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俄罗斯的封建等级制度与农奴制发展

16—17 世纪，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英国和法国先后废除了农奴制。当时在俄罗斯依然实行封建等级制度，农奴制发展并最终形成。西欧人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记述，他们抨击等级制度和农奴制。西欧人已认识到，在俄罗斯，沙皇是最高统治者，在其之下是各级封建贵族，然后是人身自由的平民，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那时的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作者认为，沙皇在俄罗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臣民不仅爱戴他，还畏惧他，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讨其欢心。他写道：

为博得沙皇的欢心，人们在一年里会经常出席其举办的宴会。此外，朝臣们还常陪同沙皇出宫到郊外一些地方巡游。人们这般讨好沙皇，是因为莫斯科国家土地上的贵族和平民都不仅是喜欢和拥戴他，还忌惮和畏惧他。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君主能比沙皇更让臣民们热爱和恐惧。如若沙皇传召某位波雅尔贵族，他一定会跑着去觐见。^[137]

德国人丹尼斯·普林茨描述了俄罗斯臣民对君主的畏惧，指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大公的奴仆，命运掌握在大公手中，他们也总是把君主放在第一位。他写道：

过往的许多事情让莫斯科维亚人对自己的大公心存畏惧。当大公传召他们时，他们往往紧张不已，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赶去。为了不激怒大公，他们都打心底地表现出绝对的听话和服从。如果你想祝愿某人身体健康，那么他会回答你：“您祝我们大公身体健康吧，然后再祝我们，我们是他的臣属。”如果你询问某些人其领地的事宜，他会回答：“这是大公和我的土地。”一般来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大公：“是神或不是神，是人，但是高于人。”如果有人在自己家里同朋友谈天说地，而过后好友被捕，尤其是若主人也被怀疑有罪时，那么他就需要供述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这样看来，莫斯科维亚人可能就如奴隶般生活着，他们已经习惯于背负这种重担，完全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138]

鲁特恩菲尔斯也指出，在沙皇面前，俄罗斯的贵族和平民都是奴仆。他是在阿列克谢沙皇统治时期出访了俄罗斯，那时按家族出身选拔人才的门阀制度已没落，沙皇在选用人才上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贵族的升迁凭靠才能，更凭靠沙皇的赏识。鲁特恩菲尔斯写道：

沙皇对其臣民恩威并施的统治后果是，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同在沙皇面前时，在权利上几乎没有分别。他们都把自己称为沙皇的奴隶和国家顺从的臣民。他们既不在家里也不在外面展示自己有历史渊源的家谱，并且，若没有得到特别的恩准，也不敢在家里摆放沙皇的画像。为避免麻烦，在莫斯科维亚没有人会特别去炫耀祖先的出身，如果表现出足够的才能，按沙皇的特旨，出身最低微的人只要渴望获得荣誉，都能轻松地升到高位，而不考虑其家族出身或是靠山的地位。不过，私下里，人们在思想的深处还是为历史悠久的家族和声名显赫的祖先感到骄傲，如果他们拥有光鲜的出身，他们还是喜欢在外国人面前吹嘘一下。^[139]

德国外交官约翰·乔治·科布（Johann Georg Korb）^[140]将俄罗斯同东方专制统治的代表——土耳其相比。他认为，在君主面前，俄罗斯人像奴隶一样生活，“没有自由”，比土耳其人在自己君主面前的表现还要卑微。^[141]他指出，即便全国地位最高的贵族和大臣，哪怕他们在下级面前有多尊贵，在沙皇面前都是卑微的奴仆，出现一点点犯上的行为就会被处罚。他写道：

整个莫斯科维亚的居民表现得更像是奴隶，没有自由。所有的莫斯科维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最残酷的奴隶制压迫下，不存在丝毫对他们个性的尊重。那些在近臣会议中身居高位的人拥有尊贵的官衔称号，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国家最尊贵的等级，却没有意识到在光鲜亮丽的近臣会议圈中的自己实际也处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戴的金项链越重，这份奢华就越能蒙蔽他们的双眼。这些奴仆们身上的光环加重了他们人生的卑贱。如果有人在给沙皇的呈文或是信件中以同级方式签名，那么这种过失就会触犯相关的对君主不敬的法律，当事人则会被惩罚。必须要用指小的名字形式^[142]，比如：雅科夫应该写成“雅库什卡”，而不能写成“雅科夫”。莫斯科维亚人认为，向沙皇身边最高等级的官员们呈报时可能会犯失敬的过错，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受人尊敬的国家栋梁们也有表示谦卑的指小名字。^[143]

