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舞台上的历史风情活画

美哉！《张骞》

舞台上猩红色的帷幕缓缓拉开，一幅张骞出使西域的风情画卷活脱脱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时代精神的吹拂，民族团结的象征，恢弘壮观的气势，珠联璧合的阵容，凝结成艺术的冲击波，搅动了剧场的氛围，点燃了观众的情绪。我禁不住要呼喊一声：美哉！《张骞》。

(一)

生活在当代的观众，他们看戏观剧往往以“当代”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为基点，去领悟、去欣赏、去评判历史戏剧的演出。这是因为，接受者同创作者的心灵与意识的交流和共鸣总是建筑在“当代意识”这个共同点的。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创作演出的五幕大型历史歌剧《张骞》，取材于西汉建元年间汉武帝委派张骞出使西域的一段史实。它向人们昭示：中国早在2000年前就曾经迈出了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这是何等令炎黄子孙骄傲之举。剧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动铿锵有力的艺术手段，在歌剧舞台上演出了壮怀激烈的一幕。全剧在当代意识的坐标上，着力辐射开去，淋漓尽致地追求一种历史真实与虚构情节的统一。当代性贯穿了整个剧的灵魂，舞台飘忽悠悠的声声驼铃不啻是负载时代精神的沙漠之舟。整台戏自始至终流淌着当代性的旋律，浸透着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当然，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剧仅仅具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乃是需要体现出一种当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结合。史籍上清清楚楚地刻写着张骞出使西域13年的宏伟业绩和艰难岁月，流传下张骞身上所浓聚的强烈爱国思想和民族奋进精神的高尚德行。但并没有同匈奴公主阏云结婚生子的记载。这样，在《张骞》的立意上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如果过分拘泥于历史真实而缺乏创造性，则可能会影响出“戏”，以致减少了艺术魅力。而一味为了出戏，创作主观随意性膨胀，则弄不好又会出现“反历史主义”倾向。可贵的是，《张骞》准确地寻找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题材内涵意义上的结合点。剧组主创人员不仅在理论上懂得一切壮丽的历史画面、优秀的历史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既是当代的，又是历史的道理，而且在艺术实践上较好地把握住了在舞台上释放和渲染这种结合的度。从而在舞台上矗立起了一个奇异豁朗的艺术境界，造就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戏剧整体，活脱出了一个既有历史感又不乏现实意义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张骞》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大胆构思了张骞与阏云的情爱故事。在不妨碍历史真实框架的同时，镶嵌上有血有肉、有情有爱、可歌可泣的情节。这一情节的红丝线拴系全剧，无疑使得剧情滚动起来，人物丰赡起来。这是因为，历史剧中某些情节的虚构对戏剧冲突、情节跌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譬如传统的“三国戏”便是往往在着眼于历史底蕴的同时，借用历史材料的改造来传递某种历史的哲理。由于这种底蕴是历史的本质真实，观众可能明白戏是假的，但他们仍不免为戏剧假定性中寄予的情感、意志、理想、哲理的真而情感奔突。

《张骞》当代性与历史性结合的成功，在舞台表现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全剧始终注意让当代意识从历史题材中隐蔽而又自然地流露出来，避免了那种单纯的时代精神的简单化做法。引导观众在艺术的潜移默化中感觉到时代精神的熏陶和感染。综观全剧，场景没有超越时代(全然是一幅西汉时期长安和西域的缩影)，人物没有超越时代(既有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对民族也对有知遇之恩的汉武帝同样忠贞不贰的张骞)，唱词没有超越时代(唱词连对话中听不到一声半语的现代词汇)。观众是被戏剧喷射出来的艺术勾摄力牵进2130年前的时代，仿佛在神思梦游中领略到了当代脉搏的跳动。在欣赏过程中聆听到了时代精神的乐章，进而在心中升腾起一种加快改革开放、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动力。戏剧的娱乐、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有机融合的使命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完成。歌剧从那2000多年前的历史题材中，发掘出了与当代改革开放、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相共鸣的崭新主题。张骞、汉武帝的形象成为顺应历史前进趋势，锐意开拓进取的杰出人物。

