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梦想：历史使命与现实困惑

第三节　历史使命与现实困惑

2007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2009年1月国务院3号文件下发，标志着重庆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回顾重庆直辖之初国家交办给重庆的“4件大事”到今天的“314”部署，使命不断提升，既是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需要，也是全市人民10余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使命重大，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也十分突出，必须以创新思维，思考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

一、使命重重

在重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忆的事件。近现代以来，从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内陆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到抗战时期的“战时首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局”以及改革开放的计划单列市，再到1997年成为直辖市，重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和加强。

（一）重庆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了重庆代表团讨论，对重庆做出了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三大定位”，明确了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大目标”，并就解决“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问题、民生问题、城市建设管理问题提出了“四大任务”，构成了中央对重庆的“314”总体部署。随后，国务院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因此肩负起城乡统筹新历史使命，在重庆直辖的第10个年头，重庆再一次站在新的重要历史节点。2009年1月，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将“314”总体部署正式写入文件。3号文件的颁布凸显了重庆在区域发展和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标志着重庆改革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

胡锦涛总书记在“314”总体部署里提出加快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就是要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的城市集聚区、产业高地、综合交通信息枢纽，快速聚集生产要素，做到经济高速增长，总量显著提升，竞争力、带动性显著增强；使重庆成为领跑西部地区发展的“火车头”、西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是中央从统筹全国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举措。

加快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强的两大引擎，推动沿海并支撑中国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层面考虑，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即前20年东部率先开放开发，西部服从这个大局；本世纪着力推动沿海开放和内陆开发结合，在中西部培育新的增长极，推动中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第2个大局，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创造新的世界奇迹。

加快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是西部大开发重点突破的需要。2002年10月，胡锦涛同志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工商业重镇和连接我国中西部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应该走在前列”。西部地域辽阔，发展差异很大，西部大开发不可能全面开花，只能选择一些重点地区率先突破，带动西部经济整体发展，因此，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引导重点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发挥重庆直辖市的功能和作用”，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有利于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

加快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也充分昭示了国家在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对重庆在成渝经济区、城市群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庆与成都是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特大城市，同属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地区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成渝两地经济加快发展，必将对西南乃至西部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314”总体部署里提出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就是要求重庆在涉及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多个省区市的长江上游经济圈范围内，依托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现代交通体系，更好地发挥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成为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窗口”“龙头”，尽快形成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生产、贸易、金融、物流等强大综合功能和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对资源要素的集聚、整合、辐射和服务作用。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必将推进长江经济带从下游向上游辐射和延伸，有力支撑和带动我国西部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与“长三角”的联动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世界城市竞争态势加剧的趋势下，重庆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要求不仅自身要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还要成为聚集和配置各种资源要素的高地，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具体而言，要求重庆发挥如下功能和作用：一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核心经济增长极和产业发展高地，对西部尤其是长江上游区域经济具有强大的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具有强大的人才、资金、技术、商品要素集聚功能，是区域内的金融中心、商品集散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研发创新基地；三是具有完善的城市配套服务功能，拥有现代化的公用事业网络和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城市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水平能与国际接轨，政府能为国际要素流动和人才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四是具有较高的对外开放度，拥有方便快捷的高速区际和区域内交通系统，是区域交通和信息枢纽，市场化程度高，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活力，能对区域甚至国际的生产要素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胡锦涛总书记在“314”总体部署里提出加快把重庆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国务院设立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要求重庆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重庆统筹城乡发展使命有三大任务：一是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以便在全国推广先行先试的经验；二是推进城镇化，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问题，为全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借鉴；三是缩小城乡差距，为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探新路。

重庆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基本国情的缩影。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昭示了国家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坚定决心。首先，重庆作为一个相当于中等省构架的直辖市，开展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将为我国广大省市区提供经验。其次，重庆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机制，对全国有示范意义。第三，重庆面临三峡库区产业空虚、移民生计问题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矛盾较为突出，要实现库区长治久安，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加强库区生态环保建设的同时，发挥城市人口容量大、资源承载力和污染治理能力强的优势，将不适宜经济活动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转移出来，最大限度地减轻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就业压力，从根本上实现三峡库区生态安全，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重庆发展使命不断增强

回首重庆肩负的重重使命，特别是直辖以后和“十一五”期间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变化，不难发现，重庆通过自身努力，正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开埠，重庆利用较为便捷的水运条件，在西南地区取得了率先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特殊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一举奠定了在中国尤其西部地区的地位。

