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迢迢丝路：桑海春风，往事忆

赵　廉

赵　廉

赵廉　原四川省丝绸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经济师

赵廉，1954年毕业于南充蚕丝学校制丝科。1979年起先后任四川省纺织工业局供销处副处长、蚕茧公司副经理、丝绸工业公司副经理，分管蚕茧收烘、调拨及茧站建设。1982—1997年任四川省丝绸公司蚕茧生产部主任及丝绸公司总经理助理。1960年主办了全省首次缫丝操作技术比武竞赛活动，1965年参与制定四川省蚕茧收购简化等级质量标准，1970年参与全国蚕茧收购干壳量分级标准的制定并主持四川的蚕茧质量分级测试调研工作，1995—1998年任四川蚕茧收购地方标准起草小组技术顾问。“七五”攻关项目“75-46-01-04新型热风烘茧机”获纺织工业部1991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省攻关项目“CZL84-1型热风推进式烘茧灶”获四川省1989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鲜茧茧层含水率测定仪研究”获四川省1993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其他科研项目分别获四川省丝绸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三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一个。参与主编的《蚕茧收烘四百问》等六种书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先后在省部级及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多篇获得优秀论文奖。曾兼任省纺织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省蚕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丝绸协会企业管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蚕茧专家组成员，《四川丝绸》（季刊）主编和中国蚕学会理事等。1959年被评为四川省政府机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89年被评为四川省经协工作先进工作者，1990年被评为全国蚕茧收烘先进工作者，2003年被授予“老科技工作者”称号。

1925年全省产茧量38500吨，产丝量约2800吨，创历史最高年产量

我生于1934年12月，家在阆中市农村。家中一直从事养蚕缫丝，早期既养柞蚕也养土种桑蚕。柞蚕茧缫丝是干缫；土黄茧缫过盆水丝（系四川优质土丝），后期也缫脚踏高车丝。到全面抗战初期，周晦若先生（江苏宜兴人）留学日本归来，到四川丝业公司工作，来阆中推广嫁接良桑和杂交改良蚕种。1939年我父亲认识他后就栽嫁接桑，养杂交种，使茧丝产质量迅速提升（既卖茧也缫过盆水丝）。我从小耳闻目睹，还亲手采桑喂蚕，对蚕丝生产渐生感情，后来竟为蚕丝业的兴盛奋斗一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阆中有三家丝厂，四川丝业公司的一家较大，另两家很小，都是座缫。1948年，我在阆中中学读初中。丝业公司的阆中丝厂建成立缫车，学校组织前往参观。我站在车头看不清缫丝，想登到高处，伸手一把抓在蒸汽管上，烫伤了手，记忆难忘。那时我二哥已在南充高级职业学校制丝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工会机关工作，便写信要我到南充学习制丝技术。1951年8月，我考入南充蚕丝学校制丝科学习，直至1954年7月毕业。

1913年，张澜先生提倡实业救国，创南充县立中学（后改称高职校），内设蚕丝专业班，但学的人时多时少——丝绸行情好时就多，反之则少。1925年前后，丝绸市场行情好，丝绸价格上扬，最高时一关担生丝值1000多两白银，那一时期被称为“一两生丝一两银”时期。此时，学校学蚕丝的多，农村栽桑养蚕的多，办丝厂的也多，全省有铁机丝厂25家，农村还有上万台的土丝车。1925年全省产茧量38500吨，产丝量约2800吨，创历史最高年产量。

