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面转型：成功范例

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和变革，将进一步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目前，中国既存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也存在着虚拟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的双重任务需要在良性互动中一并完成。

1.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质上有两重含义——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前者的突出意义在于，使人口由不流动转为流动。这不仅为工业化贡献了“人口红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和能源）、产业配套、市场规模等潜在优势，积聚形成了现实的组合优势。同时，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组合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相契合，引进了资本、技术和营销网络，并通过FDI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

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有两个年份和两场“群众运动”应当给予特别关注。199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这是进入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志，有效需求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兴衰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内需不足的必然结果就是扩大外需，因此商品输出浪潮成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一轮“群众运动”。这一系列现象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

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而且已经由当年的263亿美元持续快速地扩大到2010年的4717亿美元（参见表3）。这一方面在国际市场造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内造成流动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双顺差是人民币“内贬”和“外升”的同一根源。

表3　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和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由M2对GDP的比值（M2／GDP）可以看出，1980年以来美国的该比值维持在0.6左右，即使为应对危机实施的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分别释放了1.7万亿美元和0.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情况亦是如此。然而，1999年以来中国的M2对GDP比值始终在1.2以上，2010年达到了1.89（参见图14）。“内贬—外升”的必然结果就是人民币和人民币资本输出，因此资本输出浪潮成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又一轮“群众运动”。

图14　中国和美国的M2／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

2003～2011年，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过50%，2010年以来超过600亿美元（参见图15）。这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和60年代后的德国，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本币和本币资本，以对冲经常项目顺差。同时，这也像当年的英美一样，通过资本国际化，实现用世界的资源支撑本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当前，中国的资本输出实质上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起点，而且是一个重要支点。反过来，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资本输出和全球配置资源。进一步，人民币国际化还将有助于避免双本位体系下的“滥币陷阱”，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这可以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意义。

图15　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已实现本币国际化的发达国家所走的路径并不相同。从目前来看，我国试图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相结合的路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存在问题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会使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在美元长期来看趋于贬值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风险难以释放并将持续累积。人民币离岸市场必然倒逼资本项目开放，而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和汇率）的最后一步，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12]。进一步，离岸市场并非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而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而生的结果^[13]。

人们都知道美元贬值可以使美国逃债，但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是一国海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美国的海外资产（即对外债权，如在华FDI）以外币计价，对外债务（如美国国债）以本币计价。美元贬值并不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其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益折算为美元则会增加，因此偿债能力随之增强。在理论上，如果美元贬值足够充分，而美国在华FDI的收益率足够高，中国就会由美国的债权人变为债务人。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和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为正这样两个基本前提下，就不难理解在一些年份虽然其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外债余额（净国际投资头寸）不增反降了。由此可见，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当：（1）减少美元债权或把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债权，其含义是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向海外输出人民币（如发放人民币贷款）；（2）减少人民币债务或把人民币债务转换为美元债务，其含义是摒弃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从根本上讲，中国应扩大进口，减少顺差，追求进出口平衡增长，此时若以人民币结算则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发挥担保的功能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意味着人民币“走出去”，走出去的人民币只有“回得来”，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回得来不仅是指人民币持有者可以购买中国的商品和劳务，而且是指可以投资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后者正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瓶颈，这就要求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最为基础的是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14]。应当指出的是，金融深化须围绕本国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石二鸟、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作为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的第三方融入当前缺乏稳定性的双本位货币体系，也将使之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新国际货币体系。

2.内生市场需求、内生技术能力与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外部来看，随着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去杠杆化”，中国难以依托海外市场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同时，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节能减排的国际压力将不断加大。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口结构性变化的加快，劳动力充分供给的特征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15]。同时，随着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与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中国将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持续上升的阶段，CPI上涨将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

产业升级的直接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首先，中国须立足于内生消费需求拉动产业升级，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持续成长。为此，就要从根本上避免业已形成的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固化。中国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要义在于释放居民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收入的差距已出现缩小趋势，然而总体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尚未显现。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财产性（或资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并成为致使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因此，消除不同群体在财产和资产占有上的不平等，已成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进而扩大消费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中国还须立足于内生技术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依托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是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大循环累积的结果^[16]。随着30多年经济高增长，中国已拥有的制造业基础和基于加工组装能力的市场规模，使其逐步具备了实现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目前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系。企业及其组织能力是技术创新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中小企业成为了技术创新的主体^[17]。实际上其含义完全不同，发达国家表现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的影子，钱德勒式的技术创新并没有过时，不过是在90年代后取得了新的形式罢了，由大公司主导技术创新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此，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进公平准入，在市场竞争中生成有竞争力的大公司，是中国实现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主要是更多地运用竞争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致力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

3.依托城镇化形成多极增长的新格局

中国的城镇化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18]。在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对于提升产业成长的内在动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把城镇化作为需求侧扩大消费和供给侧产业升级的引擎，进而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

