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初期。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蓬勃发展的德国远洋航运行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以汉堡港的中国水手群体、20世纪前后开始陆续从浙江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中国商贩为代表的中国移民就已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20世纪前十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数量上的高潮，均与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赴德留学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近现代中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现代化工业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子前往求学。近现代留德中国学人群体中英才辈出，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通过他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同时，近现代中国学人也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也基于此，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诸国华人移民研究中拥有鲜明的特色和特殊的地位。
冯亚生（1792？—1889）[1]和冯亚学（1797—1877）[2]是根据现有记录最早到达德国的中国人，他们在1822年由一名荷兰糕点师带到德国。在柏林地区一名商人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申（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位“知识分子”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中文。后来，他们曾在哈勒帮助一名德国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工作，而后又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冯亚生据称在1836年离开德国，而冯亚学则在波茨坦度过余生。[3]冯氏二人均在哈勒学习德语并受基督教洗礼。
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的留德中国学生应为广东人陈观海（1850？—1920）[4]，他被中国的柏林传教团（Berliner Mission）于1867年送往德国学习神学。他首先在柏林传教学校巴陵会神学院（Seminar der Berliner Mission）学习，1872年以后又到莱茵河地区传教学校巴冕神学院（Barmer Seminar）学习[5]，并于1874年在巴冕教会接受圣职。他回到中国后，成为基督教信义宗的首位华人牧师，首要任务是为传道团服务，后来也曾在两广总督署等政府部门从事教育和语言工作。[6]尽管陈观海留德期间没有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大学学习，但他在神学院受到了包括多种语言文字在内的系统神学教育，因此可以被算入留学生行列。
而更广为人知的中国官派赴德乃至赴欧留学活动则始于晚清，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派遣军事留学生密切相关。洋务运动兴起后，兴于18世纪、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统一德意志的军事强国普鲁士王国成为清政府学习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首选欧洲国家。早在1861年，清朝政府就与普鲁士签订了中普贸易协定。在清廷的眼中，“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国为最”[7]，而“德国近年发奋雄为，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对峙。而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毗连，亦无传教及贩卖洋药等事”[8]，是清政府学德风气盛行的重要考量。19世纪70年代后，众多德国军人来华占据了从地方到中央各式军队的教习位置，就是这一风气的体现，并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德国军事教育的了解。
在对德国中国留学生历史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光绪二年（1876）由李鸿章选派到德国学军事的卞长胜等7名武弁[9]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正式留学生。7人中有4人在柏林附近的施潘道（Spandau）接受培训，另外3人则先在波鸿市克虏伯（Krupp）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一年后开始在基尔市（Kiel）学习船舶知识。[10]1877年，清政府正式在德国柏林设领事馆。此后，尤其以官费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学生赴德学习，得到了清政府有组织的支持。1896年以后，京师同文馆又派出大量学生赴德国大学学习。至此，前往德国的中国留德学人越来越多，并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第一次数量高峰。
统计显示，1880年共有63名中国人生活在德国，其中21人在柏林。[11]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些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人士也开始在德国生活。例如1871年前后，后来成名的作家辜鸿铭（1857—1928）[12]首次来到柏林。从1877年开始，他在德国不同城市进行学习，有意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并于1880年学成回到亚洲。1885年以后，辜鸿铭在中国担任清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张之洞的顾问，而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辜鸿铭精通中西文化，一生著述颇丰，最大成就为将儒家文化用英文向西方读者进行了译介和推广，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到了1890年，有约30位中国人生活在柏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外交官及其家庭、商人和士兵[13]，其中只有两名是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学生。而到了1910年，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已增长至623名。[14]而据清廷廕昌的记录，1909年，共有77名中国学生和学者在德国求学，其中21名为自费前往。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可查记录中已有114名中国人到德国接受培训或正式在大学学习。[15]
第一批中国留德学生中，军事留学生为最具代表性的群体。1889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再选拔五名学生赴德国柏林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其中就包括后来北洋军阀时期的皖系风云人物段祺瑞。清末赴德军事留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回国后多作为新式军事人才得到重用。他们将德国陆军的先进理念和军事训练方法引入清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整体而言，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派遣赴欧官费留学生、由教会派送到欧洲学习以及自费留学是三种主要的留学形式。1909年3月，名为“中德交流委员会”的机构在柏林和北京同时成立，该机构于1910年更名为“德亚社会交流委员会”，用以推动中国年轻学者留学德国。[16]
随着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的落败，维新时期的中国留欧学生数量较之洋务运动时期有了较大规模的减少。直至进入20世纪后，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晚清最后十余年间，中国人赴欧洲留学的热情才再次燃起，并形成了近现代第一次中国学生留学欧洲的热潮。据刘集林等统计，这一时期的留欧中国学生人数超过千人。[17]引发此次留学热潮的原因众多：一方面，清政府对学成有优等凭证回华之优秀学生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的政策起到了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清政府要求各省同时选派学生留学西洋，鼓励人才舍日本而去往西欧学习实科知识。时人有眼光清醒者明白，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力强盛在于学习西方强国的优点，要复制日本的成功之路，则必须寻求科技进步之源头。
