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接受海外文化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是佛教东传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佛教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得到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教理研修远远超过前代，并且中国佛教独立发展出自己的学派。可以说，南北朝佛教学派的出现以及寺院规模、人数的剧增，表明佛教已在中国扎下根，为隋唐佛教的大繁荣准备了条件。不过，由于南北的分立，两地的佛教发展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简而言之，正如钱穆所说的那样：

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拥护，颇想造成一种神权政治而没有成功。南方佛法则多由士大夫自由专研习，他们多用纯哲学的探究，要想把佛教哲学来代替儒家思想，成为人生真理之新南针。他们大体都是居士而非出家的僧侣。因此北方佛教常带“政治性”，南方佛教则多带“哲学性”。北方佛教重在“外面的庄严”，南方佛教重在“内部的思索”。^[14]

佛教在南北朝的兴盛，首先得益于皇权的大力提倡。南朝历宋、齐、梁、陈数代，朝野皆皈依佛教。刘宋一代，在建康组成了以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为核心的译场，涌现出慧观、慧严等一大批学僧，继续影响着士大夫的思想风貌。在刘宋的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的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孝武帝也崇信佛教，建造了药王、新安两寺，令道猷、法瑶住新安寺，“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寺听讲。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萧齐帝室也崇信佛教，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集为16帙116卷。当时荆州名士刘虬研精佛理，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子良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宋齐之世建塔造寺日益增多。刘宋时，已经是“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刘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摩之论奏说道：“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宋书·天竺嘉迦毗黎国传》）

至齐、梁两朝，皇室、贵族更大兴营造之风。仅以太后宣修容为例：“常无蓄积，必行信舍。京师起梁安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荆州起禅林、祇洹等寺，浔阳治灵邱、严庆等寺。前后营诸寺佛宝帐百余领，躬事后素，亲加雕饰，妙于思理，若有神功。性好赈施，自春及冬，无日而怠。”（《金楼子·后妃》）

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达到极盛。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最崇信佛法，皈依于智藏、法云、僧昊三大师，依慧约法师受戒。梁武帝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两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天监十八年（519）从智约受佛戒，法名冠达。为表示其信仰，梁武帝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后4次“舍身”奉佛，到同泰寺为寺奴，每次舍身时都在同泰寺升讲堂法座为四众讲经。他对义学更是多方提倡，事佛后撰《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记数百卷，自讲《波若》义，自立《神明成佛》义，诏编《众经要钞》《经律异相》《义林》等佛教类书，推崇《成实》论师和《十诵》律师。梁武帝直接参与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辩论，刺激佛教内部的学术思想发展，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完成做了准备。梁武帝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经疏》汇成为《涅槃经集解》，天监七年（508）令僧旻撰《众经要钞》88卷，又令智藏撰《义林》81卷，天监十四年（515）令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二年后又令宝唱改定。令宝唱集《续法轮论》70余卷、《法集》130卷、《经律异相》55卷。简文帝萧纲也撰《法宝联璧》267卷。这些著作对于当时佛教研究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义林》之类，纂述义章，成为治理经论的主要方法。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简文帝、第七子元帝，也都好佛。

梁武帝还大兴佛寺，他即位之后，即“为奉太祖于钟山起大爱敬寺，又为奉献后起大智度寺”，又造法王寺，其地本号新林，是前代宫苑，以兴义军首祚王业，故号“法王”。沈约《法王寺碑》有详细说明。通过碑文可以了解到当时把护持佛法与夺取皇权结合起来，建寺成为兴国的实际行动。后来又舍故居建光宅寺，沈约又作《光宅寺刹下铭》。铭文记载了以建寺的行动祈求江山永固。这时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

