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河县志：工作实践及国际艺术展览经历概要

1929年研究所国学门恢复，马衡先生以导师名义，仍主持考古学会。是时，助教黄文弼忙于整理西北科学考查团采集的古物，庄尚严调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兼故宫博物院古物信第科科长，工作无人，遂招我为助教，是年秋，日本考古家原田人、滨田耕作等来华参加中日东亚考古学会例会初次相识。11月，马先生偕予及常惠赴河北易县调查燕下都古迹，次年发据。马先生指导编写考古简报及论文，北平《新晨报》主笔邓之诚先生介绍在报上发表，日人水野清一、关野雄曾加称引。

1929年秋，北平图书馆编算王重民、孙精第约我和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孙海波、庄尚严齐念衡、罗根泽，共同刊行《学文》杂志，发扬学术，时人称为北学派。

此时，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地系需要师资，朱希祖先生介绍我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一课，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一直任该校讲师又讲述《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选读》《方志学》，都编有讲义，后增订为《中国方志学》及《中国史学概要》在上海、重庆出版。

1930年《新晨报》刊出《编辑北平测》，北平特别市聘为古迹古物评鉴委员，兼议修志之事时马衡先生兼任北大图书部主任，发行月刊，嘱写讨论中文编目文章，又写了章学诚《史籍考》的评述论文。对图书目录之学，开始研究。其后写《校新论》和编辑《中国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京同礼、伦明等先生辅导之力居多，1933年9月，参加教育部影印《四库全书》的讨论，反对无选择地重印《四库图书》。

1931年，我国与瑞典所组织的“西北科学考查团”，采集品全部运至北平，北大教授马衡、刘复两先生研究额济纳河畔两汉烽楚出土竹木简牍，我和傅明德登记整理、由常惠、侯印卿摄制照片。

1934年，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嘱撰《故宫方志书目提要》，写成了江苏及河北两省部分，同时河北通志馆成立，袁先生推荐我和孙第、王重民兼特约编纂，为订体例搜集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为敌人所踞，国入倡导开发西北，1934年友人编印《四北春秋》《天山文化》《大戈壁》，尝为写历史考古小品文字，以阑述文明灿烂的大西北，这时，仁人志士倡议复兴中华、收复失地，须重建农村，充实国力，或认为晏阳初定县翟城村的经验耗资多，收效小梁漱溟则创办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新河月刊社王华农曾参加工作，我则以为欲有所作为，必先从调查研究着手，遂在《新河月刊》《河北国民日报》写了几篇高谈阔论的文章，无补实际，实际若不打倒骑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则永无翻身之日。

1934年7月北大改组，遂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马衡院长以故宫“盗宝案”正引起社会注目，遂着我管理库房藏品及册博。1935年派往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工作，因瓷器易于损毁，无人保管，乃勉为其难，负责保管，从此对祖国伟大发明的瓷器，发生了兴趣。在英、法、德、意、瑞士游历时，着重参观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对其博物馆藏品中的瓷器，尤为注意。当我国文物在英国皇家学会百林顿大厦展览时，每日观众数千，观众对吾国刻版图书苦不了解，我应中英学会之约，用英文撰写了《中国版刻图书小史》，刊载英国《中国评论》。是时，王重民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经其介绍与汉学家伯希和、罗都尔伯爵（最早游览太原天龙山并拍制照片的外国人），及赛奴斯吉博物馆馆长杨斯，卢浮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萨尔夫人相识，程曼叔导游时，她给予很大的方便。我国有传拓古器形及铭文的传真术，萨尔夫人招待参观库房时，授以此术并赠以纸，法国图书馆馆长还介绍王重民、于道泉和我参观了法国档案馆，韩儒林、李健民、胡天石曾导游法国博物馆和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对于外人在我国盗窃我珍贵文物之精，数量之多，感到诧异与愤慨，李石曾在日内瓦创办的中国国际图书馆，既宣扬了祖国文化，又便利西方学者的研究，贡献极大。归国后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旅欧见闻和观感，日本桥川时雄1940年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曾作了介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人日本军人之手，次年敌伪院校有来聘任教职者，遂悄悄离平，由塘洁登英轮经香港转赶后方，以避之行前将博物馆协会书刊及文物玻璃图版藏之大高殿后御侍衙门正堂北夹壁墙内，私藏文物图书存德丰木厂、茶食胡司当铺及傅明德处。至贵阳即留守故宫博物院库房。不久贵阳玻敌机轰炸，古物移运安顺华严洞。1939年被派参加莫斯科的中国古物展览，兼任东方文化艺术博物馆咨询，曾为拟定编辑中国文化艺术史提纲，又写《中国瓷器发展小史》驻苏大使馆秘书日青夫译为俄文。是时，与国家历史博物馆吉西夫博士夫妇及东方文化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哥鲁哈聊娃相识。当时感到苏联社会主义类型博物馆在保管陈列、宜传教育工作另有一套新颖方法、取长补短，值得研究，曾数次在国内刊物撰文介绍。

