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五次翻译高潮揭示翻译的政治性

从中国历史上的五次翻译高潮看翻译的政治性

崔　兰

1．引言

翻译研究历史悠久，西方译论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约公元前46年)，我国的译论则以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约公元244年)为发端。我国传统译论，大多是由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更多的是翻译的微观研究。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盛况空前，理论派别纷繁杂陈。许多跨学科学者开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文化派的翻译理论。

文化派认为，翻译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正如斯内尔·霍恩比所说的:“译文文本不再是原文文本字当句对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文本不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2004: 2)英国的巴斯奈特和美国的勒斐维尔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巴斯奈特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廖七一，2004:367)。而勒斐维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它无法真实地反映原语文本的本质，主要是因为翻译自始至终被意识形态、赞助人和主流诗学这三种要素所操控。勒斐维尔所谓的赞助人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化身。所以，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行为。

事实上，翻译并非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再创造。

本文将对中国翻译史上五次翻译高潮作以简单回顾，揭示政治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

2．五次翻译高潮

中国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从公元67年天竺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到洛阳白马寺讲经与译经以来，已有2000年历史，出现过的翻译高潮大致有五次。分别是:东汉至唐宋、明清两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49年建国后十几年以及改革开放后。

2．1第一次高潮(东汉至唐宋)

这一时期的翻译高潮以佛经翻译为主。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而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流传于中国了。

佛教在中国得以流传，并不是偶然现象。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迷惑劳动人民，磨灭他们的意志，而宗教就成为他们实现目的的首选工具。因此，在汉武帝时就有董仲舒创立谶纬神学。而佛教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这种教义，正可与谶纬之学相辅而行，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合法地位。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教的翻译活动开始了(马祖毅，2007:18)。

佛经翻译与当时的封建统治相结合，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支持与推崇。佛教流传时期，封建统治者建立大规模译场、派专人不远万里求经传译，掀起译经的高潮。而在这次高潮中，翻译的政治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鸠摩罗什倾向于对原作进行权利摆布－删削等，以便“达旨”(陈福康，2006:17)。玄奘将翻译的“政治”推向极至。他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来翻译佛经，受到唐太宗的高度评价。贞观十九年(645年)，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会，并按照玄奘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

玄奘在印度时同样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则起了纽带作用。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

由此可见，唐朝几代皇帝供奉玄奘，已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而普遍是从政治上考虑。

宋代的佛经翻译也是和政治密切相连。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效法李世民故事，由国家建立译经院，诏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和懂梵学的汉僧及朝廷官员等，共同组成严密的译经集团，进行由官方直接控制的译经活动。

2．2第二次高潮(明清两代)

第二次翻译高潮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为主。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哪里有翻译，哪里就有权力的运作，翻译与权力携手共存，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话语的反映，同时又是对权利的建构(朱耀先，2007:32)。明清时期，一些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科学传教的模式进入中国，掀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也随之进入中国。耶稣会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打着“儒教合一”的旗帜，闯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华大地，并受到当权者的大力推崇。

