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报道了民国服制及其思想内涵

在电视、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还未成长起来的时代，报纸和期刊以其较短的周期、较大的传播范围等优势完胜其他传播媒介，荣登宣传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主角之位。我国是世界上较早产生报纸的国家，但唐代的“邸报”、宋代的“朝报”、明清时期的“京报”等历代报纸，均是以刊载朝廷政事为主要内容、以朝廷官员为主要受众的政府机关报纸，这些报纸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不能代表群众的舆论[1]。鸦片战争后，囊括社会各界撰稿人及其思想言论的、面向广大群众的报刊异军突起，在这个“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时代，人们开始广泛传播并接受新的思想与文化。根据叶再生在《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中的统计，清末五年总共创办的报刊数为231种，年均46.2种。而民国后的1917～1922年6年间，年均出版的期刊数就已达到271种。1927～193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年均出版期刊数更是达到1483.3种，为1917～1922年的547.2%[2]。这些日渐丰富的近代报刊“是民众的喉舌，国民知识的前导者，且亦为教育上唯一的利器；教育家每借之提高教学的效率，改良国民的思想，并以之随时介绍科学常识，及传播应用技能的效用[3]”。也就是说，包括服装评论在内的包罗万象的新闻资讯、思想动态、文化知识与科学常识等各种信息均通过报刊这个媒介进行着广泛传播（详见附录三 近代服装新思潮部分相关期刊及概览）。

在这些浩若烟海的报刊中，又有众多报刊发过种种服装评论文章。有的是偶尔为之，有的则是长期固定，乐此不疲，甚至为此辟有专栏。由此涵盖着健美、独立等人文思想的点评型文论，传播着潮流信息和流行、个性观念的时装图文的资讯型文论以及有关服装工艺、保藏、洗染、文化等科普型文论纷纷登上近代报刊。在此将刊发服装评论文章较多、较深、较专业的“准专业”报刊作一简要罗列。

（一）《申报》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创刊，“新闻纸质制创，自西人传于中土，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善，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凡国家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使观者明白易晓”，本着囊括天下见闻，使众人“不出户庭而知天下”[4]的宗旨，《申报》开始了其跨越大半个近代、长达70多年的发行史。从最开始简单的两个版面到后来逐渐增至十多个版面，外加诸多副刊与专号，从以文字为载体的新闻报道到包括以图文呈现的评论、小说、诗歌等，《申报》记录了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轨迹，也记录了近代服装及服装思想的变迁。在《申报》中还可以看到封建礼教下社会对女性及“异装”的一贯态度，针对清末某女子着男装的“罕见之举”，该报中有评论道：“禁女子男装律无明文，惟错乱阴阳究非所宜”[5]。但看到更多的是，《申报》终究站在了时代新思潮的一边，成为了倡导服装新思想的元老。

民国元年伊始，即1912年1月6日，《申报》即发表了《时髦派》一文，主张“各种东西都要改良，顶要紧是身上的装饰”，并提出“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有“尖头高底上等皮鞋”“紫貂手筒”“白绒绳或皮围巾”等，而“男子不可少的东西”则有“西装大衣”“西帽革履”等[6]，宣传了“西化”的时髦观念与西式的服装品类。次日，该报又刊载了《服饰刍议》一文，开篇便否定了“若断其发，短其衣，则变夷矣”的封闭思维，并提出宽袍大袖不够便捷、实用，且服装关系国计民生，故“礼服虽为不常用之服，衣当从其简便，时势迁移，愈趋愈简……惟装则从西，货料万不可不用本国。绒呢皮革，能自制用，固为法之积善，然或未能普及，则绫罗绸绉丝质任我穿，红紫蓝黄颜色听人自喜，夏则纱葛，冬则皮棉，不必削足就履，必服西人之单夹呢羽”[7]，既倡导了以民生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的服装新思想，又宣扬了服装悉听自便的自由、平等观念。又有《庄都督维持国货》一文提出“衣履服装，现虽未经规定，然国民经济之所关系，不妨听其自由[8]”的观念，依然倡导着民生与自由的新思潮。

