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与南方：世界大战与货币贬值

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即将进入第6年。当盟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的德国，并渡过太平洋向北逼近日本时，来自44个国家的经济专家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国家公园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会面，为战后世界制订计划。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恢复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同时，避免引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的经济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管理汇率的方法。

大萧条时期的经历对布雷顿森林的谈判代表影响至深。除了苏联，大多数人都认同更开放的世界经济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然而，将汇率与黄金挂钩显然加剧了大萧条，让面临大规模失业、居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等困境的各国政府无法注入资金以重振经济。虽然汇率不稳定的现象仍然值得担忧，但重新回到黄金价格高于一切的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1]

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更加灵活的金本位制。每个国家都宣布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美国则承诺将各国中央银行的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成黄金。这样，所有主要货币兑黄金和其他货币的汇率都固定下来了，但这一新的体系存在两个漏洞：一、为使政府可以适度调整利率以管理国内经济，参与国被允许存在不超过10％的汇率波动；二、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根本性失衡”（这个词从未被严格定义），该政府可以在得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后改变汇率。这一解决方案的基本理念是灵活的金本位制将重建人们对稳定的国家货币体系的信心，同时允许国家在面临严重经济问题时上调或下调本国汇率。

一些国家是汇率稳定的典范。例如，从1946年到1970年，瑞士法郎兑美元的汇率几乎稳定在4.3，而瑞典克朗兑美元的汇率在20多年里一直维持在5.18，波动在1%以内。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的国家被迫将本国货币贬值。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法国，1945年119法郎可以兑换1美元，但到1960年年初1美元已能购入490法郎。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稳定币值，不得不发行新法郎，1新法郎相当于100旧法郎。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除非形势极度糟糕，否则各国都不应通过限制进口来控制货币。事实上，自由贸易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点。但为了让这个体系正常运转，有一种“商品”是不能自由交易的，那就是货币。如果投资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英镑购买法国法郎，那么英镑对法郎的汇率就将受到影响，所以资本流动必须受到控制。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在1944年断言：“财富的私人拥有者没有出于个人便利在世界各地自由转移资金的权利。”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严格控制着金融业，限制跨境投资，甚至决定哪些公民可以获得珍贵的外币。金融的全球化是不被允许的。^[2]

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谈判者们来说，扩大国际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在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之后，他们认为国家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本。但他们也明白，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核心是家庭所有的农场和企业。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使规模小、效率低的企业得以生存，但也让成功的企业难以向海外扩张。尤其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工厂离另一个国家的潜在客户很近，一旦跨国经营变得更加容易，大型企业就会出现。它们有能力投入更多资金购买最新的设备并资助研究，提高自身的生产力，从而提高所有欧洲人的生活水平。

布雷顿森林协议旨在通过创立可以管理世界贸易的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来启动这一进程。但由于这一设想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受一个国际机构的监管，因而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这个构想中的国际组织就这样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由23个国家共同承诺遵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促进缔约国降低进口关税。在从1947年到1956年的四轮谈判中，每个缔约国都提出降低某些产品的关税并期望其他国家也做出同样的承诺。而每轮谈判的最终结果都是数千项商品的关税得以减免，一些重要的外国制成品的价格因而降低了20%甚至更多，迫使本国生产者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以保持竞争力。随着更多国家要求参与谈判，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变得更加缓慢和烦琐，关贸总协定也因此被人嘲笑为“一个耍嘴皮子的地方”。它成功地降低了工业品的关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免除了这些产品的关税，但农产品的关税几乎没有下降。服务贸易的主要障碍则在于许可证要求或其他限制，而不是关税，因此关贸总协定无法撼动这些坚固的壁垒。

尽管关贸总协定有许多缺点，但它提出了两项对全球化进程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是使削减关税的行动具有约束力，比如一个国家一旦同意以5％而非15％的关税进口卡车车轴，它就不能再增加这项产品的关税。这为企业提供了保障，保证一些政府不会在未来突然改变计划，提高某项进口商品的价格。另一个是一个国家做出的承诺平等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国。在此之前，贸易协定一般只在两个国家间签订，比如美国和尼加拉瓜在1936年签署了一项协定，或者仅在特定集团内部实施，如大英帝国。但通过关贸总协定谈判达成的进口关税削减则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当关税减让覆盖“几乎所有”成员国间的贸易，或者有2/3的成员国同意时，各国就能以更有利的条件相互开展贸易。这一规定为一系列取得非凡成就的协议开辟了道路，它们最终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转变成一个单一市场。^[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得极为缓慢。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北美的经济步履维艰，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同样苦不堪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施行的进口限制只是经济复苏的障碍之一（关贸总协定的第一轮关税减让谈判达成的协议在1948年生效）。战争耗尽了许多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使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口拖拉机、工厂设备、肉类、粮食和煤炭。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完好无损，但它们失去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多年来对物价和薪资的控制削弱了工人的购买力，引发劳工骚乱，要求国家收购私营企业的呼声越来越高。1947年法国因为罢工损失了超过2200万个工作日。同年，欧洲和亚洲的农作物产量远低于10年前，制造商也因价格不合理而推迟了投资。经济增长非常微弱，许多国家1948年扣除通货膨胀率因素后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4]

