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09年师范馆的最后一班学生的毕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寿终正寝了。此后,北京兴起了高等师范学校。师范馆曾经的顶梁柱服部宇之吉和他的日本同仁也一同返回了日本。而另一方面,第一班预科学生的毕业直接导致了分科大学的最终开办。分科大学本应在预科第一班学生毕业时就绪,但财政困难及其他原因使它的开办推迟了近一年。此外,分科大学行政人员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生源。然而其结果非常令他们沮丧,预科约150名毕业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选择了做官而非继续深造。
最终,分科大学除医科外其他七科均在1910年3月正式开办。到4月时已有387人入学。(117) 与京师大学堂初期的主管们(多是科举及第者)不同,分科大学各科的监督多是该领域的专家,或者至少曾留学日本。(118) 此外大学堂还聘用了许多曾在本校读书的留学生担任各科教授。其中包括留日的数学家冯祖荀和法政教授余棨昌,留英的物理学家何育杰、化学家俞同奎和法学教授林行规。
京师大学堂的建制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开始向当时的日本大学靠拢。安德森对此印象深刻。当提到分科大学的开办时,他说,所有这些新开办的科目“法、商、政治与历史、自然科学、土木工程、采矿与冶金和农业的内容都与时下欧美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内容相仿佛”。(119) 大学堂的这一转变主要应归功于张之洞。是他,领衔了1904年的大学堂重组;是他,在1908年为大学堂筹到了200万两的经费,为它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20)
然而,重组后的大学堂还没能真正培养出毕业生,就被迫暂停运转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打乱了大学堂中平稳的生活。除了一少部分学生无钱回家外,大多数学生选择回家避难。姚鹓雏便是辍学南归者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因为著名的戏剧家梅兰芳写唱词而在同学中颇有名气。他在革命发生后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然而他后来回忆说,当自己听到上面下令“关闭城门,凡遇剪辫汉人格杀勿论”时,吓得发抖。时任京师大学堂代总监督的柯劭忞也离开北京,去为清廷谋求地方的支持(在革命之后,他仍然表示效忠清朝,拒绝加入民国政府)。就在柯四处奔走之时,大学堂的前任总监督刘廷琛(日后成为了张勋和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的支持者)告诉那些留京的学生清军将不日平叛。但是,当学生们说服他应诚实地面对现实后,他同意为学生提供旅费,以使之离开堕落的京城。(121)
(1) 魏斐德:《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士大夫》,第57页。也见杨东平:《城市季风》,第45页。
(2)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冯夏根、胡少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译者注。
(3)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56、91页。
(4)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非西方世界的理解,参见柯瑞佳:《登上世界舞台: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冉玫烁:《中国早期的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尤其是第三章。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三章(引文来自第91页)。
(6) 许美德:《铸造中国大学精神:震旦公学与复旦公学,1903—1919》,《中国季刊》第94期(1983年6月),第330—331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02—105页。
(7) 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第2页。有关这些学生家庭背景的叙述参见第3章。
(8) 有关上海出版业的情况,可参见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1996年。关于上海的新闻业可参见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
(9)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哈佛东亚丛刊”第160种,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3年,第2、4页。
(10) 吴汝纶曾说张百熙出自荣禄之门,转见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10页。
(11) 郭罗基:《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北京之春》第61期,1998年,第27—29页。伦德:《京师大学堂》,博士学位论文,华盛顿大学,1956年,第157页。
(12)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页。
(1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2—55页。伦德:《京师大学堂》,第170页。
(14) 特温:《世界大学博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11年,第245—246页。
(15) 杨纪璋编:《姚鹓雏剩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4年,第31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25页。
(16) 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了译书局;学生大多来自香港,教习则多从上海徐家汇学堂聘请而来。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79—280页。
(17) 关于教科书的详情,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15—219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67—74页。
(18) 从1902年开始,广州广雅书局,以及湖南和浙江等地的官书局陆续向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送书甚多。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7页。
(1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2—55页。
(20) 此处有误,张百熙的建议是“目前姑请缓立大学专门,先办预备速成二科”。参见张百熙:《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3页。
(21) 据丁韪良说,张百熙之所以解雇外国教习,是因为他们要求张发还大学堂关闭18个月间的薪水。张最终答应了外籍教习的要求,并给了秀耀春的遗孀3000两银子。参见丁韪良:《教务杂志》通信,第33卷第3期(3月),1902年,第143—144页。伦德:《京师大学堂》,第159—163页。而陈平原的书中则暗示解聘丁韪良是因为美国公使专横跋扈。参见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北大旧事》,第44—48页。
(22) 关晓红:《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8—99页。王镇远:《桐城派》,台北:群玉堂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23) 胡志德:《写作的新方式:晚清文学的潜力,1895—1908》,《现代中国》第14卷第3期,1988年,第248页。
(24) 周启荣:《论道、科举与地方精英:清朝桐城派的发明》,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盖博坚:《四库全书: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第142页。
(25) 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6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22页。
