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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探讨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论“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彭鹏摘要:人类近代以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后果表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发展。我国当前亟须转变发展理念,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这既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由我国社会与人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纵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不难看出其核心乃是人的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探讨

论“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

彭 鹏

(西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人类近代以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后果表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发展。我国当前亟须转变发展理念,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这既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由我国社会与人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促进人的发展需要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而关键在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教育创新。

关键词:人的发展 新发展观 创新

人类的历史就是发展的历史,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的发展史表明,发展的真正主体是人自身,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尽管取得了经济的一时快速增长,但人的整体发展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甚至在思想道德等方面还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发展失衡等状况表明,我国亟须转变旧的发展理念,树立新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一、何谓发展,为何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让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也让今天的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发展的问题从未如此受到各国的青睐和重视。但到底什么才是的真正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两个看似简单问题的认识人类却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1.人类发展道路的理性回归

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永恒主题,但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西方,自近代以来,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飞速扩张,人类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这种发展观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把经济利益的追求当作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一切活动均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规则,城市化、工业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形态。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成为善于算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人成为竞争对手和利益相关者,自然界则成了人类肆意征服和索取的对象。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观的本质是物的发展,即只注重事物量的扩张,只满足人类眼前的物质需求,不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子孙后代的需求,不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这种发展观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类所处自然环境的异化,人与自然产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出现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人类的所谓发展陷入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或有眼前无未来的危机状态。传统发展观带来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劳动异化导致的人自身的异化。现代社会发达的分工使得人被局限于某一狭窄的领域,成了职业化、专业化的“单向度”的人。在机械化大生产中,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成了技术的奴隶。劳动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及其劳动几乎完全异化了。人性的丰富和完整需要人类劳动的自由与完整,需要人类的科技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发展,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过分强度物质文明人文精神远远地落在了后头,从而造成人性的分裂和对立。技术理性是永远无力解决诸如人生意义、自由意志、道德情感、终极关怀等真正关系到人类的价值、尊严与人性完善等问题的。科技和工业以理性的名义支配一切,肆无忌惮地控制着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功利和效率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人性的扭曲和文明的畸形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这种经济和技术至上的发展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和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卢梭就曾指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却使人的道德生活倒退了。“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1](p121)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传统的发展模式引起的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环保运动及继之而来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步取代了传统发展观。1962年,美国的R·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描绘了一个由于工业扩张可能带来的没有生机的春天,从而引起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意识和对旧的发展观的反思。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零增长”的概念,区分了“增长”与“发展”的不同,发展理念从片面的经济增长嬗变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183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地球首脑会议”,签署了《21世纪议程》等多个文件,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各个领域的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方案,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今发展观的主流已被大多数国家和个人所接受。

纵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不难看出其核心乃是人的发展。正如罗马俱乐部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献身于这两项任务必然是无止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2](p152)为配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从1990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表一份包含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在1994年的报告中对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作了明确阐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为下一代提供发展的机会。”为此,联合国还确立了一种新的衡量发展的标准——人类发展指数(HDI),它包含三项基本指标: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观:以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发展观的形成。

2.人的发展的哲学考察

人和人的发展问题历来就是哲学关注的焦点。人在其历史进程中能否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体现人的价值和实现人性的完善,这是任何形态的哲学所探讨的最高目标。总的来讲,哲学界一般都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作社会发展的归宿,这也是人类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和最高目标。在西方哲学史上,自古希腊由对世界本源的探求转向以人为对象的哲学思考以来,人和人类社会就一直占据着哲学的主要视野。特别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充分肯定人的欲望、人的价值和现世幸福,以人性对抗神性,并建立起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到了近代,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立法”,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但如上所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后来发展到极端,使得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偏离“人的发展”这个目标。

重视人和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马克思曾使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个性时期”、“自由人联合体”等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并把人的自由发展理解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3](p516)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给意大利一位杂志主编的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句话,他再也找不到能代表他和马克思二人思想的更合适的一句话了。

人的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将其与人的本质相联系加以理解,即人的发展就是人的最根本的东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的本质分为三个层面,即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社会本质以及个性需要,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即劳动的解放、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个人需要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发展,而是社会每一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每个人的共同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观点。