1940年返回重庆，朱希祖先生介绍到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从事编辑《中华民国大事纪长编》，担任孙中山倡导革命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第一部分。为了筹备国家档案库还翻译了欧美档案学档案馆的论文10篇，又编写了《档案与档案馆学概论》。同时还写成《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传》。

1942年调往三民主义丛书编集委员会，为简任编纂，主编《中国教育大辞典》中国历史之部，兼《说文月刊》《说文报》特约编辑并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及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兼任教授，又为《中央图书馆月刊》特约编审，撰写论文及书评。1943年也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协会年会。

抗战期间，后方物价贵朝夕数变，公教人员生活因难，适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主持北碚建设事业，以实物代工资网罗知识分子，场家骆建议联合中央迁建机关、工矿、学校，编修北骆都，1944年3月聘顾额刚和我为修志委员会主任，我修订了内容提纲，从事编纂。抗战胜利后，人员四散，功亏一篑，是时钍钢百在北碚创办草堂国学专科学校，聘任讲习史学一课，与头相识。次年又兼编译馆编审，代审阅历史书稿。大足陈习删持编修县志，邀马衡先生与顾颜刚、何遂、庄尚严、朱锦江、梅唐等和我调査境内南北山等唐宋明清石窟造像，各有论述，收入县志金石志中。

袁同礼先生以我国研究博物馆学者不多，屡次介绍我赴美学习，都因抗战期间军运忙而民船缺乏，未能前往。适教育部设故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乃介绍我和唐兰赴平津协助沈兼士办理。我自重庆出发，行至山西临汾，因战事而火车不通，候车月始到太原。滞留临汾时，在城内发掘宋代平阳窑址，得些残瓷文分具，这是3月旅途中的一大收获。

1996年10月回到故都，应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之聘，为图书长兼历史系主任，金毓黼筹办沈阳东北博物院，聘为专门委贝、是时东北大学历史系及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缺人，遂兼理其职。东北解放前夕，三校均迁北平，兼在北大图书馆专科讲授案与资料。

华北解放后，东北大学等校迁返长春，我以食指繁多，未能前往，失业一月，生活已难维持。1949年4月1日，由北京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处王冶秋派往历史博物馆。初清点库藏文物，担任编目工作，后主持保管业务。1951年北京市文教委员会设文物调查研究组（后改为文物管理处，今为市文物局），兼任主任，发乐郊、北郊汉墓，又参加了北京市古玩业五反运动。是年已连任工会主席二年，与故宫博物院工会唐兰组织业务学习，1950年7月，参加雁北文物劫察团。

1948年北大图书馆学专科初兼办培养档案专业人员，1953年改归中国人民大学办理，参加教研组，编辑《中国档案史》《历史档案参考资料》及《档案学概论》。该校翻印了我旧著《公文档案管理法》及档案论文。