重庆在解放初期仍保持了中央直辖市的地位，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肩负着服务西南地区的重要使命。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重庆成为四川省辖市，但仍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1983年重庆率先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被辟为沿江开放城市，重庆作为我国特大城市之一，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对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党和国家对重庆的发展一直寄予厚望。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关于如何促进西南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重庆直辖的战略设想。

1994年，江泽民同志到重庆视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提出了“开发三峡，振兴重庆”的殷切希望。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和100万移民迁建，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被推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汇点。党中央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新形势，制定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方针。国务院及时提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并于1997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97年也就历史地成为了重庆当代发展进程中最值得记忆和纪念的年份。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揭幕。直辖后的重庆肩负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1]，这就是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肩负这一使命，直辖初期的重庆发展面临三大战略任务：一是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完善城市功能，把重庆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二是探索城市带农村的新路子，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共发展、共繁荣；三是搞好开发性移民，发展库区经济，保证三峡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完成这三大战略任务，必须抓好中央交办的关系重庆发展全局的三峡库区100万移民、老工业基地改造、366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四件大事。

直辖10年，重庆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直辖之初中央交办的4件大事，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重庆在西部地区的龙头辐射作用日益显现，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实践充分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中央将继续把重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我国发展迈上新台阶、进入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从战略全局上为重庆导航定向，提出了“314”总体部署，明确了新时期发展的根本方向、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将重庆发展推到了又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对重庆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赋予了新的内涵要求。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不同阶段赋予重庆的历史使命，不难发现中央交办给重庆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从移民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发展，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多个领域全面发展；从某方面或某地区的试点，逐渐扩展到区域发展层面，进而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发展使命的加重，这既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也是重庆人坚定自觉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一直奋发努力的结果，反映了中央对重庆寄予厚望。中央殷切希望重庆能在区域发展和纵深扩大开放中总结具有普遍意义、能够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为改革开放提供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二、现实困惑

历史赋予重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直辖1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但总体薄弱的发展基础仍为前进的道路设下了重重阻碍。重庆在4个直辖市中得到了“3个之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弱，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其他发达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差距。

（一）内部基础较弱

重庆是一个具有中等省构架和欠发达特征的直辖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是对其全面整体的概括，也是其典型的市情，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任务繁重，扶贫开发难度大，这是重庆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统筹城乡进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1.二元经济结构突出

——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

在重庆主城区，具备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是全国五大汽车、三大摩托车制造基地之一，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天然气化工、仪器仪表生产基地。但其广袤的农村发展却是相对滞后，农村仍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机械化率只占11%。“两翼”人口占全市的2/3，GDP只占全市的1/5。

“1小时经济圈”经济发展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发展水平相近，但与“1小时经济圈”差距明显。1996年，“1小时经济圈”、渝东北地区、渝东南地区人均GDP的比值为2.43∶1.04∶1；经过十年发展，这一差距扩大到了2.49∶1.03∶1。2007年，“1小时经济圈”实现GDP3199.42亿元，占了全市总量的77.8%，人均GDP为19144元，已超过2000美元，而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人均GDP分别为8030元和7907元。

区域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仍然较大。2007年，“1小时经济圈”非农产业比重达到91.1%，分别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出12.6和13.7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比重为47.5%，分别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出7.6和7.3个百分点。从现阶段重庆经济发展来看，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非农产业比重过低必将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主要表现。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07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15.25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09.29元。从绝对数来看，二者差距为10205.96元；从相对数看，2007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6%。而1997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02.05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92.36元。从绝对数来看，二者差距为3609.69元。从相对数看，1997重庆农村居民纯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1.9%。同时，2007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差距，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4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二者差距为9645.4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30%。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近年来城乡消费差距大于收入差距。2007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876.12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26.70元。从绝对数来看，二者差距为8349.42元，从相对数看，2007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3.2%。这一比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60.68元，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9997.47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36.6%。

——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差距悬殊

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经济二元结构和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在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城乡对立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农村教育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从而影响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和对教育的需求。在卫生方面，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居民享受服务的差距明显。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高素质的卫生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边远地区或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仍未改观，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较为突出。在文化方面，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大都建在城镇，农民很难享用，而大多数乡镇以下基本没有文化设施。农村电视收视率不高，农民文化生活匮乏，与城镇居民丰富的文化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社保体系仅仅覆盖了城镇，基本未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范围不断扩大，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农村除局部地区实行社区养老金制度外，基本没有养老保险。城市职工下岗有再就业优惠政策，城市贫困居民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重庆城市居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相比之下，农村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保障覆盖面小、水平低。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过大

