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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考察结果

时间:2023-08-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基于现存的学籍档案资料,第四节列表对1905—1930年间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信息进行还原和考证。根据1919—1930年的学生名录,这一时期首次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入学的中国学生有135人,入学时年龄最小者18岁,最大者31岁,平均年龄22.9岁。从可确定的籍贯看,这一时期留学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和浙江。

近现代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考察结果

根据现存的学籍登记资料,柏林工业大学最早录取的一批中国学生为1905年10月注册就读机械工程的宾步程、善明、陆显璜和黄时澄,其中后来曾任粤汉铁路机械工程师和金陵兵工厂厂长的宾步程为第一位在该校正式注册就读和拿到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

由于柏林工业大学主楼主体建筑二战中被炮火所毁,一部分学籍登记档案(包括建校开始直至1930年的所有学生学籍登记册)被及时转移至地下室后得以幸存,但1930年直至二战结束的学籍登记档案则已经无踪迹可循。下文根据柏林工业大学档案馆现存档案,整理出1905年至1930年登记在册的中国学生学籍档案,以客观方式追溯这一在近现代中国赴德留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历史

图2-5、图2-6为柏林工业大学学生学籍登记册第Ⅵ册第162页的登记信息。从左至右的登记信息分别为:学号、注册日期、档案号、姓名、宗教、出生地及日期(日/月/年)、国籍、系、转系日期、本校注册学期、离校日期(毕业/未毕业/注销)、已通过的硕士毕业考试(前考、主考)。[25]本页登记的学生为1908年4月24日及4月25日注册的学生信息(部分),其中的中国学生为:从上至下第二行林献炘(Lin,Hsien-Sin)(学号19157、档案号592)、第五行钱方度(Chien,Fangtu)(学号19160、档案号175)、第七行常朝幹(Chang,Chao-Kan)(学号19162、档案号176)、第八行冯家遇(Feng,Kia-Yül)(学号19163、档案号433)。

基于现存的学籍档案资料,第四节列表对1905—1930年间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信息进行还原和考证。需要指出的是,学籍名录中的学生是在柏林工业大学中心管理处注册的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在此期间攻读博士的学生在各个院所独立登记,因此他们的资料一般情况下不出现在学籍登记册之内。一些学生在登记册中拥有多个学号,原因在于其先后注册过旁听生(Gasthörer)和正式学生身份,或者在中断学业一段时间后重新注册,或者取得毕业证书以后再次在同一系注册入学。

图2-5 柏林工业大学学籍登记册第Ⅵ册,第162页,左侧

图2-6 柏林工业大学学生入学登记册第Ⅵ册,第162页,右侧

根据统计,从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入学的中国学生有46人,入学时年龄最小者18岁,最大者36岁,平均年龄23岁。就读时间最短者1个学期,最长者13个学期,平均就读6.1个学期,28人取得毕业学位(其中2人获得两个专业学位),占总人数的61%。在中国学生普遍在赴德前不谙德语德国传统学位毕业条件苛刻的情况下,这一毕业比例已属非常之高。

从可确定的籍贯看,1918年以前留学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四川和湖南,籍贯分布情况从一个侧面确证了这一时期官费学生的主要资助省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在填写自己的宗教背景时,46位学生中除了少部分为佛教/无信息外,大多数(34人)填写了“儒家”(Konfuzius/Konfuzianismus),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对自己中华文化传统身份的认同。在专业分布上,最受欢迎的专业依次是:机械工程(16)、矿山(8)、土木工程(6)、冶金(6)、电气工程(5)、化学(3)、钢铁冶金(2)、船舶制造(2)、建筑(1)(见图2-7)。[26]

图2-7 1905—1918年柏林工业大学入学的中国学生专业分布[27]

1933年纳粹上台后,柏林工业大学将原来德国籍与外国籍学生统一登记改为分开登记学籍注册信息。由于存放学籍资料的大学主楼建筑在1943—1945年间大部分被炸毁,导致1930年以后的档案严重被毁,并且所有外国学生的登记记录全部被毁。另外,1935—1940年间的所有学籍档案(包括德国及外国学生)也已荡然无存,1940—1945年间只有零星档案尚存,导致对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学生(非博士生)学籍考证只能截至1930年夏季学期。包括测量学家夏坚白(1909—1977)、光学家龚祖同(1904—1986)等在内的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籍资料惜已无法再追溯。

根据1919—1930年的学生名录,这一时期首次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入学的中国学生有135人,入学时年龄最小者18岁,最大者31岁,平均年龄22.9岁。从可确定的籍贯看,这一时期留学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和浙江。值得注意的是,在1918年以前均无来自中国两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学生,而1919年以后两地学生呈现有规模的增长。其中上海学生增长非常迅速,达到20人,北京学生为7人(均为1921年以后赴德)。

在1919年至1930年注册就读柏林工业大学的学生中,就读时间最短者0个学期(仅注册未就读),最长者16个学期,平均就读4.2个学期,比1905—1918年的数据减少了近2个学期。取得毕业学位的54人,占总人数的41%,比起1905—1918年的情况有了明显下降。20世纪中期北洋政府曾一度中断官派留学生的奖学金,造成了一些留学生被迫离开德国,这也是这一时期的毕业比例大为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柏林留学生中有着复杂的背景组成,既有一心求学取得学位的公派留学生,也有家境富裕的自费留学生,更有以留学为掩护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人士。