1954年至1957年文化部、北大、考古研究所先后开办考古人员训练班，我讲授文物保管及中国瓷器。

1956年4月调陈列部，10月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先是我写《苏联的博物馆事业》，刊1919年9月19日的《人民日报》，是新中国学习苏联博物馆之始。50年代文化部号召“以俄为师”，文物局翻译俄文《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文物出版社派赵希敏嘱审阅稿本，乃与姚坚审核定稿，我又总结经验，撰成《博物馆学概论》一书。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由研究员降职两次，1959年9月调中华书局古代史组为编辑整理先师马衡先生遗著《凡将斋金石稿论丛》。1964年5月为文博研究所作《沙滩红楼的回忆》。内子陈国英自我被错划右派后，患神经分裂症20年而逝。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勒索未刊论著稿本，部分日记读书笔记及《中国史学史》等稿今都找不到了。当时，我已60多岁，但仍被强迫携眷到五七千校，自1969年9月下去，由咸宁而丹江，5年之久才回到北京。其初全日劳动，有时体力不支，患高血压，半日劳动，余暇较多，乃整理旧稿辑录《中英对照中国陶器名词类编》《中英文对照中国文物字典》撰《中国科技史文选注》又注释《陶说》《景德镇陶录》。

1974年4月又勒令退休，我以精力充沛愿为社会主义作些贡献，遂于1976年参加中国硅酸盐学会所编《中国陶瓷史》拟定提纲，订体例，开列有关中外参考专著、论文、书评等参考资料4种。并为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翻译英文瓷器论文4篇。1977年参加《中国历代地震史料》的编纂工作，摘录《水经注》及《元史》中的有关资料。1978年在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工作组工作，编写展品图录及说明。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尊重知识全国学术界顿呈活跃景象，党中央平反错划右派问题。1979年4月我也复职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在研究室搞科研工作。本馆仿旧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之例编行《馆刊》，我写了《新葬权衡考释》，馆长陈乔一再申述此文应保持作者风格，不要删改。又让我参加整理应县佛宫寺辽代木塔佛躯发现的“契丹藏”等文物。是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都各配有助手数人。文化部也誉馆方配备，惜迄未果行。我又倡议整理燕下都考古品及馆藏瓷器，均未获准。

1956年文化部评定职称，以博物馆界较研究院及大学要低一级，历史博物馆组织小于故宫博物院，又要低一级，所以定为研究员的最低级。错划为右派后，降为助理员。及落实政策时或斥为删研究员，最后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据馆外委员之议才确认为研究员。1986年9月洪廷彦、王永谦介绍入党，次年10月11日转正，努力做个合格党员，愿献身为社会主义建设有所作为。

1979年后经常应外地大学讲学之聘，分赴兰州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讲授文物考古、古陶瓷、史学、科技史等课。因出差外地之便，还在福建、河北等地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讲学，并为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培养古文献陶瓷等硕士研究生，又在扬州文化部文物于部培训中心讲授《古陶瓷文献学》，编印教材，录像录音又曾考察淄博北齐容址定县宋定、临城唐邢窑、建阳宋建窑德化客、邛徕唐宋窑址，并参观景德镇宋容址与明朝厂鉴定定窑、邛客、南宋官窑、北宋官窑等仿造古瓷器，加深了古陶瓷的研究。这一时期，先后参加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古外销瓷研究会、敦煌吐鲁番学会，先为理事，后为名誉理事。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16号文件号召全国提史书、修方志。次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聘为学术顾问，是后一些省市地区也聘为顾问，或总顾问，计30余处，如交通志、水利志、科技志、武术志等专志以及市县志，都为之修订体列、审议内容，还为之作序并在方志讲习班、研讨会时作讲演，发表了论文。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复旦大学都刊印了我修订的《中国方志学》，有几家出版社还印出专集，期刊发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兼出版新方志聘为顾问，亦时参预其事。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的编审工作，1988年编辑《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中的《元明清的陶瓷美术》。1991年10月，荣获政府特殊津贴。

年来目力衰菱，抽暇加紧整理旧稿《燕下都文献征录》今生恐难印行，因在《文物春秋）（1990年3期）发表了《燕下都考古系年要录》。以为后人研究燕下都考古者提供线索并以原稿交俞馆长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图书馆，惜案积压，说寻之不见了。

近年旅游考古，三登泰山，都写有日记。《雁北考古日记》是参加新中国第一次科学考察团时所写。1988年11月参加邢台举行“邢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时，便道旅游冀南，由溢阳河源，下游原籍，探亲访友，惜故旧凋零，不胜感慨。