凭借美国的援助，这一困局才被打破。194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马歇尔计划。美国根据该计划在4年间向欧洲国家提供了近130亿美元的援助，使这些国家能够进口重启经济所需的机械、原材料、食品和燃料。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的是战略性的。美国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导力量，它急于组建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足够强大的国家联盟，以对抗被它视为对和平构成最大威胁的苏联。苏联及其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无意扩大贸易或引进国际投资。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成立，并发行了新的货币马克。受这些举措刺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规模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走向复兴。^[5]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是有附加条件的，全部17个参与国都必须承诺停止操控价格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因此，与东欧施行的国有经济不同，这些国家致力于建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自由经济体制。^[6]美国还要求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对于这些曾两度兵戎相向的国家来说，合作并非易事。1951年，它们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6个国家承诺取消电力和工业的主要燃料煤炭以及关键的工业产品钢铁贸易中所有歧视性措施。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为更大规模的贸易铺平了道路，效率最高的矿区和钢铁厂因此可以将产品卖到西欧各地，效率较低的企业在压力下纷纷倒闭。欧洲煤铁共同体的管理机构——高级机构（High Authority）——负责指导一些决策，包括发放贷款以更新工厂设备和向失业工人提供补助，而这些资金来自煤和钢的税收。

受影响的并非只有工作。如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所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将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战争不仅不可想象，在物质上也无法实现”。国家政府将对外贸易的控制权部分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的计划在当时还是一件非常激进的事，参与发展该计划的法国外交官甚至不得不尽可能地对本国政府保密。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都签署了条约。它们知道欧洲的复兴需要一个有经济活力的联邦德国，但同时希望西德保证不再利用其经济力量发动战争。^[7]

严格地说，欧洲煤钢共同体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因为它没有覆盖“几乎所有”贸易。但关贸总协定中实力最强大的成员国美国并未表示反对，而是希望共同体能够成功。相较于消除欧洲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歧视性措施，美国更在意的是筑起一座抵御对立意识形态的堡垒。亲苏的势力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十分强大，打败它们的最好办法似乎是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即便这意味着欧洲人会更多地从彼此的国家购买东西，减少消费美国的商品，这样的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www.xing528.com)

这一战略非常成功。更低的关税、更稳定的货币以及朝鲜战争引发的对各种制成品的巨大需求，使欧洲经济开始高速运转。1950年到1952年间，西德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了87%，瑞典增长了45%，荷兰增长了36%。到1953年，西德90%的进口商品享受关税豁免。随着欧洲加大在外国的投资，以及美国的制造商在欧洲各地开设工厂，国际投资也开始快速增加。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到1955年，荷兰工人的平均产量比1950年多1/4，西德工人的平均产量增加了2/5。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意大利扣除通货膨胀率因素后的制成品出口在1950年到1957年间翻了一番；数百万贫困农民从南方的偏远村落搬到了北方蓬勃发展的城市，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室内管道普及；商店的橱窗里展示着最新款的服装。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人会把战后时代称为“奇迹”（il miracolo）。^[8]

一些欧洲的领导人有更远大的梦想，即消除曾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境线。1956年的《罗马条约》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国将取消对其他成员国的所有进口限制，不仅限于煤炭和钢铁。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各国政府从未如此慷慨地交出自身在贸易政策上的所有权力。无论欧洲的制造商们是否愿意，欧共体内的自由贸易都迫使它们向国际性企业发展。政治家赌的是虽然激烈的竞争会导致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工厂陆续破产，但现代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将增加薪资更高的新岗位。这是一场回报丰厚的赌博。

随着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第二波全球化开始了。全球贸易总量迅速增长，但贸易模式仍与第一波全球化时相似。贸易和投资仍然主要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当时被称为“北方”“中心”或“发达”经济体，不同的说法取决于说话人的政治倾向。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北方”非常繁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制造商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岗位。

