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服务外包比较研究：竞争力因素

第二节　中印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因素比较

在本文的第二章中，已经介绍了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钻石模型”。同时，根据中印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提出了一个拓展的“钻石模型”（见图6- 1）。在中印承接服务外包现状比较的基础上，本节以拓展的“钻石模型”为框架，分析和解释中印两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情况，因为竞争力才是决定承接服务外包发展的根本因素。

图6-1　拓展的“钻石模型”

一、政府

修正后的“钻石模型”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模型。政府处于模型的核心部分，政府的政策会对其他的各项因素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内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仅凭这个领域自然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政府引导性和推动性的政策有利于培育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印度政府不遗余力地培育软件产业和承接服务外包方面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奉行软件等高科技产业兴国的战略，采取了多种措施扶持软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真正振兴必须依靠高科技的发展，这一思想在他执政的政府以及此后的政府中得到持续的贯彻和实施。1950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印度科学院、印度技术学院，着力培养技术与管理方面的理科人才，为此后印度软件产业和承接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1987年，印度政府提出了“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加快软件科技园区的建设步伐，发挥软件产业的聚集效应；1988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英文缩写为NASSCOM），作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团体和非赢利机构，该协会在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外包行业基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印度政府成立了以总理为首的“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推行“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为软件企业提供全面的扶持政策；1999年，印度政府成立了信息技术部，振兴软件产业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从总体上看，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和承接服务外包产业的支持表现在，加强软件人才的培养、开放电信市场、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外汇金融及其他支持政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鼓励政策等。可以说，印度承接服务外包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印度政府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

与印度相比，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出台了相关的促进政策，包括：商务部等四部委关于“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意见、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承接服务外包企业作为鼓励类项目、对承接服务外包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等等，但是其中的部分政策如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培养的衔接等都与服务外包的发展势头并不配套，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几乎没有特别的优惠政策。按照现行的政策，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只有在获得软件生产企业认证后才能享受“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政策，对于新创办的软件企业，只有获得认定后才能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对于鼓励承接服务外包尽管出台了不少的政策，但并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政策的力度不论与二十年前发展货物贸易以及参与制造业外包的政策力度相比，还是与印度政府的政策相比，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承接服务外包领域给予更大的政策指引和政策扶持。

二、要素条件

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2]。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过程中，受到要素条件（初级要素条件和高级要素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在影响承接服务外包的初级要素条件中，相对而言，地理位置与母语语言的影响较大，天然资源、气候、非技术劳动力对其影响较小；高级要素条件中，包括现代通讯、信息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金融与资本市场等对其影响较大。本部分着眼于印度承接服务外包成功的因素并就对服务外包影响较大的要素条件进行分析。

从地理位置和母语语言来看，印度在承接美国的服务外包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印度与美国12小时的时差决定了美国公司如果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公司，意味着24小时的连续工作，也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成倍提高；同时，由于曾经属于英殖民地的原因，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全国约5 000多万人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这使得印度的高科技人才英语娴熟，在承接美国的服务外包方面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而由于语言文化的认同，欧美主流社会愿意接纳和认可印度，印度人可以轻松地融入到欧美文化中，这为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中国企业承接美国的服务外包则不具备印度的天然优势，但在承接日本、韩国的服务外包方面中国则拥有印度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与北亚地区地理相近，一脉相承的历史和相似的语言促进了文化的相容与认同，成为中国承接日、韩服务外包的独特优势。

