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

第十一章　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党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即“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党的十七大以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又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些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已从关注工业合理布局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就是把区域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发挥各地区的发展潜力和优势，在发展中建立良好的区域经济关系，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地发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整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国民经济这一整体系统是由不同的区域经济构成，并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是在区域经济的分工、互补、互动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区域经济是否协调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东部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获得了优先发展，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带动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同时也伴生了区域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出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总量、人均产值等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分工和地区之间的有效合作有待提高等问题，其中地区差距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区域差距的存在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区域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区域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增多。区域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资源和要素在高投资收益和机会的驱使下，从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减弱了后者的发展能力和潜力。最终不利于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及其他区域经济问题，使我们既看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思路。本章将通过讨论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如区域发展政策、人口和资源、产业结构、创新等，来分析区域发展的相关因素如何在保持中国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中发挥作用。本章将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讨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第二小节讨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及相关分析；第三小节讨论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途径。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国家投资布局和政策支持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之后，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尤其是1999年之后，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和促进中部崛起等战略，投资重点和政策支持逐步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时至今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体上呈现出增长加快、活力加强、趋于协调的良好态势。如各地区经济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等。但与此同时，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等问题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1．区域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自从“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区域规划和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以来，中国开始了真正从“省份经济”迈向“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东、中、西^[1]三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在近几年都取得了快速增长（见表11-1），2001～2006年间三个经济区域的年均GDP增速均超过10%，其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最快，2001年年均增长率为12.9%；中部和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11.4% 和11.7%。从人均GDP的增长数据看，三个区域在2003～2006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也都超过了10%。

表11-1　1980～2006年各地区GDP增长速度及人均GDP增长速度

注：区域GDP增长率根据各省区市GDP及其增长实际数推算。
资料来源： 《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②该数据的较大变化来源于该地区人口的减少。
③解释见注脚②。

从产出水平的绝对值看，2007年，东部10省市、中部6省区、西部12省区三大区域的GDP分别为15.2万亿元、5.2万亿元、4.8万亿元，比2000年名义增长了9.6万亿元、3.1万亿元、3万亿元。人均GDP水平分别为32283元、14754元、13212元，比2000年有很大的提高。

2．各有侧重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近年来，产业发展的经济合理性要求和市场条件逐步替代了资源分布等传统区域因素，成为产业区域布局的主导因素。在东部地区，由于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供应条件较好，具有规模效应的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汽车、电子等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并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文化创意等服务性产业在东部地区得以迅速发展。2001～2007年东部第三产业增速居三个区域首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从各省的数据看，山东、天津、海南、江苏、浙江第三产业的增速居全国前十位。

中部地区在近几年重点加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投入，使农产品加工业保持了快速发展。此外，从中部各省传统资源和产业优势上看，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也有独到之处。如湖南、江西、安徽、湖北的旅游资源、 “绿色”资源和水资源优势，湖北、河南的工业与交通优势，山西的能源及河南的农业产业化优势等。

西部地区则聚集了能源工业等对资源依赖程度较强的产业。目前，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开发、西北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等都形成了相当规模。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形成了资源的大跨度区际调动。

3．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提高，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主导地位凸显

我国近几年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和大都市圈集中的趋势日益增强，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发展。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份额接近40%，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增长极。此外，一些小的城市群或经济圈也正在出现。例如，山东省提出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思路；河南省提出“中原城市群”概念；湖南省将“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定为“中国第五极” ；湖北省规划建设“武汉经济圈” ；江西省提出再造“昌九工业走廊” ；安徽省提出“合肥—芜湖都市带”概念；陕西省继“关中经济区”后又提出了一个“大西安都市圈”构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酝酿构筑“环天山经济圈”等。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吸引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同时，带动了其周围的生产、消费活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4.各区域经济出现不平衡增长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在自然条件、政策环境及其他起点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学术团体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首先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表11-2和表11-4分别给出了上述两个指标的相关数据。从总量上讲，我国东部地区的产出水平始终远远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占我国GDP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产出的比重则分别为17%和30%左右。并且，近几年，东部地区的比重还在增加。

从人均GDP水平看，200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人均GDP分别达到22356元、10036元和7786元，比2000年各增长了63.21% 、66.22%和63.64%。2000年三个区域人均GDP最高的东部是最低的西部的2.88倍，是中部的2.27倍。最新的2007年人均GDP数据显示，东部的人均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19倍和2.44倍。从表11-2中计算的人均GDP相对水平也可以看出，和2000年以前的数据相比，近几年区域间人均产出，尤其是中东部和中部人均产出水平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从速度指标看（见表11-4），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也很明显。无论从每年的增长速度，还是从平均增速看，东部地区的产出增长率在三个地区都是最高的。2001年的GDP增速，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快1.2%；而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的增速则分别比中西部地区快了2.1%和2%。

