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法研究：图像证据的效力

彼得·伯克认为，解读图像首先要读懂图像的套式（style）。^[61]这种套式是图像元素之间的固定搭配以及固定的表现手法与风格等，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单元的人们约定俗成地用这样的套式创作图画、表达思想。比如说，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用十字架表示救赎，长剑表示权力；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仙鹤跟道教联系密切，莲花则跟佛教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利用图像来证史的学者，“首先必须具备艺术史家‘破译’图像风格与形式密码的功夫，否则只能‘望图生义’，随意曲解，陷入图像证史的重重误区而难以自拔”。^[62]

可以肯定地说，如同文献的证据存在着被歪曲篡改的可能一样，使用图像提供的证据也必然存在陷阱。图像是无言的见证人，但它们提供的证词不仅本身可能有歪曲，并且在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也可能有诸多误读。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图像所传达、隐匿或歪曲的信息，彼此之间有着千差万别。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图像证据的背景和真伪进行考证。如果我们忽视了对图像、作者、用途、历史环境等要素的分辨，就可能掉入错释的陷阱。在此，笔者就以重庆大足石刻中的图像为例略作论证。

图2-4 释迦行孝修行图

（摄于重庆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里有一幅《释迦行孝修行图》（图2—4），石刻造像表现了佛祖释迦牟尼亲自护运父亲的棺木为其送葬，以此彰显佛祖的孝道。然而，这幅造像却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古印度奉行火葬习俗，并没有中国式棺木。根据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牟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在菩提树下“证道”，根本来不及奔丧。那么，石刻工匠为什么要编造创作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呢？我们就要对其历史背景和图像的用途进行分析了。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与释迦行孝修行图主题相关的是“父母恩重经变图”，描绘了以孝道为主题的“十恩图”，包括怀胎守护、临产受苦、产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等，生动细腻地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儿女的经过，这类石刻的主题都是彰显亲情孝道的。然而与此形成悖论的是，印度佛教本身不仅没有亲情孝道之说，而且还要“入身破身”（即削发、不娶妻、不生子），那么中国佛教造像中宣扬亲情孝道的内容从何而来、因何而作呢？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图像的语境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领悟解读图像的一些诀窍。原来，印度佛教“入身破身”教义跟儒家文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极为冲突。孝道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之一，儒学十三经就包括《孝经》，父子伦常亦由此而来。为了使印度佛教更好地融入本土，消解儒释之间的矛盾分歧，唐代僧人特意编造了伪经《父母恩重经》，企图以此告诉世人，佛家跟儒家一样也讲究孝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宣扬孝道的佛教造像出现了。然而，根据目击者原理，造像的工匠没有见过印度火葬的场景，因此只能以自己的想象来刻画佛祖释迦牟尼为父亲送葬的场面，最终只是一幅中国式的想象画，难免露出伪造的破绽。大足石刻还有一幅“牧牛图”也颇有意味。石刻造像表现了牧童驯牛的场景，分为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服等十个阶段，以牛比喻人心，以牧童比喻修行人，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降服内心、领会佛法的修行过程。然而，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前馆长郭相颖则指出，修行人降服内心的故事在密宗里叫“十象图”，以大象喻指人心，而不是水牛。^[63]为什么印度佛教的大象到了大足石刻里就变成水牛了呢？大约因为唐宋时期的四川人（虽然在三星堆—金沙文明时期四川不乏大象）对大象太陌生，水牛则是农民们朝夕相处的动物，更符合石刻工匠的内心想象。

哈斯克尔曾指出：“我们愿称之为艺术这个东西，唯有将之与其他可用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时，史学家才能对它做出最好的解释。然而，艺术确实有其自身的‘语言’，只有那些努力去探究其多变的意图、惯例、风格和技巧的人才能理解其奥秘。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充分认识到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必然差异。”^[64]通过图像进行文史研究，还需要借助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证据，利用多重证据之间的互释作用，也许是对图像进行深层解读的方法之一。在此，笔者就以四川博物院里陈列的“野合”画像砖为例作一尝试（图2—5）。