从高级要素的基础设施条件来看，与印度相比，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交通、酒店等基础设施、城市发展状况、商业繁荣程度等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硬件设施都高于印度。从电信设施来看，2008年2月，中国的光缆长度已经超过75万公里，固定电话用户3.65亿，移动电话用户5.47亿，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41.6部／百人。从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来看，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的普及率19.1%，手机网民达到7 300万人；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84.7%，宽带网民数达2.14亿人，宽带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CN域名的注册达到1 218万个，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中国的网站数量持续增长，达到191.9万个，年增长率为46.3%。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则极大地推动了网络购物的发展，网民对二者的使用率分别达到22.5%和23.4%，网上支付的年增长率更是达到71.7%。相比较之下，无论从固定电话数量、移动电话数量还是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印度比中国都要稍逊一筹，仅不足中国的50%。在有可比数据的2004年，中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25.9部，印度则只有每百人4.4部；2000年中国每千人的上网人数为17.4人，印度仅为5.4人；2004年中国每千人中上网人数为72.5人，印度则只有32.4人。从公路通车里程来看，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2008年达357. 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1987年的0公里发展到2008年的5. 3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相比之下，印度拥有330万公里的公路里程，但是人畜同行，公路质量也远远低于中国，2003年才开始规划设计第一条高速公路，目前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也只有数千公里；从星级酒店的数量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酒店服务业增长迅速，四星级酒店从1993年的110家增长至2006年的1 213家；而印度的酒店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无论从酒店的数量还是酒店的经营环境来看都不如中国；从民用机场和民航客运的周转量来看，2006年中国拥有飞行线路覆盖全国的民用机场150余个，民航客运周转量1 269亿人公里，而印度全国民用机场不足50个，民航客运周转量为275亿人公里^[3]。可见，印度的基础设施不足是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软肋，相比较之下中国在这一方面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然而，尽管中国的电信等基础设施等较为完善，但是电信网络的国际连接和信息传输能力不足，中国的国际大容量数据传输速度比印度要慢，企业应对网络以外中断能力相对较弱；另外，由于电信属于垄断行业，我国电信资费偏高，由于电信资费在服务外包企业的成本中所占比重仅次于人工成本，因此资费过高不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专业人力资源素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服务外包程度高低的重要因素，也是承接服务外包比较优势的最基本因素。就专业人才资源的数量、构成和素质而言，总体上，中国的这一指标要略低于印度。从在校大中专学生的数量上看，1970年中国的在校大中专学生约5万余人，而同年印度的在校大中专学生约300万人；2000年，中国约556万人，而印度约1 046万人；2004年我国在校大中专学生人数为1 334万人，首次超过印度同年的1 238万人。到2006年，中国大中专在校生达到了2 374万。实际上，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但是数量上的比较反映了一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投入。2004年以前受经济收入水平和财力所限，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而在此期间，印度政府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和财力的投入为印度培养和积累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也为承接全球服务业的转移奠定了人才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就重视理工科技术人才的培养，印度科学院、印度技术学院等在技术与管理教育方面享誉世界，与此同时，近十年来随着软件行业的发展，印度职业化的IT人才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形成了独特的理工科人才培养环境，这其中每年有4万名印度软件专业人员获得美国的H1B签证；另外，印度大中专学生均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交流。因此，从承接服务外包的专业人才结构与素质来看，印度整体上要优于中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通常集中于特定的城市内，中国整体专业人员数量和结构难以满足承接服务外包的需要并不意味着特定区域内人才数量和结构的不足。实际上，中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大城市，是国内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的全国经济中心或者区域经济中心。以上海为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下，上海已经形成一个人才高地，高校云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丰富。截至2006年底，上海信息产业从业人员超过60万，软件产业共有各类专业人才14万人左右，其中65%以上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9%拥有硕士学位，2%拥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人员累计已超过6万人，每年以20%～30%的幅度高速增长，其中90%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留学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占70%^[4]。

从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融资环境来看，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融资环境略逊于印度。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的背景决定了银行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国有企业以及业绩信用良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企业贷款需要固定资产抵押，承接服务外包的行业特点决定了服务外包企业的资产体现在知识和技术层面，固定资产的规模有限，不能提供固定资产作为贷款抵押与担保也就意味着企业融资的困难。此外，中国的诚信体系和风险投资体系正在发展完善之中，中小企业进入证券及债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不大，滞后的融资金融环境制约了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相比较之下，印度的金融体系保留了殖民时代遗留的相关制度，在机制上较为规范，贷款的坏账率低。从银行业来看，其大多数的银行都是私营银行，运作灵活，统计数据表明，印度商业银行贷款的65%是给私人和私营企业，而政府对承接软件外包和其他服务外包的鼓励政策导向也推动了银行为这些企业融资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从证券市场来看，印度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移植于西方国家，起步早，相对比较健全和完善，全国有5 5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其中不乏创新型的软件外包企业。金融体系的完善为服务外包承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成熟的融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三、需求条件

国内市场需求是承接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国内市场需求对于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影响是通过国内买方的结构和买方的性质实现的，如果一国的买方需求领先于他国，则一国的产业就能获得竞争优势。从中国与印度的国内需求条件来看，中国要优于印度。