(26) 据周启荣所述,宋学学者姚鼐在1770年代因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汉学学者不满而“发明”了桐城派。姚鼐的文学与哲学方法“对那些不满于现实政治和时代思潮的人而言有相当的号召力”。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桐城派有效地应对了1799年乾隆帝去世前后思想界发生的巨变”。乾隆朝晚期中华帝国由盛转衰,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忧虑——文人士大夫不再能垂范天下,而治学则沦为“为治学而治学”。参见周启荣:《论道、科举与地方精英:清朝桐城派的发明》,第184页。盖博坚:《四库全书: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第123、140—156页。胡志德:《从写作到文学:晚清散文理论的发展》,《哈佛亚洲研究》第47卷第1期,1987年,第68页。
(27) 曾国藩公开承认尽管对桐城派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是他的文风仍受了姚鼐的影响。有关晚清经典研究的融合趋势,参见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1994年。
(28) 刘广京:《为己的教育:曾国藩<家书>笺注》,第84—85页。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5、11页。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42页。鲍雪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变化:现代的开端》,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3年,第60页。伦德:《京师大学堂》,第303—304页。
(29) 胡志德:《写作的新方式:晚清文学的潜力,1895—1908》,第249—250页。张百熙执意聘请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而吴汝纶则极力推辞。张百熙不厌其烦地请吴汝纶出山,加上具有改革头脑的学者如严复和梁启超等也敦请吴接受任命,吴才最终同意就任。当时曾国藩之孙曾广镕受聘于大学堂。曾广镕的出面支持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参见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6、8页。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第14页。
(30) 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6—12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02—103页。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第35—43页,第115—118页。任达:《清末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73—78、139—140页。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30—435页。
(31) 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第15页。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9页。王镇远:《桐城派》,第144—145页。
(32) 林纾并不把自己归为桐城派,但是他与吴汝纶、马其昶和姚氏兄弟的密切关系给人留下了属于桐城派的印象。事实上吴汝纶曾很严厉地批评林纾的古文。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18、124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第19页。胡志德:《写作的新方式:晚清文学的潜力,1895—1908》,第252、261页。
(33)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20页。
(34) 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第5章。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9页。王镇远:《桐城派》,第10页。
(35)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0页。在18世纪,阳湖派与桐城派可以平分秋色,但由于两派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使得阳湖派常被看作是桐城派的一个流派。参见倪豪士:《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手册》,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98、501页。
(36) 除了是日本最杰出的汉学家外,服部宇之吉还与西方联系紧密,曾留学柏林大学。服部晚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他还建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参见葆拉·哈勒尔:《日本的指引:服部宇之吉在北京》;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81、228页;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第15页。关于在京师大学堂教授自然科学的日本教习,参见巴斯蒂:《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51页。
(37) 葆拉·哈勒尔:《日本的指引:服部宇之吉在北京》,“美国亚洲研究会”论文,波士顿,1998年,第1—5页。
(38) 1901年章宗祥撰写了《日本游学指南》一书,旨在鼓励青年留学东洋。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63页。有关范源濂的事迹可参见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9页。
(39) 葆拉·哈勒尔:《日本的指引:服部宇之吉在北京》,第1页。小野和子:《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代》,傅佛果编译,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60页。
(40) 服部宇之吉:《北京教育界的现状》,《教育界》第3卷第13期,1904年,第105页。有关京师大学堂中的日本教习,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26、319—320页。
(41) 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第9、80—87页。葆拉·哈勒尔:《日本的指引:服部宇之吉在北京》,第7页。引文来自贾祖麟:《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第145页。
(42)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5—56页。
(43)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96页。
(44) 据吴汝纶说,服部宇之吉曾告诉他,这些课程不仅日本有德国也有。参见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33页。
(45) 有关课程的内容,参见魏定熙:《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中国现代化的萌芽》。
(46) 分科大学预定三年后开办(实际历时更长),届时第一届预科毕业生正好入学。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7—97页。
(47) 关于考试的过程,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0—21页。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61—264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48) 《京师大学堂同学录》,1903年。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81—82、167—173页。王画初:《记优级师范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1—14页。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15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95—296页。
(4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6—57页。
(50)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北大旧事》,第22页。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18页。《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94、96页。《京师大学堂同学录》,约1906年。