通过《申报》的传达，1912年10月颁布的民国服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时服装评论者“惟当局探纳焉则幸甚②”的心愿，服制将人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的服装思想通过法律条例确定下来，并在《申报》等报刊的宣扬下提高了这些新思想之声的分贝，使其更广泛深入地穿透社会。《申报》不仅原文刊载了1912年10月3日颁布的民国服制[9]，还在此前对服制内容的商议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将服制条例下所隐含的丰富内在思想提前传播给广大读者。1912年7～8月，政府针对服制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议讨论，《申报》也对此进行了跟踪式的报道。在“民国服制初读会”的报道中，该报阐述了会议所倡导的“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便服暂听人民自由，不加限制”“料俱用丝织品或呢，所以寓维持国货之意也”等观点，并特地增大“人民自由”等字眼的字体，对民国服制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加以重点强调和宣传[10]。同时，《申报》还对本次服制讨论会中议员们对于服制条例草案的争议进行了着重记述，如有人提出关于礼服质料规定中的“毛织品”三个字应该删去，“因我国呢业尚未发达，必将待外国输入，漏卮甚大……虽取世界大同之义，尤宜注意国民经济之状况”[11]；有人提出“大礼服既用丝织品常礼服亦宜用丝织，既可保存国货又可杜绝漏卮，但毛织品亦不可废，不过中国毛织品并未发达，发达之后用之未晚[12]”；有人提出“诸君既专注重形式不復及国民经济则女子礼服亦应改用西装，与男子一律何必斤斤于衫之与褂，仍旧旧式讨论[13]”。这些言论揭示了民国服制取“大同”的思想依据是国民经济，是民生，归根结底是“人”，这是最终出台的服制条例中人们难以一下参透的东西，而《申报》则将它们清晰地呈现到大众面前，让服制条例中的思想养分得以更好更快地被大众吸收。

包括与服制、服装改良相关的服装评论始终是《申报》的一部分，服装评论零散地分布在《申报》各期及各个角落中（表4-1）。此外，《申报》还于1924年12月创办“冬至七日刊”系列刊物，于每年冬至前后发行，倡导“注重社会之主义”，主张“择其最要而最繁者，一一分别研究，加以趣味，引起国人注意之观念，然而能演而愈进”[14]。

表4-1　《申报》中的服装专刊及所载相关图文

续表

续表

“服装号”（次年改名为“衣服号”）、“修饰号”是冬至系列专刊中两个常年不变的主题专刊，它们集中刊登了有关服装与美容的图文。1924～1926年间，“服装号”共刊载包括广告在内的服装与美容相关文章70篇，图片39幅；“修饰号”共刊载包括广告在内的服装与美容相关文章62篇，图片17幅。其刊载文章的具体内容包括服装的选用、搭配、改良，新装的质料、式样、色彩以及服装的历史文化，多角度、多层次地传播了大量的服装新思想。如否定“国人墨守陈法、不求进步[15]”等旧观念；肯定“爱美天生，这是人人都如此的[16]”“个人穿衣有个人的自由[17]”等新观念；提出服装改良“首须求其适合贴身，不独长短宜合身，即各部分之宽狭，亦必与身体相致贴近，而能显其自然之丰满，方可得适合之美[18]”的健美观；推荐“巴黎最新式的女子拖鞋[19]”“美国妇女冬季之新装束[20]”“上海妇女之新装束[21]”等以引领风尚；主张通过“培植人才”“选择机械”“发行出品”①等措施推进服装的发展；倡导“颜色之匀配，衣样之入时，修短之合度，年龄之相关，均为吾人所应加研究[22]”的科学观念。这些新观念同时登上《申报》这个万众瞩目的展示舞台，将人们带入新的服装思想境界。

除服装评论之外，《申报》中还有不少时装画，它们时不时地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申报》中出现，直观且突出地向大众传达了时尚信息，促进了流行、个性等新观念的形成。1925年及此后多年《申报》的投稿条例中，均征求“图画”一项，且明确其征求内容为“仕女画”“分新装束及诗意的构图为限”，并提出“新装束画须说明”[23]。《申报》随报附送的“图画特刊”的征稿启事中， 也有征求“有时间性或艺术价值”的服饰照片[24]。《申报》“自由谈”栏目下常常刊载时装仕女图，画中人物穿着旗袍、大衣等各式时装，画旁时而附有简要的设计说明，指导读者依照图中式样做出使人“服时亦觉身材苗条[25]”“婀娜活泼、行动尤便捷⑪”的新装，宣扬简洁、修身、合用等服装美学观点。另外，在《申报》中占据相当比例的广告版面中也有许多时装画，它们以生动的形态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广告中脱颖而出，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改变着人们对服装的陈旧看法。泰兴公司[26]、 云容妇女服装店[27]、彙司公司⑫等均在其广告中附有旗袍、斗篷、高跟鞋等新式服装的时装画。最值得一提的是惠罗公司，这位《申报》广告的老客户常常独揽一整个版面，用大量的图片附以简要文字的形式推销其包括服装在内的各类产品，即使是习惯性跳过广告的读者也会不自觉地在这扇特别的“橱窗”前停下，看看“夏令西式现成女衣”，看看“男用打网球衬衫”，看看“小孩纱织汗裌、经洗耐着短袖”[28]，再看看西装、旗袍、短裤、内衣、礼帽、高跟鞋、手袋、手套、围巾、领带、丝袜等各种服装服饰（图4-1）。人们露胳膊露腿、修身窄袖的“奇装异服”时的惊异便在这些三天两头出现的“时装画展”中加速退去，服装新观念的大厦进而加速构建起来。