近10年来，编辑人名辞典之风大盛，有的乘机款，迟不出书，或互相抄袭，其中佳者，似以书目文献出版社《当代社会科学家》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学家游典》（现代卷）与黄山书社《地方志词典》等书较早，较优。

北京大学征集校友师生赛作，辟为“北大文库”河北社会科学院亦以有关本省人士著作设“社会科学成果库”，均来征集图书资料，即以手中现有已出版的图籍、资料赠与之，如此，才能长期保存，实胜于私藏多矣，此外，所藏图籍资料亦捐给新河县档案馆，也有捐献国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国外博物馆书刊，照片），北京图书馆（《布里阿特文俄文对照辞典》），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李大钊《欧美史学思想史讲义》，陈独秀《文义举要》）及邯郸陶瓷研究所著。近又将所收藏的国内外博物馆有关资料、书刊、照片、拓本、杂件等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登记转赠博物馆协会文献资料中心。所藏全部方志、家谱、年鉴、期刊、资料于1993年赠北京图书馆方志家谱文献中心。为了总结科研成果、同仁参考，正在编印《博振伦文录类选》为10卷，即今书也。

个人献身社会科学工作以来，经历了50多年的岁月，自愧天资迟钝，对社会贡献不大，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学习与工作中也得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今略述如下：

（一）参加革命和国家建设，搞科研工作，一定要有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不然就要蹈上为个人的荣誉利益、兴趣而工作的斜路，态度既不端正，必然迷失了正确方向，走入歧途。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首先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作为科研工作的利器。解放以来，我所写的东西较之1949年以前的论著，觉得在质量上大不相同，例如1964年出版的《刘知几年谐》的体系比1933年初印本好多了，内容充实了，体例改变了，又在初版罗列史料的基础上，作了考释，更订。新增《史通要论》部分，又比1929年刊行的拉拉杂杂的《史通研究》条理化了，也简洁了。《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比1945年《中国陶瓷史略稿》好多了，读者通过瓷器的发明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爱国思想油然而生。1957年出版的《博物馆学概论》，总结了我国博物馆工作经验，讨论了社会类型的博物馆的方针、任务，较之1954年《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一稿大有用处，河北师范大学排印的《中国方志学》，也比1935年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大有科研改观。

当然，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历史工作者，掌握马列主义之后还要研究一般社会科学原理，也要学些数理化知识，读些文艺作品，以提高学术水平，增加科学性、逻辑性、艺术性。还要学习一、二种外国语文以便吸取国外成果。(www.xing528.com)

（二）曾记得1922年夏季投考北大预科时，英文考试翻译题有“聪明的学生要爱护身体，要锻炼身体”之句，当时曾以为这是西方谚语“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的翻版。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其实健全的脑力实在是寄存在健全的体格之中。要想做一翻事业，首先要锻炼身体，我今耄耋之年，步履稳快，精力充沛，若不是经过在小学，在中学练习外家拳内家拳的功夫，若不是今天还天天坚持锻炼，就决没有今天健康正常的情况我们要三育健全，体育是不可忽视的。

（三）胡适说过：治学要象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基础要宽上部要尖端，就是要博而精，我的大半生，兴趣太多，学习的方面太广太杂。对历史、方志、史学史、目录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对考古、文物、竹木简胺，对科技史、陶瓷史甚至民俗歌谚世界语攀术等等，无一不爱好，无一不讲求，可是人的精力有限，研究方面广泛了，必绘“浅尝狐止”，无所成就及无所专精，后悔也晚了，今天国家虽然要有通才，要有杂家，但更要是专家我们学习要广要博而更重要的是由博返约，由博转精！

