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术界：英国冷战与鲁尔国际化政策的变迁与鲁尔问题的研究

（1）研究战后西德复兴的著作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维尔纳·阿贝尔斯豪泽（Werner Abelshauser）的《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阿贝尔斯豪泽是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也是首位利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学者，现任教于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1]比勒菲尔德大学。而他的《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则是我国最早翻译引入的研究战后西德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之一^[2]。该书在德国也多次修订再版，影响深远。在这本书中，作者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战后鲁尔工业复兴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英美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在论述阻碍鲁尔复兴的因素时，阿贝尔斯豪泽不仅多次强调盟国限制政策的不利影响，还极具见地地指出，鲁尔工业在二战中受损不很严重，是交通线的破坏、煤炭外运的道路被切断导致其恢复缓慢。

另一位学者海纳·亚当森（Heiner Adamsen）在《鲁尔的投资补助：重建、资方利益集团和社会市场经济1948—1952年》^[3]一书中则指出，币制改革后鲁尔重工业发展依旧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由于当时双占区经济委员会（Wirtschaftsrat des Vereinigten Wirtschaftsgebietes）主席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1948年币制改革中没放开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再加上盟国种种限制政策也主要针对这些重工业，资本家对鲁尔煤钢工业的投资远远少于消费品工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当森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联邦议院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制定《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Gesetzüber Investitionshilfe gewerbliche Wirtschaft）的过程，并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首次确立了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私人企业的权力关系原则的。

（2）研究盟国对鲁尔政策及西德对欧政策的著作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鲁尔问题专家罗尔夫·施泰尼格尔（Rolf Steiniger）的《1945—1946年鲁尔问题与北威州的建立》^[4]。施泰尼格尔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当代史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诸多国家。《1945—1946年鲁尔问题与北威州的建立》最初在1988年作为联邦德国《国会及政党历史档案》第4系列第4卷导言出版，两年后单独成书。在这本著作中，施泰尼格尔教授主要利用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F.O.）档案，详细分析了英国1945—1946年对鲁尔工业的处置和建立北威州的过程。书中强调冷战的兴起是促使英国放弃鲁尔国际化政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作为《国会及政党历史档案》第4系列第4卷的主编，施泰尼格尔教授在这部档案中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鲁尔问题的档案资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5]。奥斯瓦尔德·波斯特（Oswald Post）在《在安全与重建之间：盟国讨论中的鲁尔问题》一书中则全面论述战后四大国，尤其是西方三国在鲁尔问题上进行的讨论。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四大国所提出的种种鲁尔处置方案，还着力分析了1947年之后西方三国与西德在鲁尔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6]。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早期西德对欧政策的著作也涉及德国精英人物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和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所持的态度。维尔纳·比勒（Werner Bührer）的《鲁尔钢铁与欧洲：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与欧洲一体化，1945—1952》主要利用了德国工业联合会、克律克纳（Klöckner）康采恩^[7]以及北威州档案馆的档案，对德国钢铁工业界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研究^[8]。根据他的研究，二战之后，重建的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曾提出了恢复一战后德法钢铁卡特尔组织或将整个西欧置于一个国际卡特尔控制之下的计划，希望以此来取消法国对鲁尔钢铁工业复兴的忧虑。在1950—1951年六国巴黎会谈时，该协会也对“舒曼计划”的超国家性忧心忡忡。但是，另一个鲁尔大钢铁工业家、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成员京特·海勒（Günter Henle）则力主鲁尔钢铁工业界接受欧洲煤钢共同体。