图4-1　惠罗公司广告《申报本埠增刊》1930年5月

《申报》中还有一些关于服装展览、服装行业等相关资讯型报道和科学洗涤、收藏服装等科普型文章，它们与服装评论、时装画等一起作为这份综合性报刊的一部分呈现在大众面前，丰富并刷新了人们的服装观念，进而引导人们创造出新的服装风貌。

（二）《新青年》

1915年，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于1916年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这是近代中国一份极重要且极具影响力的杂志，在其11年的发刊史中，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蔡元培、瞿秋白等思想先驱相继加入其中，参与编辑、撰稿等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发阵地，《新青年》带头宣扬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倡导“改革之不仅为政治的，实遍及社会、文学、经济、政治、思想、礼教等等[29]”，将时代的关注点从政治转向包括服装在内的社会各领域，“《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30]”（图4-2）。同样，近代中国服装新思潮的真正形成与发展也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

图4-2　《新青年》封面《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期

《新青年》杂志首卷首期的“社告”中写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且“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31]，可见杂志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批判的科学态度和容纳百家之言的人文精神。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原则，其中包括人的解放、独立、自由、平等、发展等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启蒙，“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2]，这里的“科学与人权”，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服装新思潮的两个内核——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也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矧在吾国，大梦未觉，固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这就是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自古沿袭而来的包括服装在内的各类传统文化，着重关注到“其不适环境之争存”的方面；另“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33]，即“实用”很重要，而实用的标准在于对“个人”及由个人所形成的“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利”，实际上也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样一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拖泥带水的“礼服”自然而然也要往有利于“人”的实用之装的方向改变。这个改变当然不是盲目随意的，而是面向“世界的”“科学的”“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34]。

《新青年》杂志的内容多是关于礼教评判、女性解放、教育改良、文学革命、美术革命、婚姻自由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其中包括译自外国的能反映这些问题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从批判等级制度与三纲五常的《吾人最后之觉悟》[35]、主张“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思潮的意义》[36]、 倡导科学精神的《什么是科学方法》[37]等议论文，到以男子剪辫为线索的《风波》[38]、 批判“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39]、 呼吁妇女解放的《娜拉》（即《玩偶之家》）[40]等小说、戏剧，《新青年》所发文章的中心无不归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宣扬着以科学的态度尊重人的自由、个性、独立、发展，实现“人生真意”的思想。“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着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41]，这些“人生真意”直接引导人们重视一个个的人，关注一个个的人的幸福，而衣、食、住、行正是创造幸福的落脚点。《新青年》中虽少有直接针对服装改良的论述，但其所传播的思想却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层面启蒙了近代中国人，引领人们重新认识与自身相关的服装，并由此形成新的服装观念、创造出新的服装文化。

《新青年》中关于服装的讨论多不是针对服装本身而言而是直接针对“人”，是对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服装人文精神的启蒙。1920年，在“劳动节纪念号”的专刊里，以“纪念普遍人权的日子”的“人日”[42]——五一劳动节的名义，该刊刊登了大量揭露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劳工状况的文章，其中包括对北京[43]、 上海[44]、 无锡[45]、长沙[46]、芜湖[47]、太原[48]等地区的“绸缎工业”“纺织业”“皮鞋业”“鞋业”“纽扣业”“织袜子业”“织布厂”“洗衣作”“成衣店”等行业的记述，一方面涉及工种分配、设施配备、资本总额与产量等行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强调“成衣匠”“布工”“鞋匠”“染工”“做首饰工匠”与“缝工”等从业人员的工作内容、时间、环境与薪资等情况。这是对纺织、服装领域的关注，更是对劳动人民现实生存状况的描述，以实实在在的事实与数据传递了把人当作人、一视同仁地发展服装行业的重要思想，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的读书人做的……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49]”。

（三）《东方杂志》

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的《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夏瑞芳提议创办。该刊于1904年创刊，1948年停刊，近乎连续地发行了45年（期间曾短期休刊），历经清末、辛亥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近代各重大历史时期，李勇军在《图说民国期刊》里将其直接定位为该时期“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50]。“启导国民、联络东亚[51]”是《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投寄之稿不拘门类，自政论、时评、学术、技艺以至锁谈、笔记、诗歌、小说之类，凡有益人知识、动人兴趣者投寄本社无不欢迎[52]”，可见《东方杂志》容百家之言的广阔胸怀。杂志最初设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商务”“杂俎”“小说”“丛谈”等栏目，分类刊载了当时国内外各大时政相关资讯与评论，其中包括梁启超、蔡元培、杜亚泉、陈独秀、鲁迅、张謇等诸多近代思想先驱之文。除了关于自由、独立、科学等为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传播起到重要引导作用的主流思想的宣扬之外，《东方杂志》也有更多的笔墨直接撒向服装领域。

