在报道中随梆唱曲，那就是在传播和固化人治文化、官本文化。

同样，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观念的转变也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广电媒体加以解析和推动。

比如关于公民意识问题。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广电文化要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就必须大力传播公民意识，推动建设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

199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首次提出“公民意识”这一命题。21年后的十七大不仅再次强调“公民意识”，而且同“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公民意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中，我们常常使用“人民”这一提法，“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而“公民”则是个法律概念，它不仅是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臣民、草民、平民、小民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人民、群众、百姓、国民、市民、居民这些概念而言的。

公民是公民社会的细胞，而公民意识则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的标志。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身份意识，其中包括公民的社会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意识还包括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意识、理性意识等等。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北京奥运，大量志愿者的涌现，以及民众自发捐钱、捐物、献血等等，这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再现，更是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在相当意义上，公民意识的发育程度、普及程度标志着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自我觉醒的程度和公民社会成熟的程度。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国度里，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普及是十分困难的。这里有许多原因，而其中之一就是媒体，包括广播电视常常还在不自觉地传播着臣民意识、子民意识、小民意识、顺民意识。

比如在这些年没完没了的宫廷戏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皇上英明”以及“臣该死”、“小民知罪”之类的历史话语不绝于耳。

比如我们的媒体和民众时至今日仍对清官戏、明主戏、贤君戏情有独钟，这说明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仍有很重的“清官情结”、“明主情结”、“贤君情结”，即仍把希望和命运寄托在清官、明主和贤君身上，而不是寄于现代民主制度，而不知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上的清官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众的部分利益。但清官之清，完全仰赖于个人的道德自省和内在的自律，它是一种个人化的不确定的现象，没有刚性的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一个社会不但难于产生大量清官，而且会非常危险。

豫剧《七品芝麻官》塑造了一个清官形象，戏中的一句台词被媒体广泛引用：“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当然比“为权做主”、“为钱做主”或“为情做主”要好，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民主”、“民主”，“民”之“主”应由“民”来做。因此，“为民做主”的观念应该让位于“由民做主”。但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颠倒官民关系的事例几乎随时可见。比如仍把某级官员称作“父母官”、“县太爷”；比如某级政府为民做了点实事，哪怕是千呼万唤、早该做、早就可以做的，报道的最后也要让群众讲几句感谢政府的话。一些地方遭灾，政府实施救助，感谢党的话更是屡有所见。人们把这类报道叫“致敬体”、“感恩体”。

其实，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各级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作为人民公仆，为民做事是责任、义务所在，不是施舍，不是恩赐，做了是应该的，无需歌功颂德，相反本应该做的不做，还应该问责。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是社会财富的掌控者，而社会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当一些地方的群众遇到灾难时，政府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对其实行救助，也是责任所在，无需感谢。当今的政府改革，其目标就是要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由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民众动辄“致敬”、“感恩”，政府和官员默任、接受甚至欣赏这类话语，这说明从民众到官员仍然缺乏现代的官民观，仍缺乏现代公民意识。而媒体对这种现象做自然主义的传播，无疑会固化臣民意识、子民意识，阻碍公民意识的成长。

类似的情况在高层政治生活中也屡有所见。比如过去开“两会”，一些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张口就说：“我学习了报告如何如何”，而不知身为人大代表，其责任是代表人民“审议”而非“学习”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政协一次联组会上，一位委员张口就说：“下面我汇报一下……”，在场的温总理马上打断说：“不汇报，就提意见吧！”显然，同上面那类人大代表一样，这位委员也没找准自己的位置，弄清自己的责任，还有一种仰官心态。

类似的情况在广电文艺中也有，2007年某台制作的一个音乐电视，歌颂一位支部书记，其中一个情节是节日慰问孤老户，当老大娘接过节日慰问品后当场跪地、感激涕零，这个画面在短短几分钟内重复出现两次。音乐电视是一种文艺创作，这个场面极有可能是创作者设计的，从而体现了创作者陈旧的官民观。较之2008年汶川地震时，灾区一位老奶奶握着温总理的手说：“你要好好干啊！”这部音乐电视创作者的观念应自愧不如。

事实上，关心弱势群众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应常态化，不应到了节日才想起，否则就会成为官员的“节日慰问秀”。

“致敬”也好、“感恩”也罢，在许多情况下，群众的表达是真实的。事实不能改变，但细节可以选择。官员怎么做，百姓如何说是一回事，媒体如何报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媒体不加选择甚至故意渲染，它只能是传统的人治文化、官本文化的推助者，而不是现代文明的推进者。

总之，在广电文化传播中是倡导“民本位”还是渲染“官本位”，是倡导“法治文化”还是渲染“人治文化”，是倡导“公民意识”还是渲染“臣民意识”，是在报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广播电视要成为先进文化、先进文明的传播者、建设者，不妨从革除“官本文化”、“人治文化”和“臣民意识”做起。

本文系作者2008年10月18日在（郑州）第七届百家电视台文艺暨第四届“兰花杯”电视戏曲评选、研讨会上的讲话。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