（后排左一）参加纺织工业部“振兴丝绸业及改革丝绸管理体制”专题研究小组，1977年，地点不详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丝价大跌。原来四川各丝厂都各干各的，抗风险能力很差。为求生存，1930年重庆等地十几家丝厂就互相联合，组成大华生丝贸易公司，开始引进杂交改良蚕种，并改一年养一季春蚕为养春秋两季蚕，又努力改进和提高种、茧、丝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管理费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四川蚕丝业的生存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抗日战争期间，江、浙、沪被日军占领，大批蚕丝业人才进入四川。费达生、赵庆长、周晦若、王天予、韩惠卿、蒋同庆、项志生、席德衡等先生入川后，积极投入科研、教育与技术推广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蚕丝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支援我们武器弹药，我们就供给他们丝绸等物资，由此带动了蚕丝生产的兴盛。后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无力东顾。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丝绸输美终止。美国卖枪支弹药给我们，我们就供应丝绸给美国。在日本占领香港后，海运中断。1942年5月始，驼峰航空运输线开辟。到日本投降，共40个月，运进抗战物资50000多吨，运出2400多吨（其中丝绸约占四分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云贵川三省蚕丝业都有发展。

西南蚕丝公司拥有蚕种场8个，丝厂7家，绢纺厂、织绸厂、机械修配厂各1家，还在73个县设专业蚕茧收烘站近300个，职工1.3万多人

1954年我在川北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蚕丝公司计划室工作。西南蚕丝公司的前身是四川丝业公司（1936年由大华生丝贸易公司更名而来）。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部接管四川丝业公司，副部长刘卓甫兼任总经理，军代表陈致平任监理。公司被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为国有资产，又注入国家资金恢复生产经营活动；使国有资产占到总资产的90%以上，私股不到10%，仍属公私合营企业，但视同国营企业管理。之后又逐步将当时的云南、贵州、西康诸省的蚕丝业务归并进来，并将四川丝业公司更名为西南蚕丝公司。其业务范围是种茧丝绸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模式。1952年，公司由贸易部转至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刘副部长曾说，以前丝绸销路未打开，公司由贸易部领导是正确的；现在丝绸供不应求，主要矛盾转为发展生产，所以由工业部门领导丝绸公司也是正确的。

西南蚕丝公司拥有蚕种场8个，丝厂7家，绢纺厂、织绸厂、机械修配厂各1家，还在73个县设专业蚕茧收烘站近300个（不包括零星产茧区委托供销社设代购点），职工1.3万多人。种场制种、茧站收茧季节性很强，春季工作量大，因此公司要求各丝厂提前将上年的陈茧剥选好，放在库里供缫丝，待到制种、收茧大忙时，即抽调蚕丝公司及各丝厂非生产部门部分职工与剥选茧工人前往支援。这样，既可减少种场和茧站配备固定职工，又能培养职工掌握多种技能，还减少了农忙季节到农村请临时工的忙乱，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

西南蚕丝公司（公私合营）与在上海的中国丝绸公司（国营）于1952年正式建立购销业务关系，每年都要谈一次价格。国外市场行情好时，川丝可以卖到江浙丝价的97%，不好时可降到93%。这就是说，江浙丝卖1万元1吨，川丝价就在每吨9300元至9700元之间波动。因四川丝类产品较上海价低些，又地处内陆地区，销售费用高于沿海，故四川鲜茧收购价和丝绸系统职工工资都低于沿海茧丝产区，这在当时的生产与交通条件下，完全是合理的。我们每年将鲜茧分级质量标准与价格报省物价局，物价局根据四川主要农副产品生产成本与比价关系，审定批准执行。所以，四川茧丝价格在较长时期中都略低于江浙地区。

1956年，组织上动员大家向科学技术进军。我是个新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在工作之余到重庆大学夜校部机械制造工艺系学习，每周一、三、五三个晚上上课共6小时，作业都在业余时间完成。学了一年多，我还没毕业，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当时批判走“白专道路”，我被迫停止了学习。

西南蚕丝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在1956年就受到学苏联农、工、贸产业分工体制的冲击。虽然我们基层的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原来的“一条龙”经营体制好处多，但还是服从组织，陆续将蚕桑生产技术指导和蚕种制造业交农业厅，丝绸内销业务交商业厅，并将丝绸工厂全部下放所在地市，将丝绸工业（含原料与产品供销）行业管理权交轻工业厅。蚕茧收烘站则分区交当地丝厂自收自烘自用，轻工业厅按生丝计划产量与实际收烘茧量平衡后，实施余缺调配。外销部分，则由工厂直接参加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的定期订货计划会，确保按质、按量、按品种规格、按时完成交货任务。至1976年，轻工业厅将丝绸出口业务移交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到1982年，成立农工贸一体化四川省丝绸公司时，又合并在一起了。(www.xing528.com)

