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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调研结果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选题背景、依据和意义1.1选题背景非洲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文资源异彩纷呈,但至今仍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大洲,迫切需要发展经济。

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调研结果

第一章 绪 论

非洲大陆,遥远而神秘,令人惊叹;

南非热土,富饶而瑰丽,风光无限。

1 选题背景、依据和意义

1.1 选题背景

非洲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文资源异彩纷呈,但至今仍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大洲,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发展非洲经济的最佳途径之一。因为非洲有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几近空白,更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整体研究。南非各方面在非洲都有很好的示范和启示作用。通过对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特征、竞争态、竞争力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研究和预测,以期对南非及整个非洲旅游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资源、市场、产品、布局及问题和措施等方面提出系统、全面的意见与建议,实现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作为世界旅游业起步最迟,但发展潜力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非洲,面对世界旅游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其旅游业的发展面临种种困难。目前,虽然有关非洲旅游开发的研究常见于各种报刊,但均属零星的、局部的和短时的探讨,其局限性很大,很难在理论指导上有大的、实质性的突破,国际、国内缺乏对其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可作为国际旅游竞争力标志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仍很薄弱,从而缺乏对非洲旅游发展的整体的理论指导,以至于非洲旅游常常受到体制、机制、设施、形象、定位、产品、线路、服务、语言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显得无所适从。本书力图通过对南非旅游的系统研究,为全方位研究非洲旅游抛砖引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范围的旅游正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业成了继石油汽车和房地产之后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光明前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朝阳产业,表现为三大指标(旅游业的增加值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旅游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旅游消费)均居世界各大产业之首。非洲旅游在世界旅游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旅游业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重要外汇来源,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非洲各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南非从中获益颇多。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已经把旅游业视为振兴本国经济的一个新途径,并纷纷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大力开发旅游业,这对非洲旅游规划、开发与管理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而也为未来非洲的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2 选题依据

中国和非洲各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都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血与火的奋斗历程,都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身份予以认同,又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以及共同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利益诉求。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非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与合作还在迅速扩大,中非关系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目前,中非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对世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成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支点。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社会产生了认知非洲的广泛需求,需要对非洲国家的各个领域以及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因此,对当代非洲旅游进行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随着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及中非合作与交流的全方位进行,特别是中非旅游合作的成功启动,一方面,中非互动的领域不断扩大,交流不断深入,信息不断增多;另一方面,非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研究非洲的学者和成果也在不断增多,系统研究当代非洲旅游及中非旅游合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考虑到非洲国家众多,情况各异,旅游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异常困难(实际上,多数的非洲国家基本没有旅游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而南非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基本代表了非洲的先进水平与发展模式,在非洲具有普遍性;此外,南非有比较完整的旅游资料和数据,从而为深入剖析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特征、竞争态、竞争力及未来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奠定了基础,为完成本书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研究整个非洲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提供了样本。

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非洲各国向环境索取资源的行为往往毫无节制,这不仅导致有限的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少,而且造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而在环境恶化状态下生存的人们,为了维持生产和生活又总是习惯于多生多育,并尽其所能向周围环境索取一切可以得到的生存资源。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使非洲成为世界上灾害最多的地区之一,而且也使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发展有“无烟产业”之称的旅游业无疑成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之一。

1.3 研究意义

该选题最大的理论意义是填补国际、国内系统研究当代南非旅游方面的空白,特别是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方面的空白;最直接的实用价值是提出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方法,南非入境客源市场的特征、竞争态势、竞争力及未来旅游客源市场的预测及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南非甚至整个非洲旅游业发展的创新体系、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等,以便为南非(包括广大的非洲国家)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摆脱贫困,共享人类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出谋划策。

2 研究内容和问题

2.1 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非洲的历史与地理、资源与环境、民族与人口、宗教文化以及当代非洲旅游发展简史的分析,明确非洲旅游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了解非洲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和问题,剖析非洲旅游业的发展背景,提出非洲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和战略选择;着重对南非旅游市场进行调查、预测,分析其竞争态势和竞争力以及重点客源市场的特征,明确南非旅游业在非洲及全世界的地位,进而确定南非旅游发展的新思路、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从而为南非及整个非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该选题学者较少涉足,更遑论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本书虽然可以填补国际、国内系统研究南非入境旅游甚至整个非洲旅游业方面的空白,但由于非洲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国家和人口众多、文化和语言复杂,加上非洲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资料记载、收集、整理和保存的意识也普遍较弱,信息相对闭塞,资料有限,从而导致国际、国内研究非洲的学者很少,有关非洲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全面研究非洲旅游的成果几近空白。故本文只对南非旅游业,特别是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进行较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对非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旅游业发展有所启迪。

3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3.1 理论基础

3.1.1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一般说来,区位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静态区位理论、动态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三个阶段。静态区位理论多以一两个因素进行孤立的分析,理论模型所反映的是静止的、局部的、假定的均衡发展状态;动态区位理论摆脱了静态的均衡模式,将发展的多因子运用到研究阶段,强调区域之间存在动态的变化过程;现代区位论强调对系统进行连续而非间断的研究,系统地考虑活动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类活动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应以概率论的观点观察其发展变化,强调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开发欠发达地区,以促进区域动态平衡地发展,并认为政策、规划与行动三者间具有互动的关系。由于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近年来,以克鲁格曼和波特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地理学中,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观点,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1]。综观国内外研究的动态,旅游区位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心地理论上,而中心地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中心地存在于一定范围的区域之中,不同大小的服务区域对应于不同规模的中心地;不同规模的中心地构成一个等级序列;中心地体系的具体空间排列服从于中心地的功能性质。中国学者楚义芳、钱小芙提出旅游地空间组织的最终格局应类似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中的“K=3体系”。在这一模型中,旅游地作为旅游供给中心,其总供给量是从高级中心地到低级中心地逐渐降低的。每个中心地及其吸引范围构成一个旅游区域,随着中心地的等级层次的变化,旅游区域也呈现等级格局变化。同时,每个中心旅游地的旅游功能可以不同。