虽然这几年重庆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所以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依然占较大的比例。2007年重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2.9%，2007年中国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为55.06%，2001年中国平均水平为65.4%，世界平均水平为41.6%，发达国家仅平均为3%；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重庆的城镇化水平仅为48.3%，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都在80%左右，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城镇化水平达到90%以上，重庆与国外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差距甚大。

2.扶贫开发难度大

特殊的市情决定了扶贫开发在重庆的特殊地位。由于受地理条件、历史等诸多因素制约，重庆贫困地区经济十分薄弱，社会事业相当落后，当地人民十分贫穷。直辖以来，重庆全力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解决群众温饱、增加群众收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重庆的扶贫开发仍然是一个大难题，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贫困群体数量庞大，贫困程度深，开发难度大

从贫困人口数量上看，按照国家贫困标准，2007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有160.5万人，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6.8%。其中，有5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解决温饱问题的难度十分艰巨；另外的110万人虽然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他们的家庭艰巨底子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支柱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不能大面积产生效益，因此这部分人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极高，生活很不稳定。“风调雨顺增点产，一遇灾害掉下来”，巩固温饱任务十分繁重。从贫困人口分布看，全市33个区县都有农村贫困人口，都有扶贫任务，需要扶持的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1/5，扶贫工作点多面广。从贫困程度看，既有区域性贫困问题，也有能力性贫困问题。全市有近13万户47万人生活在不适宜人居住的高寒山区和深山峡谷，易地扶贫任务艰巨。同时，全市有45万人是依靠政府救助加上自己劳动维持基本生活。

——扶贫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欠账多，建设任务繁重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1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还有84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已通公路的村，大多数公路低于4级路的标准，路面状况差，不能够通客车；有550万人饮水不安全；有452个村不通电话，984个村不通电视；32个村、1880个社不通电；31.5%的村没有卫生室；69%的村没有文化室。贫困家庭中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21%，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更少，人力资源开发任务艰巨繁重。

——重点县与全国、全市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重点县经济总量小，投入再生产的能力弱，与全国和全市平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2007年重庆市14个国家重点县人均GDP只有7763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8268元的42.5%，占全市的46.75%。与全国差距由2000年的5495元增加到2007年的10505元，拉大差距5010元。与全市的平均水平差距由2000年的3253元增加到2007年的8843元，拉大差距5590元。县域经济发展困难，收支越来越不平衡。14个国家重点县预算内财政收入2002年为17.57亿元，支出77.63亿元，收入仅占支出的22.6%。2007年为39.26亿元，支出为159.47亿元，收入仅占支出的24.6%。尤其是地处三峡库区的一些重点县，由于移民搬迁，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地处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深处的一些重点县，由于资源匮乏和发展基础太差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缺化”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结构的难度大。贫困地区仍然是“猪粮型”经济占主导地位。200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8∶39∶43，重点县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2∶32∶36。2007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2.3∶43.0∶44.7，重点县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2.6∶36.5∶40.9。

3.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三峡工程以其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而举世瞩目。三峡移民工程给重庆库区的发展带来了大好机遇，库区取得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原因，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输”在起跑线上，“困”在地理条件上，“限”在环境约束上，库区发展相对落后，仍需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库区经济发展滞后

三峡工程长达几十年的论证过程，导致国家极少对这个区域进行生产力布局，产业发展先天不足；移民时间跨度长，库区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移民搬迁上，丧失了与全国、全市同步发展良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库区15个区县的常住人口占全市的44.2%，但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全市的31.6%，人均GDP相当于全市的71.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为48.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为29.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为29.4%。

二是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重庆库区非农产业比重为84.1%，比全市水平低4.2个百分点，库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较低水平阶段，工业基础薄弱。库区大多数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市场竞争能力弱，实施了“关停并破”，而新企业成长又相对缓慢，工业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

三是产业整体竞争力偏弱。库区产业总体呈现出小型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总量偏小，整体竞争力偏弱。2007年，重庆库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52家，占全市的29.2%；总产值1478.68亿元，占全市的33.9%。其中，12个腹心区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50家，工业总产值为364.02亿元。(www.xing528.com)

