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坚定信仰、为人民奉献的优秀党员

革命家朱理治

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1907年7月25日），朱理治出身于余西古镇的一个中医世家。其曾祖父朱竹斋为清太学生，著名老中医。他的祖父朱煦堂、父亲朱作舟也都是通州著名的老中医。他们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热心为病家服务，凡遇没钱看病的穷苦人，概不收取诊金，还常为病家垫付医药费。所以三代行医，只能维持生计，每到年底，往往还要欠债。朱理治从小就生活在乐善好施的清贫家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理治6岁开始入学，在全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的义子王小楼创办的私塾读书。小楼先生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又深受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既富有传统的文化修养，又有现代的新思维。理治在初小读书阶段，就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启迪。他10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初小毕业。经小楼先生的极力推荐和其族叔的接济，进入通师附小高小班深造。从少年时代起，朱理治逐步有了自信，有了追求，有了志向，懂得了人要活得有意义，就要干一番事业，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一理念的形成，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人生。他高小毕业后，进入县立七中（今南通中学）就读。“五卅”运动期间，他与进步学生一道，深入工厂、农村，积极投入爱国主义宣传活动。

1926年，朱理治读高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经济系。期间，为寻求救国真理，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并立下雄心壮志，为之奋斗到底，贡献自己的一生。1927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0月调任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部长，随后任区委书记。当时因白色恐怖的加剧，北平市委遭到破坏，脱险的部分同志来到清华大学，以西郊区委为基点，组成“北平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他为书记。不久，西郊区委与顺直省委取得联系，组建了北平新市委，但很快又遭到破坏，朱理治也被敌人发觉，并被追捕，1928年春，在同志们掩护下，化装离开了北平，去上海寻找党的上级组织。期间，他抽时间返回家乡余西，一面从事农民运动，发展地下党员，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告密，他于1928年7月在南通县被捕，先后被关在县模范监狱、江宁法院看守所、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他在狱中联络难友中的党员坚定分子，组成临时党支部，被推选为书记。由于敌人始终找不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罪名，判其二年徒刑，后于1930年4月释放。

出狱后，他很快与党的江苏省委取得联系。1930年7月，他在上海以中英文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担任会长兼党组书记。1931年7月，调至团中央任宣传部秘书兼训练教员。“九一八”事变后，代表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后被调至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

1934年3月，他到河北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等职。

1935年7月，他被派往陕北，担任陕北苏区中央局及华北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期间，在扩大红军主力、推动陕北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等方面，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奠定了重要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8月，他以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的身份到西安工作，遵照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为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党促成西北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业绩永垂青史。

1937年5月，党中央任命他为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与他做了一次谈话，希望抓紧时机，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他带领省委一班人，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他以确山竹沟为中心，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大批干部，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他在河南工作期间，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大军，为准备和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力量，创建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竭忠尽智，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1年2月，针对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严厉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决定任命朱理治为边区银行行长，以克服边区财政困难，抵抗国民党的军事包围。他临危受命，在边行工作虽不到两年，但为边区的经济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1945年10月，朱理治被派往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和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1946年7月，他先去大连筹集物资、部署军工生产，后赶赴朝鲜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办事处。他作为驻朝全权代表，在朝鲜两年多时间，领导办事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夺取解放东北全境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10月，朱理治从驻朝办事处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这一时期，由于原来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高岗又成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使他重蹈逆境。特别是朱理治因主张关外货币要与全国货币统一，得罪了企图将东北变成独立王国的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受到点名批评，又遭到打击。朱理治长时间蒙受冤屈，受到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公正待遇。他在陕北工作期间受到的不合事实的评价，直到高饶事件发生后，经中央认真审查，才于1959年得到纠正，并通报党内，彻底澄清了这一历史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理治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但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春，朱理治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3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正当中央决定任用他负责财经工作时，他不幸身患重病，于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朱理治逝世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胡耀邦、李先念等生前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经党中央批准的悼词中指出：“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92年5月5日，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为《朱理治纪念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朱理治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历任党、团、军队、政府的许多领导职务，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精通财经工作的专家。”“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也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一生。”以上这些，是对朱理治一生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为革命所做贡献的高度概括。