总之,区位理论可以应用于指导选择有利的开发建设中心,以构建优化的区域空间布局结构;应用于合理确定旅游中心的规模,既注重旅游地在一定程度上的集聚,充分享有规模效益,又防止超过限度的过分集聚,避免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区位理论还可以应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利用等多因子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揭示旅游业空间布局结构变迁的动因机制,为区域旅游布局的集中与分散、旅游增长与区域平衡发展等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决策依据。[2]

3.1.2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一般认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的源泉主要是要素禀赋、获得性优势、嗜好、规模经济等。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成本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成本论和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中,典型的有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Ohlin)的要素禀赋说等。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不仅揭示了产业分布、配置与经济地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阐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主要理论。劳动地域分工与地理条件两者均为动态的概念,并且劳动地域分工的水平和内容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提高和复杂化,而地理条件对劳动地域分工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也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商品交换及其场所的规模、类型、等级更加复杂化。将地域分工理论移植运用于旅游领域,就使得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借比较优势重点开发旅游资源;而在旅游资源贫乏的区域,则可以适当设立人造景观。在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中,可以选择具有发展前景的小城镇、小区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使其逐步发展成为旅游中心。如果旅游业是区域的主导产业,则应优先重点发展,积极发展旅游配套产业,尽可能延长产业链[3]

3.1.3 发展理论

(1)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于1963年在研究欧洲的旅游发展时提出。他在《对欧洲旅游地的一些思考:外围地区—低开发的乡村—娱乐地》一文中,阐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旅游地都经历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演进过程,即发现—成长—衰落。但学界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巴特勒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借用产品生命周期模式来描述旅游地的演进过程。他提出旅游地的演化要经过六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4]

(2)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到目前为止,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概念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学界普遍的理解是:既满足当代人的旅游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旅游需求能力的发展。世界旅游组织顾问爱德华·英斯基普则认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要“保护旅游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其他资源,使其为当今社会谋利的同时,也能为将来所用”。1990年加拿大全球旅游大会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五大目标:一是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理解,强化生态意识;二是促进旅游的公平发展;三是改善旅游接待地区的生活质量;四是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五是保护未来旅游开发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5]

3.1.4 增长极理论

(1)梯度理论。梯度理论是指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大范围的经济开发中,按照各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期、逐步开发的理论。它是制定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基本理论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应正视历史形成的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加速转移,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进而达到相对均衡。近年来梯度理论正由静态定位理论发展为动态理论。其中最权威的是迈达尔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生产分布上必然会产生两种趋势,即生产向某些地区集中的极化趋势和生产向广大地区分散的扩展趋势;前者受极化效应支配,后者受扩展效应支配。根据这一原理,处在高梯度的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在于预防经济结构老化,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不断创新,建立新行业、新企业,创造新产品,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处在低梯度的地区,首先应重点发展占有较大优势的初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快接过那些从高梯度地区淘汰或外溢出来的产业,发展地区经济,并尽量争取外援,从最低的发展梯度向上攀登,并努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6]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梯度,即表现为由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城镇向周围降低的现象。随着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处于高梯度区域的旅游地应通过旅游产品创新等活动,向更高级迈进。

(2)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该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在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

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我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著名学者陆大道院士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我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并将中心城市、交通干线、市场作用范围等统一在一个增长模式之中,在三者的相互关系中,“点”居于主导地位,“轴”是多层次中心点之间沟通联结的通道,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要素,是“点”与“点”之间、“点”与“轴”之间发生联系的根本动因。[7]

将该理论运用到旅游学领域,“点”就是区域旅游的中心城镇或重点旅游区,“轴”就是串联各个景点、景区的交通干线。因此,要积极培养能带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增长极,通过道路交通的建设,推进旅游增长极周围较弱的旅游资源的开发,达到区域旅游合理发展的目的。

3.1.5 波士顿矩阵理论

波士顿矩阵又称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波士顿咨询集团法、四象限分析法、产品系列结构管理法等。

当前,制订公司层战略最流行的方法之一就是波士顿矩阵(简称“BCG”)。该方法是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波士顿矩阵将组织的每一个战略事业单位(简称“SBUS”)标在一种二维的矩阵图上,从而显示出哪个“SBUS”提供高额的潜在收益以及哪个“SBUS”是组织资源的漏斗。波士顿矩阵的发明者、波士顿公司的创立者布鲁斯认为:公司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增长率和市场份额各不相同的产品组合。当然,组合的构成又取决于现金流量的平衡。