图2-5 “野合”汉画像拓片

（摄于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展出的“野合”汉画像砖出土于四川新都高堆子，生动细腻地演绎了一个发生在野外的故事：画像正中间是一棵参天大树，树上有猿猴攀援、鸟雀踏枝，树下有裸体的三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正在交欢，一矮个男子在那男人身后做推手状，另一个男子则独自对着大树做爆发状，图中三个男人的雄性器官全部挺立，女人则乳房硕大。据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画像砖一共两块，内容大致相同。画像砖在1977年出土时，一度被认定为地主阶级荒淫生活的写照，很长时间都秘不示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见天日，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将其命名为“秘戏图”“水火图”，有学者则认为应是“高禖图”“野合图”。虽然是对同一个场景、同一个行为的解读，从以上学者们的不同命名可见，他们对该图所表现的内涵在认识上大有分歧。那么，画像砖上的人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的图像表达了何种意蕴？从人类学的仪式来分析，在远古中国，有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叫作“高禖”。学术界普遍认为，高禖仪式祭祀的是“媒神”女娲，因为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还教会人类婚姻生殖之道。由于祭祀的神圣性，所以用富有神圣意味的“禖”代替了“媒”，这种祭祀的背后是远古生殖崇拜的意识。这种生殖崇拜信仰在当代民间依然存在，从河北涉县举办的娲皇宫庙会来看，每逢庙会则人山人海，前去求子的人络绎不绝。^[65]从人类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资料来看，无论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还是古希腊、罗马、埃及文明都存在过类似高禖的仪式—“圣婚”，人们相信这种性结合的形式能够确保生殖力的旺盛，并促进万物生长。从文献证据来看，《礼记·月令》记载：“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66]皇帝以太牢之礼亲自去郊外的女娲庙隆重祭祀，可见高禖之礼的神圣隆重了。闻一多在《姜嫄履大人迹考》^[67]中就曾论证《诗经·大雅·生民》中所载的周始祖姜嫄“履帝武敏歆”，其实就是在高禖之礼中有了身孕，才有了周的人民。后来，高禖之礼在民间逐渐演变成野合之风，正如《周礼》所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68]因此，《诗经》中有象《召南·野有死麕》《郑风·野有蔓草》这类或直白或含蓄表现野合的诗歌，实属常理。后世的道学家们想不通孔子编撰《诗经》为何保留了这类“淫诗”，还说“诗三百，思无邪”。如果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孔子从那些诗歌中看到的恰恰应该是高禖的神圣之处。也有学者对画像砖上那棵非常醒目的大树进行了考证，认为那是对树神的崇拜，这样的崇拜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汉代流行的摇钱树上都可以窥见其影子。如果跟当代电影《阿凡达》里的那棵参天巨树进行类比的话，其实千古以来延续至今的是人们对天人感应和生命力崇拜的表现。此外，考古发掘出土的同时代图像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生殖崇拜的有力佐证：汉画像砖里大量的伏羲女娲交尾、交吻图，还有西汉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一对铜祖—用青铜仿制的男性生殖器模型。由此，笔者认为，这类题材的画像，其实反映的是古人对生殖力的崇拜，如果结合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材料来进行阐释，其意自明。

【注释】

[1]笔者注：本论著所言的考古学也包括博物学、田野考古以及各种科技考古。因为中国现行学科分制的问题，考古学基本从属于历史学，但在英美的学术传统里，考古学从属文化人类学，有时也称为考古人类学。笔者在涉及具体的有关论述时，考古学的内涵就依语境而变化。

[2]笔者注：图像证史在美术史领域或美术考古领域都有。

[3]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4]［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1页。

[5]同上。

[6]笔者注：考古学方法以实证为主，但也有阐释的一面，考古学需要根据材料还原历史、建构历史、解释历史。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流派，如古典考古学、进化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功能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以实证为主，也兼及阐释，方法不一而足。可参看［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7]张承志：《考古学是什么》序言，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7—58页。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0]同上书，第118页。

[11]［美］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见［美］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29—4130页。

[13]转引自［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译后记，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2页。

[14]［美］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

[15]李毓芳等：《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近年来阿房宫遗址的考古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月4日。

[16]参看李毓芳等：《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17]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截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

[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19]孟悦：《什么是“物质”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断想》（上），《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20]［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24—225页。

[21]［英］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序言，徐坚译，岳麓书社，2005年。

[22]［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5页。

[23]Dant,Tim,Material Culture in the Social World,Milton Keynes,UK: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p.2.

[24]［英］达柯：《理论考古学》，刘文锁、卓文静译，岳麓书社，2005年，第50页。

[25]参看叶茂林：《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26]参看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等：《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科学通报》2003年第11期。

[27]参看夏旸：《庞贝遗址—古罗马文明的“活化石”》，《走向世界》1997年第5期。

[28]［英］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徐坚译，岳麓书社，2005年，第181页。

[29]参看［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钱乘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www.xing528.com)

[30]［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5页。

[3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见《沈从文全集》（第3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2]参看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3]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4]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

[35]［法］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干贝尔原著，纳丹·施朗格编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45页。

[36]［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译后记》（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2页。

[37]［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8]［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04页。

[39]参看［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40]参看［英］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编者序。

[41]曾子懿：《跨越边界的启示和思索—试论克鲁纳斯的物质文化研究》，《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42]［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43]［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44]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年第2期。

[45]参看［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46]参看［法］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7]李源：《图像·证据·历史—年鉴学派运用视觉材料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48]同上。

[49]同上。

[50]参看［法］米歇尔·沃维尔：《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1 300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高凌瀚、蔡锦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51]转引自［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52]转引自［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53]同上书，第12、132页。

[54]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年第2期。

[55]王孝廉、王小盾、郑志明等：《关于叶舒宪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笔谈》，《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56]笔者注：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里所记载的优孟、优旃的描写为：优孟—“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优旃—“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

[57]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60页。

[58]参看［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59]参看［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86—204页。

[6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61]［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62]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年第2期。

[63]参看郭相颖：《论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佛教心法要旨》，《长江文明》2008年第12期。

[64]Haskell,Francis,History and Its Images,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p.9—10.

[65]参看黄悦：《从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看女神文明的民间遗存》，《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

[66]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2006年，第291页。

[67]参看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56页。

[68]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2006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