历经“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后，为了使四川丝绸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力发展，1962年，四川省委决定将之前下放的8个丝绸骨干企业收回，仍由轻工业厅直管。轻工业厅厅长刘瞻为加快四川蚕丝业的恢复，向省领导建议成立农工贸一体化的四川蚕丝公司，经初步同意后即成立了筹备处。1963年，农业厅、轻工业厅从事蚕丝业的工作人员合署办公一年，年底未获批准，又只好分开。1965年，轻工业厅为管好丝绸工业，报经省经委批准成立四川省轻工业厅丝绸总厂筹备处，我在总厂办公室当秘书。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工作刚好有了起色，“文革”就来了，筹备工作受到冲击。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后，生产指挥组即批准撤销丝绸总厂。总厂撤销后，我被分配到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业组轻工业务组工作，业务组长王克（原轻工业厅副厅长）对我比较了解，安排我搞纺织（棉、毛、麻、丝）原料工作。1970年初，轻工业务组又被撤销，轻化工业局革委会成立，我在后勤组搞蚕茧原料工作。经过多次折腾，走了不少弯路，可以说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吧！

（左三）四川省三台蚕种场建场六十周年，1996年，三台

（右二）参加四川省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1984年，成都

经省物价局批准，每人次售茧5千克以上仪测干壳量定级，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测定级

四川蚕桑生产和江浙所走的路子不同。我们的桑树都是栽在地边、田边、路边、沟边的，统称四边桑，不准桑树进地与粮食争土地。一户蚕农的桑树少，就养不了多少蚕。四川叫“溜溜种、簸簸蚕、篼篼茧”，大约七户农民一年养两季才能生产1市担鲜茧，养蚕业属于家庭副业。改进提高桑树栽培与养蚕技术，提高蚕茧质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见效慢。

1974年，王庄穆同志来四川检查工作，在盐亭县城关茧站，看到评茧员大都通过目测评级定价，很少通过抽样测查来确定50克干壳量和上次下茧的比率，他认为不对，就提出了批评。我知道后就向他说明：因为四川养蚕多为家庭副业，售茧量少而人次多，每人次平均售茧量不到5千克（不到江浙每笔进茧50千克以上的十分之一），如果每次都测查，收进100万担茧就将削掉1万担好茧（江浙不超过1000担），不仅损失巨大，而且评级进度将大大延缓，蚕农售茧时间亦将延长。因此，我们报经省物价局批准，每人次售茧5千克以上仪测干壳量定级，不足5千克的手感目测定级。同时规定每个茧站每天都进行内部测查，考核与校正目测的偏差。实际执行结果是，目测比测查定级一般高半级甚至一级。我们还将级价差由不等差改为等差，一角钱一级，也是为了计算方便。从四川实际出发，采取这些变通方法后，才较好地解决了蚕农售茧难和茧站收茧难的矛盾。

（左一）考察千年古桑，1983年，峨眉山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四川蚕丝生产发展很快，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1997年国家提高了鲜茧收购价格，蚕茧在主要农副产品比价中占据优势地位；二是发展栽桑养蚕投资少、见效快；三是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到户后，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是十年之后的事），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蚕丝业。加之我们用生产扶持费和蚕桑改进费对育苗、栽桑、嫁接良桑等给予资金支持，三年时间产茧量就由100万担增至200万担。创下了发展速度的最高纪录。