波士顿矩阵可以用于许多方面。首先,这一模型可以使公司在矩阵中标出其业务所在的位置,使客户的管理层迅速获知该业务在整个业务组合中的位置,并迅速制订出整个公司未来发展的动态战略。理想的发展次序是过剩的现金从现金流业务中取得并重新配置,首先用于任何需要现金的“明星”业务;其次用于一些经过仔细选择之后的问题业务,目的是将其转化为未来的“明星”业务。而对于“瘦狗”业务(这类业务处于饱和的市场当中,竞争激烈,可获利润很低,不能成为客户资金的来源),除非它有很强的现金产生能力,否则应该采取剥离或关闭战略。能够产生良好现金流的“瘦狗”业务是由于资本密集程度低,它们属收割的对象,而不应该采取剥离的方式。

根据原波士顿矩阵的原理,波士顿又开发了新的“优势矩阵”。该系统确认了四种一般的环境(即大宗生产的业务、陷入僵局的业务、散碎业务和专门化业务),其依据是能够产生的竞争优势的潜在规模和竞争者确立其行业领导地位的途径。在专门化业务中,在某些具体但不同的细分市场中规模与收益性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而在陷入僵局的业务和散碎业务中,规模本身并不一定决定相关成本。[8]

3.1.6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经典理论。它起源于18世纪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发展于19世纪古典学派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进入20世纪后经过学者修正,产生了新古典学派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其基本理论是:所有国家可以具有相同的技术,但要素禀赋不同,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却决定着贸易的流动。[9]

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形式,旅游处于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任何国家的旅游供给都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由于旅游者流向目的地的主要需求是获得包括目的地服务在内的真实经历,因此能否构成这些经历的因素就成了吸引旅游者的真正诱因。波特(Porter)将生产要素划分为五大类,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考虑到旅游业的特殊情况,另加入历史和文化资源,可构成旅游目的地基础性因素。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认为,与旅游产品相联系的要素禀赋(包括自然形成的资源和人为创造的资源)在特定区域上的空间分布情况,能够决定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大小。可以说比较优势决定了一个目的地的产业发展方向,目的地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部门,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资源,才能形成较强的竞争力。[10]

3.1.7 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从产业和企业的角度较为完整地分析了国家竞争力,从产业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相关支援性产业、机遇与政府行为六个方面研究其相互作用关系,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的“钻石模型”。[11]

比较优势涉及的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所能获得的资源,而竞争优势涉及的则是一个旅游目的地长期以来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旅游目的地的资源禀赋以及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是其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拥有大量旅游资源的目的地极有可能在竞争力方面反而不及某个缺乏资源,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旅游目的地。这说明,决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强弱的因素,除资源禀赋外,还包括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利用效果。也就是说,旅游目的地应该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提高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化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12]

国际管理发展学会发布的1994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指出,一个国家境况的根本好转,从长期看,不是因为出口资源,而是通过出口创造出来的资源增值部分而获得的经济发展。因此,与资源的增值能力相关的竞争优势是评价国家竞争力的焦点,而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比较优势往往被忽略。

然而,旅游业的情况不同于其他产业,旅游者购买的目的是旅游经历,属视觉消费的范畴,其资源和产品往往不能被旅游者带走和消耗,这就决定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是其比较优势的绝对所在。

3.1.8 灰色系统与灰色预测理论

灰色预测法是一种对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进行预测的方法。灰色系统是介于白色系统和黑色系统之间的一种系统。白色系统是指一个系统的内部特征是完全已知的,即系统的信息是完全充分的;黑色系统是指一个系统的内部信息对外界来说是一无所知的,只能通过它与外界的联系来加以观测研究;而灰色系统内的一部分信息是已知的,另一部分信息是未知的,系统内各因素间具有不确定的关系。

灰色预测通过鉴别系统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即进行关联分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动的规律,生成有较强规律性的数据序列,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从而预测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状况。可用等时距观测到的反应预测对象特征的一系列数量值构造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某一时刻的特征量或达到某一特征量的时间。

灰色预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利用连续的灰色微分模型,对系统的发展变化进行全面的观察分析,并作出长期预测。

灰色系统理论将随机过程看做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与时间有关的灰色过程,将随机变量看成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灰色量。显然,旅游销售就是一个灰色过程,旅游产品的销售系统就是一个灰色系统,其销售量就是一个灰色量。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灰色系统的行为现象尽管是朦胧的,数据是杂乱的,但毕竟是有序的,并有着整体功能,因而对变化过程可作出科学的预测。在灰色理论中,用来发掘这些规律的适当方式是数据生成,将杂乱的原始数据整理成规律性较强的生成数列,再通过一系列运算,就可以建立灰色理论中的一阶单变量微分方程的模型,即GM(1,1)模型。[13]

3.2 研究方法

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同时也具有相当强的实践性。从本质上讲,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研究的源泉在于不断发现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办法。由于旅游业发展规划、开发与管理等是一项综合性、科学性、时代性都很强的工作,它涉及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区域经济、区域规划、区域管理、区域交通、区域资源、旅游规划、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等众多研究领域。所以它需要借助旅游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历史学、园林学、建筑学、统计学、美学、文学等众多学科的协同研究。

本书利用查阅法、文献分析法对图书馆、资料室、互联网等进行全方位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消化吸收;利用观察法、比较法对非洲旅游发展及资源开发进行前后、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分析;采用定性与定量、文献数据检索与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如波士顿矩阵理论模型、主成分分析、灰色系统的GM(1,1)模型等方法,尽量客观、准确地反映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变化规律等。通过对南非旅游业发展背景的分析,从其旅游客源市场特征及竞争态、南非入境旅游竞争力和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发展趋势等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针对南非旅游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南非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战略(图1-1)。