（四）要时时请数于良师益友，以免“孤陋嘉闻”之请在我的前辈和教师中，朱希祖先生出章太炎先生之门，在北大研究所不仅指导我研究刘知几《史通》还诱导我研究方志学；陈垣先生教以治学要有恒、有毅力，勤学好问，要勤读，勤问，勤动手动笔；邓之诚先生告以读书要用叶子（以纸签夹于书中所需材料处）的札记方法。我终生行之，不忘其教。他如马衡、许森玉、伦明、袁同礼诸先生提携教导，亦所铭感。他们渊博的学识，治学之谨严和高尚的品德，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冷庐杂识》“秘法”系以勤为虱断根要诀，朱希祖先生年老与余同寓重庆歌乐山向家湾，昼夜手不释卷，奋笔疾书，治学之勤，堪资法率。

北京大学戏曲词学教授许之衡先生虽不藏古玩瓷器，但其所撰《饮流斋说瓷》使我受启发。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郭葆昌先生虽不习科学，但使我走上研究古代陶瓷之学，亦所铭感。我家居旅游，也经常访问蓍旧，下及老农。《城召村史长编》及《河北农谚》即得力于野老。深得章学诚“学于众人，斯为圣人”之益。

（五）科研必须搜集资料，不仅要博览群书还要披阅新出日报杂志，并多游览旅行。我在北大读书时，每天课余之暇，就在日报期刊图书等阅览室看报看书遇到有用材料就摘录下来，偶有心得就写下来，写的笔记、日记，名为《贩稗集》《读书杂志》。北大第二寄宿舍（在沙滩红楼西，俗称东裔）订有京、津、沪等埠日报，月终归号房工友售去分款。我自毕业后有了薪水，就与号房约定，把这些日报约斤卖给我，我把有可参考的资料剪下来仍将旧报还给他们。所写日记及剪存资料积有40余册。存于原籍者散佚于抗战时期，存于北京者大都散佚于十年动乱之中。仅存剪报5册，于1980年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博览群书要有目的，有重点专糟一门。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去实地考察，深入实践。就研究中国陶瓷史而官我起初饱览故宫珍藏的历代名窑瓷器及国外公私收藏还求师访友兼及瓷器商贩，但所聚集的文物资料仍大部保存下来。

抗战时期，友人傅明德，表伯德丰木厂经理冯集生，茶食胡同当铺经理杜月川在北京险代为保管书物，不怕敌伪军人搜查。胜利后亡妻陈国英携子女从四川携藏书文物到沈阳，完璧而归，均所感激。解放前在旧京时，每以业余逛书摊、挂货铺为乐。残本另册，破损古器，对我有重大参考价值者，亦收买下来，古代名瓷或官窑往往以廉价得之。有时大风雨之后在故宫、北海、景山山坡路侧捡得明清官窑残瓷碎片，藏之箱箧，友人戏呼我为“破瓷斋主”。这些参考资料1977年与许之衡书画都捐给河北邯郸陶瓷研究所。少年时，在原籍及南宫旧城以及冀县城内，也常捡到些陶瓷残片、铜箭头、古钱。经常只身访古，多有所得。抗战胜利后经陕晋北上，旅途又在临汾城内发掘宋代平阳窑址，得瓷片及窑具。以此为基础，进而参考科学考察、发掘的采集品、出土品，逐步提高，因而大有收获。后又先后参观曲阳定窑，临城及内丘邢窑，建阳建窑与德化窑、淄博、邛徕等古代窑址，还到景德镇参观湖田窑址及明清作坊，对陶工生产情况，有所领会。更参加南北瓷厂仿制的古瓷，了解现代生产过程与设备，解决了陶瓷史上的一系列问题。真正认识到“百闻不如一见”“实践出真知”。他若由云梦秦简而知，《史记》的辛腾、辛胜本是一人；汉武年号延和；望都汉墓主是浮阳侯孙程；也都以出土古物而推得者。

（六）一般人讲节约，多指经济或物质而言，殊不知光阴是最宝贵的东西更应该爱惜，不当浪费，俗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有钱难买寸光阴”，大禹惜分阴，正是这个道理我一生不敢浪费一刻。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甚至休息、散步、理发、候车等时刻还计划工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不过百年，转瞬即逝尝以“爱惜时光，勤学好问”自勉。更奉劝同仁读有用书，做有用事。