首先，对于民国服制是《东方杂志》重点宣传的内容之一。从民国元年的服制草案到1929年的服制修正案，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海军、陆军等相关服制，《东方杂志》均刊载条例原文，对新服制进行了及时报道。民国服制主要是针对礼服及军警制服作出规定，对常服多采取听民自便的态度，这为服装自由、平等新思想的茁壮成长铺下了必备土壤。《东方杂志》对新服制的“广而告之”，加上穿着中式服装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和率先穿上西式服装的内务总长朱启钤、教育总长汪大燮等政治领袖的肖像在该杂志的同一页面中出现[53]，有力地搅动了服装领域这潭亘古不变的死水，加速了近代服装新思想的涌动。

其次，服装科学是《东方杂志》着眼的重要部分。杂志在创刊后不久，就开始在“丛谈”一栏里将前沿的服装科学陆续介绍至近代中国，逐渐打开了服装科学的新思路。“用塑胶造成”“能带护身之器”，并能使人“在水中游行六小时，与陆上无异”的新型服装[54]；“用纸与羊毛及棉花合成”“极耐洗涤，用久不破，且价亦及廉”的新型服装布料[55]；“以化学之法，而用人力造成，非蚕也”的人造丝[56]；“十分钟时，可洗凉衣服数百件”的自动洗衣设备[57]等相关内容纷纷刊载其上。1911年杜亚泉担任杂志主编后，“丛谈”一栏不再开设，取而代之的是“科学杂俎”一栏，直接以科学为名， 更为明确地宣扬服装的科学思想。“马肉制丝之发明[58]”“木制之纺织物[59]”“以耐火的石棉为衣之预料[60]”“花生壳可供制造人造丝之用[61]”等服装“神器”继续被引入近代中国人的视界。同时，另有“新知识”栏目，不时出现裁剪与缝纫同步进行的新型服装工具[62]、人造服装染料蓝靛[63]等服装相关新事物。

再次，服装行业也是《东方杂志》关注的一大方面。早在1905年，《东方杂志》上就开始有关于“针业”的论述[64]。此后，相关内容又相继呈现于该杂志的“内外时报”“调查”“实业”“经济情报”等栏目中。具体有1909年的《纱厂调查表》[65]， 1914年的《中国棉市之景况》[66]， 1916年的《山东之草帽辫业》[67]， 1917年的《杭州之丝织业》[68]与《论中国丝业之改良》[69]， 1931年的《英国的毛纺织工业》与《中国棉业问题》[70]， 1946年的《中国棉业复兴刍议》[71]等， 这些论述在时间上跨越了几乎整个近代，在空间上囊括了国外及国内各地区服装各行各业，呈现了近代服装行业丰富而多变的发展历程，以及人们对这个历程的审视与思考，为近代中国服装业的前进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新文化运动后，《衣服与霉菌》[72]《服饰的研究》[73]等服装评论与涉及“摩登晚服”“十年前南方之时装”“十年前广东女子之服装”“改良后欧洲十八世纪之服装”“法国皇宫内之装束”[74]的服装资讯开始在《东方杂志》上少量出现。1932年，在杂志长期以来对女性教育、职业、发展等的关注中，“妇女与家庭”栏目设立，其中刊载了《关于妇女的装束》[75] 《女性与美容》[76] 《黛史》[77] 《中国辫发史》[78] 《苏联的新织物图案》[79]等服装、妆饰相关文章，传播以女性为中心、重视女性人格的新时代服装观念，构建了对服装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后《东方杂志》对服装文化的关注日趋丰富，除以上所述内容之外，在1931～1937年间，几乎每年该杂志上都有关于各地服饰文化的论述，“畬民自制之花鞋[80]”“蒙古富家男女之装饰[81]”“番阳峝侾黎妇人之颈箍及耳环[82]”和“非洲妇女的奇异装饰[83]”等多元化的服装面貌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给予呈现，打破了自古以来“胡服”“汉服”势不两立的局面，也打破了人们“一元”的服装旧观念。

（四）《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于1915年在上海创刊，1931年停刊，由商务印书馆总发行，销售处遍及北京、天津、沈阳、云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全国28个城市。主要栏目有论说、学艺、家政、名著、小说、译海、文苑、杂俎等，涉及女性教育、婚姻、职业、育儿等各方面内容，“其篇中要义，大之如对国家、处社会、理家政、事翁姑、待妯娌、相夫子，小之如习工艺、司烹饪、举凡大中至之道、日常琐碎之事，无不赅括，无不精微[84]”。另“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见势绌，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由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85]”，由此也可看到，《妇女杂志》在创刊之初尚未脱离“女主内”的保守思维，但其关注女性、重视女性科学教育的态度对近代女性的解放以及对服装新思潮的树立均具有一定启蒙意义。“自今日始，愿吾妇女界之主持女教者，致力于衣食住之本原，以溥德育体育之教于全国⑥”，而服装之本原自始至终与《妇女杂志》有着不解之缘。在其长达17年的发行史中，对女性的启蒙教育逐渐从科学的持家走向人格的独立，对服装新思想的启蒙也如是。