世界其他地区则主要通过向这些“先进”国家供应原材料的方式参与第二波全球化。这些被称为“南方”“边缘”或“欠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消费的制成品远少于欧洲和北美，它们的工厂除了服装外几乎不生产其他产品。由于运输成本高昂，以及富裕国家的贸易壁垒，贫穷国家无法把棉花加工成纺织品或将矿石锻炼成钢铁，从而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大部分工作不足以维持生计。一份统计数据清晰地反映了南北之间的差异：1959年，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不到10%。^[9]

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大多摆脱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大量出口矿产、农产品和植物纤维等。1955年，咖啡、黄麻和石油等初级产品占巴西出口的90%，占印度和土耳其出口的3/4。不过，这类商品大多是较富裕的国家基本无法生产或完全不生产的产品。例如，智利的铜和印度的茶叶有海外市场，但哥伦比亚的糖在美国不受欢迎，泰国的大米在日本也没有销路。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极度依赖一两种商品，橡胶或锡的价格急剧下跌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些较贫困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非但没有带他们走向繁荣，反而让他们愈加贫穷。这激起了那些渴望摆脱欧洲控制的地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0]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另一条路线。他曾是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在1943年军事政变后被赶下台，最终被迫流亡。1949年3月，别无选择的普雷维什加入了一个不知名的联合国组织——总部设在智利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写一份关于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报告。这份在同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递交的报告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他在报告中断言，尽管自由贸易使大型工业国家获利，但牺牲了那些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国家。大卫·李嘉图曾主张，如果各国都生产各自生产率最高的产品，并用其来交易自己需要的产品，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受益。但普雷维什坚持认为，这无法提高边缘国家的工人的生产率，也难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相反，他认为边缘国家就像是在跑步机上奔跑，它们需要出口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才能进口与之前数量相当的制成品。他说，这些国家与其积极响应自由贸易，倒不如引进工厂和机械设备，同时减少消费品的进口。因为消费品可以在高关税的保护下由国内工厂生产，然后出口到富裕国家。普雷维什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策略将提高边缘国家的生产力，使它们逐步开放经济。^[11]

普雷维什的设想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欢迎。它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削弱英美经济影响的方案，为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给出了摆脱宗主国对它们的经济控制的指南。刚取得独立的印度在1950年成立了计划委员会；曾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黄金海岸在1957年独立为加纳共和国之前，就成立了一个计划部门；各国政府都委任专家来决定本国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以及如何发展这些产业。不同于由国家主导的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倡导的资本主义，进口替代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这一战略得到29个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这些国家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与世界上较富裕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关系。

在他们看来，要消除目前的不平衡，需要让大宗商品价格停止剧烈波动，以免给本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1958年，参与《关贸总协定》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抑制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希望保持大宗商品价格稳定，77个国家（被称为“77国集团”）立刻请求联合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不顾欧洲和美国的反对，于1964年成立了一个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普雷维什被任命为贸发会议领导人，他呼吁彻底改变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通过合作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支持进口替代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以及给予更大力度的外国援助。这一揽子提案及后续更多的提议，后来被称为“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些想法在理论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例如，要稳定咖啡的价格，第一，需要生产咖啡的各国限制产量，也就是要控制每次种植的收成。第二，一个国际基金需要采购、储存和销售一定量的咖啡，以保证全球市场上的咖啡价格保持在商定的水平。而这就需要巨额资金和非凡的智慧，才能判断现在的价格是不是过高，是否需要销掉库存，或价格是不是太低，是否需要购入咖啡。人们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很难找到具有高超智慧、能够管理这样一套系统的人才。至于进口替代，有权发放进口许可和补贴的官员有无数机会贪污，这必然导致一些产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效率低下。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多年后的中国大陆，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许多国家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议，成立了商船队，并确保它们在本国的海上贸易中占有一定份额，但对于赞助它们的政府或不得不和它们合作的出口商来说，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大幅提高了成本。^[12]

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贫穷国家仍然与世界经济脱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深受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包括在越南和老挝等地爆发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朝韩边境的武装对峙等各种动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1967年全球干货出口中，这些国家占的份额不足1%。非洲的经济停滞不前，外债如山的拉丁美洲在进口替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绩。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国际贸易是“北方”控制“南方”的阴谋，大多数贫穷国家并不想参与其中。若干年后，这种局面将发生逆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