图1-1 研究的技术线路

为更好地完成该选题的研究,笔者在应邀赴肯尼亚讲学“中非旅游: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及对策”和赴南非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实现环境水配置”(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Water Allocations)的间隙,克服种种困难,对非洲部分国家作了实地考察。根据非洲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旅游市场调查和预测、旅游规划等方面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4 相关研究综述

4.1 国内外对非洲旅游的研究

4.1.1 国外对非洲旅游的研究

有关旅游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但全面、系统地研究非洲旅游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都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特别在国外,有关非洲旅游业的全方位研究几近空白,即使是针对某一旅游问题或某一区域的旅游研究也是凤毛麟角。如阿卡玛(Akama,1996)和约翰(John,2007)分别就肯尼亚西部的自然环境对旅游的影响和旅游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布朗(Brown,1998)对赴非旅游方式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总结和探索;保罗和约翰(Paul &John,1990)则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旅游发展的潜力问题作了探讨;维克多(Victor,1988)以加纳(西非国家)为例对国内政变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做了研究;道森和爱德华(Dawson &Edwards,2007)对东南非洲地区的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和乌干达的旅游与旅游组织的电子商务应用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4.1.2 国内对非洲旅游的研究

相对而言,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关系不断加深,加上中非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入,国内对非洲旅游虽然还缺乏全方位的研究,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明显高于国外。相关研究有:黄泽全(1985)、唐发华(1994)、贺清云(1995)和孙晓萌(2008)对非洲旅游业的发展、问题、布局和对策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安春英(1998)提出了中国企业对非洲旅游资源市场的开发方略;刘晖(2003)针对北非旅游强国突尼斯重视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张凌云(2005)对非洲国家公园发展旅游业对野生动物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应对措施;朱海林、王颖(2007)对南非国内弱势群体进行旅游扶贫的计划和举措等做了有益的探索;王颖(2008)对南非“负责任旅游”的兴起及其意义、措施和成效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李巍、张树夫(2008)从非洲国际旅游开发的背景研究着手,重点分析了现阶段非洲国际旅游开发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并以此为依据,从可进入性、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探索了非洲国际旅游开发的基本对策;姜忠尽、王玉(2008)对非洲众多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开发生态旅游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作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崔峰(2008)在界定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旅游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非洲区域旅游一体化开发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威胁,并提出了加快非洲旅游一体化开发的若干建议;杨威、赵宁曦、周强和姜忠尽等(2008)通过分析中国开拓非洲旅游市场的优、劣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拓中非旅游市场的模式及对策;陈晓红(2008)则专门研究了南部非洲的莱索托王国开发城市旅游、乡村民族特色旅游、自然奇观旅游及历史文化遗迹旅游项目的过程、经验和教训等;此外,舒运国、张惠杰(2009)专门对东非旅游强国肯尼亚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和模式作了深度剖析,认为肯尼亚发展旅游之路,不仅对于非洲国家,而且对于广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作用;骆高远、陆林(2009)就中非旅游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骆高远(2011)还专门在非洲旅游客源市场、产品结构、空间布局和南非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等方面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骆高远(2010)出版了专著《当代非洲旅游》,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非洲旅游的各个方面,认为非洲大陆凭借其政局日趋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非洲不再是被人遗忘的大陆,旅游正在非洲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希望的桥梁。中非旅游合作更是前景远大,前途无量。

4.2 国内外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

4.2.1 国外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

旅游客源市场是现代旅游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世界旅游业发展日新月异,旅游地理学也日益注重对旅游者的研究。对旅游者的最初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者本身属性的研究上,如对旅游者统计学特征的研究等;之后才转向旅游者行为特征的研究[14]。而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一般是从游客的来源机制着手,同时结合旅游客源市场的结构特征、构成条件、发展趋势等,以便用来指导旅游客源市场的定位和目标选择,并为作出具体的市场开拓提出相应的建议。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外开始了对游客来源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罗杰斯(Rodrers)1967-1969年主持了关于英国的第一次全国游憩调查,从调查结果中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旅游者流动的规律[15];史密斯(Smith)分别在1989年的《旅游分析手册》[16]和1992年的《游憩地理学》[17]中提到关于旅游客源市场的问题;冈恩(Gunn)在《度假景观:旅游区的规划设计》[18]中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皮尔斯(Pearce)的《当代旅游:地理学分析》[19]标志着对旅游市场的研究从单一的对旅游市场的描述转向对旅游现象的解释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室谷正裕(1998)的《新时期的国内旅游》,总结了日本国内旅游市场的特征,同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20]。经过多年的发展,旅游客源市场研究在相关分析模型、引力模型及相关预测模型等方面有了较成功的研究实例。当然,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流动状态或具有流动倾向的人群,凡是与人的流动有关的一切相关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其涉及面很广,内容也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旅游空间行为研究。有关旅游者空间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在1967年坎贝尔(Campbell)就根据旅行过程中逗留(stay)和游览(travel)两种不同目的,把旅游者划分成“长期度假者”和“游憩者”两种基本类型;马略特(1969)则提出了联结旅游目的地与常住地的三种不同的旅行线路的马略特模式[21];明思和麦克林(1992)研究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游客的旅行空间结构模式,并总结出周游式(Full Orbit)、直游—周游式(Partial Orbit)、直游式(Direct Rout)等旅游模式[22];基思(Keith)于1991年对巴哈马群岛度假旅游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和时间限制是影响旅游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23]