1915～1920年《妇女杂志》中与服装相关的论述主要置于“家政”（后改为“家政门”）“学艺”（后改为“学艺门”）“家事常识”“杂俎”“译海”“余兴”“论说”等栏目下，涉及的主题主要有：

（1）关于服装纺织、漂染、裁剪与缝纫等工艺的知识，如《人工制棉法》[86]《染色术》[87]《女子衣服裁缝法》[88]《绒绳手套编织法》[89]等文，这些原本属于“妇功”的内容，在服装自由的新时代，随着新的服装文化与技艺的传入拥有新的内涵。

图4-3　《妇女杂志》封面《妇女杂志》1915年第1卷第2期

（2）关于服装卫生的知识，如《衣服之卫生学的研究》[90] 《夏令之卫生谈》[91]《幼儿之卫生》[92]《衣类污点拔除法》[93]等文，针对服装的材料、颜色、式样、洗涤等方面，提出了实用卫生的改良方法（图4-3）。服装卫生方面同时也包括针对缠足、束胸等服装行为的论述， 如《天足考略》[94] 《论小半臂与女子体育》[95]与《对于女界身体残毁之改革论》[96]等文，讨论了服装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树立了健美的服装观念。

（3）关于服装收藏的知识，如《衣服之保存法》[97]《治皱衣法》[98]《新皮衣法》[99]（即“收藏皮衣之法”）等文，传播了科学合理的服装收藏方法。早期《妇女杂志》对服装科学的倡导，多是基于塑造有近代科学知识的新式“贤母良妻[100]”，在女性本身的独立社会地位方面并没有过于强调。

1921年，曾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接任《妇女杂志》主编，满怀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章锡琛邀请同样具有时代新思想的周建人一起，开始在《妇女杂志》上大力宣扬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新思想，肯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了“五四”运动后被批为“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101]”的《妇女杂志》的保守风格，该刊的发行量也从过去的两千来本增至一万本以上[102]。“自由论坛”“评坛”“主张与批评”等栏目成为此后《妇女杂志》探讨服装问题的新平台，其对服装的关注点也与早期有异，在以宣扬服装科学思想为主的模式之外，增添了重视人文思想的特色。

在表现形式与具体内容上，《妇女杂志》采取设定主题、选登征文的方式，传达对女性解放、独立、自由以及服装变革的呼声。《妇女杂志》的第7卷第9期，就以“女子服装的改良”为主题，选登了7篇征文，文章均就“衣”“裙”“冠”“履”提出具体的服装改良方法，并宣扬“要保女子的人格，先要改良女子的装饰”“吾诸姑姊妹，苟欲争人格，争平等，争自由，除由教育，经济，社会各方面努力外，服装之改良，亦当务之急也”等人文精神[103]；《妇女杂志》的第12卷第12期，以“缝工的玩偶”为主题选登征文8篇，文章从消费者、从业者等不同视角，通过故事记叙或议论的方式，分析当时人们追赶服装潮流的现象，批判了虚荣、矫饰的服装心理，宣扬了朴素实用的服装观念，倡导做真实的自己，而非“缝工的玩偶”、潮流的奴隶[104]；《妇女杂志》的第15卷第9期，以“负债置新装”为主题选登征文8篇，同样也是通过记叙现实中人物与服装的故事或直接论述的方式，引导女性立足现实、以服装实用性为主，不要“忽略其坚牢、通气、吸汗等正作用”[105]；《妇女杂志》的第17卷第11期，以“对于时髦子女的感想”为主题选登征文4篇，批判“只知道用全力去经营自己的外表”的时髦现象，呼吁女性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树立合理的服装观念，“不至只给人当玩具”[106]。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到《妇女杂志》对服装于人的实用性与经济性的注重，但这与其对“美装”“新装”的支持并不矛盾，正如该杂志的常客李寓一所言，“以新装与美装比较，新装可比之于说学；美装则为一种真实之论断。但无说学不足见真论；不有新装，则美装之范围将日狭，必不满足于吾人之愿望[107]”，关键是要平衡服装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天平。所以后期《妇女杂志》中所增加的并非只有那些看似激进的文论，也有少量像《新秋之装束》[108] 《巴黎妇女的新妆》[109] 《时式的钱囊》[110]这样的时尚资讯，以及《丝袜的小史》[111] 《唐朝妇女的化妆》[112] 《亚洲之鞋》[113]等有关服装文化的图文。当然，与此同时，该杂志早期所倡导的服装科学知识并未被抛弃，《衣服裁法及材料计算法》[114]《丝类的洗涤法》[115]《衣类布帛的精练漂白及染色》[116]等依旧照载不误，因为“人”不能离开科学，科学虽不是万能的，没有科学却是万万不能的。

