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实践：结构性货币政策优化实现效果

郭红玉

案例说明

1.适用课程：货币银行学、中央银行学

2.适用对象：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等

3.教学目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党中央确定的当前金融工作重点。本案例对在2020年疫情期间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贷款业务数据进行分析，帮助同学们理解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调控”的含义，理解中小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措施。

案例正文

一、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精准调控

传统的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政策，中央银行通过三大政策工具进行流动性管理，调控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总量调控无法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畅运行。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金融市场紊乱，主要国家央行将货币政策利率降低到零水平时，仍不能保证实体经济有充足的流动性供给，常规的利率传导机制受阻。因此，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和前瞻性指引（Bernanke，2020），并创新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定向融资便利以促进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稳定，如英国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LS）、美联储的扭转操作（MEPRP）和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以及欧央行的定向再融资操作（TLTRO）。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控，在重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采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基础上，又创设了支持家庭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中小企业定期融资计划（TFSME）、美联储的薪酬保护计划融资便利（PPPLF）和主街贷款计划（MSLP）。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现象在疫情前就一直存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结构性流动性供给不足。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改革货币政策框架，设立政策性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2019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金融改革目标，要求我国的金融体系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加快改革步伐，运用多种手段，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缓解“三农”和小微企业流动性缺口放在首位。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要求。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放了3 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 000亿元^[1]和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这些贷款均为直达实体企业的结构性工具。其次，为持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又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与传统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通过总量刺激经济增长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强调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性质，更加注重信贷投放的“普惠性”，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中央银行要求宝贵的基础货币投放必须“直达”进入实体经济，重点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中央银行并不能够直接将贷款贷给企业，各类再贷款的“直达性”必须借助银行等渠道实现，因此，在结构性政策框架中，中小银行利用其与基层经济紧密相连的优势，成为货币政策重要的传导渠道。

二、疫情期间金华成泰农商行的贷款数据

为了更加具体直观地了解中央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我们实地调研了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简称金华成泰农商行）在疫情暴发后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践，用具体案例分析疫情期间货币政策“精准调控”的实施细节和效果。

（一）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基本情况

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简称金华成泰农商行）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是于2009年在金华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改制而成的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2020年底，存贷款规模均在250亿元人民币左右，是一家以服务“三农”、中小企业以及广大市民为己任，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好银行”为目标的中小金融机构。在2020年疫情期间，金华成泰农商行在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放了疫情专项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扶贫再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华成泰农商行再贷款政策执行情况

1.体现了普惠性货币政策规模调控和价格调控的目标

2020年，作为一家以服务“三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主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金华成泰农商行积极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首先，发放“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6亿元，贷款金额占市本级同业总额的47%，居全市首位。其次，从中央银行5 000亿和1万亿两项普惠性再贷款政策中获批5.088 9亿元和14亿元，实际发放的贷款分别是5.095 8亿元和13.956 7亿元，合计19.052 5亿元，是2019年的12.7倍，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目标要求。在价格上，金华成泰农商行依据获取的两笔普惠性再贷款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4.12%和4.14%，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要求。

2.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性”调控的要求

金华成泰农商行在执行普惠性再贷款政策时有所侧重，较好地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和“精准性”。就企业类型而言，两项普惠性再贷款主要发放给了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小微企业，占比高达95%以上；就行业分布而言，两项普惠性再贷款主要投向了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制造业（46.12%和39.00%），批发和零售业（29.89%和26.06%），农、林、牧、渔业（11.11%和17.39%）和建筑业（5.99%和6.57%）。最后，金华成泰农商行2020年向人行申请并发放了4 000万元扶贫再贷款，利率为4.35%，投放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投放对象全部为农户。

（三）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鼓励地方法人银行^[2]对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应延尽延”。在运行机制层面，中国人民银行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同时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约为其延期贷款本金1%的激励资金，以缓解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压力。

