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一步

1929年10月，中共蒲圻县委根据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中心坪泉门口召开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由县委书记徐敬之主持，参加会议的各区乡工农兵代表共计三百余人，大会认真学习和讨论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颁发的《革命政纲》，选举产生蒲圻县革命委员会，由余共太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还选举产生财政、军事、文法、组织和妇女等部部长。

蒲圻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红色苏区的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首要任务是大力宣传群众，广泛地组织苏维埃运动，为各地建立基层红色政权做准备。因此，革命委员会的各部部长和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都下到基层，在工人、农民中间做宣传发动工作。在农村，以区为单位派遣干部。曾耀南、张伯光、彭作非到东区，李绍先、李春华、李意尔到南区，祝大同、汪子霞到西区，李训斋、汪文斋到北区，等等。他们在农村，主要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核心的“五抗”斗争，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二是帮助各地组织地方游击队，使之成为支撑地方革命政权的支柱。在工矿企业，主要是组织和发展赤色工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条件。县革委会先后派遣张伯光、饶子标、张和、李光天等人，在铁路、茶业、纸业工人中开展工人运动，通过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以改善生活条件、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手段，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成立行业赤色工会。工农兵苏维埃运动正在全县各地掀起。

1930年3月，蒲圻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蒲圻县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月底，以蒲圻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柳家山召开工农兵和各民众团体联席会议，成立蒲圻县苏维埃筹备委员会，由余共太任县苏维埃筹委会主任，机关设在柳家山泉门口。大会还确定，在各区乡普遍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上，然后召开全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蒲圻县苏维埃政府。为此，县苏维埃筹委会还指定各区筹委会负责人，集中精力抓好苏维埃的筹备工作，其负责人是：东区李绍先，南区陈樵，西区贺良亨，北区祝自清、戴世华；特乡李祚佩、舒辉监。在各区负责人的努力下，成立了区级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东区设石坑渡，主任李绍先；南区设大屋山饶家，主任周雨成；西区设鹿角山张家，主任龚仕槐；北区设肖桥油铺李家，主任邓正楠；金峰特乡设中心坪，主任李祚佩。

1930年初夏，东区（木兰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木兰张家召开，参加会议的工人、农民、游击队员、青年、妇女代表一百多人，选举产生了东区苏维埃政府，由李绍先任主席，下设两个局：土地局、粮食局；两个部：交通部、财政部；两个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另配备秘书1人，区苏执委会由10人组成。接着金峰特乡成立苏维埃政府，乡苏执委会由10人组成，其组织机构的设置基本上与区苏政府相对应，所不同的是没有设交通部，而是增加了文化（宣传）委员会。东区和金峰特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全县区、乡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到1930年7月底，南、西、北3个区先后都建立区苏维埃政府，还建立30个乡苏维埃政府。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在全县各地蓬勃发展起来，蒲圻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

1930年8月，蒲圻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腹地——中心坪南山邹家召开，正式选举产生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边特委和毗邻的崇阳、通城等县派代表到会祝贺。参加会议代表听取了苏维埃筹备委员会主任余共太关于《蒲圻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情况》的报告，正式选举产生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和所属的办事机构，余共太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本仁为副主席，选举执委16人。内设财政、土地、军事、交通、管事5个委员会，分别由周子波、刘增南、汪子霞、马天飞、饶森阶任主任。机关设在廖家铺。下辖荆泉区、南冲门区、古井熊家区、枫桥区、中畈石家区、木兰区和赤壁特区及金峰特乡8个区级苏维埃政府。隶属湘鄂边革命委员会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2月21日，蒲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枫桥田家祠堂召开，来自蒲圻、嘉鱼、崇阳和湖南临湘的103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主席团确定由中心县委执行委员沈国桢向大会作关于中心县苏维埃政府前段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这次大会会期5天，到会代表认真讨论沈国桢的报告，学习湘鄂赣省苏的《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主要文件和法令，讨论并通过大会决议。大会选举杨绍震、彭作非为蒲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同时还选举产生财政、军事、劳动、土地、交通、卫生、文教、粮食8个部的部长，任命戴保华为政治保卫局局长。由于中心县委、县政府是以蒲圻为中心进行活动，所以蒲圻地方干部参加中心县委、中心县苏维埃政府的比较多，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机构许多干部选进中心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班子。因此，大会过后，蒲圻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由李世保任主席，刘增南、冯龙良、梅经武等人分任各部部长，并在南山邹家与中心县苏维埃政府合署办公。

