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研究

互联网+Web2.0时代的全面迈进，网络空间的高度自由为民众内心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围观、宣泄和狂欢的平台，言论的自由化为民粹情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压抑情绪下的非理性言语表达经过不断地嬗变就发展成为新型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民众在道德感和正义感驱使之下，抱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网络政治行动之中，他们希望看到民主和谐的社会，渴望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些动因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源泉。盘点当下网络舆论的参与群体，大学生成为引导网络舆情的主力军，然而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的调查却是微乎其微。为此，我们试图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尽可能真实地了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的真实情形，这对推进网络民粹主义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情况的深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一）对网络热点事件的极端民粹化表达

在社会行为中，话语被视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权利，即话语权。话语的形成过程既是某种运动组织者动员参与者而构建策略性框架的过程，同时也是某种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心态）的反应和表现。

1.具有“见官则反”的怨恨情绪

网络民粹主义者常常把自己扮演成弱势群体利益的捍卫者，要动员支持的是社会中的草根阶层，而网络空间最活跃的人群是占社会人口比例50％的年轻人。高校学生是新生代的代名词，他们血气方刚，对社会公平公正有所期待，对国家治理十分关心，每当事件发生往往通过参与集体围观，网络声讨汇聚来表达意见，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施加影响，网民自己行动的同时也加强了整个弱势群体的力量，以显示强大的舆论力量。2010年10月，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中一名女生于当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紧急治疗后方脱离生命危险。这本是一则普通交通事故，但肇事者在事发现场不仅没有悔悟之心，还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正是这句话，使事件掀起层层波澜，日后也成为网友们嘲讽嚣张跋扈“官二代”的流行语。

被称为“愤青”的学生们也频频发声，在微博、微信平台将自己的个人情绪、牢骚话儿、私人化点评、各色揣测之言以话语形式全面公开。他们不断地追问事情的真相、呼吁公平正义、戏谑社会弊端、交流观点和看法，简洁有力地表明态度立场或直接向抗议对象提出诉求。本研究就“李刚门”这一热点事件对大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表现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得出如表4.11的数据。调查数据显示有近40％的学生有着对“官员”不满和对立情绪，还有近55％的学生怀疑政府的可信度、怀疑法律的权威，在大学生的舆论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在对涉及官员事件的舆论表达中总是将苗头对准政府，怀疑政府的权力滥用。

表4.11　对“李刚门事件”的态度

随着时代脚步的前进，“微传播”模式风起云涌，在微传播平台的簇拥之下大学生们早已不满足于纯粹的“清议”和“坐而言”，而要争取“起而行”和“以言行事”。“人肉搜索”这一新的“真人秀”节目搬上了网络荧屏。人肉搜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虽然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却能把话语地位和话语音量极低的“无权者”的抗争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揭露官员丑闻与腐败时可发挥重要功效。

2.具有“见富则怒”的不平情绪

从当下活跃在我国网络空间中的民粹主义总体情形来看，其表现只能算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场运动。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它悄无声息，但并不意味着它堙没消亡，而往往处于蛰伏状态，待时机成熟之时，就会如同潮水一般汹涌爆发。在现代网络民粹的发展进程之中，早已摈弃早期传播对平民简单赞美的做法，更多的是带着时代烙印与社会情绪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之中。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富人阶层或选择沉默或老于世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他们缺失使命感与责任感，从而导致大众对其不信任甚至是厌恶。“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富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只有穷人才能彼此怜惜”，这些言论给青年学生的责难找到了借口，同时也为仇富心理提供了栖息之所。

2009年杭州飙车案一度成为轰动全国的交通肇事案件，持续三个月才得以画上句号。我们不禁思索：为什么原本一个普普通通的交通案件能够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呢?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整个事件都在围绕着贫与富的矛盾而发展，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涉案者是大学生的身份，大学生的悲惨遭遇往往能够普遍引起共鸣，与此相照应，一个麻木不仁的“富二代”形象俨然成为大家批判的对象，由此引出的是对所有富人的憎恨和鄙视。因为这起事件中受害人谭卓是一个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和本研究的受访者具有同样的身份，这更能激起受访者的情感共鸣。笔者将受访者的核心言论进行整理，见表4.12。