（王兴相）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朱理治

朱理治1938年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的合影
（第二排右起第一人为朱理治）

坐落于余西小学（今理治小学）的朱理治铜像

题词

科技将军曹保榆

1947年1月，曹保榆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共产党党员，轻工业方面的专家，为了事业带着全家从祖籍地区南通余西辗转到上海，又来到蚌埠市支援轻工业建设。作为党员，曹保榆的父亲对待事业一丝不苟，服从国家安排。而作为父亲，他给儿子提供的则是相对来说自然和宽松的成长环境，并积极鼓励儿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

这种“原生态”的教育方式和成长背景，是曹保榆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便遇到再多的磨难，也能坚强面对。虽说成长中不可避免经历了一些社会变动，但是和多数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同，曹保榆的童年弥漫着和谐与自由的音符。

小时候的曹保榆就是个不受拘束的人，顽皮好动而且主意很多。不过，天资聪明的他对待大事情一向严肃认真，因此学习相当出色，也深受老师的喜爱。老师们教的那些知识他能够很容易就理解和接受，所以他从不整天抱着课本看，课下常会尽一切办法去玩去闹。

1958年，曹保榆小学毕业后考上当地最好的中学，在那里学习生活了6年。他被认为是最有潜力和天赋的孩子，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会考时，曹保榆门门满分。

在少年曹保榆的心目中，中国科大是个大师云集的地方，他非常崇拜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对科大充满了向往。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夏天，曹保榆收到了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在蚌埠一中，这是个“零的突破”，消息迅速传遍全校，曹保榆一时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九月的一天，曹保榆整理好行囊，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另一片广阔天地去追寻他的科学梦想。迈进中国科大校门的那一刻，曹保榆觉得学校一切都充满了科学的气息。

曹保榆进校不久，学校就开始推行“教学改革”。允许学生在全校自由选修任何课程，实行弹性学制，允许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鼓励学生自由发展、要求教师全方位服务学生，这种以学生为本、开放式、人性化的教学模式，在当时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创新，令曹保榆激动不已。他从学校的各方面都感到积极、自由和民主的氛围，学习充满了劲头。他沉住气学习各种基础专业知识，教室、图书馆、校园，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刻苦攻读的身影。作为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曹保榆还反复地阅读钱学森的《国际航行概念》，浩瀚的宇宙让他神往和激动，那种对未来的憧憬和探索的欲望充斥着他的身心。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他快乐又满足。

在中国科大，除了学习外，曹保榆非常注重提高个人身体素质。划艇、游泳、滑冰、乒乓球和爬山，曹保榆样样喜欢。每到周末，曹保榆要么自己出去郊游，要么就在口袋里揣上两个窝窝头和一包咸菜，从玉泉路步行到西单、王府井附近的古旧书店或者新华书店，阅读他喜欢的书籍，尤其是各种历史书籍；有时还买些便宜的古旧书或者《中华活页文选》等刊物回来阅读。至今，曹保榆的书架上还保存着那时买回来的旧书。读古书能启发智慧，他这样认为。

然而，曹保榆在中国科大只上了不到两年的大学课程，“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学校正在开展的那场极具前瞻性的教学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并遭到严厉批判。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在教室安静地上课，但曹保榆一直没有放弃学习。1968年复课的时候，他开始学习材料力学、弹性力学，他抓紧一分一秒“填鸭”似的拼命学习，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科大校园里的书店，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有时在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有些课程的参考书，比如苏联出版的微积分教程就特别烦冗，分很多册，这种严谨系统的书籍他要一页一页认真地看……就这样，外界的因素没有太多地耽误曹保榆的学习，1970年他顺利地从中国科大毕业了。