首先，从买方市场的基础与结构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信息化建设为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2007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收入5.6万亿元，产业规模居世界前列，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9%；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为1.33万亿元，比2006年的1.1万亿增加了0.66个百分点；出口3 900亿美元，同比上涨14%。而随着中央政府推动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音视频、信息安全、新材料、生物科技、节能减排等重大专项的实施，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壮大。根据服务外包的行业特点，承接服务外包往往相对集中于电信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服务完善的特定区域内。中国的承接服务外包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大连、成都等，其电信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服务设施条件则明显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以上海为例。2007年，上海信息产业规模达到7 417亿元，同比增长23.9%；信息产业增加值1 651亿元，占上海市GDP的13.8%；信息产品出口530亿美元，占当年上海外贸出口的37%；信息服务业收入达到1 502亿元，同比增长23%。中国总体数据和单个城市的数据均表明，企业对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具有较大的需求潜力，这为承接服务外包特别是信息技术外包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较之下，印度则较大地依赖国外市场，国内需求相对不足。众所周知，印度的信息产业是凭借美国IT泡沫破裂、解决“千年虫”问题等机遇发展起来的，其软件及相关服务出口占该行业总产值80%左右，目前美国仍然是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但是国内的制造业基础薄弱，特别是IT产业硬件发展缓慢，软硬件产业发展不平衡，致使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且增长缓慢，软件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状况、进口政策和美国市场需要的制约。

其次，从买方市场的性质来看，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本土市场资源大量增加，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巨大成功也为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承接了制造业转移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给中国带来长达20年近10%的平均经济增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全球第二大利用外资国。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约470家在中国投资设立企业，有30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有100家在中国设立了地区总部。由于大量的服务外包产生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环节，跨国公司研发力量的聚集对服务外包特别是信息技术外包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华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服务外包买方市场，形成了巨大的服务外包市场潜力。以上海市的数据为例。外资投资上海形成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外包项目和客户资源与市场潜力。截至2007年底，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180家，其中5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了设立地区总部；外资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超过220家，60多家跨国IT企业在沪设立研发中心，国家级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已达19家；全球六大专业服务外包公司中，IBM、惠普、EDS、埃森哲都已落户上海。可以说，依托于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利用现有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源，在制造业领域吸引外资的基础上承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以及其母公司的服务外包将成为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天然优势。相比较之下，印度国内市场的性质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均GDP增长率达6.1%，2003财政年度以来的五年其GDP增长率均达到了7%以上。在印度的GDP中，其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接近50%，近年来印度经济能够较快增长也主要归功于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印度外资利用量远远低于中国，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规模有限，因此，印度承接服务外包依赖于国外市场，国内市场需求有限。

四、相关与支持产业

以研究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研发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服务、融资服务）和消费性服务业（如商品流通和市场拓展服务）为主体的服务产业形成了一国竞争能力的相关与支持产业体系。具体而言，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讯服务、交通服务等支持性产业为支撑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承接服务外包领域也是如此。中国便利的交通设施、电信网络等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交通设施来看，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5.3万公里，拥有飞行线路覆盖全国的民用机场150余个，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交通设施与电信网络系统成本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承接服务外包的外部成本。中国的北京、上海、大连等大中城市交通和电信设施则更加成熟，以上海为例，上海的陆路交通网络贯通南北、连接东西，以上海为中心连接国内其他城市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上海港口运输业发达，通往国内外的客轮、货轮密集；上海拥有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日均起降航班千余架，航线覆盖73个境外城市、62个境内城市。相比较之下，印度的交通基础设施则落后于中国。印度铁路总里程约10万公里，但基本上都是英国殖民时代建设的，铁路设施陈旧，因为现代化程度很低而导致交通事故频发；330万公里的公路里程质量很差，人畜同行的情景处处可见；机场设施陈旧，航班密度和运行效率较低；由于电力紧缺，60%以上的企业需要自备发电设备，即便是在班加罗尔等城市也会发生停电、停运现象。

从通信基础设施环境来看，2005年，中国有9 200万户固定电话用户和5.2亿个手机用户，电话普及率超过了40%；2005年，印度有固定电话用户4 893万户，移动电话用户7 592万人，电话的普及率为11.43%；中国有1.03亿互联网用户，其中6 400万户宽带网用户；印度有600万互联网用户，中印两国的带宽分别为43GBps和1GBps，中国有4 560万台上网电脑，而印度只有1 000万台。印度的通信基础设施环境要低于中国的水平，也与其IT服务出口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中国的中心城市通讯基础环境则更为优良。2008年，上海市共有9条国际海底光缆，在建的太平洋海底直达光缆系统的主要登陆点也在上海；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上海的互联网用户为510万人，固定电话用户1 112.3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 610万人，电信业增速达到13%。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城市的通讯基础环境也低于上海的水平。从电信政策来看，印度的电信增值业务服务水平则高于中国。印度对参与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外商直接投资实行鼓励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上限比例为74%，为基础服务、移动服务、增值服务和全球卫星移动通信，需事先申请；如果外资不超过49%则自动许可；74%带互联网网关、无线电寻呼服务和端到端服务需事先申请，外资上限可以达到74%；外资股比上限可以达到100%的为软件开发、IT服务、BPO及其他IT带动服务；一些大型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数据网甚至可以直接联结国际通讯卫星，有利于外资企业进入并推动服务外包整体能力的提升。相比较之下，中国尽管在2008年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已经将承接服务外包作为外商投资的鼓励类行业，但是电信主管部门依然对电信传输和在线作业的管理较为严格，基础电信服务、无线电寻呼服务和全球卫星移动通信等全部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不允许外资进入；电信增值业务的分类定义涵盖了承接服务外包的部分业务内容，不允许已成立的合资企业开展此类业务，外资设立离岸外包企业需要经商务部门的核准并符合合资比例的规定。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电信基础服务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境内开展服务外包的经营活动。