沙皇之下便是贵族阶层，他们在平民阶层面前是尊贵的。鲁特恩菲尔斯写道，贵族穿着比平民华丽的衣服，拥有成群的仆役服侍，当他们骑马在城中游逛时，仆人们拿着鞍垫跟在后面伺候，当他们乘坐雪橇时，仆人们则围在一旁烘衬出隆重的气氛；另外，贵族们在民事案件中有拥有审判自己农奴的权利；不过，贵族们在其他事情上就没什么优先权了，他们与平民一样都需承担国家义务，也得向国家上交贡赋和税。^[144]

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身份低微，生活贫困，过着近乎奴隶的生活。钱塞勒记述了俄罗斯平民悲惨的生活境遇。他指出，对一些人而言，监狱的生活甚至比外面还要好，因为外面吃不饱。他写道：

我听一个俄罗斯人说，若不受毒打，那么监狱的生活比在外面还要好。因为在那里不劳作也有吃的，有喝的，而监狱外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们即使劳动也挣不到什么好吃的。这里的穷人不计其数，生活贫苦、可怜。我看到他们喝着咸鱼汤，吃着发臭的鱼，而若不吃这些，那他们便没什么可吃的了，他们自嘲地说，吃咸鱼比鲜肉更健康。依我之见，普天之下没有其他的民族过着这般艰苦的生活。^[145]

这里需指出，腌制的咸鱼事实上是俄罗斯的传统食物，富人家里常用作下酒菜。钱塞勒所说的“发臭”应该是指鱼腌制后的味道，看来俄罗斯式的咸鱼不对他的胃口。(www.xing528.com)

弗莱彻写道，俄罗斯平民的地位近乎奴隶，他们承担着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贫困而艰难，在面对贵族时需毕恭毕敬地趴下行礼。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讨论国家问题的缙绅会议上，平民没有投票权，贵族和神职人员运用投票权通过“那些用来抑制平民地位的法令和决议”，由此将社会“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平民阶层身上”。^[146]他将俄罗斯的缙绅会议同英国议会进行比较后指出，缙绅会议完全没有保护人民免受压迫，而英国议会则是在推动那些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法案。^[147]对英国人来说，国内的奴隶制早已废除多年，在俄罗斯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感到震撼，这引起了他们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其中的一些批判性观点在英国对俄认识的发展进程中影响深远。

17 世纪中后期，奥勒阿里乌斯等一些西欧作者认为，俄罗斯平民具有天生的奴性，他们需要并自愿接受沙皇的专制统治。^[148]奥勒阿里乌斯写道，俄罗斯人生来就是奴隶，“他们永远都保持严格、一丝不苟的顺从性，在棍棒和皮鞭下去劳动”，并且他们习惯于这一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那里还有在贵人面前表现卑微和屈辱的风俗习惯，当平民因某事与贵人相遇时，“他们会用头几乎碰地的跪趴姿势来迎接”；当受到贵族惩罚时，“平民有时会抱着其脚苦苦地哀求，甚至感谢所挨毒打和惩罚”。奥勒阿里乌斯还提到，在俄罗斯的节日里年轻小伙子和半大少年会打群架，为的是练就抗打击的体质，以后便能轻松抗住肉体的惩罚。^[149]此处提到的“群架”实际是谢肉节（Mасленица）^[150] 狂欢周中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拳击搏斗。在拳战中，村里的男人会分成两队，先是少年们进行对决，然后成年小伙子们登场，比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久经沙场的拳手们才会出场，并结束战斗。拳击搏斗很激烈，但有严格的规则，禁止使用任何武器。^[151]这是当时俄罗斯广为流行的男子娱乐活动，为的是选拔真正的勇士，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罗斯多神教时期。显然，奥勒阿里乌斯在此做出了错误的解读。

在西欧人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关于农民和农奴情况的记载。他们记录了俄罗斯农民艰难的生活，但并未认识到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俄罗斯农奴制的本质。赫伯斯坦发现，农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耕种地主的土地，只有少量时间从事自己的劳作工作。他写道：

农民一周有六天时间都为自己的主人工作，只有第七天才耕自己的地。他们有一些地主分配的可由自己管理的土地和树林，并以此为生，其余的土地则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民的处境令人同情，他们的财产会遭贵族和军官强占，而且还被这些人轻蔑地称为“农夫”或是“黑人”。^[152]