这一次翻译高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刺激下产生的。而我国当时的爱国人士在认清自身的不足和外国的先进之处后，都认为应该“洋为中用”，故而有选择地翻译西方科技著作，而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在翻译过程中，普遍采用通俗易懂的翻译策略，目的在于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2．3第三次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近代是一个救亡时代，也是一个启蒙时代。救亡与启蒙，两者同时进行，相互促进。救亡和启蒙是近代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的翻译理论，也是受这个时代特征制约的(陈福康，2006:194)。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满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从1840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的七十余年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时期从事翻译的人很多: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有一般的笔译人员;有革命者，不彻底的革命者，有改良主义者，也有服务于帝国主义者。他们提起笔，总是要借他人之口来宣传什么，自觉不自觉地为某种政治服务(马祖毅，2007:327)。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里，封建王朝以我为尊的形象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击了个粉碎。同时，赖以生存的旧的中国文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旧的翻译体系随着旧文学体系的瓦解也彻底崩溃。考虑到这一历史特点，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述，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但对整个近代译论有过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他成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他的成功是由两方面因素构成的，那就是对原著的精心挑选和对翻译策略的精心选择(王东风，2003:20)。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决定的严复的翻译目的，即“尽一个爱国者的天责”。为此，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著作，响应当时的时代要求，满足当时的热望。而在翻译策略方面，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三原则，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当然，三原则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的，其中严复对“雅”的选择反映了他对目标读者群的明确定位。他的目标读者群是当时的精英阶层，掌握着封建社会权力的封建士大夫。此时，翻译的策略变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他知道，西方民主思想从根本上将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为了让封建士大夫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这副“苦药”，严复在这副苦药外裹了一层“糖衣”，这糖衣就是“雅”(王佐良，1989:42)。(www.xing528.com)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翻译的东西不多，但他的翻译活动总是紧密地围绕他的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后人，他一直是一个“翻译为政治服务”的实践者。

2．4第四次高潮(1949年建国后十几年)

第四次翻译高潮以马列著作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等外文翻译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成为当时翻译工作新的赞助人。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需要新的翻译体系。这个时期，大部分论者都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意运用哲学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国家政权作为广大人民行使权利的机构大大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除了不少在文坛久享盛名的老翻译家老作家之外，还涌现了一批新的译学研究者。

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动机，对作品具有不同的选择。出于政治动机，译者往往把翻译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特别注意这部作品的意识形态层面。

其实，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无产阶级文化就成了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结束了动荡的局面，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稳定发展，新制度的确立更进一步推动了马列主义著作以及苏俄无产阶级作品的汉译。

这一阶段的译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哲学的方法论来分析问题。斯大林的语言学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一些苏联翻译理论家的著作也相当受到重视。二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翻译马列著作的经验和理论得到了总结和发扬。这充分反映了政治因素在翻译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除了有董秋斯、茅盾、傅雷、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等文坛巨匠外，还出现了一批革命翻译家，如瞿秋白。瞿秋白的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翻译为政治服务。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物，瞿秋白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翻译必须为当时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王宏志，2007: 294)。

2．5第五次高潮(改革开放后)

第五次翻译高潮，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后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大量重译。

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王东风，2003:17)。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文革”时期翻译工作基本停顿的原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工作重新勃兴。随着中国逐渐进入国际舞台，中国人可以以一种客观豁达的心态看待外国的文学作品:无论作品来自哪个国家，无论这个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进步”，这与“文革”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这样也就带来了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高潮:介绍外国文学的几种杂志先后复刊或是创刊，翻译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来源国家、总体数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文革”时期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毒瘤”的英美文学作品成为译介的主要对象，被大量地翻译过来(孙会军、孙致礼，2006:164)。可以说，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了建国以来最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切都与“改革开放”政策中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不无关系。

然而，思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译林》创刊号全文刊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认为该译作“既无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无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类似作品的翻译不仅造成了纸张的浪费，而且可能造成坏的影响，完全背离了左联的革命传统”，“造成了中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界的混乱现象，而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孙会军、孙致礼，2006:165、166)。但如果再晚十几年，或是在现在，那就再普通不过，就是由于当时“文革”刚结束，虽然提出了思想解放，但毕竟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适应，《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当时就是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对《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于整个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效地保护了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给他们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顺应了当时思想解放的大潮，引起了随后《大为·科波菲尔》、《名利场》、《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世界古典名著译作的出版，造成了万人空巷抢购的局面。反过来，思想解放运动得以更进一步推进，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这一切清晰地显示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3．结语

从对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五次翻译高潮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远非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其中有很多主、客观因素在起作用。纵观中国翻译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进行和发展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译者应该认识到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避免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片面性错误。

参考文献:

1．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M］．1949．

6．孙会军、孙致礼．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场风波［J］．中国比较文学，2006(2):163－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