曹保榆

毕业分配时，因为学习成绩突出，曹保榆是班里唯一被挑选到部队的学生，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某院工作。得知自己不仅能回到科学研究的队伍，而且来到了国防战线，曹保榆异常兴奋。

不过，挑战也在等着他—专业不对口，和曹保榆一同进来的几十个人都是学化学、医学的，唯独他学的是力学。而一开始给他分配的科研工作就是化学洗消研究。

曹保榆没有任何畏惧和退缩的心理，他没有转换工作岗位的想法，很快调整好心态，从积极学习化学洗消基础知识开始，直至找来费塞尔的《有机化学》原著，一边查字典翻译一边学，整本书看完以后，曹保榆凭借他快速接受新知识的天赋掌握了化学方面的基本词汇，并通过了解化学的整体知识架构来掌握专业词汇，这样的学习方法让大家觉得新鲜和有效。很快，曹保榆不仅能够自如地阅读化学类书籍、论文原著，进行各种实验和设计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他在国防科工委某研究院，成了防化学方面的业务骨干。

其间，曹保榆还到防化兵技术学校学过一年防化兵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又从北京去了三线做土建，从化学转行到搞结构设计。由于体制的变动和工作需要，他的岗位也一直在调整，直到军委恢复了防化研究院的建制，曹保榆才来到了防化研究院，从事特种弹药设计等科研工作，接连承担了很多重要的国防武器的研制任务。

在防化研究院，曹保榆稳扎稳打，从最基层的课题研究岗位开始，历任办公室主任、科技部副部长、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一步一个脚印，科研和管理双肩挑，向着科学的高峰迈进。

1997年，曹保榆被评为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1999年众望所归地成了防化研究院的院长，并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项多项。成为原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中国环境学会国防环境分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先后承担多项重大项目和专项任务，主编出版了《核生化事件的防范与处置》等，其取得的成绩被收录于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写的《携笔从戎：中国科大毕业生中的科技将军》一书。

在防化研究院，很多人尊敬地称曹保榆是一个有很强能力的“专家型”院长。这个称号，他喜欢，因为那是对他工作能力特别是科研能力的一种认可，他也把这种荣誉当作对自己最有力的鞭策。

2003年3月18日，北京地区发现“非典”疫情，首都军民生命面临严重威胁！

“疫情”两个字狠狠地揪住曹保榆的心。“疫情就是警报，疫情就是敌情！”在总装防化研究院党委扩大会议上，他铿锵有力地说：“防治‘非典’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防化科研的头等大事，要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为首都抗击‘非典’提供防护器材保障。”

面对四面八方的紧急求援，曹保榆带领防化研究院叫响一个口号：“和疫情赛跑，用最快的速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的防护用品，阻止‘非典’蔓延！”

4月底，北京市场病毒防护口罩短缺。曹保榆得知这个情况后，组织科研人员一起投入抗击“非典”的科技攻关研究，他们依据过滤吸附原理，采用高效过滤材料和活性炭纤毡，仅用两天时间就研制出安全性更好的特种防护口罩，并立即组织批量生产。

紧接着，一线医护人员相继被感染的消息传到了防化研究院，曹保榆立即要求相关研究所，以最快的时间制定出医用防护用品的检测标准和相应的检测技术手段。很快这些标准和检测手段就得到了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从过滤效率、物理强度、断裂强度、抗水性、透湿量、穿透性能和阻燃性能七个方面对医用防护服进行严格检测，确保了被检测的用品能够有效地阻挡病毒。

就这样，在疫情暴发最严重和紧迫的那几个月，特种防护口罩、特种应急生物防护服、正压呼吸防护系统（面罩）、洗消走廊等防护科研项目相继取得成功，并迅速投入到抗击“非典”的一线。而这一切都是曹保榆带领防化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自筹经费开展的。