——库区交通建设总体滞后

尽管直辖以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和专项资金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但基础设施现状仍然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08年，重庆既不通高速公路又不通铁路的区县共有5个（不含双桥区），库区就占有4个，分别为丰都县、奉节县、巫山县和巫溪县。截至2008年底，库区12个腹心区县拥有高速公路272千米，仅占全市的23.3%。铁路延伸至库区腹地的仅有达万线，且未与重庆主城区联通，缺少纵贯南北的干线，东向通道尚未形成。公路密度严重不足，现有公路等级低，对外出境通道、县际之间、县城与乡镇之间交通不畅，库区“行路难”的问题突出。

——库区各区县发展不均衡

重庆库区各区县间发展不均衡，呈现出“重庆库区15个区县经济实力弱于全市，库区12个腹心区县经济实力弱于库区，8个移民重点区县^[2]经济实力弱于12个腹心区县”的态势，越是库区腹地的区县，经济发展越是困难。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2007年，重庆库区15区县人均GDP为11868元。库区15个区县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渝北区，为2.69万元，最低的是巫溪县，为0.44万元，渝北区是巫溪县的6.11倍。在15区县中有8个区县人均GDP未达万元，除巫溪县以外，其他7个均为移民重点区县，分别是开县（0.79万元）、丰都县（0.75万元）、奉节县（0.73万元）、巫山县（0.55万元）、云阳县（0.55万元）、石柱（0.82万元）、忠县（0.83万元）。

财政实力相差悬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带来各区县财政实力的悬殊差距。库区15个区县中，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渝北区，2007年为16.51亿元，是巫溪县的15倍。15个区县中，仅渝北区、涪陵区和江津区3个区县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

——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任务重

区内干旱、暴雨、洪涝、冰雹、低温阴雨和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三峡工程蓄水后，局部支流水域水质恶化，漂浮物增多，水污染防治任务繁重。该地区森林覆盖率约23%，水土流失面积约3.7万平方千米，年入江河泥沙总量达1亿吨以上。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外部差距较大

经过直辖以来的快速发展，重庆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其他发达省市相比，还存在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开放程度不够、交通基础设施和民生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

1.经济总量小，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

直辖以来10余年，重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基本没有提高，与其余3个直辖市相比差距甚大。1997年，重庆GDP总量仅为1350.1亿元，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1.8%，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1.6%。10余年来，重庆在全国及西部的排位也逐渐落后，1997年重庆GDP总量在全国各省市中位于第21位，2007年下降到了第24位，在与各省市的竞争中渐渐落后。

图4.6　1997、2007年直辖市GDP对比图

从人均GDP分析，1996年重庆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为4130元，比全国水平低1716元，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208元。人均GDP处于西部第3位，分别相当内蒙古和新疆的62.1%、97.8%，在西部地区也未能处于领先地位。2007年，重庆人均GDP与其他3个直辖市的差距明显，仅分别相当于京、津、沪的26.1%、32%和22.4%，经济发展水平比其他3个直辖市落后10年以上。

图4.7　2007年全国及直辖市人均GDP对比图

表4.4　2007年重庆与西部各省市GDP、人均GDP比较表

从财政实力看，2007年，重庆地方财政收入仅为788.56亿元，分别是京、津、沪的53%，65.5%，37.5%，在西部地区处于第5位，分别相当与四川、内蒙古、云南、陕西的52.0%，89.9%，91.0%，93.2%。

总体上看，重庆发展离中央赋予直辖市应担当的区域带动作用的要求差距甚远。

2.经济发展质量和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重庆市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区别。2007年全市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为88.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处于西部第4位，分别低于北京、天津、上海10.6，9.5和10.9个百分点。重庆非农业产业比重过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全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艰巨而急迫。

从具有加强服务能力的金融、物流等产业分析，2007年，重庆金融业增加值仅122.5亿元，远远低于致力建设世界金融中心的上海，仅为其金融业增加值的10%，仅为天津的42.5%，甚至较北京2006年的增加值低850亿元。

如何发挥直辖市的引领作用，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服务能力和发展动力的提升已是迫在眉睫。

图4.8　2007年直辖市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图

3.内外开放水平和程度相对低

从进出口规模分析，重庆对外开放起步晚，起点低，又地处内陆，对外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制约，总量和速度都远远落后于京、津、沪三市，在全国排位相对落后。

从进出口总额分析，2007年，京、津、沪3市进出口总额分别是重庆的25.9倍、9.6倍和38.0倍。

从实际利用外资分析，2007年，京、津、沪3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重庆的4.7倍、4.9倍和7.3倍。