表4.12　访谈

我们通过访谈可以看到，观点基本与问卷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将上述观点进行归纳，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肇事者“富二代”的身份点燃了舆论的怒火；其二，受害者是毕业的大学生的身份引发了公众无限的同情与哀悯。大学生群体也和其他民众相同，对富人阶层都具有仇视心理，这主要以反对富人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眼中富人都是“奸商、有钱能为所欲为”的形象，老百姓都是“受欺负的对象”，事件发生之时更多的是把关注点都集中在涉案者的个人身份上，相对忽视事件本身的情况，一旦富人的行为、言语出现问题，就会受到猛烈抨击。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本来商业如水流，作为商人去哪里投资，投资多少是人家的权利，但就因为李嘉诚曾经是“中国首富”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一做法又给“吐槽君”们发挥的舞台，大学生也是乐此不疲加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帖子“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时间被疯狂转载。

3.具有“见敌则愤”的爱国情绪

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是长期被欺负、被打压、被侵略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传统使民众形成了仇恨与怨愤情绪以及长期落后挨打形成的“自卑”情结，这些受压抑的情绪也会寻找发泄的出口。伴随中国的崛起，也产生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热点文化作品。作品中包含的对国家爱国之情和对敌人的愤恨之情与网络“愤青”的言行遥相呼应，在某些重大事件下，一触即发，一点就爆。原本是积极维护国家权益的爱国主义言行，在极端思潮的影响下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民粹主义。作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典型案例，2016年7月12日发生的南海仲裁案引起了广泛关注。新浪微博对“南海问题”的统计数据（见图4.2）显示，21％的网民就南海问题表示出对菲律宾调侃、奚落的态度；有8％的网民认为要相信国家的政策和立场，不可冲动；有近一半网民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支持国家对领土寸土必保；有25％的网民认为是美国从中作梗，要予以强有力回击。(www.xing528.com)

图4.2　针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可以看出，在这次舆情中网友一致支持党和国家，微博上粉丝拥有量超过千万的“@英国报姐”发表博文《关于南海仲裁“中国并不想理你们，并向你们扔出了一堆证据”》。文章一经发表，被转发19.61万次，影响面达到4168.57万人次，“爱国”与“抵制菲律宾”也成为极度热议的话题。至此，网民的爱国热情被推向高潮。仲裁结果公布后，国人群情激昂，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纷纷在网络、贴吧中留言发表观点。网民大多都表现出了爱国情怀，做出了自己认为恰当的爱国态度和行为，但网络社会使人们“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5]。网民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会被狭隘的群体意识所蒙蔽，丧失个人意识，如果干预不及时，往往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在爱国激情四射的背后，藏匿着非理性的端倪，心怀鬼胎的微博达人往往乘虚而入，以精神领袖的身份蒙蔽网民的意识，让原本理性的爱国精神变成恶意炒作与反叛的根源。作为年轻人，有爱国热情和爱国行为原本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但要保持头脑冷静，不能以爱国之名行“伪爱国”之实。

4.具有“见权威则抨击”的逆反情绪

进入到新时期，信息技术已经广泛普及，网络上各式各样的草根文化受到大众的欢迎，而“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草根传播文化形式为大众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切入点”^[6]，在大众平台推广之下很容易一呼百应。长此以往以“反智”为标志的文化消费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民粹主义发酵的新样式，文化消费民粹主义经常倡导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引导方式的平等性，极力反对权威、反对垄断，进而反对所有的精英群体。反智主义主张带来的是群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娱乐至上，“山寨春晚”堪称代表。文化消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狂欢式”民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恶搞，一种是山寨。恶搞也好，山寨也罢，共有的是以“底层趣味”为导向的传媒文化，以及对“精品”“权威”的抵抗和逆反。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类真人秀节目，几乎占据了电视收视主阵地，以“非主流”取代“主流”、以“娱乐化”代替“审美追求”，健康向上的爱好没有了存在市场。