其他一些德国学者的著作则着重探讨西德政治领导人在鲁尔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乌尔苏拉·龙贝克-亚申斯基（Ursula Rombeck-Jaschinski）的《北威州、鲁尔与欧洲：联邦主义和欧洲政策》^[9]，主要论述的是北威州州长卡尔·阿诺德（Karl Arnold）在鲁尔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为了让盟国，尤其是法国不反对鲁尔工业的重建，阿诺德积极谋求让鲁尔重工业为整个欧洲的重建作出贡献。《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出台后，阿诺德提出所谓的“阿诺德计划”，希望将鲁尔工业与其他西欧国家的重工业一起置于一个国际机构的管理之下。阿诺德提出这一计划更多的是从鲁尔工业本身的利益考虑的。因此，后来他虽然积极支持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接受《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但却要求让北威州直接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维尔纳·魏登费尔德（Wener Weidenfeld）在《康拉德·阿登纳与欧洲：首任西德联邦总理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精神基础》一书中^[10]，则主要论述了阿登纳在鲁尔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所持的态度。阿登纳在《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出台后，实际上是接受了阿诺德的计划，希望通过部分地让渡德国在鲁尔工业中的主权来换取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舒曼计划”提出后，阿登纳不顾国内的诸多反对，毅然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还极力避免各种西德利益集团，如北威州、工商界等对联邦政策的干扰。另外，根据《在安全与重建之间：盟国讨论中的鲁尔问题》一书的论述，自从建立所谓的“和平经济研究所”以来，艾哈德也一直希望能将鲁尔工业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工业相融合，以加速战后西欧重建。而安德烈亚斯·莫宁（Andreas Moring）在新近出版的《德国自由民主党欧洲政策：1949—1989年欧洲计划的演变》一书中则指出，尽管自民党（严格地说，当时只有自民党的前身）一开始并没有对《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发表意见，但它后来也是支持阿登纳接受“舒曼计划”的^[11]。沃夫冈·缪勒（Wolfgang Müller）在《1945—1952年库尔特·舒马赫的欧洲观：德国和欧洲的另一种选择》一书中^[12]，则详细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和“舒曼计划”的态度。该书指出，战后社民党首任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不仅反对明显歧视德国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还反对阿登纳政府接受“舒曼计划”。因为舒马赫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德国在鲁尔的主权，也会使东西德分裂的局面更加难以改变。

（3）研究战后西德工业改造的著作(www.xing528.com)

战后西德工业的民主化改造包括独立工会的重建，劳资共决制的重建与发展，各大公司的产权、经营权的民主化改革等诸多内容。鲁尔区是西德工人主要集中区，独立工会的重建是鲁尔经济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学者于尔根·罗伊勒克（Jürgen Reulecke）1974年出版的《莱茵—鲁尔的工人运动》^[13]，以及诺贝特·布鲁兹奥（Norbert Brozio）所著的《1945—1947年北鲁尔区的工会重建》，都详细论述了战后鲁尔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发展的情况^[14]。而1978年出版的哈特穆特·皮奇（Hartmut Pietsch）的《军政府、官僚机构和鲁尔区城市政治体制的社会化演进：1945—1948年》一书，则着重论述了战后初期鲁尔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倾向及独立工会对地方政治的影响^[15]。该书认为，虽然战后德国共产党对鲁尔基层工人代表组织——企业代表会^[16]的影响很大，但是，由于英国军政府的刻意压制，以原德国自由工会（Freie Gewerkschaften）领导人汉斯·博克勒（Hans Böckler）为首的、新的鲁尔工会组织成功地摆脱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新成立的德意志工会联合会（D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简称DGB）不仅独立于德共，也独立于其他所有政党，它在整个德国社会的民主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劳资共决制的重建与完善是战后西德民主化改革的一大特色。德国具有悠久的合作主义传统。阿贝尔斯豪泽称，这种普遍存在于德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传统“诞生于封建帝国，在魏玛共和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纳粹统治下成了独裁制度，现在又新生了”^[17]。劳资共决制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合作主义在联邦德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最好体现。不少西德学者将这一制度看作是德意志民族对世界民主制度的重要贡献，并希望向其他国家推广这一制度^[18]。研究西德经济民主化的学者则认为，战后鲁尔煤钢工业中所确立的劳资对等共决制对联邦德国共决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格洛丽亚·缪勒（Gloria Müller）在《战后共决——英国军政府——企业家——工会》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英占区工会监事会劳资对等共决政策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在鲁尔钢铁企业中贯彻的过程^[19]。而加布里埃莱·缪勒-李斯特（Gabriele Müller-List）在《国会及政党历史档案》第4系列第1卷《煤钢共决》的导言中，则详细地论述了联邦议院正式确认监事会劳资对等共决制，即通过1951年《煤钢企业经理委员会及监事会雇员共决法》（Gesetzüber die Mitbestimmung der Arbeitnehmer in den Aufsichträten und Vorständen der Unternehmen des Bergbaus und der Eisen und Stahl erzeugenden Industrie）的过程及影响^[20]。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强调，这种新的劳资共决制对后来联邦德国共决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诺贝特·兰夫特（Norbert Ranft）在《从被动到主动：煤钢共决与1945年之后的社会氛围和结构的变化》一书中，则重点论述了新劳资共决制对战后西德经济民主化的影响，如工人就业权利、社会权利的扩大等^[21]。