从外向程度分析，2007年，全市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13.8%，5.4%和8.4%，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3.2，24.1和29.3个百分点，在全国分别位于第20位、19位和17位。

虽然重庆在直辖后加快了开放步伐，但与其他直辖市、其他省市的差距依然明显，在西部和全国的排位有所落后，这与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地位极不相称，也影响了重庆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表4.5　对外经济指标比较

续表

4.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待提升

虽然直辖以来重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直辖初的144千米飞跃到2007年1049千米，但与此同时，其他省市的高速公路发展速度十分惊人，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国的占比由1996年的4.2%下降到2007年的1.9%。

2007年，重庆港口货物吞吐量约6434万吨，仅为天津、上海的20.8%和11.5%；集装箱吞吐量近50万标箱，仅为天津、上海的7%和1.9%；航空旅客吞吐量为1049万人次，仅为北京、上海的21%和40%。

重庆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与直辖市基本要求相对差距大，建设长江上游乃至西部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任务艰巨。

5.民生发展任务艰巨

重庆直辖以来，城乡收入和民生得到极大提高，在西部地区基本处于稳定增长态势，但与其他3个直辖市相比，差距依然大。1997年，重庆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2元，2007年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95元，仅为北京、天津、上海的57.3%，77%，53.3%。重庆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97年的446.92元拉大到630元，仅为北京、天津、上海的37%，40%，34%。正视重庆民生发展现状，加快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是摆在全市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重任。

表4.6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较

三、探索创新

重庆的现实差距和问题，与肩负的历史使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是使命与自身现实之困，重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使命要求与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形成巨大反差；二是使命与周边差距之困，重庆与发达省市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西部地区也没有处于优势地位，率先并带动周边发展的使命艰巨；三是使命与发展客观要求之困，重庆城市功能、基础设施水平、开放环境对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不强，还不足以形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强力支撑；四是使命与国际、国内大势之困，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深入发展趋势下，区域和城市竞争更加激烈，重庆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面临更多更严峻的挑战。要顺利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圆满完成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重庆必须破解发展困局。

直辖10余年来，重庆人围绕重庆的历史使命和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重要意图，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实践。

直辖之初，重庆市委、市政府围绕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这一历史使命，在三峡移民、老工业基地改造、农村扶贫、生态环保建设方面起好步，提出了“3中心、2枢纽、1基地、4件大事”的战略目标。

1999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直辖初期中央交办的4件大事的基础上，提出做好“3篇大文章”，确保了按期完成中央赋予重庆的使命和责任，同时对树立重庆直辖的城市形象提出了要求，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作为重庆直辖市发展的主调。

随后，针对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和二元结构突出的特点，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大经济区”发展构架：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生态经济区，作为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任务。这对破解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移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突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针对重庆特殊的自然环境，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8小时重庆”交通战略。2002年，重庆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提出了“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建设规划，构建西部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重庆交通建设迈出了大的步伐，这对于破解重庆突出的交通瓶颈制约问题起着巨大作用。

2005年和2006年，市委、市政府针对三峡库区发展滞后、城市带动能力不强的发展难题，通过打“库区牌”和“直辖牌”，提出了“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致力于打造“1小时经济圈”，扩大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承载主体并加速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带动以万州为中心的库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两翼”共同协调发展，这对增强重庆辐射带动长江上游地区发展能力、破解库区生态环境脆弱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为克服重庆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加快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同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市委、市政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本着重庆长远发展的要求，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决策，通过积极营造以人为本、安商助商的综合环境，着力吸引和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培育先进生产力，加快把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

从“3中心、2枢纽、1基地、4件大事”、做好“3篇大文章”、建设“三大经济发展区”，到构建西部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再到构建“一圈两翼”新格局、谋划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内陆开放高地，重庆人10余年的不懈探索，卓有成效，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改革探索中，重庆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也出现了一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这既与重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又与我们长期薄弱的基础有关，需要我们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发展思路。十余年的改革探索，既是不断的创新，也是一脉相承的，沿着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重要意图一步一步不断开拓前进，扩大开放、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营造吸引、聚集要素的综合发展环境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把握了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立足重庆实际，按照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要求，系统性地提出了“五个重庆”，为重庆发展的新征程吹响了进军号。

【注释】

[1]张德邻.肩负历史使命促进经济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1999（2）.

[2]库区8个移民重点区县包括：万州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等8个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