大学生是年轻人的代表，这一群体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新时代下个人的追求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受猎奇心理的影响，原本无聊的事情在他们那看来也是有趣的，自然而然地会去支持那些滑稽的网络活动，比如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仅吸引了大学生的注意力，还使他们成为主要传播主体。大学生也加入到传播队伍中，在其他领域不断扩延，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贾君鹏是谁，之所以会传播盛行就是因为这种滑稽的大众娱乐化趋势，感染更多群体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生群体。“李刚门”事件发生后，在各大论坛、贴吧、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被频繁讨论，以“我爸是李刚”为样本，网友们发挥着神奇的想象力，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神句、剧本，甚至还被改编成网络神曲唱遍大街小巷。正是这些新奇的方式变相地加速了事件的蔓延，加速了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集体记忆，从而影响大众的道德意识和对社会的正确认知。以上列举的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反权威、反主流、反智性的特点，他们渴望参与文化生产、文化活动之中，不甘心接受主流文化所倡导的观念而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近期，曾经受到广泛关注和争议的两名“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和陈生，把猪肉铺子开到了江苏省南京市。“北大才子卖猪肉”的牌子引来当地民众排队疯抢，大家不禁好奇“才子”卖的猪肉味道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暂且不谈北大才子卖猪肉的选择正确与否，我们要关注的是这起事件重新掀起了“反智”浪潮，这又给那些鼓吹者滋养了端倪，借由这起事件，民粹主义者不断鼓吹接受高等教育一无是处、成为精英同样一无是处的观点，这不仅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发展障碍，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观之，“反智”主义的浪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二）大学生对官员、富人形成“刻板印象”

事物的传播过程都要借助网络媒体中的群众发言来营造能被公众所熟知的话题，以使传播者能够掌握舆论传播走向。一般来讲，能够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议题一般都具有建构价值，例如：贫富对立、官民冲突，甚至延伸到房价、股价、物价等方面，这些均是议题构建的领域。美国学者朗氏夫妇对“水门事件”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议题建构理论”^[7]。在该理论中，郎氏夫妇认为整个建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对事件中的典型人物贴标签，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尤其强调某些事件的标签作用，特别是事件中的典型人物形成了“刻板形象”标签。

网络舆论整个发酵过程通常都要经过形成、传播、扩散与消退这几个阶段，其中在形成过程中都离不开新事物与旧事物的不断博弈。旧话题在一定时期内会被热议，但是如果超越这一时期就会随着事件的推移而被人们逐渐淡忘，但旧话题消失的同时新的话题又跃起，并且新话题中总是存有对旧话题信息的保留。这样，新的热点突发事件带动新话题出现的同时，也会加深对原有的相似话题的刻板印象。如此这般，新的舆论在走入我们的视线之时会导致新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再次产生。无序的网络草根传播，强迫民众在心中对网络民粹主义形成“刻板印象”，尤其是网络民粹主义暗流在大学生群体中一直如泉水般涌动，受到大学生群体的强烈追捧，长久以来在大学生心中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遵此逻辑，民粹主义者会突出事件的强势与弱势关系。利用网络广场政治传播的混乱性，通过谣言和污名来进行动员，蛊惑那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因为只有突出强弱的对立关系，才能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情景建构往往是突出强者的嚣张与弱者的无奈，身份构建则着重突出贫富悬殊、阶层对立。不管是身份还是情景，往往都伴随着谣言的建构，使事件发生冲突，从而激发公众的悲伤、忧郁、愤怒等情绪。如在“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的舆论中，有关当事人李启铭父亲李刚身份的谣言可谓层出不穷，如李刚岳父是副省长，家有五套房产，神通广大操纵央视为自己做宣传以及买通目击者作伪证致使李启铭逍遥法外等。这些谣言可谓是铺天盖地，李刚甚至被称为“被谣言包围的父亲”^[8]，作为一个基层干警面对网络谣言可谓是百口莫辩。同样，在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中，民粹主义者也通过大肆渲染谣言，以达到推波助澜的效果。2014年3月30日上午，广东茂名部分民众因当地拟建芳烃（PX）项目在市委市政府前聚集游行，在警方介入后，形形色色的谣言如“15死300伤”“坦克车进城市”等不断在网络上传播，并附以血腥图片甚至是视频影像，网民情绪被点燃，群情激昂，最终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极化事件。

民粹主义认为，“人民”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处在悲苦的境地，孤立无助，需要同情并拯救。依据这一逻辑，民粹主义者通常用煽情手段进行情感动员。强弱关系以及身份、场景确定后，就需要悲情渲染来借势造势。因为能唤起网民对底层处境的认同和同情，甚至是激发网民愤怒情绪，就能形成巨大的势能，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在悲情叙事中，网民一般会重视过去的情感伤痕，把“弱势”的一方描述得无比悲惨。如在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情感倾向就非常明显。有网友把上海杀警察的杨佳和湖北刺死官员的邓玉娇描绘成替天行道的“英雄”“反腐斗士”。网调显示有80％的大学生声援杨佳，干扰司法审判。甚至有网友把杨佳称作“杨大侠”、把邓玉娇称作“中国第一烈女”，勇敢刺杀“骄淫横恣官员”的“当代穆桂英”。