(2)旅游需求及预测模型研究。学界多从市场学角度研究市场细分对不同类型旅游产品的需求、需求预测以及需求的季节性变化[24]。如珍尼(Jean)在1985年分析了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消费行为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25];伊丽莎白(Elizabeth)等(1994)对老年旅游市场的住宿偏好进行了相关研究[26];皮·洛德(P.Loed)则在1982年将影响美国旅游需求变化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收入水平、相对汇率、旅游目的地的特殊事件和相对价格差异等,并认为其中相对价格差异是首要因素[27];大卫(David)等(1990)以阿拉斯加的商务旅游为例,研究了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并指出影响旅游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当地游客容量和商务类型[28]

关于旅游需求预测模型的应用,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方法仍然是回归模型法、时间序列法、德尔菲法等。肯尼思(Kenneth)在1985年建立了美国到西欧的国际旅游需求预测模型[29];布莱恩(Brian)和罗伯茨(Roberts)于1985年提出运用3×3矩阵法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吸引力进行分析,并对新西兰的客源市场做了研究[30];1990年,图尔古特(Turgut)运用时间序列法对土耳其国际旅游需求进行了预测,并发现汇率和客源国的收入情况是影响旅游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31];尤金(Eugeni)和萨姆波(Sampol)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巴利阿里群岛上的游客在不同旅游细分市场的旅游花费[32];凯文(Kevin)在2001年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预测了主要客源市场到巴巴多斯岛的未来游客数量变化趋势,并提出对游客行为因素研究有价值的观点[33]

4.2.2 国内对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

国内旅游地理学长期以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景区规划、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区域规划等方面为主要内容,在旅游资源与客源的关系、客源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郭来喜、保继刚(1990)总结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指出要加强对个体游客行为、群体市场及旅游需求和客源市场预测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34]

(1)旅游空间行为研究。我国的旅游者空间行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传康(1986)在国内较早将客源市场分析方法运用于实践案例,并提出以旅游者层次结构作为开发旅游资源的依据[35];邢道隆(1986)以北京游客的抽样调查为样本,专门研究了北京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特征[36];陈建昌、保继刚(1988)运用假设检验法对旅游者空间行为和决策行为及其意义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旅游者的决策行为主要由最大效益原则和感知行为决定[37];陈传康、保继刚(1989)对北京国内游客行为进行了详细研究[38];陆林(1989)对黄山的游客进行了客源结构的分析[3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而旅游业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我国旅游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吴必虎(1994)对上海城市游憩者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旅游者在空间上的流动规律[40];陆林(1994,1996)以安徽黄山为例,研究了山岳风景区的客流情况和游客的动机行为、感知行为、旅游者空间行为等[41];崔凤军(1997)对泰山游客需求进行了时空分布规律和游客行为的初步研究[42];林增学(1999)则从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两方面入手,运用一般消费者行为模式的研究方法,采取动态与静态的方式对旅游消费者的环境影响和心理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旅游消费行为模式[43]

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者行为方面的研究继续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谷明(2000)将经济支持、社会互动、心理体验等游客消费特征定义为内层维度,把文化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等定义为外层维度,并对每一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出了相应的消费模式及行为特征[44]

(2)旅游需求及预测模型研究。在旅游需求方面,牛亚菲(1996)对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空间关系进行了研究[45];郑海(1998)通过对现代旅游市场需求发展态势的研究,认为游客已经变得越来越趋向于寻求多样化的综合性满足,对特色旅游要求越来越高,对“本色”和“自然”的偏爱越来越强,同时游客的参与性在增强,消费档次也呈现多样化趋势[46];刘敦荣和袁照英(1998)通过对北京旅游产品开发的实证研究,总结了现代旅游市场特征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对策[47];宋章海(2000)探讨了如何根据游客的需求特征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设计,并认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因是旅游者的需求[48]

客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对客源市场的研究除了利用调查资料法和社会经济统计进行分析之外,还必须对旅游发展的规模和前景进行预测。保继刚(1986)在国内首次将修正的引力模型运用于游客需求的预测分析[49];孙根年(2000)运用本底线趋势预测法,对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趋势进行了研究[50]。此外,由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预测法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客源市场预测,如卫海燕(2000)、王海鸿(2001)、谢先全(2002)和刘宇峰(2008)等分别通过对上海、福建、山西及全国主要境外旅游客源市场游客数量的分析,利用灰色系统预测理论建立了GM(1,1)模型[51],结果显示,拟合值与实际客流量基本吻合,研究效果较好。吴江华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BP模型来模拟入境旅游需求并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并将这一模型运用于日本对中国香港的旅游需求的预测,以此来对模型进行验证[52]。另外,张红贤、马耀峰(2005)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的规模进行了预测[53];林飞堃、陈燕武运用状态空间的季节修正模型对厦门入境旅游规模进行了预测[54];李丹、赵媛运用包含季节变量的ARIMA模型对我国主要入境旅游客源国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55]