此外，曹保榆还带领防化研究院的一批科研人员，不等不靠，千方百计想办法为首都军民提供研制病毒防护口罩十多万件，新型防护面具、防护服、防护靴、防护手套等一万多套；紧急研制生产高效杀菌消毒液50余吨；每天派消毒车为驻地有关场所消毒灭菌，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送到人民群众手中。有人问：“你们投巨资研制市场需求不大的洗消走廊，能收回投资吗？”曹保榆坚定地回答：“我们是面向战场，不是面向市场。为抗‘非典’，这样做值得！”

中央军委委员、原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上将动情地称赞：“你们为首都军民防治‘非典’立了大功！”对此，曹保榆是这样说的，“身处非常之时，采取非常之策。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全力以赴”。

刘庚冉是曹保榆的博士生，他认为，能做曹院长的学生是自己的荣幸。曹院长是个治学严谨，富有激情的人，学生们的一份实验报告，一个实验数据，一个小的实验器材，曹保榆都会仔细核对，认真检查。对于刘庚冉的指导，曹保榆还特别强调学习和科研的方法，非常注重给他提供和选择适合他的课题。在平常的生活中，曹保榆对待同事、朋友和下级，都十分尊重，和蔼可亲。和下级一起聊天就像是朋友，完全没有将军的架子。周末，还常一起去中关村淘货。防化研究院的人都说他是个“平民院长”。

在曹保榆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很大的书柜，里面摆满了厚重的书籍。生活中的他喜欢读书，爱好摄影，有着一片属于自己独立和自由的空间。也许正是拥有了这些，才不容易被寂寞带向狭隘，才会使他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动摇对生活的热爱！ （沈志冲改写）(www.xing528.com)

名中医曹筱晋

曹筱晋于1906年11月10日（农历九月二十四）岀身在余西场一个中医之家。他祖父曹政明和伯父曹晋书均为当地著名老中医。他父亲曹素履虽以执教为业，但也精通古文，熟谙医理医道。曹筱晋从小就受到良好而又严格的家庭教育，这对他后来成就中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聪敏好学，6岁就入学读书，10岁时便开始随父研读四书五经，14岁时兼读医书，为他后来学习中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6岁时，为继承祖父的事业，曹筱晋在家人的引导下开始学习中医，并拜当时的名中医曹蕴山为师。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研读3载，专攻医典，受益匪浅，初奠基业。后随余西老中医顾香斋、伯父曹晋书临诊2年。曹蕴山为儒医，精通医典，注重内科诸症；曹晋书善治瘟病时疫、麻痘惊疳；顾香斋擅长妇科和儿科，并注重调理。曹筱晋在诸师指导下，潜心钻研，博采众师之长，既崇古训，又不泥古，还善于搜集百家良方，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自成一体。

曹筱晋于1926年开业行医。在临床实践中，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很快掌握了“望、闻、问、切”的要领，尤其诊脉特别精细，连妇女的宫外孕先兆也能诊断出来。他对内科杂症、急性热病，尤其麻痘恶症、妇科疾病的治疗，辨别病症精当，既不拘泥陈规，组方又严谨灵活，疗效显著。他在抢救危重病人、治疗疑难杂症时，往往是药到病除，出奇制胜。每当疫病流行时，他宵衣旰食，昼夜应诊，且人不分贫富，路不论远近，酬不计有无，对于患者均热情对待，精心诊治。尤其对贫困患者，不但不收诊费，而且常为其垫付药费。他待病人如亲人，倾注关怀于治疗、遣药之中，自始至终为病家着想，常以低药费、高疗效而深得患者的爱戴、感激。他因悉心治病，屡起沉疴，名扬通东、海门等地。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当地百姓均尊称为“余西五先生”。凡是提到“余西五先生”，可以说无人不知，家喻户晓。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流名医。