在此期间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树立以质量为中心的思想，改变原来单一栽四边桑模式，提倡养蚕户栽小桑园、间作桑与四边栽桑相结合，扶持养蚕专业户与重点户。同时还推广共育小蚕与实用纸板方格簇，促进蚕茧质量的提高。第二，抓收烘茧技术改造。重点是研制热风循环烘茧机，1978年完成设计试制，安装在岳池县坪滩茧站试运行，随后请苏丝院赵庆长、浙丝院陈时若、西农大王天予、省丝科所周晦若等老师到现场审察并提改进意见。经改进完善后，烘茧机于1983年正式通过省科委组织鉴定，并获省科技成果奖。第三，抓蚕茧生产基地建设。虽然四川有160多个县700多万农户养蚕，有3000多个蚕茧收购站，还是有不少蚕农售茧难。为改变这种广种薄收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与蚕茧质量，也不利于降低成本的状况，我们在全省50多个县（基础条件较好，又不与其他农副产品发展生产争农劳力、争土地的县）开展10万至20万担蚕茧建设工程，在育苗、栽桑、嫁接、养蚕上加强技术指导和经费扶持，取得较好效果。

“86本”一经公布执行，各织绸厂生产真丝绸的积极性高涨，不到一年时间，所谓白厂丝积压万吨的问题就解决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公司根据茧丝有积压的情况，提出对夏茧、早秋茧降价收购。我们不同意，理由是：蚕茧收购是按质论价，不是按季定价；四川由南到北农事季节相差很大，在实践中此地春茧未收完，彼地夏茧已开收。我们认为，按季定价收茧在理论上讲不通；按时间划分春夏早秋茧，会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收茧工作难以进行。我们报请省物价局批准后，就未执行总公司的通知。

1984年至1986年上半年，在总公司的安排和支持下，我们用6000多吨低质茧与次茧生产了2000多吨精干品出口，解决了低质茧积压的问题，度过了“产大于销”的困难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公司提出“产大于销”的问题，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为什么会出现茧丝积压？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质量问题；二是深加工产品的创新问题；三是茧丝绸的计划价格管理问题。前两个是生产技术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价格管理问题就是1966年为保证生丝出口货源，由外贸、纺织两部与国家物价局共同制订并执行的“以外补内”的织真丝绸的用丝价格管理办法，业内称“66本”。就是外贸以4180元每100千克的价格收进20/22D双A级白厂丝，供织绸厂织真丝绸同规格等级用丝则为3322元每100千克，其价差由外贸补贴。这样，对保证白厂丝出口货源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捆住了织绸厂发展真丝织物的手脚，不少织绸厂没有一台织机生产真丝绸。这个办法在改革开放前执行起来矛盾不大；实行改革开放后，茧丝生产增长很快，而真丝织物又不能扩大生产，成为“产大于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中国丝绸公司主持制定了“86本”，放开了织绸用丝和成品价格。1986年，“86本”在杭州开会定稿时，我参加了这个讨论会。“86本”一经公布执行，各织绸厂生产真丝绸的积极性高涨，不到一年时间，所谓白厂丝积压万吨的问题就解决了，显示了政策对促进生产的强大威力。

由于很快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了连续几年的“蚕茧大战”。在四川，“蚕茧大战”一方面导致蚕茧质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导致各方盲目建新丝厂，使丝厂总规模由50多万绪增至120多万绪，还有在建的约20万绪丝厂尚未投产就倒闭了。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省桑蚕茧产量由13万吨增至18万吨，蚕农确实增加了收入，但是茧价紊乱、茧质下降以及盲目建厂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改革开放大潮不断向前、计划经济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茧丝产销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四川蚕丝业在转型、改制、创新三方面都落后于沿海地区，加之农村剩余劳力不满意低收入的状况，大量劳动力涌向沿海地区打工，使蚕茧产量大幅下降，企业负债累累，不断倒闭。

1993年10月，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在浙江嘉兴召开蚕茧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我做汇报时提了个意见：近十多年来，总公司在关心基层工作和支持生产方面是逐步后退的，希望能够改进。王明俊总经理虽已离开我们，我们这些蚕丝战线上的老兵还是十分怀念他——他最关心基层的生产与工作。

采访时间：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