(3)旅游客源市场细分研究。随着现代旅游客源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于旅游细分市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如金波(1998)着重对我国老年旅游市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56];程露悬(2002)阐述了散客旅游市场的现状,并分析了其迅速发展的原因,提出了散客旅游发展的对策和措施[57];邹统钎、谷慧敏则对北京的国内旅游市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对策和建议[58];李立和张仲啸(2000)总结了我国商务旅游市场的特点,并对商务旅游市场进行了分类,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差异化的发展战略[59];郭英之(2002)重点研究了韩国旅华市场的旅游动机和客源发展,并结合中国旅游市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60]

4.3 国内外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

4.3.1 国外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

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区域旅游竞争和竞争力问题,最初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资源竞争优势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主旋律开始转向强调旅游需求,把提高客源市场份额作为旅游竞争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旅游形象成为旅游竞争研究的主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评价等。

(1)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内容。洛考德(Lcod)在对美国国际旅游需求变化进行研究时,提出影响一个国家国际旅游需求的因素包括收入水平、相对汇率、相对物价水平以及在目的地发生的特殊事件等;艾克尔斯(Eccles)和韦特(Wight)认为,一些相对优势因素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气候、区位、自然资源、当地人的旅游意识和本土文化等。此外,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土地利用情况、环境承载力、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61];黛茜(Deasy)和格利斯(Griess)运用旅游无差异曲线,通过美国两个旅游景点的研究,发现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是资源指向性的,从而初步揭示了目的地资源是其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62]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大量旅游个案研究促使旅游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区域旅游竞争力研究开始注意到了旅游需求和供给这一矛盾的统一体——旅游系统,并围绕旅游系统各要素及其整合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开展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并成为了常用的方法。

韦勃(Wober)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旅游需求、过夜旅游增长率、游客季节分布及旅游地承载力等五项指标,对欧洲39个首都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的比较研究,认为旅游需求是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63]

里奇(Ritchie)和克劳奇(Crouch)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地分析了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为目的地的繁荣不仅取决于旅游竞争力,还应当考虑所有其他部门经济的竞争力。他们以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简称TDC)的评价模型,即Crouch &Ritchie(简称CR)模型。该模型囊括了全球(宏观)环境、竞争(微观)环境、辅助性资源和设施、核心资源和吸引物、目的地管理、目的地政策规划和开发、限制性和放大性因素等。“CR模型”还认为,对于不同的目的地,各因素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其中取决于目的地的市场腹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特点[64]。“CR模型”的贡献在于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因子考虑得相当周全,同时还对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进行了探讨。

米利克(Mihalic)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和提高旅游者需求水平来研究并进行环境管理,认为有效的环境影响管理与环境质量管理均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65];此外,玛丽(Marie)根据快活赌场度假区(Foxwoods Casino Resort)的经验教训,提出企业家活动、业主的战略决策及经营策略对其竞争力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66];科扎克(Kozak)在调查旅游者满意度和回访意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游客之前的旅游经历与满意度也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67]

(2)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量化评价研究。有关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量化评价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但总体上说,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主要包括定性与定量两大方法。当然,由于理解或概念上的不统一,选用的变量、建立的模型以及主要量化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目前,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德尔菲法和情境法等;定量法主要有方差分析、因子分析、聚类与判别分析、重要业绩分析、尺度分析、回归模型分析、偏离—份额分析等。这些方法的共通之处都是用数据来表征客观存在的现象,并通过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利用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来计量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当然,通过这些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直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或是指数之间的线性函数,从而可以在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进行比较[68]

4.3.2 国内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

国内有关旅游竞争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上,部分研究涉及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旅游竞争力,而有关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尚不多见。同国外研究现状类似的是,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基本遵循从旅游资源、市场需求向区域环境、旅游行为等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国家层面。黎洁、赵西萍等将波特的钻石理论应用于我国旅游国际竞争力分析,认为影响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六大因素是旅游生产要素状况、国内旅游需求、旅游相关及辅助产业的状况、旅游业的发展战略、旅游业的结构和竞争、政府对旅游业的态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旅游竞争力演进的阶段性,认为我国国际旅游竞争力将经历旅游资源竞争、旅游产销竞争、资本实力竞争和创新研究四个阶段,从资源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是我国国际旅游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69],其研究开创了我国旅游竞争力研究的新视角。张明清、刘超借鉴了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对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竞争力、旅游企业竞争力和旅游业竞争力三个层面,从而丰富了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内容,为旅游竞争力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70]。朱应皋、万绪才从旅游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其他条件以及国际旅游业绩四个方面构建了国际旅游竞争力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旅游12强国家”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与分析[71]。赵彦云则在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对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以核心竞争力和基础竞争力建立了评价体系,同时与其他国家作了对比分析和研究[72]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郭鲁芳、万绪才等在旅游竞争力的定量研究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郭鲁芳提出了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多相测度法,提出从当前旅游竞争实力、旅游竞争潜力、未来旅游竞争的发展三个角度对一国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而不仅仅反映目前市场占有率[73];万绪才、李刚等则探讨了定量方法在国际旅游竞争力评价中的应用,从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出发,建立国际旅游竞争力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对江苏省各地级市进行了实证研究[74]

(2)区域层面。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一般指地理上的某一范围或地区。区域划分往往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目前我国关于区域旅游竞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空间结构和资源环境进行。如保继刚对滨海沙滩、名山和喀斯特石林三种不同类型的旅游地空间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地空间竞争是由于多个旅游地在同一地域内出现而引起的;当多个旅游地在同一地域出现时,由于相互的作用往往会出现此消彼长或同步增长或同步消退的动态变化,从而需要对地域旅游市场结构进行再组织,并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影响其空间竞争的主导因素和结果是不一样的[75]