蒲圻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开展苏区党的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苏区经济、武装和文教卫事业，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在经济建设上，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促耕委员会，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由劳动部、互济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组织促耕委员会，督促群众生产。在农忙时，乡苏还组织青壮年成立突击队、妇女帮工队，帮助红军家属和孤寡户耕作，抢插抢收。促耕委员会还帮助调剂种子，组织铁、木匠修复农具，提倡互帮互济，以人工换牛力。在促耕委员会的领导下，苏区没有荒废田地的现象；兴修水利，奖励开荒。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们克服各种困难，调剂一部分资金，帮助农民加固塘堰，挖沟修渠，提高防洪抗旱能力。还组织干部到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参加劳动，同农民一道参加改造自然的战斗；实行机关屯田制度。随着苏区版图扩大，政权建设日趋完善，干部队伍也迅速膨胀。为了不加重群众的负担，各区、乡党政机构普遍实行屯田制，即分得一部分公田和山林，由机关人员和游击队负责耕种和管理。公田公山的数量多少随各地土地条件而定，多少不一；帮助群众出售土特产品。为了解决群众的茶麻和竹木加工产品销售的困难，搞活经济，苏维埃政府组织对茶、麻和竹木加工产品统一收购，统一经销，由赤卫队护送，把茶业、苎麻、竹木加工品运到羊楼洞、岳阳、武汉等地销售，换回群众急需的食盐、煤油等日用生活品。在收购销售过程中，严格执行让利于民，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准搞中间剥削，群众非常拥护。

二是积极发展工副业生产。苏区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办起许多小工厂，这些工厂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军用的有县苏修械局、硫磺局、被服厂、红二师后方医院办的制药厂等，这类工厂主要是修理枪械，制造炸药和治伤药物，为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服务。办得好的有修械局和鄂南被服厂。民用工厂有造纸厂（一、六区办）、印刷厂（中心县委办）、小煤窑（一至六区均有）。此外还先后办起了一批木板厂、竹器厂、油榨坊、缝纫厂、粗茶加工厂、石灰厂、砖瓦厂、食品厂，等等。这些小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搞活了苏区经济。苏维埃政府还大力鼓励农民发展以养殖业、编织业为主的家庭副业，增加生产，保障供给，使市场出现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1931年蒲圻苏区的猪肉只卖两角钱一斤，比白区要便宜一半。

三是抓好商业贸易。兴办合作社，县苏办的叫总社，区苏办的叫分社，乡苏办的叫支社。这种合作社不以营利为目的，它的宗旨主要是为苏区人民生活服务。经营的品种有布匹、煤油、食糖、食品、电池、电筒、火柴、肥皂、针线和药品，等等。这些货物来源一靠打土豪没收，二靠利用关系到白区采购，三靠与白区商人搞以物换物。群众购买东西，既可使用银圆、流通券和苏区发行的货币，也可以用土特产品交换，十分灵活方便，成为苏区商业贸易的主渠道；允许私人经营商店。县苏区政府在《告小商人书》中告白，为了搞活经济，活跃市场，苏区范围里的小商小贩可以自由开业，合法经营，白区的小商小贩也可以到苏区来与群众直接进行贸易。这些小商小贩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贩来许多苏区迫切需要的物品，带走群众生产的大量土特产品，进一步活跃市场，成为苏区商业贸易的有益补充；为了解决赤、白两地物资交流和发展对外贸易，县苏区政府在中心坪设立转运局。转运局主要负责苏区商店收购的竹木、茶叶、苎麻等土特产品的推销、转运，设法采购苏区缺少的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及军需品。当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禁止各类食用品、军用品、药用品进入苏区，企图断绝根据地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达到困死根据地军民的目的。不少地下党员和游击队为转运物资惨遭杀害。红色商业工作者采取秘密采购、伪装藏匿、物资护送等方式，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保障了军民的供给。(www.xing528.com)