(51)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16页。
(52) 王画初:《记优级师范馆》,第12页。《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24—229、238页。
(5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27页。夏彰德:《童年的影响:在危机时代成长的中国人,1890—1920》,“哈佛东亚丛刊”第136种,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0年,第2章,尤其是62—64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31—132页。
(54)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5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0页。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18页。有关同文馆学生生活的介绍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49页。
(55) 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北大旧事》,第5、7页。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18页。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26—227页。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6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220、373页。
(56) 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18页。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庸言》第1卷第13号,1913年,“国闻”第5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7页。茅盾:《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208页。
(57) 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第4页。
(58) 《记北京大学堂事》,《新民丛报》第38—39号会本,1903年,“纪事(国内之部)”。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68页。
(59) 王画初:《记优级师范馆》,第12页。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19页。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第3—4页。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3—24页。(www.xing528.com)
(60) 特温:《世界大学博览》,第246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第8页。
(61)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5—26页。
(62) 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第3—4页。
(63)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4—25页。
(64) 《力诋学堂》,《新民丛报》第23号,1902年,第107—108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83页。关晓红:《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第97页。
(65) 《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新民丛报》第27号,1902年,第94—96页。关晓红:《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第107页。
(66) 义和团运动之时,俄国趁机出兵东北。1902年4月,清廷与沙俄签约,规定东三省的俄军分三期十八个月内撤走。次年,沙俄违约不撤,反向东北增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67) 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第6章(汤槱的讲话见第135页)。冉玫烁:《中国早期的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第73—77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12页。
(68)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155页。
(69)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45页,第152—155页。
(70)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45页,第146—149页。
(71) 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222页。
(72)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4页。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20页。
(73)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52—155页,第162页。裴士丹:《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43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30页。
(74) 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20页。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背后的观念》,第299页。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68—269页。
(75)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69—270页。
(76)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71—272页。
(77)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71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86—87、115页。
(78)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30—31页。
(79)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4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4页。原则上,学生们在毕业前不准被送出国,但是张百熙支持那些想要早一点出去的同学。1903年12月,有31人被送到了日本留学,16人则去了欧洲。有关这些的详细内容,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41页。
(80) 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生》,《黄帝魂》,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湾,1979年。
(81)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31—32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4—5、127、232—235、242页。
(82)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39—148页。
(83) 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文化史》,第586页。
(84) 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哈佛东亚丛刊》第54种,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31页。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41—148页。