曹筱晋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人民群众的敬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热心于祖国医学的继承、发掘、创新和发展。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组织医生成立联合诊所，把民间的个体医卫人员组织起来，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1956年，正是全国中医药大发展的时候，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药事业，上级卫生部门要求各县级人民医院必须建立中医科室和相应的中药房。当初，县卫生科物色了几位医疗水平较高，并有一定威望的中医师，可是经过动员，他们却顾虑重重，普遍认为人民医院的工资待遇低，收入少，没有人愿意来。县卫生科领导又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余西曹筱晋医师是最佳人选。当时他每月的诊金收入至少有五六百元，是否愿意到人民医院来工作，没有把握。县卫生科的领导同他谈了中医政策和人民医院要创建中医科室的设想时，他表示服从调配，愿为发展中医事业做一点贡献。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提任何个人的要求和条件，连起码的工资待遇都没有提到。他考虑为培养中医人才，建议领导批准将跟随他学习中医的3名学生一起带到人民医院继续学习中医。当时单位给他月薪只有80多元，还不到他原来收入的六分之一，可他一点意见都没有，没隔几天就到人民医院报到，从一个民间医生，成了一名公立医疗机构的医师。

1960年初，为进一步发展中医事业，当时的南通县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中医院业务院长。创建中医院时，领导只有支部书记朱英和他两个人。当时正是3年困难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仅有二三十间老式平房，设备很简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没有什么现代科学仪器。他们两人一老一少，立马赴任，组织医务班子，招贤纳士，选调了一批杏林隽秀。仅凭中医优势，在很短的时间里，县中医院就开始对外应诊，开设病房，收治病人。他身为业务院长，每天准时在门诊亲自坐诊，就诊病人接踵不暇。为满足患者就诊需求，他常常打破上下班的常规，宁可推迟下班，也要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实在太迟了，还留患者到家中吃饭。他以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所有的医护人员，因此他们个个干劲十足，不辞劳苦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四五个医生每天要完成三百多号的门诊量，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点和作用，把中医院办得很有特色。他还创办了多期中医学习班，致力于中医人才的培养。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既要全面负责教学任务，又要亲自授课，还要安排学生临诊学习。

年近古稀时，曹筱晋虽体弱多病，仍坚持门诊，查看病房，服务病人，确保中医医疗业务的正常开展。他收集民间的验方、秘方、单方，倡导开展“一把草、一根针”活动，为全县中医、中药的创新、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曾先后参加县、市、省三级“群英会”及各级先进工作者会议，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奖状、“荣誉纪念证”等。他曾先后当选县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县第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他被列为首批江苏省当代名中医。

曹筱晋热心于传统医学的研究，结合临床实践，著有《高热惊厥—中医治疗一文的商榷》《中药针灸治疗阑尾炎的初步探讨》《治愈凿创病例的报告》《青果膏治愈癫痫症10例》《治痰症心得》《补中益气汤加味治产后、术后尿潴留17例》《曹筱晋医集》等。1978年，县卫生局和县人民医院领导选派青年中医陶履冰、邱祖萍继承曹筱晋的医疗经验，并协助其整理医案、医话30多篇，其中大多数已在刊物上发表。

曹筱晋先后带徒多名，并创办了几期中医班，可谓桃李满园，为培养中医人才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并将自己执医所得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所培养的学生，都已成为中医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成为主治、主任、专家级中医师，在全省第二、第三代名中医中都有他培养的学生。

1979年的一天，他查完病房，又去门诊坐诊，下班时被一个患者的孩子撞倒在地，造成股骨颈粉碎性骨折。从此他卧床不起，受尽折磨，最后于1981年3月去世。他的业绩，已分别载入了《通州卫生事业发展史》《南通地方中医史》等史册。 （王兴相）

中医传人曹银

曹银，系扬州市中医学界一位颇有名望的女主治中医师。她出身于南通余西古镇曹氏中医世家，是江苏省名中医曹筱晋先生的侄孙女。曹氏高祖曹政明早在清代咸丰年间就已成为南通很有名望的老中医。曹银初中毕业时，因患疟疾，参加升高中考试未被录取，正在家中发愁，时任南通县中医院业务院长的叔祖父曹筱晋先生知道后，便告诉她中医院中医班（五年制）即将招生，希望她能走从医道路，继承曹氏祖业，并启发她说，有志者事竟成。叔祖父的一席话，激发了她对中医的热情，学中医也正符合她的心愿，她在1961年考入南通县中医班学习。从此，她把学习中医和传承曹氏中医事业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她的中医人生。