二、人的发展:现实的呼唤

当前我国人的发展状况总体来讲还比较落后,我国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这是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发展观的现实依据。

1.我国当前人的发展状况

人的发展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其中国民素质问题是一个国家在现实中面临的人的发展问题的集中表现。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传统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国民素质整体较低的状况。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在治理模式上奉行的是儒家的仁政或德治主张,而德治的实质是人治或人格化的政权体制,其最终必然导致专制集权。这种文化和政治秩序逐渐积淀出许多消极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人格。其一是奴性人格,即缺乏主体性、独立性,盲目崇拜、依附和惧怕权威;缺乏辨别真伪的意识,做事随大流;缺乏平等意识,面对压迫逆来顺受,面对弱者又趾高气扬;其二是虚伪人格。传统伦理的禁欲倾向使得人们一方面在表面上崇义贱利,而另一方面被压制的物质欲望又恶性膨胀,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从而造成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虚伪人格。正像严复所批判的:“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2](p53)其三是权谋人格。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人们长期生活在充满变数的政治环境中,命运无法主宰,为了生存,人们只好随时变通,相机行事,久而久之形成权谋人格,即做事不讲原则,一切以自己的便利得失为标准随着加以变通;重视谋略、权术,或者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人们遇到什么问题,首先不是想到通过法律等正式途径加以解决,而是托人找关系、走后门,因为在“关系”面前,任何法律、政策、原则都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地加以变通。“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人们通过各种渠道编织自己的关系链,复杂的人情关系网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态。这样,整个社会中就划分出了许多的“圈子”,在“圈内”的是自己人,易于合作,而对“圈外”的人则充满疑虑,甚至互相倾轧,从而形成费孝通所说“差序格局”,或者如一般人形容的“一盘散沙”。一面是写在纸上或说在嘴上的显规则,另一方面则是真正被遵循的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种权谋心态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规则意识和合作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在现实社会中,国民还表现出封闭性、保守性、缺乏公德意识等落后特征。现实表明,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国民素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深深忧虑过的许多国民“劣根性”依然存在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人性受压抑、人的落后状态乃是国力不昌的真正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外侮,根源不是经济落后、技术落后,而是人的落后与不觉悟。事实一再表明,经济决定论的背后事实上是人的素质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事实。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社会发展三形态论,把人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p104)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把五形态社会理论中的前三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一为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这包含了马克思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重视。可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现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对照,就会发现中国的发展水平尚停留在第一和第二种形态之间,或者正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克思在谈到东方社会时曾对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人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说:“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4](p765)尽管这种评语不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但如果对照鲁迅等人曾经刻画过的国人形象,二者又是多面相似。正是这种人的发展的落后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重视人的发展的现实依据。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2.我国目前面临的发展任务(www.xing528.com)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给中国提出了许多发展课题,而人的发展无疑是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国际上,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促发国际间更加激烈的竞争,竞争的重点更加倚重于人,不仅是少数高级人才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整体国民素质的竞争;不仅是某方面专门人才的竞争,更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竞争;不仅是因循守旧、整齐划一的人的竞争,更是勇于创新、充满活力、富于个性的人的竞争;不仅是技术、设备等硬实力的竞争,更是和谐、凝聚力等软实力的竞争。以计算机网络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宣布了大众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发挥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影响,他们的创造力可以更加自由地得到释放。过去仅仅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时代将被改变。在国内,当前我国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如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盛行、社会治安问题、贪腐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一系列问题固然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但根源却在于人,在于我们的整体国民素质还比较低。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数量庞大,这既有可能成为竞争的优势也有可能变成沉重的负担,关键是看人口的质量和素质。就现状而言,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人的生存状况、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许多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人不管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人力资源”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使得我们在今天的国际分工中依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工厂甚至是“血汗工厂”而存在,这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因此,中国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问题,除了逐步控制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提高人的质量和素质,变劣势为优势,变压力为动力。

三、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发展为本

新的历史时期,中共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人类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但人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当前应立足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确定促进人的发展的具体目标和现实路径。

1.转变发展观念,全面理解“以人为本”

