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入江口：楚魂与历史

35.汉水入江口

盘龙城发展为商代驻南国的军事据点，从它的地势来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水又称汉江，其发源、流经、分游、水量已叙述于前，这里只谈它的入江口。

早在公元1494年（明弘治七年）《汉阳府志》就说过：“今自潜江等处播于沔阳州诸水，皆称沔，远者入江在华容境（今监利），近者在汉阳、新滩、沌口，不啻三四处，此则汉之别出，随地异名。汉口特禹所经耳？但《禹贡》汉水南入于汉，今则东入，此则临江之地，有变迁耳。”^[131]

汉口名称的来源，顾名思义，就是汉水的入江口。汉口在古籍上又有沔口、夏口、沌口、滠口等名称，这是因为在汉阳、汉口地区内有沔、夏、汉、沌、滠诸水，以其入江口而命名，并且诸水又互相沟通，入江口虽不同名，实则同一源流。如沌、沔诸水互通；汉、郧水汇合；汉、沔同水异名；夏、滠、涢水也入沔。因此，夏、沔、汉、沌、涢、滠诸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同一入江口，或称夏口、沔口、汉口、沌口、涢口、滠口等。实际是同地异名，或者是同名异地，大水时诸水交汇，退水时以一支为主流，故有各口之名，文献记载错综复杂。

除上表所列诸水外，还有《长江图说》^[132]云：

《杂说二》卷十第四页：“今之汉口非禹迹之汉口矣。然则禹迹之汉口安在？”曰：今汉口东北，滩内滠口、武口诸水，浩渺无际。其入江之口曰沙口，曰水口，皆由西转南，以入于江，阳逻长山一脉遏其前，与“触山南迥”之势相合。在今汉口东下三、五十里，此必汉水入江故道也。或曰：今溯沙口固不能达于汉，安见其为故道也？曰：汉泄于上而壅于下也。盖自周秦以来，泥沙填积，水失其壑，波涛震撼，土乘其方，故有古昔洪流，今或细若衣带；古始滥觞，今乃泄若尾闾，其势然也。故曰今之汉口，魏晋后之汉口，非古汉口，惟《禹项》据山以言水，虽变迁而可求也。

盘龙城是1954年发现的，1878年《长江图说》开雕时，不可能在图文上提到盘龙城。而据笔者所知，最早详细测绘盘龙城地势的图，是清测绘学堂在德国教师指导下组织学生实地测绘的汉口北盘龙城地域图，虽未标出名称，但有土城古迹记号、标高和正确比例尺（1/50 000）。1938年，日本进攻武汉，据此翻印作为军用地图，仅湖北省就有几幅，省市图书馆均有珍藏。1963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又据以重绘。

盘龙城虽然已经发掘了20多年，并已印发了发掘报告，但是考古技术与时俱进，其内涵和研究必有更大的发展。关于汉水入江口考证，必定会得出不同时期的具体入江口。

图36　盘龙城复原图

【注释】

[1]补注：旧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是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一般认为这段时期在距今约250万—1万年前，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们主要是制造简单的工具以作打猎和采集的用途。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中期出现了骨器；晚期已经能制造简单的组合工具，而且开始形成了母系氏族。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基本上都处于这一时期。
中石器时代是使用打制石器、也有用磨制石器的时代，会使用天然火烤熟猎物。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其特色是用燧石组合成的小型工具。在某些地区可以找到捕鱼工具、石斧以及像独木舟和桨之类的木制物品。随着农业的出现，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改变其生活。
新石器时代是使用磨制石器为主的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猿人已经会使用陷阱捕捉猎物，以磨制石器为主，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 000多年至2 000多年不等。这个时期，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因此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同时，农业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生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文明。在中国，这个时代出现了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等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定居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完结后，人类开始进入铜器时代。

[2]谯周（公元？—270年），四川人，字允南，通经学，263年劝刘禅降魏，魏封为阳城亭侯，入晋，任骑都尉。著有《古史考》。今有清代章宗源辑本。

[3]成书于公元前139年，早司马迁《史记》48年，注释者［东汉］高诱，公元205年任濮阳令，另注有《孟子章句》、《孝经》、《战国策》和《吕氏春秋》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5]《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3页。