根据已知史料统计，1900年至1910年十年间，通过公费（官费）赴欧洲留学的人数达1001人。[18]如考虑到仍有一些自费留学生难以完全计算在内，则实际数量还会多于这一数字。另据德国学者Harnisch的统计，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德国学习的中国人达到114人，其中87人为公费生，27人为自费生。[19]这一时期的留德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风云际会的人物，如教育家马君武、历史学家陈寅恪、教育家蔡元培、交通史学家张星烺等。一些留学生并不以拿到学位为留学的首要目标，另一些则取道日本再前往欧洲求学。1900年至1911年间的中国留欧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6位，全部为留德学生。他们是：李赋基，于1907年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马德润，于190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周毅卿，于19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周泽春，于1909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周慕西，于191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吴金科，于191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20]
一战前曾在德留学的著名留学生还有后来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出身书香门第，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于1905年回国，1910年自费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1921年再次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梵文。陈寅恪在德期间潜心学问，1925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执教，为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留学德国的热潮。此次留学潮比起第一次人数更广，也涌现了更多民国时期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学术界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德学生。这一次留德热潮诞生的推动原因之一，是中德两国在一战后签订了新的邦交协定《中德协约》，德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提供奖学金。同时，由于德国一战后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外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生活成本大幅下降，德国成为学习成本相对低廉的选择。与此同时，民国中央政府从国家建设的角度也鼓励青年学生留德深造，这都为大量年轻的中国学生涌向德国大学就读形成了具有推动性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无论是公费出国还是自费留学的留德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显著上升。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德学生潮也由此进入了所谓的“黄金二十年代”[21]。据中国学者统计，1921年至1925年期间，北洋政府派遣留德官费留学生共计127人（仅1922年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就达到88人），在德自费生共计112人。[22]而据德国学者的统计，1920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中国学生为61人，1921年为78人，1922年为103人，1923年上升为122人，1924年下降为103人，1925年和1926年分别为48人和37人。[23]留德学生潮在1923年至1924年达到高潮（见图1-1），一说“最多时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24]。另据1923年德国驻北京使馆的一份官方文书称，当时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000人左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学习语言或为进入高校学习做准备者，真正在高校注册专业学习的只有大约300人。[25]至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中国学生的总数量，各家观点众说纷纭，Yu-Dembski认为，在这段时期的高峰，中国学生的数量可达千余人[26]；而Gütinger则估计这一数值约为500人[27]。
这一时期的留欧热潮中，中国留德学生中也涌现了后来的一些革命先行者。1922年2月，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张申府、刘清扬与后来成为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乘车从巴黎到达柏林，积极筹集柏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并在柏林成立了党支部。1922年10月，时年36岁的国民革命将领朱德以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柏林，并在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期间，朱德积极学习德语，并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均留下了足迹。[28]1923年5月，朱德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科学和哲学。1925年年初，他重新返回柏林，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经常与德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和集会，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于同年被驱逐出境。另据史料显示，周恩来在1922年2月至1923年年初主要居住和活动地为柏林[29]，他所领导的柏林党支部主要活动场所为当时华人集中的西部柏林中心地带的康德大街。周恩来和朱德的留德经历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发展，也对他们回国后继续推动共产主义革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图1-1 1920—1924年中国学生在德人数统计[30]
1925年以后，随着德国通货膨胀逐渐得到控制，靠奖学金支持的留德学生生活成本骤升，留德人数从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锐减，从1925年的200多人下降到1929年的100多人。直至1930年以后这一数字才重新回升，1934年达到400多人，1937年甚至达到700人。[31]
1928年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官派留学生选派的章程继续得到规范，并尤为注重理工科学生的留学派遣。一方面，蒋介石具有亲德倾向[32]；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出于加强对华影响的目的，也在大力吸引精英学生赴德留学，并鼓励官方背景的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33]与中国高校进行学生互换，再加上德国工业帝国联盟（包括西门子公司）、德国帝国铁路、柏林大学外国研究所以及各类中国研究会均积极推动中国学生留德[34]，在多方面促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留德学生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再次迎来了数量上的高峰。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之多。1926年3月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数量为508人，这一数字在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35]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36]在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的文件中，有一份名为“外国学生数量公示”的文件。据这份文件记载，1924年共有312名中国学生注册德国大学及学院。[37]1925年至1930年间，前往德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数量较为稳定，每年徘徊在150至200人，只有1925年夏季学期是232人（见图1-2）。
图1-2 1925—1930年中国学生在德人数统计[38]
20世纪20年代前后刊登于中国媒体上的三篇留德指南清晰地展示了当时中国留学生赴德就读的相关要求和经济负担情况（见表1-1）。
表1-1 20世纪初期关于德国大学学习生活的三篇媒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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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王庆道.留学德国学生之指引.进步，1913，3（5）：90-95.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S）.德国大学：外国学生指导手册，1928：10-11.