四是抓好财政金融工作。苏区的财政收入一靠苏维埃合作社和工、矿企业的利润收入；二靠没收土豪劣绅、祠堂庙宇及神父牧师的钱财物所得的收入；三靠工商税和行商税收入。为了管好、用好这笔钱，县苏维埃政府实行统一收支，严格管理，各级苏维埃所收的款项，一律交县苏财政部集中使用。由于严格实行了财经纪律，干部都自觉养成一种廉洁的风气。苏区财源虽然不很充足，但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转。

在金融领域，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本着服务经济建设，服务根据地军民的原则，明令取消农村和集镇的“钱加三”“各加五”“场上息”“印子钱”“驴打滚”“青苗债”等高利贷；当铺由政府接管，城乡贫苦农民典当的物品无偿退还原主；没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和官僚的财产，建立苏维埃银行。为了筹集硬通货，发展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蒲圻中心县苏财政部还规定在苏区范围内，不能使用银圆，只能使用流通券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苏区持有银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银行兑换流通券和纸币。苏区银行筹措的银圆一部分作为银行资本存入金库，一部分上交省银行。有关单位要到白区采购物资，可以用流通券和纸币向银行兑换银圆，但在白区出售土特产品所得银圆，也必须如数存入银行，或兑换流通券和纸币使用。所有兑换手续，必须通过苏区银行进行，私人或单位与单位之间不允许私自兑换。采取这种措施，对稳定苏区的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武装建设上，大力支持蒲圻中心县委、中心县苏维埃政府创建鄂南红军第二师。红二师在师长汪子霞率领下，转战蒲圻及湘鄂赣边区，先后参加3次反“围剿”斗争，经历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为开辟湘鄂赣边苏区，巩固鄂南红色根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蒲圻县游击队。有队员三十多人，队长李祚元，政委戴正发。1929年12月游击队更名为鄂南赤色游击队。1930年7月，中共鄂南特委以鄂南赤色游击队为基础，建立鄂南红军独立师，隶属鄂南特委（蒲圻中心县委）领导。建立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游击队（简称独立游击队）。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调东区游击队武装为县苏维埃政府独立游击队，由姚国斌任队长，李正华任政委，有三十余人。建立崇蒲游击队。为了开辟崇阳、蒲圻边界地区，从独立游击队和东南区游击队武装中抽调二十余人枪，组建崇蒲游击队，由李世禄、李世钱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其主要任务是打击崇蒲边界地区的保安团武装，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组建区游击队、乡赤卫队（赤卫军）。狠抓三级武装建设的结果，做到了工农武装化，群众军事化。这对于应付当时恶劣环境，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敌人以有效地打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蒲圻苏区兴办全日制列宁小学。这类学校由苏维埃政府筹资兴办，吸收7至16岁的儿童入学，学校开设语文、算术、唱歌、体育等课程，教材由县苏教育部统一编印。有专业教师讲授，学生全天上课，校名一律称作列宁小学（为了区别，往往在校名前面冠以地名）。这种学校苏区一共有8所，计20个班，在校学生504人。兴办民校。这类学校由乡苏维埃政府资助，群众自己集资办起的学校。学校大都设在祠堂庙宇之中，桌凳由学生自带。学校主要开设语文、算术两门课，聘请当地有文化的人担任教师。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的原则，做到读书、劳动两不误，很受群众欢迎。苏区这种学校比较普遍，一共办了二十多所，在校学生有一千余人。兴办农民夜校。基本上做到大的村庄一村一所，小的村庄几个村合办一所。上夜校有男有女，年龄在20至45岁不等。大的夜校有五十多名学员，规模小的也有二十余人。全县能够常年坚持下来，办得较好的夜校共有四十多所，参加学习的群众有四千余人。各地夜校既是农民学习文化的场所，又是革命积极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兴办文明学校。文明学校是妇女会创办的一种新型学校，它接纳的学习对象一般是青壮年家庭妇女。这些人都是家庭主妇，受家务拖累，白天走不脱身，晚上也难以离家上课。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文明学校采取巡回上课、送教上门的办法，组织她们学文化。