[6]《文学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第308页。

[7]考古发现和新技术方法测定证明元谋人为我国最早古人类，《光明日报》，1990年11月18日（第1版）。

[8]潘尼，西晋荥阳人，字正叔。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永兴二年（305年）为中书令，累迁太常卿，与其叔岳潘以文学齐名。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9]补注：“三皇”的称谓仅是一种传说。史料上的传述和民间的传说多种多样（至少有七种），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史记》中所载的李斯之说即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以及《古微书》中记载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其中，“泰皇”和“黄帝”都是指古泰国的国王——人皇太昊伏羲，这也是史书上所说的华夏民族是“炎黄子孙”的基本说法。

[10]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册，第362页。

[11]皇甫谧（公元215—282年），西晋医学家。书香世家，20岁后始勤学，博览群书，不做官专为著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等。

[12]应劭，字仲达，今项城西南人。东汉献帝时任泰山太守，著有《汉官仪》、《风俗通义》及《汉书集解音义》等。［唐］颜师古注《汉书》多所征引。

[13]《自然界的神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

[14]大火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一颗明亮的星。此星每年农历五月黄昏时，位处中天，然后渐渐向西方下移，到七月黄昏就移至西边天空。古人以此星测定季节的转移。

[15]大武辟兵铜戚，1958年荆门市车桥大坝工地赵王墓出土。戚长27厘米，宽4厘米。有短柄，戚柄两面铸有人像，脚踏日月，手持龙虎，腰身盘蛇，全身鳞甲，柄内部铸有铭文，存荆州博物馆。

[16]补注：结绳是将两根绳子扎接起来，是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用来记数、记事和传递信息的方法，相传“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现在，某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还用结绳来记事。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易之以书契。”《老子》一书中，也有“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说法。据此估计，古代先民确曾采用结绳的方法来记事，详细情况现已无从考证。汉代学者郑玄为《周易》作注解时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也只是一种推测。结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遗产，方法多种多样，说有百种，其实又何止百种。尼龙绳出现前，人们结绳用的都是棉、麻和草绳，主要靠手工捻搓成，至今民间仍有很多打绳工具。如今，尼龙绳、塑胶绳已十分普遍，无论从耐力度上还是品质上，都有很大进步，携带也方便。如果在野外，必要时也可以用藤、柳树枝、茅草等拧成绳，但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野外生活时，结绳是必不可少的一门知识。无论是在攀岩运动、织网捕鱼、搭建临时避身所，还是在意外情况下用于排险救急，掌握必备的几种结绳方式十分重要。

[17]语出《孟子·告子》，舍，弃。结绳在古籍中记录极少，历代如此，现在发掘还不算过迟。

[18]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山东高密人，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公羊学、《古文尚书》、《周礼》等，游学归里后，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上千人。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注《毛诗》、《三礼》，其著述均佚，现存各辑本。

[19]李约瑟（Joseph Needham），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冈约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长期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史，出书7卷。1975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翻译发行。引文载于第三卷《数学》第151页。

[20]应勋，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字仲远。汉献帝时，任泰山太守。著有《汉官仪》十卷（今佚，有辑本）、《风俗通义》三十卷（今存残本十卷）。所著《汉书集解音义》，［唐］颜师古注《汉书》多所引用。

[21]［加拿大］海基·菲里著，［美］冷健译：与张光直交谈，《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第231页。

[22]牟作武：《中国古文学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

[23]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24]杨宝成：《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25]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26]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第82节。

[27]罗大经（约公元1195—？年），南宋吉州芦陵人，宝庆进士。曾任推官等职，著述多而不传，现存《鹤林玉露》，此语载于卷十。

[28]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9]语出周兴嗣（公元？—520年）《千字文》。《易·乾》：“天玄而地黄。”洪，大；荒，草昧。《扬子》：“洪荒之世”，谓天地辟之初，混沌蒙昧。