孤鸿.留德指南.读书杂志，1931，1（3）：336-366.
这一时期中国留德学生群体主要学习的专业为医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等学科，学习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仅有约十分之一。据统计，在1919年至1935年共有265名留德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人文社科领域仅有40名，其余219人均为自然及工程科学博士。[39]此次留学德国热潮中以著名核科学家王淦昌（1907—1998）、何泽慧（1914—2011）以及桥梁学家李国豪（1913—2005）为代表的理工科学生占据绝大多数。
纵观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具有工科背景的留德学人加入南京政府兵工领域并担任要职的不在少数。据考证，从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成立后，张群、陈仪、洪中以及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等人历任兵工处处长，尤其从陈仪时期至俞大维时期，兵工署和附属兵工厂吸收了大批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工作，其中包括杨继曾、胡霨、毛毅可、庄权、郑家俊、吴钦烈、江杓、刘东、张郁岚、王国章、汪浏、丁天雄、周自新、赵学颜、赵达、李式白、顾敬心、郦坤厚、周有荪、龚祖同、金广路、周芳世、张国治、周家祥、李祖冰、陈垚、刘百浩、丘玉池、姚万年、张逑祖、杨树堂和陶声洋等32位，除了王国章、李式白、周有荪、金广路四人为同济大学毕业，未在德国留学或取得学位之外，其余均为留德归国学人。[40]
图1-3 1932—1941年中国学生在德人数统计[41]
根据1937年《兴介日报》发表的《我国留德学生之状况》一文称，从1929年至1938年，民国中央政府共派出721名公费生留德，人数仅居于留法学生之后。从1932年开始，中国留德学生数量迅速增长，从1934年的约400人增加到1936年的500人，再到1937年的约700人。[42]而在1932年到1941年期间，赴德留学生数量的最高值出现在1937年，注册德国大学及技术学院的达到313人，而其他各年的人数多在200人左右（见图1-3）。[43]而在1937—1938年以后，这一数字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大幅降低。
这一时期的中国赴德留学生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例如1932年到1939年间，女性人数一直在13到28人之间浮动。
当时的中国学生去德国主要有两种交通方式——火车和轮船，前者一般需要2周时间，后者则需要28天或1个月。在出国前需要先去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44]在外交官颁发签证之前，申请者需要先填写长达4页的问卷，之后颁发的签证多为手写，其中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以便德国政府备案（见图1-4）。[45]
图1-4 1931年德国驻华领事馆颁发的签证：江隆基（Kiang Lungchi）[46]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开始了十四年抗战。另一边在德国，纳粹党1933年上台后大肆实施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更于1939年9月1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近现代中国学生的第二次赴德留学潮迅速陷入低潮，直至归于平寂。据统计，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后，作为抗议，当时在日的6000名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而到1938年5月为止，当时中国在欧洲和美国求学的约4000名学生中，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返回中国。与此同时，战争的加剧也中断了中国留学生出国的步伐，1936年尚有约1000人获得出国留学许可，这一数字在1937年急剧下降为366人，次年更剧降至92人，而1939年几乎已无中国学生再获得政府的出国许可。[47]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始于19世纪末的中国近现代学生留德历史也正式宣告结束。
从1928年到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中国赴德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接近250人，德国的工程科技、自然科学、医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技术通过他们被带回中国，为现代中国学者的科技救国、科学兴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清等人曾对新中国成立后1955—1980年三次选出的469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进行了统计，其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留德学习或进修经历的多达38人，占当时有留德经历的学部委员的十分之一，仅位于具有留美和留英经历的学部委员之后。加上该统计中未计算入内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则该时期曾留德的学部委员数量应为39人，其中24人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见表1-2）。
表1-2 曾在1928—1944年间留德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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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近现代中国学人留学德国的历史，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地是柏林、慕尼黑、达姆施塔特、莱比锡等大学城。当时拥有三所著名高等学府——柏林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艺术大学的德国首都柏林对于中国学生的吸引力无疑最具代表性。其中，以人文社会学科和医学见长的柏林大学和强于自然、工程学科的柏林工业大学为绝大多数在柏林的中国学子的求学选择。据统计，1913年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中有28人在柏林大学就读，有20人在柏林工大就读，即可见一斑。[49]