（五）《时报图画周刊》

《时报图画周刊》（1925年改名为《图画时报》）是近代报刊先锋《时报》于1920年所创办的附刊，为“上海时报奉赠[117]”的免费刊物，至1937年停刊，共出版发行一千多期，曾长期稳坐“中国唯一之画报[118]”的交椅，对《京报》《申报》《晨报》《新闻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天民报》等报刊此后创办的相似的“图画周刊”具有范式作用[119]。“世界愈进步，事愈繁绩，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由图画以明之⑪”，《时报图画周刊》继文学普及新思想的要旨，以图画、照片的直观形式展现世事、启迪民众，“今民风蔽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像穷形，俾举世有所观感，此其本指也。若夫提倡美术，增进阅者之兴趣，乃其馀事耳[120]”，以图画为主的期刊对受众文化水平的门槛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启蒙的范围最大化。

“本画报征求时事及游艺、装束、美术照片[121]”，从《时报图画周刊》曾长期刊登的征稿启事中可以看到，装束、时装等服装相关讯息一直是该刊注重的内容。所以从中可以看到，在1920年，该刊曾多次特别刊登征求女帽图样的启事，并提出帽子具有“夏避日，冬藏温”“节省修饰之时间，保护头发之清洁”[122]等实用性的观点，意欲通过思想的倡导和丰富帽子的式样来改变自古中国女性不重视戴帽的习惯。启事刊登后，即收到不少投稿，其中优秀的设计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登于该刊上。同时，还可以看到1920～1926年间，《时报图画周刊》曾刊载陈映霞、李星五、殷志怡、胡镜蓉、陈诀霞、李襄侯、但杜宇、张光宇、鼎铭、左匋、丁讷、旭光、谢之光等人的时装画作一百余幅。这些“新装束”或“新装”中有旗袍、大衣、布衣、短裙、马甲、连衣裙、布衫裤、婚礼服、睡衣、游泳衣、高跟鞋、球鞋、毛绳鞋、呢鞋、拖鞋、围巾、手套、手筒、丝袜、长筒袜、袜套、钱袋、手提袋、帽子、发带、头纱等各种式样的服饰品，同时还包括卷发、卷辫、双髻等新发型。这些图画和照片中常附有说明，说明的内容不仅涉及相关服饰的颜色、质地、款式、价格，还有服装新观念的倡导及个人形象的树立与引导，如陈南荪所拍摄的新装中就附有：“吾国人往往以装饰为可耻，此实大误而特误也，要知人类之自然天性亦以装饰为必然之要求[123]”，倡导遵从人的天性，传播服装的个性观；鼎铭所绘的新装束图的说明则更全面，根据图画所附说明如下：“上海女界服装日新月异，而美观实体推究女学生。上图衫为最薄之国产丝织品所制，领袖宽舒，极合卫生裙之制法，则以玻璃纱罩于竹布之上，黑白相映，颇为夺目。手则右西书而左纸伞，足征其勤学爱国，而革履橐橐，倍觉精神，非复昔日女子之不良于行矣[124]”，既说明了服装式样上的特点，又强调了美用结合的服装观，展现了全新的近代知识女性的形象。(www.xing528.com)

1926年后，《时报图画周刊》上“征求时事及游艺、装束、美术照片[125]”的要求并没有改变，但其中发表的图文直接标明为“新装束”的内容其实已经大幅度减少。此后出现的相关内容多是以照片的形式呈现，且多以“李绵娜女士之常礼服[126]”“陆文兰女士之便装[127]”“杨翠娥女士之男装[128]”等为标题注释，试图将读者的关注点同时聚焦在人与服装上，而实际上对读者而言，照片中那些大多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他们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恐怕并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但这些人身上一件图案新颖的旗袍，或一顶款式别致的帽子，或一身男西服套装的装扮，倒是能叫人过目不忘，进而对人们的服装观念形成影响，凡是要穿新装的人都可以从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获得服装选用和穿搭的灵感。