普林茨介绍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他指出，农民每周需向大公纳税，向地主交租，卖掉用以购买生活用品的农产品后，所剩的食物便很少了，吃得差，穿着也粗陋，仅仅够维持生活。对此，他写道：

农民的处境是最悲惨的：他们每周都需向大公和自己的地主付一些钱，他们有牲畜、水果，还有一些农产品，但他们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邻近的居民，自己和妻儿们仅满足于吃黑面包，生活得非常贫穷，他们穿着粗糙的呢子衣服，做了树皮鞋，只为在工作时能不用穿靴子。于是，在这近乎是奴隶般的处境中，他们只关心当天的生活，而无力在耕作上再花工夫。^[153]

鲁特恩菲尔斯对他在俄罗斯看到的奴役现象做了描述，“有些人背负着奴役的枷锁到死，还有一些人在某些时候沦为奴隶”。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落后且无人性的制度，有违基督教教义。他分析了奴役现象出现的原因，认为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此外，一些人迫于生计，也将自己出卖以求得庇护和温饱。他写道：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人是主动卖身为奴，还有很多是因为债务问题或是别的原因沦为奴隶。还有少数情况，父亲有权利将儿子在一定时间里卖四次，丈夫也有这种权利卖自己的妻子（这称为债约），并且，孩子们只有在经历了四次买卖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控制，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人。除上面提到的情况（被卖为债务奴）外，很多人明明已通过主人的声明或是其他方式被释放，但又一次把自己卖给了新的主人，就这样，一次次从一个主人转向另外一个主人，永远都不会得到自由。这样一来，在贵族和一些富户人家里就养着大量的奴隶，奴隶们生下的孩子也归主人所有。他们担任信使、管家及监督各类工作的监工。当主人熟睡时，他们还要轮流值班，在夜里整点打更通报时辰，还要检查屋舍的阁楼以杜绝火灾的发生。他们的日常伙食非常差，苛刻地说，喝的是用蛋壳熬的菜汤。如果他们胆敢偷吃别的东西，那么主人就可依法肆意处罚他们，只是不得施以死刑。^[154]

奥勒阿里乌斯也对在俄罗斯见到的奴役现象做了描述。他写道，当时贵族阶层所拥有的奴隶和奴仆的数量非常多，“有些贵族拥有 50多个，有些则达上百个”，“主人们有权卖掉奴隶或是将其赠送给他人”。他还指出，莫斯科的一些主人并不给奴隶提供膳食，而是发放少得可怜的伙食费，因生存困难，一些奴隶便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偷盗和抢劫。他写道：

在莫斯科停留的日子里，几乎每晚都有小偷潜入我们的屋内盗走一些东西。那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小偷潜入房内，把主人房间的门插上，在里面拿走想拿的东西，如果主人没有足够的力气与之搏斗，那么便只能安静地待着，以免生命受到威胁或是房子被烧掉。所以，一些大贵族的院落都有卫兵特别守护，夜里像敲鼓一样，用包裹的木棒敲击一块挂起来的板子在整时报更。但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卫兵或是岗哨守卫者不尽责，反倒是给小偷们指保险的路或是帮助他们偷盗，然后再掩盖一切。现在如果没有有声望的人出具相关的证明，没人能被雇用做卫兵或是做其他事（除了奴隶，还是得需要一些雇工的）。上面提到的奴隶盗匪使得莫斯科的街上，尤其是在夜里，非常不安全，如果没有武器，没有向导陪同，很可能遭遇突然的袭击。^[155]

那时的西欧人对同一问题的记述有时也会出现分歧。在父母卖孩子为奴的问题上，奥勒阿里乌斯的叙述与鲁特恩菲尔斯完全不同。他写道：“没有一个父亲有权卖掉自己的儿子，也无人这么做，甚至也没有人把孩子送给他人使唤，哪怕父子俩在屋里挨饿。”^[156]西欧人在搜集消息的过程中，有时是亲身经历，有时是听他人传说，难免出现信息片面或是不准确的情况，因此有时会造成叙述完全不同的情况。在当时的俄罗斯，卖孩子虽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但这并不能避免一些人因生计所迫，哪怕是为孩子的温饱着想卖掉孩子，也有一些酒鬼为酒不惜卖掉家产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