[30]补注：神农氏，别名五谷帝仙，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有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因以火德王，又称炎帝，然而关于神农氏是否就是炎帝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以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31]《世界科技译报》总第331期，1992年8月7日《书刊导报》转载。

[32]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唐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西）人，字冲远。生于北朝，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入唐，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曾奉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唐代用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引文载于《易·系辞下·注》。

[33]《海外北经》夸父，袁珂案：“共工之力，能以摧山”；《楚辞·招魂》：“土伯九约，其角疑疑”（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白龙为后土”。这些都说明这个世系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人物。

[34]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西汉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好读书，善文辞。“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前汉书》卷44），集体编撰《淮南子》，其内容涉及各项古史，其地区偏重长江中、下游。著书地在安徽寿县。

[35]出于《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又曰《帝王世系》，见《资治通鉴外纪》原注；又载于《初学记》九、《艺文类聚》十一、《太平御览》七八，引文汇集，略有调整。

[36]《中国有了炎陵县》，《武汉晚报》1994年10月6日。

[37]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38]载于《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第26—31页。

[39]载于《楚天都市报》2001年1月19日、3月12日。

[40]1998年第2期，第26—31页。

[41]见于《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页。

[42]《文选》正文明指楚襄王，而李善注分怀王在先、襄王在后。

[43]《文选》第267页。

[44]何先生是湖南省社科研究员，文载于《寻根》1997年第1期第7页。

[45]补注：祝融，本名重黎，中国上古神话人物，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有人说祝融是古时三皇五帝三皇之一。据《山海经》记载，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另一说祝融为颛顼帝孙重黎，高辛氏火正之官，黄帝赐他姓“祝融氏”。

[46]详见《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47]《世本》今佚，现存有［汉］宋衷注、［清］茆泮林辑本。《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3页。

[48]《世本》同上第6页。

[49]载于《汉书·司马相如传》。

[50]补注：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550—前2195年。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陶器表面多数为素面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屈家岭文化常用农具之一。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51]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202页。

[52]司马贞，唐河内（治今河南沁阳）人。任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探求异闻，采摭典故，释文演注，著《史记索隐》30卷单行，自宋代起，始散列于《史记》正文下。又补《三皇本纪》单行。

[5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5页。

[54]文载于《寻根》1996年第5期第26页。

[55]郑昌琳：《楚国史编年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引《左传·文公十八年》。

[56]全文参见上节《重黎》。

[57]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40、55、57、62、68、69、77页。

[58]关于楚人物，以下还有专节详述。

[59]补注：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三苗是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当禹的夏部落联盟跨入奴隶社会时，三苗已有“君子”、“小人”之分，开始有了阶级分化。有的文献记载三苗“惟作五虐之刑”，最早发明了刑罚。三苗有“髽首”的习俗，即把麻和头发合编成结。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三苗很可能就是天门石家河文化的主人。他们在长江中游建立了巨大的城市，宗教、水利设施异常发达。大约前2000年，该文化被中原龙山文化取代。

[60]语出：《周易·乾卦》。

[61]《史记·货殖列传》。(www.xing528.com)

[62]孔安国传：“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

[63]孔安国传：“皇帝，帝尧也。哀怜众被戮者之不辜，乃报为虐者以威诛，遏绝苗民，使无世位在下国也。”

[64]此段“禹曰”与前引《尚书·大禹漠》“誓于师曰”略同。后段“禹之征有苗也”是墨子之言，述夏禹之兼爱。而下篇首云“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说明了兼爱的本质。

[65]“不敬鬼神”、“龙生于庙”、“雨血”、“夏冰”、“地坼”、“犬哭”。

[66]欲加之罪的大帽子，如“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等。

[67]三苗被禹灭确切年代，见《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三苗将，天雨雪，夏有冰”，其后紧接《夏后氏·禹》应为公元前约2070年。