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看，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发展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工业总产值41 861.18亿元，同比增长23.6%，外向度达到57.3%；上海市共有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1 470户，工业总产值4 534.93亿元，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7%，外向度达71%；2006年北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2 296.5亿元，同比增长26.6%^[5]。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IT产业迅速发展，2006年产值约400亿美元，同比增长37%，但其增长主要靠出口带动，国内市场要比出口市场小很多，其规模不足100亿美元，其中国内市场的计算机硬件、服务器、工作站、外围设备和网络设备的销售只有不足50亿美元。承接服务外包高度依赖数据通讯基础设施，印度的电信基础设施的欠佳对其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但近年来印度已经迅速采取措施对电信基础设施进行升级以支持日益增长的数据联结需要。(www.xing528.com)

由于服务外包的对象是服务活动或服务流程，服务外包使原来由企业自身完成的服务性投入活动转变为通过市场契约方式进行的活动，因此，服务外包是以服务业的市场细分为前提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是服务外包大规模开展的基础。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来看，与世界上人均收入和中国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2005年仅占40.2%，而同期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既有物质生产不发达、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内部原因，也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服务范围跨国界流动，其金融、保险、运输、医疗、教育等部门的全球强势地位难以撼动，国际化分工体系没有给我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的外部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问题。在我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中，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的比重过大，生产性服务业（即生产者服务）比重较低，2005年仅占28%左右，2007年也仅占30%，而主要的工业国均达到了50%以上。具有现代服务业特征的金融保险、设计研发、物流等欠发达对服务外包的影响较大。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服务业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一直以高于其他产业的速度发展，1993-2000年，印度服务业实现了7.1%- 10.5%的高速增长；在1990年到2003年间，印度服务业对GDP增长的比重达到62%，是中国这一数字的两倍；其中，2001／2002年度，服务业同比增长6.5%，总产值为61 630亿卢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8%。尤其是印度的IT服务业近几年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0%^[6]。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其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五、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企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主体，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包括企业的规模、管理、创新能力和运作环境。

企业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实力、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交付水平。从软件企业的规模看，中国软件企业与印度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承接软件外包的企业普遍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共有5 700余家软件企业，约25万名软件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44人，1 000人以上的大型软件企业仅占企业数的3%，87%以上的软件企业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最大的软件企业东软集团拥有员工3 000余人；印度约有7 500余家软件企业，其中5 000人以上的企业有16家，10 000人以上的有6家，TATA、INFOSYS等公司均拥有5万名以上的员工。从软件企业的人均产出来看，1993—1999年间印度软件产业人均产出水平约为10 626.17美元／年，2000年达到了35 000—50 000美元／年；而2000年中国的产出率数据，据DeHua统计，软件人员人均产出约25 000美元／年。

从软件外包的收益水平来看，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固定的优质客户，中国软件企业的外包收益率偏低。2002年印度的INFOSYS公司的营业额为6.76亿美元，利润为1.55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国内软件外包前三大企业的营业额总额为3.53亿美元，利润额仅为0.26亿美元。可见印度的INFOSYS公司的营业额是中国公司的1.9倍，而利润则是中国的近6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印度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2.93%，而中国国内企业的平均收益率为7.42%，印度公司利润率是中国软件外包“三强”企业的3倍多^[7]。