二是《张骞》所赞扬的真善美，抨击的假恶丑，呼唤的理想，揭示的哲理，讴歌的人物，及其艺术形式的美学趣味，无不来自对当代生活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中华民族而言，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奋进精神、高尚情操，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是永恒的。以敏锐的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素材中这些永远闪光的内容，抓住它们，扣紧它们，弘扬它们，就找到了开启观众共鸣心绪的钥匙。《张骞》的创作群体恰恰是从确立题材开始，就自觉地置身于当代生活、时代精神的底蕴去观照2000年前的历史，去寻觅当代与历史的结合点。艺术地把古老的历史转化为张扬新的时代精神的戏剧，客观地反映出历史前进的趋势，对促进精神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张骞》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今天的时代，便没有《张骞》的创作。同时《张骞》的主创人员注意把今天社会所形成的普遍性心理情绪和观念意识融入自己所选定的题材和艺术形象，并加以审美观照、历史观照和时代观照。今天的观众，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人人被那沸腾奔涌的时代所激奋冲动。有谁不想听听改革开放的奏鸣曲，有谁不想看看改革开放的图景。《张骞》正是捕捉到了当代观众的这种心理，台上台下的心弦共振在一起。黑格尔说得好，“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美学》第1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今天的观众，便也没有《张骞》的创作。

(二)

“文学是人学”。戏剧文学也同样是以艺术地表现“人”为目的。一部戏剧再有好的主题，离开了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是很难在舞台上立得住的。《张骞》成功的另一方面，正是在于张骞的艺术形象跃然台上。毋庸置疑，《张骞》是以强烈的伦勃朗色彩来塑造张骞的。主人公在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就颇具匠心。编导一不把他先置于后台，然后寻找一个什么契机，使他突然从天而降，光彩照人；二不驱使他直接显现，一开始就占据舞台中央，先声夺人。那样的话，恐怕难脱英雄化、简单化的窠臼。剧中的张骞，作为小小的郎官从一启幕便伫立在台侧了。可他仅仅作为陪衬，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然而，当汉武帝呼喊“我要猛士啊，为我通西域”，却“文武大臣哗然变色”之际，“郎官中传来的歌声如异峰突起”。在合乎情理之中，激越的歌声送出了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张骞。随着愈来愈昂扬的歌声，观众的目光渐渐转移集中到了张骞身上。张骞给观众的第一印象获得了别具蹊径的成功。

作为最具神秘感和复杂性的人，对其内心世界的开掘历来是文艺家呕心沥血的课题。《张骞》多层次地着力展现张骞复杂的内心矛盾和真情实感，借以赋予人物浓烈的真实感和可信性，豁透出刻画人物性格的独特追求。第三幕第一场，誓死逃跑西进的张骞，意志是那般坚定。然而当得知阏云身怀六甲后，却控制不住灵与肉的冲撞，“跌跌撞撞奔向高坡仰天长呼”“身欲飞哟魂难舍，脚欲行哟心难放”，终于不得不丢弃了崇高的使命强留了下来。这里，神化人物的“灵光圈”被抛得远远。人性的光照，亲情的回响，促使人物热血奔流，真乃使剧作跳出对英雄人物简单化、概念化描绘的动情之笔。此时的张骞，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张骞，是一个鲜活的、真切的、历史的张骞，是一个观众心里认可的张骞。倘若把张骞描绘成丝毫不顾及亲情眷恋，一味义无反顾地西行而去的汉子，那样，人物高大了，却离观众远了。那才不知道会缩减多少人物真情，抑制多少情感波澜，不可避免地要惹得观众兴味索然。同时，人物内心的这样精细刻画，还足以强化戏剧冲突，为后来单于下令处死张骞之子张猛，进而形成爱与恨的激烈搏杀和强烈反差埋下伏笔。张骞的形象随着剧情有滋有味地铺衍下去而渐趋丰满。(www.xing528.com)

《张骞》勾勒和刻画人物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即始终注重将艺术的解剖刀伸向主人公的内心，将思维走向与描摹对象的内心世界勾连成一个坐标系。使得观众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局部切入，都不难捕捉到一个辉煌的瞬间。张骞由金殿请命，出使西域，到历经磨难，回到长安，无时不在灵与肉、情与理的搏杀中煎熬。他同阏云爱情的炽烈，分离的痛苦，死别的揪心，每一唱段，每一场景，无不激荡起观众和戏剧主人公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迸放出奇异的金石之声，取得特别的戏剧效果。剧作总是从现代的审美高度揭示出张骞的人生价值观，准确地表现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爱国忠君士子深层心理的立体人生视野，进而自然流畅地高扬出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开放奋进的时代精神。剧中的张骞胸腑间擘积着“只有非常之君，方知我非常之臣”的感慨。他把“为圣上宏愿我重踏征途”，同历史的使命、民族的重托糅合在一起，贯穿在行动中。观众不时地在强烈的历史感中拥抱着活生生的舞台形象。张骞的艺术形象既是高大的，也是朴素的。没有过度的烘托，没有蓄意的雕饰。正是这种朴素中的高大，才使得概念的人被释放为鲜蹦活跳的人。张骞跟观众亲了，歌剧离观众近了。《张骞》在塑造人物上基本达到了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费兰茨·冯·济金根》时所说的那种境界。历史剧应当“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化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