蒲圻苏区。运用多种手段广泛开展社会宣传。首先是办报纸，1931年下半年，蒲圻苏区大规模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配合土地改革工作，县苏创办《农民报》，每3天出一期，每期发行二百多份，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报道蒲圻各地土地分配工作的情况，介绍外地土地革命的先进经验，等等。蒲圻中心县委成立后，也创办了《团结报》，发行数量近千份。除办报纸、建立巩固的宣传阵地外，各地苏维埃政府还根据党在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翻印有关文件、书写标语口号、印刷革命传单，画漫画、壁画，广泛地开展社会宣传，把党的工作任务宣传到家喻户晓。蒲圻老区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留下的许多标语口号“拥护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巩固苏区！”“允许中小商人照常营业！”“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开展反围剿斗争”，等等。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因地制宜，积极筹办文艺宣传队，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文艺宣传队一般设有歌咏组、舞蹈组、戏剧组，他们以苏区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编写了许多歌舞、渔鼓、道情、话剧等文艺节目，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此外，大多数乡苏还办起了群众俱乐部，配置有二胡、笛子、象棋、歌本、刊物等，成为文娱体育活动爱好者的活动中心。每逢节假，俱乐部活动的积极分子们，还组织起来玩龙灯、耍狮子、踩莲船。既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苏维埃政府先后办起了3所医院。（1）鄂南红二师后方医院，亦名“红后医院”。1930年11月成立，是蒲圻苏区最先办起的一所医院，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地方红军和游击队。医院设在山清水秀的横柏港王子山，院长潘万里、政委王益美。全院有医护和工作人员二十多人，下设洗衣队、服务队、炊事班。红后医院主要接纳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及地方游击队员。医院最多时接纳伤病员八十多人。医院除能医治一般的创伤外，还能接肢截腿。医院工作人员每月发6元薪金，伤病员每月发4元营养费，伤病员的伙食费由鄂南特委（蒲圻中心县委）供给。（2）鄂南医院。1931年2月在中心坪南山建立。这是一所民用医院，主任彭祖辉，继任刘玉岗。医院分中、西两院，中医医师5人，西医医师4人，设有病床五十多张，业务十分繁忙，高峰期曾一次接纳一百多个病人，是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医院办起后，深受群众欢迎。（3）蒲圻中心县后方医院。1931年8月，蒲圻中心县委报请湘鄂赣省委同意，设立蒲圻中心县后方医院，分别从阳新龙港医院和蒲圻县鄂南医院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组成。后方医院服务对象是苏区的干部、战士，实行免费治疗。万维才、罗成先后任医院院长，有医生6人（其中中医2名），护士7人（其中女护士3人），炊事员3人。设病床三十余张，一次可接纳六十余人。院址先设在柳家山，后迁到横柏港。1932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剿”蒲圻苏区时撤至阳新县龙港。

在开展苏区土地革命运动中，一是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土地革命委员会，指导全县的土地分配工作。各地以乡为单位成立土地革命领导小组或土地革命委员会，由乡党支部书记任组长（主任），乡苏委员、土地委员为组（委）员，具体领导本地的土地分配工作。各地土地革命领导小组（委员会）人数5至10人不等。各乡的土地革命原则上依靠村苏维埃干部进行，乡苏委员和土地委员及土地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深入各村，同村苏干部一起工作，掌握政策，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新开辟区和工作基础较弱的地方，则由上级机关直接派遣工作队，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二是召开土地分配工作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委、乡党支部书记和区乡苏维埃委员会近百人。到会同志集中学习讨论土地法的有关政策；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划分阶级、如何分配土地、减租减息，等等，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学习讨论一两天，使每个同志都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蒲圻县土地分配条例》。县委土地分配工作会议结束后，由区到乡到村，分级进行传达贯彻，层层培训骨干，从而保证全县大规模的土地分配运动顺利进行。

蒲圻苏区土地革命工作先后经历3个年头。1930年8月，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即着手在根据地进行土地分配，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是在1931年进行的，只有少数地区1932年才开始分配土地。蒲圻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大体上经历局部试点、全面铺开、收尾工作3个阶段。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县苏所辖的8个区52个乡中有3.66万个农户，近10万人分得土地。土地革命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性，推动了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促进土地革命鼎盛时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