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城市网络（City Networking）或城市群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可行模式。从中国城镇化历程来看，小城镇模式和大城市模式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小城镇模式中，土地等资源能源利用率低，大工业难以聚集，整体就业压力难以化解，服务业相互提供市场的效应难以发挥；而大城市模式的障碍集中体现为“大城市病”。城市网络就是把一个区域内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经由产业链和现代交通通信整合为一个经济系统，实现所谓“同城化”（参见图16）。中心大城市与外围中小城市间的产业内分工，使得城市网络既可以形成并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避免了小城镇模式的弊病，又避免了“大城市病”。中心大城市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策源地，外围中小城市为中心大城市提供产业配套。

图16　城市网络基本架构

每个城市网络作为一个增长极，其生成须主要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极与极之间形成产业分工，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基于城市网络，产业转移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扩散，而首先是不同中心大城市之间的产业转移，进而在极内扩散。城市网络通过拓展产业成长空间，培育新的产业成长极，形成多极增长的新格局。城市网络的政策指向是适合中国的区域多样性特征，摒弃“一刀切”式的思路，针对不同区域推行差别化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网络的形成，把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19]。

城市网络模式使城镇化得以持续推进并创造出消费需求。一方面，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伴随城镇化相应增加，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消费。另一方面，农民的市民化将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其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从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20]。(www.xing528.com)

同时，城镇化可以拉动投资需求。城市网络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之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形成所谓“一小时都市圈”；二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农村人口能否较为顺利地转入工业和城镇，是决定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农民在城镇就业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残缺，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有利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不仅带来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效需求将成为消化钢铁、水泥等行业过剩产能的主要渠道。

由此可见，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城市网络模式不仅使城镇化得以持续推进，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而且深化了不同城市网络间的产业分工，以及城市网络中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产业内分工，提升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总之，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鲜明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须依托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概括起来，这至少包括：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减税并扩大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失业、养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组织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致力于反垄断和竞争性市场建设，促进国内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

南开大学产业经济课题组

2013年10月

【注释】

[1]2009年末，南开大学产业经济课题组承担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9JZD0018）。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若不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化做出清晰的描述，则难以使研究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把这部分研究成果放在前面，作为丛书的总序。

[2]实体经济部门包括农业、采矿、公用、建筑、制造、运输仓储、信息等产业，虚拟经济部门包括金融、房地产、职业服务等产业，传统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救助、娱乐、休闲、餐饮、批发、零售等产业。

[3]从国际投资头寸来看，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净头寸持有方。2007年底，美国通过FDI吸收资金2.4万亿美元，而同时对外直接投资3.3万亿美元，FDI净头寸达9100亿美元。

[4]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5~1/6；1美元GNP消耗的煤电资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接近美国的10倍，日本的24倍。

[5]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IT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近30%，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还应看到，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占进口总额的近40%。

[6]统计意义上的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高就业人数实现，而单位劳动力的收入却长时间在低水平徘徊。

[7]通过进出口和FDI形成的直接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C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业对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对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最为明显，这映射出了中国开放以来的贸易和外资格局。

[8]我们讲美国经济的虚拟化是从结构角度作出的判断，即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比重大幅降低。然而，从总量角度来看，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直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才以1.995万亿美元的产值，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占到19.8%，超过美国的19.4%，首次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9]美国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就业，提出将节能环保、智慧地球、大数据、重振制造业等作为主攻方向。欧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保持在绿色经济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欧美学者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将改变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重新划分全球分工。2012年初，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现在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提出未来20年美国将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电子制造三项技术，重塑美国优势，改变制造业竞争格局，“打败中国”。

[10]需要指出的是，储备货币不一定是本位货币，本位货币是其他货币的锚。

[11]这就如同三角形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其中的原因在于，若一种货币滥发，另外两种货币依然有能力充当本位货币，作为其他货币的锚地，而滥发的货币充其量只能是储备货币。同时，滥发的货币的国际地位衰落，这种“惩罚”是可置信，因为“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12]目前，在IMF规定的40个资本项目中，中国已有2/3以上的项目完全或部分开放，约1/3的项目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如直接跨境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短期外债等。这里讲的资本项目开放主要指的就是这些项目。

[13]美元离岸市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70年代，而美元在1945年就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14]人们对于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最大担忧是人民币升值使出口变得更加困难，进而导致失业增加。最常见的案例就是《广场协定》后的日本资产泡沫和经济衰退。实际上，日本资产泡沫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央行推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非日元升值。相反，日元升值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出口增加而非减少，顺差扩大而非减小。

[15]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速度逐渐加快，202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劳动力有效供给增长的放缓已经使得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1999~2008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持续高于实际GDP增长率，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2.78%，实际GDP平均增长9.75%，工资涨幅比GDP增幅高出3.03个百分点。

[16]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而是作为社会总产品的输出口，其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

[17]在中国，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95%以上的中小企业是非公有制企业。

[18]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

[19]2008年，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达到56%，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3%、38%。2009年，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1。

[20]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关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869元，地级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599元，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326元。这表明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