马勇等认为,城市必须选择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76];王滔等在研究河南洛阳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时,提出洛阳、开封、郑州和西安四个城市合作发展的竞争战略[77];汪宇明等在分析上海都市旅游发展时指出,上海应强调与长三角地区融为一体,并开展旅游一体化行动,主动参与亚太和全球旅游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从而有利于提升上海都市旅游的竞争力,确保上海都市旅游的战略高地[78];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必然是以整体的形式参与,袁基瑜等认为,协调加强旅游系统的整体竞争优势是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关键[79]

张陆等运用象限图对旅游区域的竞争力做了对比研究,认为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强弱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和象限图来表示,区域旅游竞争力随要素数量变化而呈现相应的变化规律[80];成伟光等运用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提出以旅游资源为内核的旅游吸引物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核心[81];而李国柱等从规模竞争力、市场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区域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肃为例对旅游业综合竞争能力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82]

此外,还有众多学者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旅游目的地的竞争表现,认为旅游目的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市场营销战略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如陈传康认为,在相互的地域结构对应交换理论中,把旅游业作为区域开发的先导产业,通过拓展旅游内涵、科学地规划设计,能够克服旅游地倒“U”型的发展曲线,从而可达到旅游地的持续繁荣与发展[83]

(3)城市层面。我国学者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何把某一具体城市建设成国内著名旅游城市或国际化旅游城市,而较少从旅游竞争力的角度进行分析。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广泛借鉴国外竞争力研究的成熟理论和成功案例,并运用统计学、经济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对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

第一,城市旅游竞争力因素分析。保继刚将城市旅游发展归纳为8个动力因子,即城市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城市文化氛围、旅游景点、区位特性、基础设施、环境质量和服务水平[84];甘萌雨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在分析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基础之上,认为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能够促进城市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技术、信息获得能力、人力资源、旅游管理水平等,游客的评价也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大小[85]

张悦提出了影响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10大动力因子,如城市发展水平、城市旅游资源、文化氛围、服务水平、旅游环境等,并对我国最具竞争力的47座城市的入境旅游进行了初步研究[86]

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聚类分析法,通过分析旅游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和科学技术等因素来综合评价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如苏伟忠等利用因素分析法建立起了评价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对北京、南京、西安与郑州的旅游综合竞争力进行了研究[87];张争胜、周永章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聚类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并根据旅游竞争力大小将这些地级市分为综合型、客源地型、目的地型和待开发型四大类型[88];而莫帮洪、杨剑川则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城市旅游发展相关支持环境和城市旅游发展潜力等几个方面来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并提出了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分析框架[89]

周常春、保继刚运用因素分析法,将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绝对因素和相对因素,并对游客进行抽样调查,以此分析肇庆、深圳、珠海几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90];丁蕾等通过从硬性和软性竞争力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包括环境竞争力、人才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设施竞争力、业绩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开发竞争力在内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京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实证研究[91];杨莎莎则从资源禀赋、城市文化氛围、环境质量、服务水平等方面分析城市旅游竞争力,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区)城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聚类评估[92]。(www.xing528.com)

第二,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对策研究。楼嘉军在研究上海旅游竞争力中指出资源优化配置是上海市旅游发展成功的关键[93];陈兆坤认为,城市旅游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建设、政府的宣传促销功能、城市法规体系建设、旅游产业信息化建设和旅游产业规模化建设等,它们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并提出发展、扩张和防御为目标的三种不同的战略选择[94]

郭舒、曹宁认为,旅游发展的专门化、信息化和集团化水平决定着城市旅游发展的竞争优势,应该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发展旅游专门化优势来提升旅游竞争力[95];宿倩则基于“范式”理论,对西安、上海等六个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提出可考虑从空间竞争合作方面来提升旅游产业的竞争力[96]

梁明珠、陈小洁还研究了主题旅游城镇的竞争力问题,强调可从内部形象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来提升主体城镇的旅游竞争力,认为只有准确定位才能确定竞争优势,提高市场反应速度与能力,提高居民旅游服务意识,加强旅游合作的具体策略等[97]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旅游形象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城市旅游竞争研究中的热点。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独特、鲜明、有感召力的旅游形象,并通过旅游形象来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行为,从而扩大旅游地的影响力。屈海林、李蕾蕾、聂献忠等通过对城市旅游形象的深入研究,认为拥有特色的旅游形象以及针对不同的市场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是保持都市旅游魅力永存的关键,从而为旅游目的地改善旅游环境、营造旅游整体竞争力提供了方向[98]

【注释】

[1]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2]廖建华、廖志豪:《区域旅游规划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30—134页。

[3]楚义芳、钱小芙:《关于旅游地理的几个问题》,《经济地理》1987年第2期,第137—139页。

[4]阎友兵:《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辨析》,《旅游学刊》2001年第6期,第31—33页。

[5]林龙飞:《环境哲学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综述》,《求索》2006年第10期,第140—142页。

[6]严黎昀、洪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理论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6期,第3—7页。

[7]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地理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页。

[8]周琥:《中远集运太平洋航线营销策略研究》,上海海事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0页。

[9]刘小铁、欧阳康:《产业竞争力研究综述》,《当代财经》2003年第11期,第85—88页。

[10]裴长洪、王镭:《试论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方法》,《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4期,第41—45页。

[11][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2页。

[12]臧德霞:《关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内涵的几点认识——基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第612—614页。

[13]朱晓华、杨秀春、蔡运龙:《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旅游客源预测模型——以中国入境旅游客源为例》,《经济地理》2005年第2期,第232—235页。

[14]吴必虎、徐斌、邱扶东:《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8页。

[15]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16]Stephen L.J.Smith,Tourism Analysis:A Handbook,Longman,1989,pp.15—18.