与居住在城市贫民区、生活艰辛的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年轻，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市中心地区的康德大街（Kantstraße）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活动。距离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这也是自清政府起中国驻德国领事馆所在的大街，为官费留学生常去的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的留学生，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其中不乏民国政府要人的亲属子弟，或领取官派奖学金，他们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差不多。到达德国后，他们多住在当地家庭中。不是德语专业出身的学生往往会找一位老师学习德语，或者去柏林大学为外国人准备的德语研究所学习。[50]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51]。而在一些文学纪实作品和回忆录中，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在柏林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又是组成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有希望也有失望，有的穷困潦倒，有的渴望性爱，有的则对未来充满期待。[52]德国大学“镀金”经历的含金量在国内受到追捧，是他们赴德留学最大的驱动力。[53]在大学注册并交完学费后，他们大多愿意跟随知名度很高的学者，而并不关心自己能不能听得懂课程，因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给国内的朋友写信时讲述自己的见闻。当时的留德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是国内报刊的特约记者，其中就有少年中国协会的成员王光祈[54]。王光祈曾在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后写文抨击过那些在德的富家公子不思学业、挥霍金钱，由此也遭到过同学的排斥。[55]
从康德大街往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工业大学（创立于1884年，曾用名Technische Hochschule Berlin，今名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和柏林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曾用名Hochschule der Künste Berlin，今名Universitä t der Künste Berlin）。其中柏林工业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而位于柏林城市的另一边，即城市东边的内城中心地带的柏林大学（创立于1809年，曾名Berliner Universität，即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则是在近现代德国教育史上以传播洪堡教育理念为代表的重要高等学府，也是学习人文学科、法学和医学的留德中国留学生最为重要的求学地点。因为蔡元培、陈寅恪等著名学人在柏林大学的留学经历，这所学校也成为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最重要的外国学府之一。
两所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德国历史上的位置，从袁同礼统计的1905年之后的中国留德学生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数量以及学科分类中所占的重要比例可为明证。根据袁氏的统计，从1907年到1962年，中国学生在柏林共撰写了251篇博士论文，占留德中国学生论文总数（732篇）的34.3%。在这251篇论文中，有34篇涉及机械科学的是在柏林工业大学撰写的，其他的217篇均来自柏林大学，包括医学类110篇、农业类4篇、哲学类69篇（其中自然科学53篇）、法学及国家经济学类共34篇。[56]另外，251篇中的绝大部分（238篇）完成于1945年以前（见表1-3）。
表1-3 1907—1945年在柏林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学位论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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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号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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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编队教育（Formationserziehung），纳粹时期的特定教育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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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引号为译者所加。
【注释】
[1]德文名为Friedrich Wilhelm Asseng，Fung A-sseng，Assing，Asseng or Hass.来源：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Münster：Waxmann，2004：56.
[2]Feng Yaxue，德文名为Friedrich Wilhelm Karl Ahok，Ahok，A-hock，Haho，Yaho.来源：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Münster：Waxmann，2004：56，110.
[3]Meng Hong.Chinese in Germany at the end of the Qing-Dynasty.In：http：//www.gcpd.de/publication/wuli03/meng.pdf.2012-05-12；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2007：7-10.
[4]Tschan A Si，也作Tschöng Asi，Tseang Si Tseong，Tschan Asi，Asi。
[5]杜卫华.德文档案中的中国留德第一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7.
[6]Menzel，Gustav.Die Rheinische Mission：aus 150 Jahren Missionsgeschichte.Wuppertal：Verlag der Vereinigten Evangelischen Mission，1978：167-168.见Archiv und Museumsstiftung der VEM in Wuppertal，Nr.2.198。在此对柏林基督教教会档案室Miss Bettina Golz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3777；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132.
[8]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片（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132.