(三)

歌剧是一种表演艺术。深刻的主题思想，浑厚的人物形象，需要一流的表演形式来实现。《张骞》的演出，艺术手段十分讲究，舞台阵容十分整齐，努力做到了形式同内容的统一。

《张骞》运用大段大段充满诗情画意优美悦耳的唱段，既发挥了歌剧艺术以歌唱为主的特点和优势，又通过歌词的桥梁贴切地沟通人物情感的交流，借以为人物增添光彩和厚度。第三幕第一场，张骞爱抚地称阏云是“草原上的百灵鸟”的那段对唱，声情并茂，真意酣畅。“……百灵鸟，百灵鸟，她的歌声多美好……唱一片云霞绕青山，唱一棵小草把春报，唱一颗星辰照大漠，唱一朵红花对你笑，百灵鸟啊灵性的鸟，情多少啊爱多少……”歌唱得越情意绵绵，爱意深深，对民族团结的呼唤就越迫切，对张骞勇往直前的历史行进铺垫得就越炽烈。第四幕第一场中，张骞面对“白骨反击舞”的那段唱，是一曲生与死的拼搏较量之歌。“……我已听到死神的脚步，森森白骨正翩翩起舞。啊！不！不！我要坚韧的活，我要顽强的生，厮杀的疆场才是我的归宿，倒在这里只能留下懦弱和屈辱，阳光月霞快来唤醒我的灵气，漫卷的黄沙拭净我搏击的风骨。那长开闪烁的银河，就是我挚爱生命的狂热欢呼……”铮铮歌声，唱出一个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中华男儿。张骞喷薄而出，屹立舞台。第四幕第二场中，阏云为了拯救张骞，毅然自己喝下毒酒，从心底飞出的那段唱，情恨交织，意蕴无穷。“……此身能为张郎死，虽死无遗憾。只愿你挥动长龙利剑，把战魔的爪牙连根斩断。播下爱的种子，担起友邦危安，愿把热血洒江天，滋润和平花朵繁。我愿大道通长安……”这歌声响遏云天，撕人肝胆，是人物(包括张骞)性格的集中体现。如果说，第三幕第一场中的那段唱是情与爱的交融之歌的话，那么，这段唱则是阏云(包括张骞)情感和性格的高亢颂歌，整个唱段是对全剧主题的响亮张扬，是对人物心迹的透视扫描。艺术的辐射力伴随着歌声传向四面八方，在观众心头涌动激荡。

艺术上的全方位突破，成为《张骞》引人注目的又一重要因素。该剧从确立主题开始，就立足于追求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整体布局，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心演出。整个剧组采取最佳组合的原则，特邀北京铁路文工团著名导演陈坪执导，中央乐团首席指挥胡炳旭总揽乐队指挥，由获得1992年全国“五洲杯”电视大奖赛美声唱法金奖的安金玉和米东风、车凯等著名歌唱家组成最佳演出阵容。同时调动舞台(舞台上那轮旋转成斜面状的圆台，是舞台设计上的一次出新。它使二维空间的舞台扩展成三维舞台，对展示人物心理，突出剧情需要，迅速调节场面，渲染舞台气氛都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服装、布景、音乐、灯光、道具等一应艺术手段，为主题的弘扬、人物的深化，提供了新颖的表演天地和硕大的展示空间，从而在舞台上显现出来一台相当完美的综合艺术。

正是由于《张骞》整体表现水平的高超，方使得整台剧气势恢弘，格调高雅，情感磅礴，蔚为壮观。全剧以它那浓郁的抒情色彩，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险磨难，历时十三载，开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雄浑激越的民族精神的崇高赞歌，绘制了一幅多姿多彩的西路风情的绚丽画卷，吹奏出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高亢励人乐章。

199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