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参与湖南时务学堂，致力于教育现代化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不仅从理论上高扬教育改革的旗帜，而且直接参与了教育改革的实践，在长沙时务学堂担任了半年左右的中文总教习。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1]

这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六年春（1897—1898）这段时间，梁启超时年25岁。长沙时务学堂最初是由王先谦等人呈请设立的。王先谦乃湖南名士，他思想守旧，惧怕维新，其设立学堂本意，是以中学为根底，兼采西学之长。所谓以中学为根底，即向学生灌输千古不易之纲常，以正人心，其实质就是在动荡的局势下，以维护封建旧学为己任。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是个倾向维新的人物，他一直希望创办学堂讲求西学，培植人才，恰逢王先谦的呈请办学的建议，误以为其意也在追求革新人才，不仅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积极筹经费，选校舍，请教师，并亲自起草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其所公示的办学之旨，在于使学生“中学既明，西文习熟，即由本部院考取数十名，支发川资，或咨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咨送外洋各国，分住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肄业。俟确有所长，即分别擢用”。陈宝箴认为：“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莫先于此矣。”^[2]

基于这一办学宗旨，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与黄遵宪、江标等人商议，决定借创办学堂之机延揽天下英杰于湖南，共襄新政。此议又得到谭嗣同的赞许，他特意放弃江苏候补知府一职，回到湖南主持矿务并参与时务学堂的工作。时务学堂由倾向维新的熊希龄出任总理，决定聘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文、西文总教习。谭嗣同写信给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极言湘中官绅决计聘梁启超之急迫，之恳切，力言必须放梁启超往湘。当时正在上海的梁启超接到熊希龄等人的信函，决定接受这一职务。

梁启超决定去时务学堂，得到了维新派人士的一致赞同。康有为得知此事也特意赶到上海，对梁启超去湖南的目的取得了统一认识。当时维新派人士对国家局势深感忧虑，大家认为，当时国势陵夷，那拉揽政，至上无权，朝廷官僚一无可望，而列强割地索赔日紧，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维新宣传，壮大维新队伍当是救中国四万万人之唯一出路。而湖南地理条件具有特殊优势，湖南地处中腹，四周不与外国接壤，因而也没有与外国交涉之事，若各国割地相逼，湘中可图自立，其南连西粤，即可拥有海疆。又因陈宝箴之有志，令梁启超入湘，而谭嗣同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发展维新力量，即使中国被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一结局固然是揭心痛极之最坏打算，然而斟酌此计划，在湖南发展维新力量，实为仁至义尽之举也。^[3]议论至此，悲壮之情弥漫，梁启超更深感肩负责任重大，如能以湘之才用粤之财，则维新力量大增，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湖南成为中国维新基地，为打通湘粤奠定基础。

当时大家议定的教育宗旨有四种：一为渐进法；二为急进法；三为以立宪为本位；四为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启超极力主张采用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康有为经过多日思考，最后同意了梁启超的主张。

在赴湘之前，梁启超就对办学事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决定让万木草堂的同窗韩文举、叶觉迈担任分教习，以合力推进维新人才的培养。他主张采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来规划时务学堂，分内课和外课两种，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并草拟了时务学堂的章程功课。

接着，梁启超草拟了一份《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向湖南社会宣告了其办学理想。他站在救亡图存的高度，以磅礴的气势，阐述了时务学堂的使命和意义。他认为湖南守旧风气虽然深重，但也涌现了像魏源、郭嵩涛、曾国藩这样的首倡西学的先行者。况且，只要立志变革，“且如日本前日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所以梁启超坚信：“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那么，在事变益急之时，梁启超强调，惟有广立学校，培植人才，才是自强之本。所以，“凡我同志，远念敌王所忾之义，近思维桑与梓之情，大为强国保种之谋，小为育子克家之义”^[4]，都应积极为时务学堂的创办捐资出力。