在宗教背景信息栏中,135位学生中填写了宗教信仰信息的有32人,其中仅有17人自我标签为“儒家”,9人登记为基督教或天主教徒,6人登记为佛教徒,另有10人登记为“无(宗教)信仰”,其余均为空缺。这一认同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年轻学子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文化身份心理上的变化,也印证了一些同时代资料对这一时期留德学生生活方式转向“西化”的描述。在专业分布上,最受欢迎的专业依次是:机械工程(39)、电气工程(28)、化学(22)、矿山(17)、土木工程(16)、建筑(5)、船舶制造(3)、通用科学(3)、航空(1)以及冶金(1)(见图2-8)。

图2-8 1919—1930年柏林工业大学入学的中国学生专业分布[28]

除了181名(1906—1920年46人,1921—1930年135人)注册正式进行专业学习的中国学生,根据现存1905—1927年的旁听生学籍档案记录,还有39名中国籍学生登记为旁听生。[29]名单如表2-1所示。

表2-1 1905—1927年柏林工业大学中国旁听生名录[30]

续表(www.xing528.com)

续表

注:数据来于柏林工业大学档案馆,由本书作者整理。

尽管1935年之后的中国学生入学登记信息已荡然无存,但仍有部分院系零星幸存的档案留存下来,向我们展示着当年的留德学人在大时代动荡中的足迹。在柏林工业大学零星仅存的纳粹时期的少量中国留学生的学生证中,仅发现了一张中国面孔。这是一位名叫Cheng Pei-Hsin(程佩馨,音译)(见图2-9,图2-10)的女学生,她于1908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衡山,于1938年4月28日在柏林工业大学正式注册,学号为1047,专业为化学(博士就读)。当时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在学生证的学费缴纳凭证上到处可见纳粹党的徽标。她从1938年夏季学期入学后一直到1941—1942年冬季学期最后一次缴纳学费,加上最后一个学期申请的“休假”(Urlaub),一共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学习了10个学期。在欧洲战事正酣、中国抗日战争仍在继续的1942年,这位时年34岁的湖南籍女学生,以休假的方式暂时告别了大学。

图2-9 纳粹时期柏林工业大学中国学生Cheng Pei-Hsin的学生证(正面)[31]

图2-10 纳粹时期柏林工业大学中国学生Cheng Pei-Hsin的学生证(背面)

在柏林工业大学另外存档的硕果仅存的几份通用科学系化学专业在1935—1940年间的中国博士研究生答辩档案中,笔者巧合地找到了程佩馨的博士学位申请资料,从而得知了她在离开德国前令人惋惜的故事。从资料中得知,程佩馨从1925年9月至1931年间就读于国立北平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并于1931年取得硕士学位。1932—1937年她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工程所任研究助理。1937年11月起在柏林工业大学就读,并在1940年5月成功转为博士研究生。她在1942年4月27日递交了题为“对低温下无铅和无硼釉料的研究”(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bleiund borfreien Glasuren für niedrige Temparaturen)的博士论文。[32]根据当时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章程,她需要通过两门副专业考试,其中的第一副专业为物理,第二副专业为“伦琴射线学”。在1942年7月6日举行的第二副专业考试中,她以“良好”成绩通过,但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一副专业考试中,她却因多次“回答错误”没能通过考试,从而遗憾地失去了当年7月博士毕业的机会。根据考试章程,她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从学生证信息看,她申请了休假,应该是离开了德国,但并未注销学籍,必定抱有回来继续学业的想法。事实上,她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也没有再回来注册。

在她的导师所写的博士论文评语中,最后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个人想提醒关注的是,尽管对她的丈夫和两名年幼的孩子有着如此难过的担忧,并且面临着语言[33]的困难,但程女士还是以令人钦佩的耐力和韧性完成了工作。”[34](见图2-11)

在柏林工业大学校档案馆中,笔者还找到了另一位中国学生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证书。这是一位名为Jan Hui-Yuan(阎惠元[35])的辽宁籍学生,他于1939年9月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仅仅在1年半以后,就在1941年5月14日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矿山及冶金系授予的工程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镁-锰和镁-锰-铈合金的再结晶曲线图》(Das Rekristallisationsschaubild der Magnesium-Mangan und Magnesium-Mangan-Cer Legierungen)。他的学位证书幸运地未在战争中损毁,使我们今天仍得以一见原貌(见图2-12,图2-13)。

图2-11 Cheng Pei-Hsin的导师Rieke教授对其博士论文评语(节选)

目前,柏林工业大学校史档案中还存有9位在1930—1945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博士学业毕业的完整档案。他们均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在通用科学系化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中就包括后来知名的中国石油化工专家、中科院院士赵宗燠(见表2-2)。

图2-12 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学生JanHui-Yuan(阎惠元)的硕士学位证书[36]

图2-13 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学生JanH ui-Yuan(阎惠元)的博士学位证书(1941年5月14日颁发)[37]

表2-2 纳粹统治期间在柏林工业大学通用科学系化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部分)[38]

②按照原档案书写方式,名在前,姓在后。
③格式为年-月-日,答辩日期同。
④博士档案编号为1936/109。来源:柏林工业大学档案馆校史档案301,编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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