曹银在中医班学习，师从叔祖父曹筱晋先生，他们既是师徒又是亲戚，曹银从医论学习到临床实践的全过程，都得到叔祖父的亲传和精心培育，又经过勤奋学习和不懈努力，她终于成为曹氏中医第五代传人。

1966年，曹银在中医班以较优异的成绩学成毕业后，主动要求参加县卫生局义务巡回医疗队，在实地考察和医疗中加强对自己的历练。她深入农村基层，了解贫困群众的疾病之苦，更加坚定了她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决心，后经组织分配，曹银去北兴卫生院工作，一天深夜，一位中年妇女神色十分紧张地抱着孩子来就医，正好曹银当班。她一看那孩子，双目紧闭，嘴唇发紫，哭喊无力，仔细询问家长后，断定这是因蛔虫作怪而引起剧烈腹痛，病情十分危急。她果断用药，不到一小时，孩子果然排出许多条蛔虫，病情顿时得到缓解，消除了因蛔虫引起肠梗阻或肠穿孔而带来的生命危险。

1973年，曹银到余西卫生院担任病房医师。她除管理病房外，还要应付门诊，经常参与抢救危重病人，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余西卫生院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按照卫生局安排，特地委派她去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进修，为她后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拓宽了诊治思路，进一步提高了她的诊疗水平。

1980年，曹银被调往扬州市医疗部门工作。先在扬州市光明卫生材料厂任医务室主任，后又在扬州市计生所、城南医院、军分区长城门诊部负责医务工作。她每到一处，所在科室求医者甚多，往往人满为患。她常常废寝忘食，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才回家。虽常感疲惫不堪，但心情总是愉快的。她同情患者的疾苦，每治愈一个病人，便犹如打了一次胜仗一样高兴，为患者解除病痛，是她唯一的愿望。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道路上堆满了积雪，很难行走，但她惦记着医院那些急切等待她的病人，不顾自己的安危，顶风冒雪骑车上班，一路上还摔倒了好几次。她的这一举动，不仅感动了所有同事，也感动了许多病人。

曹银传承叔祖父的医德医术，丝毫不敢懈怠，在她负责病房期间，经常加班加点，不怕苦不怕累。一次，有位女士因家庭经济问题自寻短见喝了农药，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曹银顾不上吃饭，立即参与抢救。她耐心安抚病人家属，不顾刺鼻的农药味，清除病人口中异物，还亲自守护一夜，随时观察病情变化，直至患者转危为安。

曹银对知识的渴求永不满足，在晋升中医主治医师职称时，需考一门外语，这对她一个未涉足过外语的中年人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她以坚忍不拔的倔劲和顽强不屈的毅力，通过不懈努力，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日语培训，终于顺利应试过关，通过中医主治医师职称评审，在扬州中医界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曹银退休后，经常免费去各大药房坐堂开诊，药房的工作人员对她的义举无不夸奖称誉。她为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每次回到余西老家，也像当年叔祖父那样为邻里乡亲治病，有不少南京、无锡、南通等地的病人慕名而来。不管来自何方，不管熟识与否，她都热情接待，从不收取钱物，有时甚至还要招待病人吃饭，贴补旅费，患者和患者家属无不感激不已。曹银行医一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的处方、验方和祖传的秘方，这些都是曹氏中医的宝贵财富。她一生对祖传中医事业不断探索，沿袭并发扬了叔祖父的高尚医德，不愧为余西曹氏中医第五代传人，被众多患者称为“曹仙”，这是百姓给她的最高荣誉。她忠于中医事业，不辞辛劳地为病人治病，终因积劳成疾，得了不治之症，不幸去世。有不少被她治愈的病人，得知她不幸病逝的消息，不远数百里赶来吊唁，送她最后一程，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顾子安 陈惠明 曹 平）