表11-2　各区域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对水平

注：人均相对GDP水平以全国平均水平为1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5．区域产业结构差距继续存在

近几年，虽然从总的趋势来说，各区域的第一产业比重都有所降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都有所提高，但从各区域产业数据的比较结果来看，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中西部地区，而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1年和2006年的数据相比，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全国的平均水平由14.56%下降到10.71%，东部的比重由10.94%下降到7.27%，中部和西部分别由19.41%和21%下降到15.3%和16.18%；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全国的平均水平由2001年的46.7%上升到2006年的50.05%，东部由48.68%增加到51.95%，中部和西部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全国的平均水平由38.75%略升到39.23%，东部由40.38%增加到40.79%，中部和西部分别由35.69%和38.28%略增至36.2%和38.58%。

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反映出相似的结构特征，即在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在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均反映了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特色较为突出，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另外，从更细的工业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比重相对较小。如西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比重一直高于东部地区，而加工制造业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表11-3　区域产业结构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此外，同东部相比，中西部产业结构还存在着产业间关联度低的特征。这集中表现在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着显著的二元性，即少量现代化工业与大量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中央投资兴办的雄厚的大中型企业群与脆弱的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同时并存，少数较发达的工业中心与广大落后的外围地区同时并存的情况。

6．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继续扩大

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水平的差距必然导致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差距。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内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又以西部城乡差距为最大。表11-4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两个方面大致地描述各区域人民生活水平情况。从全国平均水平看，2000年全国平均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79，到2006年，该数字扩大到3.28。从各区域的数据看，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分别由2000年的2.26、2.55和3.46变化为2006年的2.88、3.02和3.76。总之，与2000年相比，各区域内的城乡差距均有所扩大，西部城乡差距最大并在2000年和2006年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1-4　各区域居民收入、支出差距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等原因，在运用基尼系数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政府、学术界等各方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该系数不失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衡量指标。从基尼系数的历史数据看^[2]，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较为均等发展到80年代中期开始差距扩大，直到90年代的收入差距较大的趋势。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变换趋势同上述全国平均水平的基尼系数变化基本相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7.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

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是区域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社会发展的数据表述涵盖的范围也较广，比如专利申请量、婴儿死亡率、文盲率、平均寿命、儿童入学率、公共卫生条件等。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各地区间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事业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差距仍在逐步扩大。统计资料表明，东部的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及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两大地区。与2000年相比，2004年除东部科技人员数量大幅增加了320836人外，中西部都是负增长。2000年医疗卫生千人拥有床位数全国平均水平为2.51张，东部为2.69张，而中部和西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1999年该报告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在我国31个省和自治区的HDI排名中，位于前10名的均在我国东部地区；而位于后10位的省市或自治区均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

此外，三大区域间的经济社会管理水平的差距也比较突出，东部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在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也吸收大量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起适应全球化的管理机制，这些因素使得各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软环境存在着显著差别。

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

造成区域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地理、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的因素，也有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战略等方面的原因。自然条件等因素虽然是导致区域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由于它们在较短的时期内，很难发生质的、显著的改变，因此，在分析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时，我们应该着重从国家的体制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来考虑。由于时间和数据的限制，本章将从投资政策、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国家财税政策三个方面对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因素做一些简单的定量分析。

1．投资政策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分析

从总体上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90年代末，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其他三个区域在国家投资方面才得到了政策倾斜。在2001～2006年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平均每年增长24.6%和2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从投资增长格局看，2001～2002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最高，而到2004～2006年，受国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影响，东北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在三个区域中最高。

为了说明投资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我们对各区域的投资在产出中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做了计算，见表11-5。计算的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投资对产出的贡献率最高，2002～2006年的平均值为69%，这说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投资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与此对应，在这段时间里，投资年均拉动经济增长8.41个百分点。对于中部地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西部地区低，为53.98%；可以推测，同出口和消费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西部地区的投资在2002～2006年年均拉动经济增长6.5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上述两个值在三个区域当中最低，分别为47.95%和6.4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1999年我国的投资政策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www.xing528.com)

表11-5　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2.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分析

我国人力资源在总量上十分丰富，但各区域人口在人口质量、教育投资、人员配置等方面却存在着差异。对2000年和2007年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受教育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东、中、西部地区的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等指标是自东向西依次递减，这种趋势与经济梯度自东向西递减是相一致的（见表11-6）；并且东部地区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表11-6　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教育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及作者计算。

