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索引】
李大钊（1889一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 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 日刊编辑。在此期间，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
开创历史的先河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曾任教于北京女高师，1920年，为了使得更多的女同胞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从而受到教育，他决定要排演一出反封建的话剧《孔雀东南飞》，向封建礼教开炮。那时的李大钊才30出头，风华正茂，干劲十足，在排演这个戏时，他亲自担任导演，陈大悲为助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的主要演员则统统由女学生担任。
程俊英（古籍研究专家）扮演兰芝、冯沅君（冯友兰胞妹）扮演婆婆，孙桂丹扮演焦仲卿，陈定秀扮演小姑，阵容得体，各尽所能。李大钊非常激动，语重心长地对这些女学生演员说：“这出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时还没有编剧，剧本的台词都是由学生们自编，陈大悲负责化妆、布置和道具。学生们废寝忘食， 日夜排练，遇到措辞不当之处，李大钊亲自为之纠正和润色。
话剧排练成功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些封建礼教的遗老遗少们未免感叹：“黄毛丫头出来露面演戏，成何体统，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更多的人是欢迎的，抱着赞赏与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李大钊在话剧即将上演时，又一次提醒她们说：“要注意话剧的艺术，提升话剧的质量，要演得使观众流泪，仅仅使女观众哭了不算，还要使男观众也哭了才算成功。”演员们根据李大钊的要求，一边演一边改，数易其稿。为了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她们还在教育部礼堂公演了四场。观者如潮，都想抢先看一看女学生演的话剧。话剧《孔雀东南飞》的演出开了我国最早由女演员出演话剧，向封建礼教宣战的先河，在话剧史上有光辉的一页，而李大钊对此功不可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手书的一副著名对联，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早出自明代大臣杨继盛之手。他一生刚直不阿，高风亮节，后因弹劾权相严篙十大罪状而被拘捕下狱，受尽酷刑。临刑前，狱壁题诗明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诗句铿锵有力，表现出他那荡荡襟怀，铮铮铁骨。1916年8月15日， 《晨钟报》创刊发行。为了激励中国青年为创造新中华而奋斗，李大钊特意请人在社论栏中设计了一座古钟图案，每天刊登一条警语，以警示和教育大众。9月，好友杨子惠请李大钊题写一副对联。他仰慕杨继盛的气节，立即想起他的不朽诗句，且巧妙地将“辣”字改成“妙”字，奋笔疾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十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成为他一生崇高情操和战斗业绩的真实写照。
正如蓝鸿文评价李大钊说：“我以为，李大钊同志的这幅手迹绝不是代表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人，可谓一个“群体”。
的确，李大钊以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敏锐的视野和犀利的笔锋，写下了许多充满战斗力的激扬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足迹，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帝国主义和一切中国反动腐朽势力。在蓝鸿文教授的新著中，就收录了李大钊撰写的通讯作品《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他用事实说话，抓要害、选材典型，靠事实和逻辑取胜，以“供关心劳动问题的参考”，描写了矿工们像“饿鬼”一样在“地狱”里工作的情形，充分反映了李大钊心系矿工，心系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革命情怀，也体现出李大钊作为革命报人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座右铭， 自觉担当起为中华民族寻求光明前途的历史重任。
留给孩子们的宝贵“财富”(www.xing528.com)
李大钊从祖父对自己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教育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孩子们唱完歌之后，都等着父亲的赞美。不料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首歌词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李大钊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很多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孩子们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为社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心中只有一个北大”
“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这是李大钊在纪念北大校庆25周年讲演中所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一句平平淡淡的话，而是李大钊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他对北大爱心的真情流淌。的确，李大钊与北大的情结，非比寻常。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也表现在方方面面。
李大钊在北大是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李大钊避入东郊民巷。人离开了北大，仍是北大教授。直至1927年4月被军阀杀害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大教职员工的薪金册上，仍有他的名字。这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也是他38年生命旅程中最具光彩的十年。这十年，他在北大书写人生历史上浓重的一笔，同时，也为北大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那么，李大钊对北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第一，李大钊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人们一提到五四、北大的传统，都乐于称道民主与自由，这无疑是对的。但如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视历史。李大钊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脉搏，第一个在中国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写了多篇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预言“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第二，李大钊为北大指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实际，与劳动民众“打成一气”的方向。五四时期，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和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劳工的地位与作用，已开始受到知识阶层的关注与重视。但是，对知识分子深入实际，与劳工结合，从劳工中汲取力量，向劳工学习等等问题，知识阶层则普遍缺乏认识，而只有很少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达到了初步的认识。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
第三，李大钊在北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李大钊十分敬重青年，信任青年，因此，他广泛与青年交朋友，积极为青年排忧解难，多方提携扶植，帮助开拓就业之路和施展才能，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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