(85)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25、229—245页。有关“保人”的情况,参见宫崎市定:《中国的科举地狱》,谢康伦译,康乃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9页。
(86) 经学分为周易学门、尚书学门和毛诗学门等十一学门。《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98—101页。
(87) 在1902年的大学堂章程中,张百熙简短提及了对培养研究生的意见,但并未进一步发展他的想法。关于1904年的通儒院,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27—128页。
(88) 此后,总监督成为了京师大学堂的一把手。
(89) 艾尔曼认为科举的废除牺牲了众多科举士子的利益,而他们其实是最忠诚于清室的。由此,清廷便无意中瓦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文化史》,第586—587页。
(90) 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第5章。鲍雪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变化:现代的开端》,第78、86页(引文来自鲍雪侣书)。
(91) 服部宇之吉:《北京教育界的现状》,第98—99页。
(92) 拜伦·马歇尔:《学习现代化:日本教育层面的政治话语》,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93)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83—84页。
(94) 《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二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91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07页。鲍雪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变化:现代的开端》,第138—139页。
(95) 无我生:《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记》,《大公报》,1906年5月3—6日。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421—423页。
(96) 安德森:《中国的体育教育(1915年)》,路德·安德森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藏。
(97)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94—296页。
(98)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北大旧事》,第36页。
(99)作者理解有误。原文为:“学校学期考试可说极为严格:考试仅公布日期,不注明课程,所以第一日考试如须预备,必非同时看十余门功课不可!予在校的经验,即凡考前抱佛脚的同学,其成绩必多半不好;凡考在前二十五名得免费者,考试前三日多不看书,睡眠必充足,加以平时用心听讲,不放松阅读,非有特别事及生病,从不请假旷课,则即使考前不抱佛脚,成绩也不见得会坏。”陈诒先:《记译学馆》,《北大旧事》,第29页。——译者注。
(100) 陈诒先:《记译学馆》,第29、31页。
(101) 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67页。鲍雪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变化:现代的开端》,第84页。
(102)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06—207页。文中的结论主要基于1903—1906年的统计数据。
(103) 《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二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80页。
(104)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第25—26页。
(105) 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05页。
(106)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3页。《校志第二期稿》第四册,《史料稿》第二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26页。
(107) 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26页。
(108)《苏浙学生之激昂》,《校志第二期稿》第四册,《史料稿》第二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80—581页。安德森:《中国的体育教育(1915年)》。杨士京:《清京师大学堂革命运动之伏流及其曙光》,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109)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31页。有关大学堂出国留学的项目,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40—449页。
(110)保罗·贝利:《改造老百姓:中国20世纪早期的大众教育观》,第103页。
(111)但他认为两者其实不同,因为“太学以其名,而大学堂所制业,则务其实”。——译者注。
(112)《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390、393—396页。
(113)此处有误,毕业证上印有的是慈禧太后的《整理学风上谕》,盖的是“京师大学堂关防”和总监督的印章。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5页。——译者注。毕业文凭的照片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卷首插图。
(114) 比如: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做官的陈其瑷;1910年代安福国会议员、1920年代内阁成员符定一;安福系重要人物李思浩;安福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梁鸿志,他曾任段祺瑞私人秘书,后来在日本的操纵之下组织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是梁启超研究系的主要成员之一;徐世章,曾任交通部次长,此时其兄徐世昌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安福系的姚国桢曾为交通部官员;叶恭绰是交通系的重要人物;护法运动领袖、段祺瑞第一届内阁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朱深,安福系成员,1925年起任段祺瑞北京临时执政府京师警察总督。
(115) 学生的排名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384—389、396—403页。喻长霖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参见喻长霖:《大学堂师范预科毕业告诸生文》,1908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这篇讲稿上标有1908年的字样,但实际上毕业典礼是1909年举行的,所以我判断1908年是错误的。
(116) 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27页。我之所以判断张之洞的来访发生在他去世前不久,是因为胡先骕入学不久张就过世了。
(117)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42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6页。
(118) 比如工科监督何燏时,是中国最早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士学位的人之一;经科监督署总监督柯劭忞,曾留日多年研习教育体制;法政科监督林棨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农科监督罗振玉,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格致科监督汪凤藻,1892年到1894年间任驻日钦使。
(119) 引文来自特温:《世界大学博览》,第259页。
(120) 裴士丹:《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第198页。
(121)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0—21页。杨纪璋编:《姚鹓雏剩墨》,第28—29、31—32、116—117页。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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