说到这里，必须要提到占据《时报图画周刊》巨大篇幅且看似与服装毫不相关的人物图照，这些图照中有政治、经济、文艺、体育、娱乐等各种时事报道的参与者，有风俗民情中的人物，有政要人士，有明星名媛，有文人墨客，有莘莘学子，也有路人甲乙丙丁。这些人物图照全面地呈现了各地及各阶层人物的形象，也呈现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在《时报图画周刊》内容相关的所有文字标注中，仅就以“某女士”命名和刊载的图照就有将近6300条，超过该刊全部条目的四分之一。在爱美的天性得以自由展现的新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某女士”就有多少款服装。随手拿一份《时报图画周刊》就可以看到：在1930年第686期中，女士们有的光着天足，穿着泳衣在水边嬉戏；有的蓄着齐耳短发，穿着短袖圆领连衣裙站在屋前；有的打着伞，拿着包，穿着中袖旗袍坐在草地上；有的穿着旗袍外搭西服外套，一副潮人形象；有的上身短袖上衣，下身及膝短裙和平底鞋，一副学生姿态[129]。在1934年第983期中，女士们有的着宽松的翻领短袖、运动裤和系带运动鞋；有的烫着卷发，戴着鬓花和耳环，穿着旗袍；有的戴着帽子，改良旗袍外搭一件短袖V领绒线短衫；有的穿着修身及踝翻领束腰大衣和高跟鞋[130]。在1937年第1133期中，女士们有的穿着高领长袖绒线衫和背带长裤；有的穿着泡泡袖式上衣；有的穿着及踝开衩改良旗袍[131]。总之，在每期短短的两个版面或偶尔增多的版面中，《时报图画周刊》常常默默地为读者献上丰富的时装视觉盛宴，让人们在品味之中产生付诸实践的念头，这样其传播的目的就达到了。

此外，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报图画周刊》开始关注世界各地及各民族的服装文化与服装时事。这与林惠祥等人始创我国人类文化学研究几乎是同一时期。于是国内“福建妇女装束”[132]“云南花苗妇女之盛装[133]”“蒙古妇女之装束[134]”和国外“南洋士人之怪装饰[135]”“马德人装束[136]”“菲列滨女子土风舞装束[137]”等照片及简介均一一刊载其上。同时，“服装游艺会[138]”“国货时装大会[139]”“北平北海化装溜氷[140]”“日本之丝业博览会[141]”等有关服装表演、服装展览等时事资讯也于该刊上得以报道。总之，这些服装万象以直观的形式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服装自由、文化交融与包容观念的形成与调适。

（六）《良友》

1925年，我国第一家以图像出版为主的民营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在上海创办。次年，该公司推出了综合性画报《良友》，其发行范围遍及国内外。“本报第二期出版共一万不及，旬日销售已罄，今仍得爱阅本报诸君纷纷来购，未能应付，殊为抱歉。现已决将第二期再版五千以答盛意[142]”，说明《良友》画报自从创刊伊始就吸引了诸多“良友”，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容包罗万象——囊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等时事局势，电影、戏剧、体育等各领域相关人事，小说、散文、画作等文艺作品，本国及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形式图文并茂，以文为辅，这样就使《良友》有别于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杂志，识字的人可以读，不识字的人也可以读，由此也使得“良友是人人的良友[143]”成为可能实现的理想。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拿到《良友》画报时，一定会首先留意它的封面。因为《良友》的封面十分精美、夺目、震撼，“要完成一张理想中的良友封面，一定要经过设计、摄影、剪、裁、着色等许多步骤[144]”。除技术上讲究之外，《良友》的封面多选用时尚美女作为主体，或是20世纪20年代踩着高跟鞋、身着倒大袖上衣与简约下裙的窈窕淑女[145]，或是30年代烫着卷发、穿着修身碎花旗袍的摩登女郎[146]和穿着短袖圆领T恤的女健儿[147]， 或是40年代穿着彩色条纹连衣裙、披着火红大衣的新女性[148]，这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封面女郎瞬间便将读者带进当时的时尚风潮中，潜移默化地催生着服装新思想的萌芽（图4-4）。

接下来，如果我们快速地翻阅《良友》，就会发现其“画”报的显著特征，除目录及少量散文、小说、杂文等文章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是照片及画作，当然，这些图像旁另附有简短的文字标注。“人”是这些画作的主体。其中有身着中山装的国父孙中山[149]、穿着军服的司令冯玉祥[150]、一袭印花中袖改良旗袍的宋美龄②等政治人物；有身着西装领带的蔡元培[151]、穿着长衫布鞋的齐白石[152]、一身西服套装的老舍[153]等文人学士；有身着大衣的“电影皇后”胡蝶[154]、穿着泳衣的体育健将杨秀琼[155]、一身西式衣裙的郭安慈等明星名媛[156]；还有大量不知名的穿着各式服装的普通学生、职员、工人与农民等。这些人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不同，但其着装品类并无本质差异。如此众生之相无形地传达出服装自由、平等、个性等讯息，对近代服装新观念的构建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图4-4　《良友》封面集合