产权和经营权的改革也是西德经济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战后鲁尔煤钢工业民主化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夫冈·鲁兹奥（Wolfgang Rudzio）在《莱茵-鲁尔社会化的失败：工党政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政策，1945—1948年》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战后鲁尔工业产权社会化改革从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22]。文章认为，战后德国社民党一直积极谋求鲁尔重工业产权的社会化，但英国军政府却在美国的压力下中止了这项改革。米勒-李斯特在《国会及政党历史档案》第4系列第6卷《鲁尔区钢铁工业改革：1945—1948年北威州钢铁工业劳资关系》的导言中则分析了鲁尔钢铁工业界对英国军政府非集中化政策所持的态度^[23]。作者在书中写道，尽管西德钢铁工业界极力反对盟国拆散鲁尔高度集中的钢铁工业，但在英、美、法的共同坚持下，非集中化还是得到了基本的贯彻。

（4）鲁尔地方史著作

北威州和鲁尔地方史一直是德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因为鲁尔工业区在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更是由于北威州本身就拥有许多一流的文科类大学，如比勒菲尔德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科隆大学、波恩大学等。在北威州和鲁尔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德国学者，尤其是北威州学者撰写或编写了许多关于鲁尔地方史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战后鲁尔问题。作为北威州的学者，阿贝尔斯豪泽的著作中就有不少是鲁尔地方史的代表作。例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1945年后的鲁尔煤矿》一书，就专门论述了战后鲁尔煤炭工业的重建、产权改革，1958年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各方的应对措施^[24]。阿贝尔斯豪泽在这本书中也收集了一些战后初期鲁尔煤矿改革的原始档案。除此之外，阿贝尔斯豪泽还主编了《工业时代的鲁尔区：历史与发展》第1卷^[25]。这部大型鲁尔地方史论文集共有三大卷，内容涵盖鲁尔的政治、经济、文化、妇女、家庭、科技、语言、环境等方方面面。其中，阿贝尔斯豪泽和年轻的德国经济史专家迪特马尔·佩兹纳（Dietmar Petzina）分别论述了1914—1945年和1945年之后鲁尔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佩兹纳在文章中提出，1948—1958年是鲁尔区继德意志帝国高速发展期之后的又一个十年“黄金时期”。但正是在这十年中，鲁尔工业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从而为1958年之后的煤矿危机埋下了祸根。

与《工业时代的鲁尔区，历史与发展》齐名的还有赖纳·博费曼（Rainer Bovermann）等人主编的《鲁尔区—北威州的核心：1946—1966年的地方政治》^[26]和扬-彼得·巴比安（Jan-Pieter Barbian）等人主编的《发现鲁尔：1946—1996年北威州的鲁尔区》^[27]。前者的价值主要在于其中有几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鲁尔独立工会的经济民主化政策和共决制在鲁尔钢铁工业中的发展。而后者中则有一篇论文论述了战后共决制对西德经济民主化的影响，这篇名为《煤钢共决在鲁尔区的实践》的论文不仅论述了《煤钢企业经理委员会及监事会雇员共决法》是如何提高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的，还着重分析了在新的共决制条件下西德人民民主意识是如何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