区域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使区域内产业分工不同，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我国的东部地区具有高端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优势，因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高端人力资本的相对劣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使得产业分工的利益分配在各地区间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此外，数目庞大的流动人口在各区域间的流动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据估计，1980年全国发生迁移人口数量为450万，1984～1985年间迁移人口为695.8万人，1985～1990年期间年度迁移人口达673.8万人^[3]。1978～1999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转移达1.18亿，年均562万人，其间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年均增长9.3%。到2003年年末，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达16950万人，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34.9%。在流动人口的转移方向上，1988年之后，流动人口主要迁入东部地区。从区域间的分布看，迁入东部的人口比中部多。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的净迁入人口数量的差距比东中部差距大得多。

有学者计算了1996～2003年人口流动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是，西部地区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其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并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1.9%和中部地区的0.07%。这个结果说明，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相对多数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到西部的建设；而东部受人口因素的影响已经不明显；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流动人口的贡献几乎为零。如果国家继续实施相关的宏观政策，适度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参与中西部开发，将能够收到显著的效果，有利于缩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

3．财税优惠政策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二是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东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涉及了4个经济特区和海南省、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东部地区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放区。优惠的税种包括了国家对企业收入征收的所得税、地方对企业收入征收的所得税、工商出口税、进口关税、再投资退税等几个税种。减免的幅度也相当大。比如对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符合条件的企业所得税实行15%的优惠税率，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其保税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所得税实行24%的优惠税率，与标准税率33%分别相差18%和9%。此外，有一些税收优惠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东部地区，但其受益者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比如对乡镇企业的优惠、出口退税优惠等。

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实际上从1984年就已经开始^[4]，但对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税收优惠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后。税收优惠政策惠及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优惠的税收品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等。优惠的力度空前，时间的期限也较长，一般为10年。

区域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区投资，从而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有研究表明^[5]区域税收减免政策通过影响区域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但是，税收优惠也从多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带来影响。税收优惠对财政收入的直接影响在于减少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四川省2000年的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显示，税收减免政策使得政府仅企业所得税一项就减少收入29.94亿元。财政收入的减少意味着政府可用的财力的减少，这对于西部地区意味着财政收支的缺口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降低。此外，国家对东、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必然不利于中部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中部地区的相对地位下降就是一个例证。并且，从长期看，必然造成新的区域不均衡局面的出现。

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探讨

1．建立要素投入的区域协调机制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要素投入都是关键。所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首要策略是建立要素投入的区域协调机制。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区域间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根据效率原则，使资本、劳动力、矿产和其他资源等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二是增加对中西部落后区域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通过增加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教育投资、吸引人才的特殊政策、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等方式留住高素质人才在中西部地区工作。具体的措施可以包括提高西部人才待遇，增加西部艰苦环境补贴，使其总体收入标准高于东部，在干部和人才选拔任用上向西部倾斜，适度提高长期在西部工作的优秀人才选拔任用等。三是继续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通过引导投资的方向推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与基础设施、教育投入等相关的项目投入，达到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的目的。

2．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建立区域间合作机制

首先，将区域合作与产业政策相结合，通过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即根据地区比较优势确立合理的区域间产业分工，扬长避短，合理分工。其次，引导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我国已形成了明显的区域产业梯度，部分经济发达的沿海区域，为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一些产业需要或者已经向资源丰富、市场容量大的内陆地区转移。因此，政府需要从政策上加以引导，支持东部地区企业到西部地区以投资设厂、参股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吸引发达地区的企业和在当地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西部区域有序转移。

此外，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建立区域间的合作机制。这种机制通过主动的交流、谈判化解区域间的冲突。这种机制包括政府间、行业间、学术界等不同层次的合作。通过劳动力流动、信息交流、能源和原材料供给合作等形式实现区域间的合作。

3.建立以产业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政策

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我国区域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可以将税收优惠限定为国家需要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某些产业，使之成为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鼓励国内外企业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积极参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这对于中西部的开发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将目前的以按企业经济性质、资金来源和地区特征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转变为配合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大大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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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云： 《区域经济政策》 ，商务印书馆，2007年。

（本章执笔人：王丽）

【注释】

[1]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由于东北地区所占份额较小，文中没有对东北地区的数据作讨论。

[2]基尼系数： 1978年为0.18， 1981年为0.29， 1988年为0.382， 1994年为0.467，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为0.561，2006年为0.46，2007年为0.48。

[3]见辜胜阻、刘传江： 《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从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开始，政府就先后实施过一系列减轻农业税、免征外商在贫困地区投资以及乡镇企业、农民联办企业等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优惠措施。

[5]马拴友：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