2020年7—12月，金华成泰农商行延期偿还的贷款本金总额为33.453 2亿，占2020年全年贷款增量（65.12亿）和贷款余额（217.27亿）的53%和15.4%。延期支付贷款本金中普惠小微贷款延期本金（即利率互换本金）总计为23.555 6亿元，占2020年全年贷款增量和贷款余额的36.2%和10.8%。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的激励政策，金华成泰农商行2020年下半年获取的激励资金约为2 300万元，在2020年全年净利润（2.4亿）中的占比约为9.8%，高于2020年净利润全年增幅（9.34%）。如果对2020年下半年净利润简单平均计算，金华成泰农商行2020年下半年获取的激励资金约为2020年下半年净利润（1.2亿）的19.6%。可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对金华成泰农商行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从而有助于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质效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同样提高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质效。表1列示了金华成泰农商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情况。2020年6月至7月，金华成泰农商行共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4.11亿元，贷款总笔数为2 561笔，加权利率为6.99%。

表1　金华成泰农商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情况

通过对疫情期间金华成泰农商行贷款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央银行再贷款政策支持下，中小银行将再贷款资金投向了农户、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重点行业，并降低了“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和价格型两个层面发挥了定向调节作用，基本实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中小银行在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导渠道作用。

三、中小银行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优势

中国央行易纲行长指出，在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央行短期政策利率和中期政策利率作为操作目标，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银行体系是主要的传导渠道^[3]。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表明，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有效地支撑了流动性结构缺口部门的低利率信贷投放。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性与直达性方面具备自身的优势。本文以金华成泰农商行的信贷投放为例，分析中小金融机构的优势。

1.市场定位专一

金华成泰农商行由于资本金较低和信贷规模较小，根据我国监管部门要求，其信贷业务重点集中在中小企业和支持“三农”发展上，银行本身坚守“姓农、姓小、姓土”的市场定位，深耕本土，细作小微，与当地经济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因此，有条件在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等结构性政策工具中发挥作用。2016年至2020年，金华成泰农商行对乡村振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其中，新增乡村振兴领域贷款户数40 561户，贷款余额53.94亿元，新增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14 024户，贷款余额67.02亿元，共为农户和企业减费让利3亿多元。

2.贷款产品种类丰富

贷款产品的多样性，迎合了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有效需求，为实现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更多的产品路径。2016年至2020年，金华成泰农商行根据中小微企业诉求，创新推出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的“金税e贷”“小微成长贷”“税银通”“花木贷”“码商贷”等贷款产品。2020年，为缓解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和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金华成泰农商行创新推出“工资贷”“信保贷”等拳头产品，共发放贷款162笔，贷款余额1.25亿元；通过“小微成长贷”，向41个园区339家入园企业授信13.52亿元，贷款余额12.38亿元；通过“信义金e贷”作为小额普惠贷款的敲门砖，开展农户“无感授信”，已签约普惠客户13.53万户，比2020年初增加5.6万户。

3.数字化转型提速

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信贷投放的效率和风险识别能力，降低小微企业违约率，进而提高贷款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贷款动机，助力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流动性和定向降息目标的实现。2016年至2020年，金华成泰农商行依托浙江省农信社数字化平台，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避免了单独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高投入和慢进程，加快了自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实现了多数贷款产品的线上化、流程化和高效化。例如，金华成泰农商行与金华市发改委合作，创新推出“信义金e贷”纯数据驱动信贷产品，为33 834户客户发放贷款余额20.10亿元，发放全省农信首笔 “金税e 贷”，贷款余额5 632万元。

启发与思考

本案例的启发思考题遵循的是案例教学目标的知识传递目标，启发思考题与案例同时布置，并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熟悉相关知识点。因此，在案例讨论前需要布置学生阅读教材中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内容，了解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金融工作的指示和部署、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和央行领导人对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框架的解读。

1.我国在2014年即开始设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你还了解哪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2.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美、欧等国家或地区的央行也实施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是什么？与中国央行的结构性政策有何异同？

3.在我国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背景下，你认为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哪种方式的效率更高？二者如何配合才符合改革方向？

4.你认为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和支持中小企业方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关键要点

1.理解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支持实体经济中所承担的责任。

2.理解中小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传导货币政策意图中的作用、原因和效果。

3.结合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理论，理解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的理论依据。

4.结合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理解中国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美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

原理分析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或实体部门出现流动性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采取的针对特定实体部门定向提供流动性支持并追求结构性调节效果的货币政策，其特点是具有特定的资金流向和用途，目的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缓解甚至解决实体部门的流动性结构性短缺问题（彭俞超和方意，2016；许道文，2016）。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背景(www.xing528.com)