[68]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第五章。

[69]补注：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基于当今社会人事物繁多，大陆学者王黛林已将八卦三重叠完善出512卦，预测准确率明显提高。在中医中，八卦指围绕掌心周围八个穴位的总称。

[70]语出《易·系辞下》，原文是：“古者色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视法于地，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以为网罟，以佃以渔。”

[71]成玄英，唐初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人，字子实。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召至京师范，加号西华法师。注《庄子》名《南华真经注疏》共30卷。

[72]详见六节《古老的三峡》注。

[73]详见《结绳而治》。

[74]钱玄同（公元1887—1939年），浙江吴兴人，1906年留学日本，曾师事章炳麟，1910年回国，任北京各大专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改革，著述甚丰。

[75]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版，1977年第3版。

[76]补注：《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昌）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是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的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规律理论的书。

[77]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入唐太子洗马观任秘书监，核定秘府图籍，著作甚丰。

[78]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史学家班彪之子，少博学继其父完成《完传》，为人告发私作国史、系狱。汉明帝重其学，作为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历20余年撰成《汉书》百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79]应鼎成：《中国文化之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80]德国朋友是传教士白晋（Bouvet）。他在康熙皇帝身边任事，莱布尼兹收到八卦图和64卦方位图，很快制出一台乘法机，为了表示对中国文明的敬意，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信，附上一篇研究八卦的论文，并赠送一台乘法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部分引自应鼎成的《哲学与科学的易经伏牺历和易经普通文字》）

[81]载于《寻报》1996年第3期。

[82]蔡元定（公元1135—1198年），字季通，世称西山先生，朱熹弟子。庆元党禁中，流放道州卒。博览群书，著《律吕新书》，提出十八律理论，极受朱熹推重。另有《发微论》、《燕乐原辩》、《西山公集》等。

[83]陈转（公元？—989年），五代宋初道士，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后唐长兴时，隐居武当山、华山，宋太宗赐号夷希先生，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另有《指玄篇》言导养和还丹之事。

[84]邵雍（公元1011—1107年），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刻苦自学，出游河、汾、淮、汉，从学李之才，传其《河图》、《洛书》象数之学。晚居洛阳，与司马光游，反对王安石变法，卒谥康节。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

[85]韩永贤：《远古自然科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第3页。

[86]《说文解字》是我国很早的一部字典，许慎编。许慎（公元58—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人，公元121年成书，并自作《序》。

[87]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1981年第六次印刷，第314页。

[88]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皇甫嵩曾孙。少游荡无度，人以为痴，弱冠始发愤勤学，虽得风庳病，犹手不辍卷，遂博典籍百家之言，著述为务。

[89]商务印书馆，各丛书仅有此本。1937年，第5页。

[90]卫恒（公元？—291年），西晋河东安邑人，字巨山，家传书学，善草、章草、隶、散隶四体，著《四体书势》为我国书法史重要文献。

[91]《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9页。

[92]骆宾基，原名张璞君，现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省平度县，1917年生于吉林，今已去世。30年代创造文艺作品刊于报章杂志上。1955年“肃反运动”隔离审查，才“弃文弄古”续发表各种新论，得到周恩来、矛盾的重视。此文载入《金文新考·外编》，华文出版社，1991年。

[93]原文载于宜昌博物馆《考古文选》（1992年），附标题是“从杨家湾遗址刻划符号谈起”。

[94]大溪文化的绝对年代，据杨宝成主编的《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0页云：经碳14测定，大体定为距今6 000年以前至5 300年。

[95]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96]湖北省《长江日报》1999年3月17日下午版以《荆楚大地古巴处蕴藏祖先智慧，我省考古收获多多》为标题，并云：“发现距今6 000多年前大溪文化大批种类繁多的刻画符号，为研究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97]图文载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1页。

[98]图文载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1页。

[99]罗运环：漫谈楚公逆钟，《武汉春秋》，1998年第5期。

[100]《武汉晨报》，2001年7月28日。

[101]李铁华：秦文公石鼓文叙事史诗，《寻根》1994年第2期。李先生是北京的剧作家、书法家，研究石鼓文20余年。

[102]陈荣清：苦心探寻石鼓文奥秘，《武汉晚报》，2001年4月7日。陈先生是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长，自费探讨石鼓文，并策划、编导电视片《石鼓文》，致力于弘扬中华灿烂文化的普及性工作。