[9]分别是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和杨德明。
[10]徐健.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史学集刊，2010（1）：72-79.
[11]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Münster：Waxmann，2004；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1929-1949）//Kaderas，Meng.120 Jahr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2000：44-51.
[12]Ku Hung-ming，也作Ku Hweng-Ming，Tomson，Amoy。
[13]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2004；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2007：113.
[14]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2004；Yu-Dembski，Dagmar，2007：116.
[15]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33，35.
[16]［德］费路（Roland Felber），胡伯坚（Ralf Hübner）.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00—1924）//张寄谦.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4.
[17]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276.
[18]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286.
[19]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von 1860 bis 1945，1999：88.
[20]刘集林，等.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298.
[21]Meng，Hong.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1861—2001）.Peter Lang，2005：91.
[22]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442-443；元清，等.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992.
[23]Har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von 1860 bis 1945，1999：203.
[24]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7.
[25]Ha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von 1860 bis 1945，1999：203.
[26]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2007：27.
[27]Gütinger，Erich.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2004.
[28]［德］费路（Roland Felber），胡伯坚（Ralf Hübner）.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00—1924）//张寄谦.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3-76.
[29]根据德国研究者余德美考证，周恩来在柏林时租住在Kaiseralle 54a的一家名为Loeck的家庭里，这条街在二战后改称Bundesalle.参见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Berlin：Berlin Edition，2007：43.
[30]引自1920年至1927年德国大学及高等学校各学期外籍人士列表。见：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PolArchAA，R 62980，R 62981，R 62982，R 85717，R 85324。注：数据由杜卫华统计，包括了1920年至1927年间德国大学及学院所有中国学生，因此其数量多于奥夫豪泽（Aufhauser 1931）的统计结果。
[31]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7.
[32]麦劲生.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3]即今天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34]［德］费路（Roland Felber），胡伯坚（Ralf Hübner）.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25—1933）//张寄谦.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3.
[35]［德］费路（Roland Felber），胡伯坚（Ralf Hübner）.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25—1933）//张寄谦.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7-78，93.
[36]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2007：64.
[37]PolArchAA，R 62980.
[38]来源：Aufhauser，1931：16.
[39]元清，等.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
[40]麦劲生.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0-107.
[41]来源：Lorenz，1943，p.376 f.注：1940年至1941年间，每一学年被分为三个学期。
[42]转引自元清，等.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
[43]Lorenz，Charlotte.Zehnjähriges-Statistik des Hochschulbesuches und der Abschlussprüfungen.1.Bd.：Hochschulbesuch.Berlin：Verlag für Sozialpolitik，Wirtschaft und Statistik，1943：376.
[44]孤鸿.留德指南.读书杂志.1937，1（3）：336-366.
[45]PolArchAA，R 94927.
[46]来源：PolArchAA.R 94927.
[47]Meng，Hong.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1861—2001），2005：115.
[48]主要数据来源：元清，等.中国留学通史：民国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224-226.本文作者对部分学校名称进行了修正，并按留德时间进行了顺序上的调整，并加入了1956年2月被认定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季羡林资料，以及对何泽慧的毕业时间进行了修正。
[49]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von 1860 bis 1945，1999：170.
[50]万明坤，汤卫城.旅德追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4，73，176.
[51]Yu-Dembski，Dagmar.Chinesen in Berlin，2007：26.
[52]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和罗家伦在柏林的生活，见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3]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4]王光祈，1927年夏季学期及1931—1932年冬季学期在柏林大学学习，而后到波恩大学学习，并在此处担任中文老师。他于1934年得到博士学位，于1936年死于波恩。
[55]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1999：213，214.
[56]Yuan，Tungli.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Taipei：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1964.
[57]来源：To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it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Part Ⅳ：Germany，1907—1962，1964.从原文无法看到学位论文通过的具体高校名称。表格中的中文名字均由该书作者提供。个别明显不符合德语表述规范的错拼被本书作者纠正。袁同礼的分类中，“数学/物理/化学及其他”占比非常高，其中包括一些论文拿到的博士学位为工学博士（如马君武），与自然学科第二部分“工程学”领域分类似不明确。尽管如此，此表仍忠实于袁同礼整理的分类信息。除中文名字外，本表中其余中文表述均由刘悦翻译。由于一些博士论文专业性强并且题目中存在未明的缩写，因此本表中未将所有论文题目翻译成中文。另据不同来源（如柏林工业大学的同时期历史文献）的统计，袁同礼的收录仍不完整，但袁氏的研究仍然为我们追寻相关历史足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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