欧美国家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源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传统货币政策效力的零利率下限约束。在金融危机期间，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由于资产价格暴跌导致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无法提供足够的合格抵押品；从银行的角度，虽然中央银行提供了大量的准备金，但一方面银行需要安全性资产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出于谨慎动机存在银行惜贷现象；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央行已经将政策利率降低到零附近，无法继续使用传统的利率工具，于是央行开启了以前瞻性指引和结构性调控为主要特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20年疫情期间，欧美等国家央行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控，在重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采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基础上，又创设了支持家庭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中小企业定期融资计划（TFSME）、美联储的薪酬保护计划融资便利（PPPLF）和主街贷款计划（MSLP）。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是流动性结构性短缺。具体背景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彭俞超和方意，2016），实体经济出现流动性总量盈余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2013年，国务院67号文^[4]指出当前金融运行总体稳健，但资金分布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突出，需要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因此，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加大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有关参数的调整频率、实施定向降准、支农再贷款、设立支小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发挥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作用，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三农”、小微企业和棚改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创立了扶贫再贷款，专项支持贫困地区的涉农信贷投放。第二，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变化，由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到创新流动性工具多渠道主动投放。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设立的中期借贷便利（MLF）^[5]在补充流动性缺口的同时，MLF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201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中期借贷便利的抵押品进行扩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定向支持扩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第三，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的借贷便利类等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为我国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稳增长、保就业成为货币当局的重要政策目标。为支持抗疫保供和复工复产，中国人民银行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创设了两个“直达工具”，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

二、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

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独立出来，为提高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支持扩大涉农领域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开始办理支农再贷款业务（王玮等，2005）。2008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创新了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普惠小微企业延期支付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工具。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和具体内容见表2。

表2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分类

① 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② 主要包含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等。
③ 主要包含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未纳入上述范围的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

续表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传统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传导机制、银行信贷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影响实体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之后，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预期管理等渠道实现政策目标。与之相比，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是信号传导机制、定向信贷机制、抵押品“资格”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和“先贷后借”机制。

1.信号传导机制

传统货币政策的信号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行动向公众传达有关政策利率和经济的信息，影响公众预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溢价，从而影响资产价格和信贷投放（Romer，2000；刘澜飚等，2017）。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信号传导机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信号的定向传导。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信贷市场缓解“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结构性流动性短缺与高融资成本问题。其中，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的政策宣告可以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资金短缺部门的信贷投放，缓解融资难问题；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的下调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的定向降息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贵问题。

2.定向信贷机制

定向信贷机制是指中央银行向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选择特定银行金融机构或者设定流动性的用途，以达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支持实体经济特定部门发展的目的。定向信贷机制是总量型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具体包含定向流动性和定向降息两个层面。下面结合我国中央银行的定向降准和再贷款政策等阐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信贷机制。

2014年以来，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以及贫困地区脱贫，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实施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和抵押补充再贷款。截至2020年底，在约13次定向降准中，中国人民银行选择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或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等特定金融机构进行定向降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的定向流动性供给作用。符合定向降准条件的金融机构多为中小银行，在服务地方、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方面发挥其他类型商业银行难以替代的作用。抵押补充贷款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特定金融机构提供定向流动性，为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支农、支小再贷款和扶贫再贷款的用途和指向性更加明确。

定向信贷机制的另一个层面是定向降息，主要体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其中抵押补充再贷款利率在部分实施阶段能有效降低中期利率水平，减少社会融资成本（余振等，2016），而中央银行通过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是定向降息的一种体现，最终目的是促进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3.抵押品“资格”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抵押品“资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决定将某类金融资产作为公开市场操作或常备融资便利工具的抵押品（BIS，2015），并基于特定抵押品向交易对手方提供信贷流动性，以实现支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目标。如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美联储和欧央行将信贷权益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金融资产纳入公开市场操作或常备融资便利的抵押品范围。有关抵押品“资格”的理论机制为：当中央银行决定扩大抵押品范围，将某类金融资产作为抵押品时，交易对手方可以使用该金融资产向中央银行进行抵押以获取流动性。由于央行抵押品相当于货币，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动机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结构，增加对该类金融资产的需求（结构性渠道），造成了该类金融资产的稀缺性，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稀缺性渠道），因而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融资成本降低。