[103]《史记·秦本纪》。

[104]黄伯思（公元1079—1118年），北宋邵武（今属福建）人，字长，元符进士。历通州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后为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宦，累迁秘书郎。他是古文字名家，能辨秦汉前彝器、款识，曾奉诏集古器考完真伪。善篆、隶、正、行、章、草、飞白，皆精妙，亦能诗画。著有《东观余论》，语出《楚辞校定·序》，原书亡佚，文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

[105]滕壬生先生是荆州博物馆的馆长，长期收集楚墓出土析简帛文字，并用5年时间编纂成书，199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6]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62页。

[107]韩婴叙诗即《韩诗外传》。韩婴，西汉燕（今治北京）人。今文“韩诗学”的开创者，汉文帝时任博士，曾与董仲舒辩论于汉武帝前，皆不能屈。

[108]《吕氏春秋·音初》原文是：“禹行动，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行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昭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109]藩新藻（公元1902-1983年），黄陂人，192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开始任文秘工作，后转教员度过大半生，执教省一女中、省高教员、军校教官、光华、中华、安徽大学、中南民院等。1979年后任省文史馆副馆长。1962年起始撰《湖北省建制沿革》，经18年稿成，198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发行，原文载于第20-21页。

[110]引文异体字多，打印不便。

[111]近现代学者：王厚之、赵明诚、阮元、孙诒让、王国维、冯永轩、殷崇浩、李零、刘先枚、王光镐和罗运环等诸位先生，都曾撰文考释，意见略同。

[112]出于恩格斯（公元1820-1895年）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明了阶级产生的过程、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113]湖北省文物考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114]文载于《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5]端方（公元1861—1911年），正白旗人，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辛亥革命时为川汉铁路大臣，镇压保路运动，被杀。有《匋斋吉金录》。

[116]周公东征平定三监，据“三代工程定年”，周武王卒于前1043年，由子诵继位是周成王。成王少，周公辅政，共和三年（前839年）平定管蔡，七年（前835年）还政，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余定都洛阳。其确年为前835年。

[117]《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137页。

[1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119]《诗·商颂·殷武》。

[120]刘先枚（公元1916—2001年），黄冈人，湖北大学古文教授，著述甚丰，此撰《湖北金石志周楚重器铭文拾考》一文，载于《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121]补注：盘龙城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商代前期的古城遗址，距今已有3 500多年历史，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城之一。位于武汉市北郊约5公里的盘龙城湖畔，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面积约1.1平方公里。遗址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建筑群，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民居点和小型墓地。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商代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其中一件青铜铖长41厘米，实为罕见；另一件长达94厘米的玉戈，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出土玉戈，显示出商王朝当时在南方的军事实力。盘龙城是中国商代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城址，其灿烂的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对研究城市文明发展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22]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第8页云：“长江中游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总数在三千处左右。”商代文化遗址当不止此数。

[123]《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124]陈贤-：武汉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春秋》，1984年第2期及第3期。

[125]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126]罗菊庭：竟陵故城在天门土城村，《湖北方志》，1988年第1期。

[127]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1983年。

[1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98页。

[129]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第五章。

[130]刘森淼：盘龙城外垣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武汉出版社，2002年。

[131]《汉阳府志》全文与沈括《梦溪笔谈》第25页全同。沈括（公元1031-1095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晚年著《梦溪笔谈》，记载我国科技史，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卷第1分册第289页）

[132]《长江图说》现存版是同治九年（公元1878年）金陵提署开雕，何绍基署封面。黄翼升（公元？-1894年）序云：经总督曾国藩巡抚李鸿章详订，应是当时长江历史地理学者集体创作，图具有初步的比例所标盘龙城方位的地名为空白，在黄花洲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