在帝王提倡之下，梁武帝天监年间，皇室和臣僚、僧侣造寺形成高潮。《建康实录》记录的还有长乾寺、永建寺、佛窟寺、敬业寺、敬居寺、明庆寺、涅槃寺、翠微寺、本业寺、解脱寺、劝善寺等。从建康一地的部分记载，可以窥见梁、陈两朝各地造寺的盛况。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纷纷建寺，一时间寺院之数剧增，仅建康一地便有500余所。据《辩正论》所记，南朝梁时，全国共有寺院23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1000余所，僧尼增加3倍多。

陈朝皇祚较短，在推行佛教方面继承梁朝的做法，继续推行舍身、忏法和戒律，弘扬佛教。陈武帝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提倡“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文帝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陈后主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刘宋的前半期，译经事业已相当发达。梁末陈初，真谛在译经方面的突出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经》代《般若经》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论》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论》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经》，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

在北朝，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发动的两次毁佛事件，但总体上说，大多数王朝的统治者是重视利用和扶植佛教的，在佛教的规模上，北朝远盛于南朝。北魏太祖道武帝立国，“好黄老，颇览佛教”，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同时，建立“道人统”，对僧尼严加管理，一开始就规定沙门须拜王者。明元帝继位，史称“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他明确提出“佛教万善同归，敷导民俗”的口号，赋予佛教“巡民教化，安抚一方”的任务，对佛教和僧尼的重视又加一等。

北魏太武帝，初亦崇信佛法，后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并接受了司徒崔浩诽毁佛教的观点。他于440年改元“太平真君”，限制沙门，征兵僧侣。446年，太武帝至长安，听从崔浩的建议，自称“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诏令魏境悉坑沙门，破毁佛像胡经。这就是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祸的“一武法难”。未久寇谦之死，崔浩亦因事被诛，太武帝颇以毁佛法事为悔。这一毁佛行动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佛教增强了“末法”意识，驱使佛徒大批南下。

魏文成帝继位后，朝野上下一片复佛的呼声。他下诏复法，重振佛教，“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开演正觉”。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图像，以供善男信女礼佛。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总摄沙门。又封王遇为匠作大将，让他们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又下诏令京城五极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备铜25万斤，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国家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任昙曜为昭玄沙门都统，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佛像，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www.xing528.com)

孝文帝“笃好佛理”，常于禁中亲讲经论。《魏书·高祖本纪》说：“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组织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整个北国。北魏王朝在平城期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石窟造像之风从云冈带到了龙门。迁都次年，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安居西域沙门跋陀。

宣武帝也大兴佛教，他为太子时，“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宣武帝即位之初，诏于洛南伊阙山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二所。此后经历代陆续营造，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时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宣武帝为之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菩提流支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宣武帝亲自笔受。永平二年（509）十一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魏书·释老志》）其皇后胡氏，“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她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

受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们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益增多。《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和元年（477），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延昌中，有寺13727所，增加一倍多，僧尼亦应成倍增加。孝明帝时，灵太后专权，在城内起永宁寺，建佛图9级，高40余丈，中有金玉佛像10余躯，僧房楼观1000余间，此时全国有寺院3万余所，其中洛阳就有寺500余所，天下僧尼大众200万人。《洛阳伽蓝记·序》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北魏不仅建寺多，而且规模宏大。永宁寺塔规模之宏大堪为京师洛阳寺院之首，其他寺院的建筑也颇有气势。长秋寺的三层佛塔，“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瑶光寺的五层佛塔，高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还有“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景乐寺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胡统寺“宝塔五重，金刹高耸。洞房周匝，对户交疏，朱柱素壁，甚为佳丽”。修梵寺和嵩明寺“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景林寺“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均出自《洛阳伽蓝寺记》）。

孝静帝时，北朝魏分裂为东西两国。东魏孝静帝迁于邺都，洛阳僧尼大半随迁，于是邺都又成了佛教重镇，新寺竞立。到东魏末年（550），魏境“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但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北齐取代东魏（550）后对佛教愈加看重。文宣帝即位后，极力提倡佛教，请高僧法常入内庭讲《涅槃》，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管理佛教。邺都有寺4000所，僧尼近8万，东魏全境寺院4万所，僧尼200万。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北齐人口有303万户，每3户便有2人为僧，如以口计，约7人至10人中便有1人为僧。西魏以长安为都，重兴长安佛教。