金融资产类型与实体部门类型一一对应，体现了抵押品“资格”政策的结构性效应。我国于2018年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的抵押品进行了扩容，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作为中期借贷便利的抵押品或担保品。基于稀缺性渠道和结构性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方面会增加小微企业、绿色、“三农”金融债券，和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的投资需求，使债券的信用利差和发行成本降低，从而降低小微企业、农业企业和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银行金融机构会增加小微企业和绿色企业的信贷投放，从而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4.激励相容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容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机制设计，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目标。如英格兰银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LS）将提供国债的数量和价格（管理费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贷款表现相挂钩，如果英国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对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增量超过其贷款存量的5%，可以该贷款进行抵押并支付0.25%的费用换取更多的国债；而如果净贷款增量下降至贷款存量的5%以下，每减少1%的贷款都将多支付0.25%的费用才能换取国债。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容机制主要体现在定向降准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直达工具”。类似于英格兰银行融资换贷款计划，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将定向降准与银行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贷款挂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延期贷款本金 1%的激励资金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优惠资金贷款都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容机制，有效引导银行信贷资源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调节。

5.“先贷后借”机制

“先贷后借”机制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先向实体经济特定部门发放贷款，然后以该贷款作为抵押向中央银行申请流动性。该机制实际上是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逆向”操作，能够更有效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先贷后借”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其运作机制主要涉及三类主体，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特定目的工具（SPV）和合格地方法人银行。运作机制包括两个步骤：首先，符合一定资格标准的地方法人银行先向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并根据已经实际发放的信用贷款向人民银行进行申请流动性；然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特殊目的工具（SPV）与合格地方法人银行签订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并向合格地方法人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在具体的细节层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银行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投放资金，贷款利息和坏账损失由放贷银行自行管理，资金使用效率高。

四、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缓解“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部门的流动性结构短缺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更加明显。以下基于银行业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

1.图1反映了2014年至2020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6]涉农贷款^[7]的走势。图中显示，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上升，2020年达到38.95万亿元；涉农贷款环比增速从2018年开始持续上升，2020年达到10.7%。综上，自2014年以来，涉农贷款余额和增速整体保持了上升的趋势，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

图1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2.图2反映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小微企业贷款情况。图中左边纵轴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右边纵轴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季度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我国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信贷余额持续上升，于2021年第一季度达到42.7万亿元。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信贷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自2018年之后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背后的原因是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进一步增强。2018年3月，中国银监会下发推动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单户授信总额1 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为考核重点，提出“两增两控”新目标，进一步引导银行业聚焦薄弱环节、下沉服务重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从图3中也可以看出，2018年之后，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环比增速整体呈上升趋势，进一步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得到加强。另外，从图2和图3中观察到，2019年底至2020年第二季度，小微企业贷款环比增幅明显高于其他时间段，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推行了3 000亿、5 000亿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

图2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资料来源：Wind。

3.图3中显示，从2018年底至2021年4月底，商业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从7.39%持续下降到5.65%，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的定向调节。具体而言，2018年LPR改革至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中期政策利率）整体下行，之后保持低利率平稳态势，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基础利率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定向调整，引导商业银行低利率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2020 年7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基点^[8]，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定向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见图4。

图3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

图4　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9]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

【注释】

[1]其中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分别为1 000亿元和3 000亿元。

[2]地方法人银行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含互联网银行）等。

[3]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N］．人民日报，2020−12−24（09）.

[4]国办发〔2013〕6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5]2013年创立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的主要作用是有效调节市场短期资金供给，熨平突发性、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和现有文献（封北麟和孙家希，2016；胡育蓉和范从来，2017；卢岚和邓雄，2015；余振等，2016）不同，本文将这两个工具归类为流动性管理工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6]此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尽管包含了中资财务公司，但中资财务公司发放的涉农贷款数据在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较低，不影响本部分的分析结果。

[7]按照《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涉农贷款包括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以及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

[8]调整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95%、2.15%和2.25%。

[9]图中5.65%指的是截至2021年4月底，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