首先应抛弃经济至上的发展理念。过去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解中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并且主要从经济方面理解生产力,把生产力等同于物质财富和经济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等提法即是这种发展观的反映。在实践中更有唯GDP主义的倾向,人纯粹沦为一种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工具,这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使我们重蹈了西方过去那种有增长无发展、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覆辙。而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片面地理解生产力,而是把生产力同人联系起来,把人看成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应全面地理解“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人的发展为本,而不仅仅是向人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向人输血不如帮人造血,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的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保障,他早晚将被社会无情地淘汰。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有多种多样的需要,它们分为很多的层次,且有低级与高级之分,低级需要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越是为人类所特有,其满足将越是能带给人内在的幸福感、价值感,人生的意义亦在于此。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它是人的一种充分发展的状态。马斯洛认为,尽管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很少,但只要周围的环境允许,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的愿望和可能。因此,“以人为本”除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发展需要、成长需要,让人回归人的本质。

再次,要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紧迫感。过去一般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才可能提上日程。这事实上是一种把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相对立的观点,但显然二者是互相促进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在“经济基础”上已基本具备服务于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据温家宝总理的《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到目前为止,我国的GDP增速已连续第四年超过10%,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3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1759元和3587元,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即使按照那种先发展经济后发展人的观点,现在也到了补人的发展这一课的时候了。因此,应把促进人的发展当作现阶段我国的一项紧迫任务,努力提高全民的素质。

2.推进制度创新,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人就是他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性、人的发展状态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促进人的发展和人性的完善应通过完善社会关系来实现,而完善社会关系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和健全社会制度,因为制度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

制度作为协调和维护社会关系、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客观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秩序,以减少和消除社会活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期。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就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固定化,其根本作用在于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的发展和人性完善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是通过制度来发挥其对人的影响的,人按照制度的要求进行活动的,什么样的制度便会塑造什么样的人。如罗尔斯就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7](p285)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最高标准。假如一种制度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身上蕴藏的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那它便是最优越的制度。

制度在历史上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制度的每一次演进都内含了人类群体的智慧和实践经验,因而就变得日益完善和复合人性。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发展的进程事实上就是人类以制度演进的方式凝聚智慧和文明成果,从而不断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当代,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类变革和创新制度的主动性越来越明显,制度创新的方式多以制度的移植和引进来进行。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更应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借鉴所有民族的积极文明成果,尤其是制度建设的成果。就人的发展角度而言,当前中国制度引进和创新的一个重点就是打破政治经济体制中形形色色的专制传统,如权力过分集中、权力制衡与监督不足、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以及特权制、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同时还应按照“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关乎民生、关乎国民素质提高的制度的构建与创新。

3.推进教育创新,实现人的自我发展

人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还应是个体自我的追求。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仅仅是条件。对于人的发展同样如此。一个人只有当他内心萌生了强烈的发展愿望与动力,并获得现实的成长机会,其发展才会真正实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的这种发展需要和潜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与罗杰斯都认为,人的本性中就包含着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倾向与潜能,而最终能否达成此目的除了某些外部条件外,关键还是取决于自我的选择与努力。因此,实现人的发展最终还是依靠个人自身发展与成长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体发展能力的增强。而这种意识和能力的获得需要教育和文化的创新。

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最大的不足是被动性与片面性。所谓被动是指受教育者只会接受现成的知识和技能,学什么、怎么学、学得如何完全由外界来裁定,学生被迫地学习、被迫地成长,造成主动性、创造性的丧失;所谓片面是指由于在当前的教育中,智育与德育、科技与人文等出现严重错位,导致受教育者的片面畸形发展。而出现这些失误的原因则是我们对于人性的误读,对于教育本质的曲解。人性的魅力在于他所包含的无限发展可能性,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唤醒沉睡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成长愿望,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不仅要扩大受教育者的数量和范围,更重要的是改变教育的观念、教育的体制,从人的自我发展、全面发展的角度去推进教育的创新。

此外,促进人的发展还要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重视和支持相关的科学研究,制定“以人的发展为本”的发展战略和“中国人的发展指标”等。总之,社会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应当也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人、爱护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严复:《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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