北周取代西魏（557）后，也大事建寺度僧。但在魏太武帝法难150余年后，佛门一度再遭厄难。北周武帝时，益州成都僧人卫元嵩上书请废佛，并自还俗。卫元嵩的上书有15条之多，它的基本思想是：不分在家出家，所有的人都可加入平延寺；以为只供出家人住的寺院没有必要存在，世俗的城隍就是寺塔，皇帝就是如来；又以在家生活的夫妇为圣人，积极赞成婚姻生活，肯定儒家的家庭制度；人人应以不贪的心态过社会生活，说“平延寺思想” 实现时，和平的理想社会就会出现于世间，并说这种“平延寺思想”是《大智度论》中天王佛的政令，天王佛教人装束和生活要与在家者无异，不要用僧人常用的钵，不要过出家人特有的生活。建德三年（574），武帝把“平延寺思想”称为“至道”，并把它表述为“即事而言，一切无非道”。武帝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灭佛政策。《房录》卷一一记载：“建德敦牂（三年），迄于作噩（六年，平齐），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建德六年（577），武帝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正式宣布毁佛。这就是史称的“二武法难”。

但武帝死后，宣帝嗣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220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任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静帝继立，命全国恢复佛教。北周武帝的毁佛事件反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这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已经深深扎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单靠行政手段是不能将其摧毁的。孙昌武指出：

中国历史上佛教每次遭到尽毁，终究又得到恢复，也是因为佛教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无论作为宗教信仰和思想学说，还是作为社会组织或理论体系，都已深深扎根，不可动摇；它作为维护统治的辅助手段和一般民众的精神寄托，又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果使辟佛或毁佛的言论和措施无论多么严厉、激烈，客观上反而会促使佛教更进一步调节与世俗政权、与本土传统的关系，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从而建设更能够适应本土环境、更能体现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佛教。^[15]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译，也赓续不绝。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经》《成实经》为盛，大乘则是《涅槃经》《华严经》《地论经》并弘。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时的南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

佛教初传时期，本土人士出家的很少，朝廷对于汉人出家也加以限制。因为按照中土固有的文化观念，出家修行难以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施行。所以中国居士佛教发达，并成为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到东晋十六国之后，民众出家为僧的渐多，皇族和其他高门士族普遍崇佛，其家族成员出家为僧也成为一时风气。一些著名的高僧，如道安、慧远、竺道生、僧佑等，是士族家庭出身，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又如东晋竺法深，桓彝说“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世说新语》），肯定也是出身高门。

据以上所述，两晋南北朝佛教东传出现了高潮，进入到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不仅表现在佛寺庙宇的广泛建立，出家僧尼人数众多，更主要的是佛教得到了上层社会的接受、认可和支持以及下层社会、民间百姓的信奉、追捧，这说明佛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有了群众的认同与拥护，在民间文化中扎下根来。我们看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个别情况如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的毁佛灭佛行为外，大多数的帝王以及整个朝廷都是对佛教持欢迎、接受和支持的态度。流风所至，整个社会的上层，皇亲国戚、高门士族都热烈地追捧、信奉佛教，这对佛教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的认同与否，决定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能否在中国社会中立足。不仅如此，更因为皇帝、朝廷以及高门士族等等拥有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力资源，他们把传播和发展佛教作为一种国家的事业，提供各种尽可能的支持，甚至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到在中国大传播、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社会下层，有广大的信众，塔寺林立，香火缭绕；在社会上层，皇帝、朝廷和高门士族的大力支持和追捧，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与高僧们广泛交游、诗文唱和、谈玄论道。这样，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与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共同上演着佛教东传的宏伟壮阔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