如何才能培养出维新人才，梁启超借鉴和继承了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的经验，将自己的办学理想融进了他所草拟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之中。梁启超认识到，学习的最终目的在经世，而获得经世之才的基础在修身，修身养性与经世之志是儒家教育的精髓所在。所以，他在学约中向学生立定了十条学则，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十条学则以经世致用精神为主线，以变法维新为目标，以立志修身为根本，将中国传统的治学立身精神推陈出新，使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治学，首在立志，立志之难，在确立志向。梁启超明确要求学生，如果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如果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梁启超向学生历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志传统，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这是孔子的志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这是伊尹的志向；“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是孟子的志向；“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这是范文正的志向；“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顾亭林的志向。梁启超强调说：学者苟无此志，虽然年日束身寡过，也不过乡间一小儒，于国于民并无大效。所以，梁启超要求学生在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时，“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要认识到国家危亡乃是“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的严重性，应据此而立定志向。(www.xing528.com)

立志的目的在加强修身，而读书治学正是修身的过程。在梁启超的十条学则中，修身是其核心与灵魂。修身应从三方面着手，即梁启超当时已从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中朦胧意识到的德育、智育、体育。在十条学则中，其所谓养心、治身，讲的是德育；其所谓读书，穷理、学文、乐群，讲的是智育；其所谓摄生，讲的是体育。

梁启超所强调的德育，是由内外合力作用构成。养心是讲内心的精神修炼，通过道德操守养成一个不败的内在源泉，以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确保人生目标的贯彻。梁启超要求学生通过静坐方式收敛其心，从内心深处立定“忧天下，救众生，悍然独往，浩然独来”的志向，通过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的功夫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不动心的境界。治身是讲外在行为举止的约束，梁启超要求学生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之法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从外在行为练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功夫，展示出“定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仪表风度。

梁启超十分重视智力教育，他认为中国大众所缺乏的东西正是智力水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蒙受耻辱的根源，因而加强智力教育是复兴中国的重要一步。梁启超所强调的智育是中西并重，知识与能力结合的学习观，他向学生开列的读书内容有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诸子哲学和西学。在梁启超看来，在时局变异、外侮交迫之时，不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首先要读好中国之书。他说：

今与话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的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

这一读书原则不是循传统的章句之学或考据之学之轨道，而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线，突出了读书的教育意义和时代要求。此外，读书要穷理。穷理讲的是要加强思维训练，尤其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要增思穷理，为将来制新器、辟新学、创新法奠定基础。在读书穷理的基础上，还应练就文字功夫。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既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梁启超还要求学生乐群。乐群这个概念在荀子学说中就已论及，在《学记》中已对学生的考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梁启超的“群”似乎不能简单理解为来自传统概念的有机和谐和道德一致的含义，它的意义更多地涵盖着康有为赋予近代“学会”的“学则强，群则强”的含义，更多的是强调中国人集合成或整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梁启超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学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他主张在时务学堂，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闻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这既可建设一个良好的学习集体，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又可相观而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梁启超所强调的体育则是劳逸结合，起居定时，日习体操。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效用天下，梁启超以经世与传教两条学则勉励学生。所谓经世，即学以致用，学以求治今日天下所当之用。梁启超强调，凡学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谓之俗学，凡学而能通古知今方可言经世。当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因此，学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学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宋代胡瑗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当是学生学习的重点。所谓传教，即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传教的目标有两层，一层在四万万中国人之传教，以开民智为自强救国，保种保教；一层在施及九夷，以治天下。传教目标的提出，从表层次看是贯彻康有为的意图，但从深层次看，这种思想则反映了梁启超及当时人们心中深刻的文化危机感。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西力量悬殊的对比，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他们深深感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社会政治的问题，而且还有社会文化的问题。这种意识使他们陷入一种矛盾之中，社会政治可以革新，但儒家文化却不可丢失。梁启超看到，西方之所以有今日的近代文明，在于宗教革命，在于文艺复兴，因此中国要富强，要保国，就必须宏扬孔教。

很显然，梁启超所订立的《时务学堂学约》，继承了中国传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精神，将人格培养放在核心位置。只有具有健康的人格，才可能具有健康的国格。这种从一己做起，推己及人，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步骤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方法，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梁启超给这一传统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

梁启超的这些办学设想，得到了湖南维新人士的赞同和欢迎。熊希龄在一封信中写道：“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在同一封信中还提道：“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湘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