（七）旧社会文风不正，“文人相轻”“党同伐异”“互相标榜”，又有垄断资料者，甚或则窃别人研究成果据为已有，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大敌，我们要引以为戒。我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即便有以百计、以千计的专家，也不算多，大家要通力合作，以搞科研，发挥集体的智慧，效果一定更好。四化要快，个人单干是不易成功的。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学习的回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新中国开国印作者——张樾丞

一

张樾丞，名福荫，以字行，新河县南小寨村人。1883年11月21日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村中念过几年私塾。1897年，年仅14岁的他步行数百里来到北京，投奔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18岁时艺成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开业治印。1910年移至琉璃厂明远阁，在治印同时兼刻铜墨盒。1912年自立门户，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刻字兼营图书、墨盒、字画、古玩的店铺。因收购到一个汉代铜鼓，便取铜鼓谐音将店名定为“同古堂”。1925年张樾丞出资与董会卿等人合伙经营邃雅斋书铺，从全国收购古籍。1930年又开设观复斋，经营碑贴和端砚。1935年张樾丞将生平治印之谱汇编，出版了《士一居印谱》。1956年张樾丞响应党的号召，将“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先后参加公私合营。1961年1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二

张樾丞虽然在家只念过几年私塾，但他学习刻苦，记忆力极强，悟性特好。学艺期间他虚心求教，潜心钻研，学成出师时技艺相当精湛。开业治印后，求印者络绎不绝。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此字刻出，名声大振。当年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盛赞“真铁划银钩也！”由此张樾丞得“铁笔”雅号。

张樾丞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一印皆以为宝。1909年，经宝熙引荐，张樾丞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之宝”“宣统御览之室”“不忘在莒”“无逸斋精鉴玺”5枚御印。溥仪在不少名画上盖过这些印章，以致成为今人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1910年，张樾丞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治印，也为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治印。1912年，民国肇始，张樾丞此后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如段祺瑞、曹锟、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后来，张樾丞也为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黄绍翃、王陵基等民国将领治过印。1917年3月，张樾丞为鲁迅刻了“会稽周民藏本”和“俟堂石墨”两方木印。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颇佳。”《鲁迅日记》前后4次提到去同古堂刻印，数量达10枚之多。1929年至1933年间，张樾丞为周作人刻制各种材质印章25枚。唐弢后来评价说：“金石家中，张樾丞所镌藏书印风格浑厚，我觉得他的‘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一印刻得极好。”1920～1930年，张樾丞为康有为、陈师曾、姚华、金城、张大千、溥儒等金石书画名家治印众多，其中为溥儒治的一枚鸟虫印为其常用，为张大千所治“大凤堂”印常见其许多画作上。罗振玉、傅振玉、傅增湘、于省吾、沈尹默、董康、柯昌泗等金石书法大家，都有许多名章、闲章是张樾丞所治，如为罗振玉治“臣振玉印”“罗振玉”“与亚圣同日生”“先东方曼倩一日生”等印，为沈尹默治“双溪沈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白发六十岁后所作”等印，钩划入神，趣味盎然。甚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印，当时的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上“中央银行总裁印鉴”章等均为张樾丞的杰作。1935年张樾丞编辑出版的《士一居印谱》虽然收录的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章的沧海一粟，但翻展开来其牵涉的政军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不得不令人惊叹。解放后这本书曾由成都古籍书店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并由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章钜、陆和九、伦哲如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作序，成为今人研究篆刻和治印的范本。

张樾丞除了刻章外，还刻铜墨盒。当时讲究在铜墨盒的表面镌刻各种图案，包括绘画、书法。张樾丞视铜如纸，以刀代笔。他的仿汉代玉雕游丝工艺刻铜，使铜墨盒表面的图案细的像发丝。他还把刻竹的刀法运用到刻铜上，仿制竹中的“沙地留青”刀法，刻出阳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十二铜屏风就是张樾丞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此屏风由梁启超书写，姚华作画，张樾丞雕刻，当时传为惊世之作。《人民日报海外报》2002年7月22日曾报道过一方铜墨盒，其所刻图案即为19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画稿，张樾丞镌刻的，此墨盒已成为铜墨盒中空前绝后的精品。