名吏季自求

季自求（1887—1944），名天复，字自求，号靖公，晚年自称俟翁，江苏南通人，乃余西季氏一诺堂传人，父亲季蓉庵是通州府户房吏员，颇有名望。

他少年聪明好学、文采斐然，1901年前往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与周作人、刘立青等是同学。在水师学堂期间，三人交谊匪浅。1903年转入江南将备学堂。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江南将备学堂毕业。本来有机会保送到日本留学深造，由于性格倔强而被斥，同时家里也确实无力承担他留学日本的费用，遂入四川成都担任某中学理科教员。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勤奋自学，师从在川的同乡冯德吾先生学习唐代陆贽编的《陆宣公奏议》，为日后从事文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25岁的季自求正回乡完婚，于是他参加了南通的光复活动，先后任南通自治局秘书科科长、调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后赴南京，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出席了庆典。南北和谈后，他北上京城，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北洋政府总统府供职，任侍从副官、侍卫长、参谋部（总长陈宧）科长，住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内。正是在此期间，季自成结识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并与之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1912—1920年的《鲁迅日记》中曾经50多次提到季自求（季天复），南通图书馆珍藏的《季自求日记》中也有50多次提到鲁迅，鲁迅拜访他10多次，互访40多次，两人的关系曾经颇为密切。

1915—1916年，他两次随陈宧入川，任四川将军府军务处一等参谋，曾参与了陈宧的“倒袁”活动，《四川独立通电》即其手笔。回北京后，续任陆军部秘书，1921年9月19日被北京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22年他在湖北萧耀南督军府任参谋处处长，翌年10月2日被北京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24年为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级顾问。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他退出军界，在上海寓所闲居。

1929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盐务两浙缉私统领等职，不久辞职在上海经营一爿古玩店，后认识国民党金融界人士钱新之，1934年由钱推荐到邮政储金汇业局任秘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季随局撤往香港，1939年去菲律宾任交通银行驻菲律宾办事处秘书。1944年因病归国，9月病逝于上海。 （曹洪江）

科学家束星北

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南通二甲镇人。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以字行。《束氏族谱》记载，道光年间，束氏从老家（扬州邗江）迁来二甲定居经商，“设花布粮肆于二甲镇”。传至束履华这一代，在二甲镇的庙弄（今菜市南巷）和江沙河之间盖起了几十间房屋，还开设了碾坊，字号“束恒源”。束星北曾祖束履华，祖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曾在当时官府任多职，祖母曹氏。伯父名束日琯（字劭直，排行第二）。父亲束日璐（字勖俨，排行第三），清末任参领，母亲郭氏（束三娘）。弟弟束荃保后为我国台湾显宦。

1907年10月1日，束星北出生于南通唐闸大生里。幼时在唐闸实业小学就读，后因父亲娶二房姜氏之故，随母郭氏寄寓江都大桥镇姨母家，在大桥上过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斯特洛伊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物理学硕士学位。

束星北回国后，献身教育事业，在浙江大学任教19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概念清晰，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受过他的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感受到理解了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那种豁然顿悟的乐趣，认识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难懂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一清二楚。

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还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很有特色，该书于30年后的1995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为此书写下了序言。1928年狄拉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拉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拉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拉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次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Iwanenko）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20世纪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拉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工作。其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毅然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迅速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工作，加之有良好的数理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上手。短短两年（1953—1954），他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

1955年，束星北在“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处以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师，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撤销管制。1978年5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1979年束星北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1年起，他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共同倡导，在我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正当他满腔热情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刻苦工作的时候，他不幸罹患重病，于1983年10月病逝。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是我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早期的一位杰出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种的一生，也是坎坷而自强不屈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科学家。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中近10人是他的学生。他的成就和贡献，为竺可桢、苏步青、严济慈、周培源等科学家所尊崇。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先生盛赞束星北先生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曹洪江）