软件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是高技术的领域，整个行业以及软件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问题，核心即是对质量的管理。由于软件产业的各种技术和标准基本上是国际通行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是一个相对标准化的国际大环境。印度软件企业把管理提高作为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的印度企业流程管理人员独立于研发部门，专门检查研发部门的开发流程是否符合规定的流程，其软件产品开发在标准化、规范化和质量控制方面均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在赢得服务外包合同和客户的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软件行业，目前，国际上质量技术能力的标准采用的是SEICMM（美国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分为初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和优先级共五个等级，作为软件企业证明自己软件开发质量和能力的差异化和客观标准。印度公司重视质量认证，在全球74家通过五级认证的企业中，印度公司占了51家，这大大提高了全球大客户将其软件开发业务和其他服务外包给印度企业的信心。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企业起步较晚，管理粗放，由于此前对SEICMM等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认证费用较高等主客观原因，中国相关企业通过SEICMM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数量不多，通过五级认证的则只有10家，这是中国企业难以拿到大额订单的主要不利因素。

印度承接服务外包企业与欧美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印度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大量的高科技人员赴美国学习，其中一大批留在美国硅谷工作，凭借其地道的英语语言优势成功地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又凭借其技术、族群关系等形成了印度留美IT精英阶层。这一大批留美的IT精英阶层中，一部分人回到印度建立了高科技企业或加盟到印度已有的软件企业中，成为连接美国IT产业与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美国发包方与印度潜在供应商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为印度承接服务外包奠定了国际人脉关系。相对而言，中国的赴欧美留学人员分散在各个学科，没有在软件领域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阶层，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缺少人脉关系。

六、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

一国任何一个产业的成长与成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该国国内环境的促进或者制约。修正后的“钻石模型”中，国内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一国的经济环境，还包括法律制度环境、价值取向、科技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等，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不断融合的产物”（丁平、徐松，2007）。中国与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崛起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等都对承接服务外包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创造了被称为“奇迹”的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速度，已经形成了以庞大的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基础，是世界第三大（某些年份甚至是第二大）利用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但是，相对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言，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承接服务外包领域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相比较之下，印度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异，印度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但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50%），在利用软件产业发展服务业方面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特别是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已经走在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中国与印度不同的国内环境特别是不同的国内经济环境将对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分工网络化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之间互相依赖、互为补充。同时，世界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力，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性发展极大降低了通讯成本和信息跨国传递的成本，使得很多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服务活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低成本地开展，从而使得服务的跨国交易成为可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贸易的方式与格局，从而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与共享成为可能也更加地快捷有效。快速、融合、知识与技术主导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和印度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基础性的平台。此外，随着世界经济整体走势的回暖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市场信心的逐步恢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性专业化分工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服务外包正由传统环节外包向流程整合外包、服务创新外包等高增值领域多样化发展转变，这为服务外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修正的“钻石模型”中，机遇蕴含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之中，但是，不可否认，机遇也是对一国产业国际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印度之所以能在软件以及承接服务外包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机遇的积极把握。如同中国抓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使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一样，在国家重视软件产业发展、储备了大量的软件人才之后，印度抓住了美国IT泡沫破裂和“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历史机遇，成功地承接了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此后，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促使美国企业面向印度的服务外包规模持续扩大，而印度抓住美国软件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利用自身的语言技术以及地理位置等优势，提供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代工服务，承接了美国80%以上的服务外包额，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成了印度的支柱产业。在印度抓住机遇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期间，中国抓住了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机遇，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也面临着承接服务外包的良好机遇。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为中国服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也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协同性，服务业往往有追随制造业的倾向，即制造业需要在较近的空间距离中充分利用服务业的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制造业的价值。因此，大量的制造业外包对服务外包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中国过去三十年以制造业为重心的发展受到了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目前的经济形势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在客观上为企业开拓服务业市场、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机会。此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已在中国投资，而这些跨国公司也希望将部分的服务外包出去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因此，中国企业承接在华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面临着不容错过的机遇。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能否进一步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决定了我国在下一个三十年能否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取得同样的成功或更大的成功（隆国强，2007）。

简要总结：一国承接服务外包需要依靠上述决定性要素的协调和整合，单靠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提高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上述要素中，政府的战略与支持政策是核心和主导，而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是竞争力的不同侧面，只有各种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国家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可忽视的是，决定性因素必须与国内环境相协调，必须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从对比分析来看，中国与印度在承接服务外包这一领域各自拥有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中国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环境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而印度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国际环境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如何在未来的竞争与合作中扬长避短、如何确立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战略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姜凌，文俊伟，夏奇峰.中印软件外包业务比较研究[J].经济师，2006（2）.

[2]丁平，徐松.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8）.

[3]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06.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www.mofcom.gov.cn.

[4]董理，史小龙.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8（5）.

[5]董理，史小龙.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8（5）.

[6]数据来源：http：//www.022net. com/2007/9- 7/5.

[7]付信明.中印软件服务外包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