三

在张樾丞的篆刻生涯中，令他最自豪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刻制国印是一项重要工作。具体经办的是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副秘书长齐燕铭。他首先邀请张樾丞、顿立夫、麻醉石、魏长青等人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讨会议，最后确定由张樾丞刻印。接受任务后，张樾丞忙着查找古书、印谱，反复揣摩，连续几天废寝忘食。最后，张樾丞画出4张大样，分别是隶、宋、汉篆、秦篆字体。4个样稿送进中南海，报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恩来总理直接把稿样送给毛主席审看。毛主席选定了宋体字的印鉴方案。张樾丞得知宋体字的印鉴方案被选定后很是激动。他说：“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体，毛主席却选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随后，张樾丞就全力投入到大印的刻制工作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方国印是普通的铜印，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按照特殊规定，治印后，不许打样留底，而且印章的四个角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时磨平，算是开封。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方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刻过篆字印，还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

四

由于精湛的刻印技术和贵贱无欺的经营态度，张樾丞的同古堂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当年的同古堂初为一间门脸，在西琉璃厂路南152号（今琉璃厂西街82号），后迁至153号（今琉璃厂西街80号），门脸三间，占地120平方米，后面是三间进深的“筒子房”，共有房30来间，是“前店后场”“前铺后宅”的传统店铺作坊。同古堂除了治印刻铜外，还兼营古籍文玩字画，店藏颇丰。

五

张樾丞不仅以精湛的技艺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以特有的教育方式使刻印技艺子孙相继，发扬广大。张樾丞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少丞，次子名幼丞。兄弟俩自打出生起就开始接触刻刀石料。刻刀、印石成了他们最早的玩具，八宝印泥的朱红是他们童年最明艳的色彩。刻印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习篆刻必先学习书法。少丞和幼丞从小遍临名家名贴，将各种字体的韵味传承，了然于胸。这为两人日后的篆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少丞很小就知晓了六书三仓的源流、秦汉篆刻的变迁，十几岁印艺已名噪京师。他在篆刻方面是个全才，不仅通晓各种书体，还能刻铜、刻竹，在多种材质上完成篆刻。但时不与寿，他因病早逝，创作的黄金期戛然而止，令人扼腕。

张幼丞在父兄的影响和指导下，5岁即从父学习篆刻书法，7岁时篆刻作品已经发表在当时的《华北日报》《华北画报》上，被称为“七龄童”。后来张樾丞为了让他加深造诣，提高修养，便将他送入大学学习古文和书法。自此，张幼丞印艺更精，成为同古堂第三位大方家。《琉璃厂小志》在谈到张樾丞的儿子时曾说：“子二，皆能承其业。钝刀浅刻轻轻拓，铁线文成细细拦。可谓家学渊源。”有友人题诗盛赞“三十年来同古堂，印人父子一军张。”

张国维是张樾丞的孙子，张幼丞的儿子，是同古堂的第三代传人。他从小就迷上了绘画和刻字，或临摹张大千的《仕女图》，或找块石头，照爷爷印谱的残页操刀刻字玩。从12岁开始操刀刻字。为了提升艺术修养和层次，他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文学以及书法等。当4年后他离开未名湖畔的时候，张家第四位大方家逐渐走进世人的视野。找他刻印的人，不仅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还有刘海粟、季羡林、黄永玉、吴祖光、新凤霞、冰心、吴清源、舒乙、李双江等社会名流。其篆刻名声甚至传到海外，1996年，日本发行了一套电话磁卡，其中一枚画面便是采用张国维刻的一方石印。他还给意大利总统钱皮、法国总统萨科齐刻过印。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为邓小平篆刻了藏书章“小平藏书”，为罗格篆刻了寿山石“罗格之印”，中国奥委会以此送给罗格作为永久纪念。罗格非常激动，说这是他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纪念品，并表示今后所有给中国的正式文件中他都要盖上这枚印章。北京奥委会会徽罗格就是用这枚印章确认的。2007年，张国维出版了《国维印稿》，著名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在序言中称“年少才高，勤学刻苦，其于印学之继承发展自不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