余西名士曹玉麟

曹玉麟，曾用名曹毓灵，曹玉麐，1909年生，祖籍江苏通州余西场。1913—1918年在通州余西小学读书。1927年在省立南通中学学习，成绩优异，其作文迹清秀工整，文笔流畅，有如精心书写的范文，极受老师夸赞。1928年在通中求学时加入中国共青团，从事青年工作，后经在南通县教育局工作的中共党员曹次珊介绍，与时任余西小学校长的曹泾及马琦、徐茂轩、徐子山等在南通县余西小学成立中共党支部。这也是余西有史以来第一个党组织。同年从清华大学回乡的中共党员朱理治在余西被捕。并先后被羁押至南京特别法庭和苏州监狱。曹玉麟与朱理治家人朱懋勋、宋仲安等多次一起去南京、苏州探监。曹玉麟通中毕业后被保送至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并于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史地专业。毕业后在山东聊城师范与江苏太仓师范任教，其间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合同编写中国地理教科书上下册、外国史地教员准备书等六本书，这是当时国内中学教学与教员备课用的主要书籍。同时曹玉麟研究太仓县史等，是资深史地专家、教育家。1938—1940年曹玉麟，在上海法租界，先后担任太仓师范、南屏女中、大中中学地理教师，同时任上海三青团支团部指导员、积极从事青年抗日的地下工作。后去南通任江苏省南通中学地理教师。1940—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南通县余西区常务委员兼抗敌宣传队长，是国民党中的抗日派。1940—1943年协助陈又奇创办南通精进中学，任教务主任，（初办在余西“朱氏祠堂”，后迁至南通长桥西，后来并入通中）为国家培养了曹竞琪、郁启元等一大批人才。1945—1948年在省立南通中学任教。兼任东南日报总编辑，南通县参议会参议员等职务。

曹玉麟上史地课总是游刃有余，一般不带课本，手拿几支粉笔，讲到重要处，画龙点睛，一一板书，纲目清晰，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趣味横生，让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意趣盎然，极受学生喜爱与欢迎。他直至耄耋之年仍在老家余西，与在全国各地及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的学生保持信件来往，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与敬重。曹玉麟于古稀之年，仍坚持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余西初中”“姜灶中学”代课，主动辅导高中学生报考大学。1977年后，应当地人民政府与南通县政协组织请求，曹玉麟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比如《余西古镇怀旧：从竞元猪行到竞成油坊》《朱溥泉老先生创设余西完小记旧》《余西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始末》等文，内容翔实，人名，地名，时间清楚，有存档价值。同时他还应邀写了不少歌颂时代的诗词。其一生始终不忘为国家、社会热忱服务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他的一生是爱国的，正如他的诗作所抒发的情感：“卅年困阨滞巴音，万缕情牵徒空吟。精力犹存须报国，韶华难再惜分阴。穷坚不坠青云志，老壮宁移白首心。此身暂作他乡客，精力犹存报国恩。”

曹玉麟步入老年之后，喜欢看书写作，生活恬静，尽享天伦之乐。作息极有规律，每天总是清晨三点左右即起床，洗漱、早点后，去附近的余西古镇“西龙眼”处吊水，一桶又一桶，每天都把一大缸水拎得满满的，早餐喜食“缸邦”（余西土话，即“烧饼”）、花生米，每餐仅半碗饭，饭量极小，凡遇宴请，均第一个退席。唯一的享受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国内外的新闻报道，有空看看《参考消息》，并认真仔细记下每天的天气预报。闲暇时常与老友等结伴步行去二甲镇，逗留朋友等处攀谈餐聚。曹玉麟一贯体弱多病，晚年常受疾病折磨，异常痛苦，但由于其生活作息极有规律，饮食清淡，又注意适量活动，也活到近90岁高龄。纵观曹玉麟一生，可谓博学多才，记忆能力极强，出口成章，满腹才华，他不但是余西名士、南通地区的杰出人才，更是余西曹氏的骄傲。

（曹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