（三）发酵“闹大才会引起注意”的“看客”心理

当今传媒已由“传者本位”转变为“受者本位”，在“看”的方式进入“碎片化”的阅读时代，据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调查结果显示，当遇到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求围观，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件中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就正常渠道而言，如果通过网络反映问题，得到重视，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这算是和谐社会；然而就制度性的利益表达而言，通常是渠道不通，对普通百姓而言，政府领导信箱投诉、上访等渠道不起作用，底层的抗争就会转向求助于网络空间了。网民通常选择“闹大”，因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及行动逻辑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解决问题的常态套路。同样，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对事物充满着猎奇心理，喜欢在事件发生后进行围观，更对事情闹大感到幸灾乐祸。

“闹大”是一种舆论策略，我们很难对事件行为主体做出评判，特别是“闹大”的动机是什么，“闹大”的性质又是什么，更多的是对简单的闹大现象进行窥探。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想要利用群体性事件来伸张正义的人有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高达56.34％，足见“闹大”行为已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具体的“闹大”事件生动形象地诠释和印证了什么是“闹大”，这体现了社会治理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共同性的问题。这也是理解和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线索。“闹大”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网络民粹主义的一种期待，在声势浩大中形成舆论压力，促成问题的解决。新媒体时代，舆情的复杂难预测、易嬗变、传播广、影响大等特性，造成了官员的舆情恐惧症。

2015年，一则大学生因掏鸟窝被判重刑的帖子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代表性的转发微信帖子有：《河南大学生在家无聊掏鸟窝，竟被判刑十年!》《被重判的鸟事和被轻放的贪官》。第一则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小闫是河南一名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家待着闲得无聊，他发现自家门口树上有个鸟窝。于是有一天它找来梯子和朋友小王爬上树上去掏鸟窝，没想到最后出了事。第二则帖子则将大学生掏鸟窝被判重刑与贪官被轻判联系在一起，巨大的反差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从评论中可以看出，网民普遍认为法院判刑过重。话语修辞的高妙之处是作者故意隐藏了事件的真相，将当事人闫某描写成了一个无辜者，完全不顾及闫某是倒卖珍稀保护动物的老手这一事实。两则帖子将读者的视线引向了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刺激民粹主义的神经。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小事件容易在论坛中被围观，被热炒，以至于不满情绪不断发酵，迅速上升为朋友圈热议，被网友疯狂转载，成为网络社会中围观的热点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网民是想了解事件真像而发表看法的，但同时我们从整体而观之，多数人的围观与起哄使事件不断扩大变得复杂。这种非理性的围观行为使得单一事件在短时间聚焦了巨大的注意力，成为网络社会“街头巷尾”讨论的中心议题，也就是说，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的“多数的暴政”，这正是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性使然。

我们在网络经常能看到是“骂声一片”，一起正常的事件往往引起网民无节制的、过分的反应。而无管制的网络恰恰是孕育这种负面能量抗争文化的温床。对网络的监管缺位就如同对游行过程无法监管一样，在骚乱过程中的人们往往是不理智的，是冲动的，温和的人也容易变成暴徒。英国奥运形象大使甚至成为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中的一员；2012年中国因钓鱼岛事件游行的人群中，也有许多人原本温文尔雅却也参与了打砸抢行动。而网络群体之间更加肆无忌惮，虚假消息漫天飞，一旦有人发出有道德倾向的帖子，回帖马上便是一边倒，而不管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和夸张性，甚至有公司雇用“网络水军”来推动帖子的回复。而相关部门往往对辟谣不够及时，媒体也缺乏独立的立场去引导网民的判断，于是容易酿成网络上的公众事件。勒庞曾指出：“孤独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9]在网络群体中，当意见一边倒时，一些想表达独立看法的帖子便被淹没在谩骂声中了，甚至一些人干脆潜水，于是网络阵地就被这些负面能量占领了。这种负面能量影响到其他的不明真相者，于是这种“围观”文化便越来越泛滥，这种喜欢起哄的看客心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