[17]Stephen L.J.Smith,Recreation Geography,Longman,1992,p.38.

[18]C.A.Gunn,Vacationscape:Designing Tourist Regions,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8,pp.25—27.

[19]D.Pearce,Tourism Today:A Geographical Analysis,Longman,1995,pp.61—63.

[20]胡平:《中国旅游人口研究——中国旅游客源市场的人口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21]杨新军、牛栋、吴必虎:《旅游行为空间模式及其评价》,《经济地理》2000年第4期,第105—109页。

[22]R.C.Mings,K.E.Mc Hugh,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ravel to Yellowstone Nation Park,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No.15,1992,pp.21—25.

[23]Keith G.Debbage,Spatial Behavior in a Bahamian Resor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2,1991,pp.251—268.

[24]保继刚、郑海燕、戴光全:《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演进》,《地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96—106页。

[25]Jean D.Gibbons,Mary Fish,Devaluation and U.S.Tourism Expenditure in Mexico,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4,1985,pp.547—561;Boris Vukonic,Foreign Tourist Expenditures in Yugoslavi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1,1986,pp.59—78.

[26]Elizabeth M.Lieux,Pmalea A.Wevaer,Lodging Preferences of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4,1994,pp.712—728.

[27]P.Loed,International Travel to the U.S.Economical Evaluation,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1,1982,pp.7—20.

[28]David Snepenfer,Barry Houser,Mary Snepenger,Seasonality of Demand,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4,1990,pp.628—630.

[29]Kenneth J.White,An International Travel Demand Model:U.S.Travel to Western Europ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4,1985,pp.529—546.

[30]Brian D.Henshall,Rae Roberts,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ourist Generating Markets for New Zealand,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2,1985,pp.219—236.

[31]Turgut Var,Golam Mohammad,Orhan Jcoz,Factor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4,1990,pp.606—609.

[32]Eugeni Aguilo Perez,Sampol Catalina Juaneda,Tourist Expenditure for Mass Tourism Marke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3,2000,pp.624—637.

[33]Kevin Greenidge,Forcasting Tourism Demand an STM Approach,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1,2001,pp.98—112.

[34]郭来喜、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地理研究》1990年第1期,第78—86页。

[35]陈传康:《陆丰县的海滨旅游资源开发层次结构》,《热带地理》1986年第3期,第54—68页。

[36]邢道隆:《北京市国内旅游市场研究》,《旅游学刊》1986年第1期,第35—45页。

[37]陈健昌、保继刚:《旅游者行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地理研究》1988年第3期,第44—51页。

[38]陈传康、保继刚:《北京旅游地理》,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8页。

[39]陆林:《论黄山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第70—72页。

[40]吴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研究》,《地理学报》1994第2期,第117—127页。

[41]陆林:《山岳风景区客流研究——以安徽黄山为例》,《地理学报》1994年第3期,第236—245页;陆林:《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研究——兼论黄山与黄石公园之比较》,《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第315—321页。

[42]崔凤军、张建忠、杨永慎:《泰山旅游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及旅游者行为特征的初步研究》,《经济地理》1997年第3期,第61—66页。

[43]林增学:《旅游者消费行为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第21—25页。

[44]谷明:《我国旅游者消费模式与行为特征分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第21—25页。

[45]牛亚菲:《旅游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关系研究》,《地理学报》1996年第1期,第80—87页。

[46]郑海:《现代旅游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3期,第36—41页。

[47]刘敦荣、袁照英:《旅游市场需求和现代旅游产品开发——以北京旅游产品开发为例》,《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第31—34页。

[48]宋章海:《从旅游者角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讨》,《旅游学刊》2000年第1期,第63—67页。

[49]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52—55页。

[50]孙根年:《我国六大境外旅游市场的趋势预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1期,第140—143页。

[51]卫海燕:《上海市四个主要境外旅游客源市场的灰色预测模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06—109页;王海鸿:《中国入境旅游的灰色预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第10—13页;谢先全:《福建省4个境外旅游客源市场的灰色预测》,《福建地理》2002年第3期,第35—37页;刘宇峰、孙虎、原志华:《山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分析及规模预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期,第113—117页。

[52]吴江华、葛兆帅、杨达源:《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国际入境旅游需求的定量分析与预测——以日本对香港的国际旅游需求分析为例》,《旅游学刊》2002年第3期,第55—59页。

[53]张红贤、马耀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多元回归预测》,《资源开发与市场》2005年第2期,第105—106页。

[54]林飞堃、陈燕武:《基于状态空间季节调整模型的旅游需求预测——以厦门入境旅游为例》,《市场周刊》2008年第1期,第45—47页。

[55]李丹、赵媛:《对中国国际入境旅游市场的滚动样本预测——基于季节效应ARIMA模型》,《经济问题》2008年第5期,第12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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