再将《良友》仔细读来，我们会看到其对服装的关注是多方面的。

在时尚资讯方面，《良友》的宣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刊载时装画，方雪鸪、叶浅予、胡亚光、张令涛、丁惠康、“万氏兄弟”（万籁鸣和万涤寰）等人的时装画作均曾登上《良友》，他们常常根据时令的变化，推出“春季旅行新装[157]”“夏秋新装[158]”“冬季新装束美[159]”等形制各异的应季服装，这不仅展现了新的服装形制，实际上也传达了服装流行、个性、多变的新观念。二是刊载时装照，如陈嘉震所拍摄的《轻快的夏装》[160]、 林泽民所拍摄的《秋季新装》[161]等， 这些时装照多由明星名媛或普通民众穿着展现，与时装画一样，这些时装照也强调服装的应季与多样性。另外，“欧美流行”也是这些时装照的重要主题词之一，于是在身着新装的中国面孔之外就有了“欧美流行夏季时装[162]”“巴黎夏季男子新装[163]”“美国女子棉布新装[164]”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来的外国时装，抛开这些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礼制的服装本身所传递的观念不说，这些时装照还潜藏的新思想是，我们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要向“洋夷”取经。

在新装资讯之外，《良友》画报同《东方杂志》《时报图画周刊》一样，乐于介绍各地不同的服饰文化，且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戎族少女装束[165]”“蒙古一著名富翁夫妇服饰[166]”“番阳峒侾黎男子之装束[167]”等诸多“胡服”的展示；也有“菲律宾妇女服装[168]”“南洋妇女的便装[169]”“希腊女人的服装[170]”等诸多“洋装”的展示；有“数十年来美国女子体育服装由繁而简之变迁[171]”“百年来中国军队制服之演进[172]”“中国历代戏剧服装之变迁[173]”等服装历史规律的呈现； 还曾在“良友常识测验”栏目中刊出蒙古族女子服装，让人进行辨认[174]。总之，《良友》在对各地服装文化的宣扬上，所涉猎的范围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和深入，进一步宣扬了开放的精神，表明了尊重不同服装文化且肯定不同服装文化价值的态度。

在服装业方面，《良友》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地对皮革业、内衣业、呢绒业、棉纺织业等行业进行了一些现场播报。1934年，《良友》曾对“ABC内衣织染厂”进行了“参观摄影”，展示了该厂的“织布间”“经纱间”“熨衣间”“穿棕间”等系统化的组织机构，以及“缝纫机”“熨衣机”“打孔机”等机械设备，并点明机械化服装生产的优势：“缝纫机，厂内共有一百二十架，每日总数可出三千六百余作”“打孔机所开纽孔，较手工整密而迅速，每日可完成一百二十余打之内衣”[175]。1936年，《良友》刊载《皮革制造》图文，将读者带入“天津利生工厂”，“参观”并了解该厂运用伸皮机、电动沙轮毛轮、扎光机等机械设备展开的相当现代化的皮革前处理工程[176]。这些直观的图片加上简洁有力的数据说明，极好地传播了服装科学现代化的正能量。

此外，《良友》杂志还刊登了不少点评型服装评论，如《新妆杂谈》[177]《装饰谭》[178]《孙传芳禁止女子穿旗袍》[179]等，作为为数不多的文字性内容，这些文章提出了“装饰虽是小事，但细细考察起来，可以发见种种的人类史，经济史，艺术史的发展，变迁的原则和例证来④”的观点，这些文章也赞同“女子服装，时有不同，此所谓时髦也⑤”的观点，并以“女子之长袍大袖，堂堂表表，伤风败俗者何？⑤”的质疑来批评孙传芳禁止女子穿旗袍的做法，表明了《良友》画报支持近代服装新风尚，肯定服装新文化的思想立场。它们与《良友》中为数不多的关于“广州国货展览会中之妇女时装表演[180]”“北平南海之化装溜冰[181]”等服装展演活动的报道， 以及关于时尚资讯、服装文化、服装行业等各方面的内容相辅相成，共同传播了充满人文与科学气息的服装新思想。

（七）《妇人画报》

1937年，《良友》画报在其“良友茶座”一栏中，刊登了一位《良友》的“老良友”的来稿。来稿提出了《良友》的缺点，其一是“没有研究美容的文字”，其二是“研究服装的文字太少”，并建议增加美容与服装相关内容，“关于编织，剪裁，和式样的研究与设计等等的文字，‘良友’应当特别征求一下，为‘良友’的良友家庭谋点幸福”[182]。此文随后附《良友》画报的“编者按”：“当‘良友’初创的时候，也曾注意到美容与服装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未曾忽视它（美容与服装）的重要性”⑧，对此必须给《良友》作证，因为在分析《良友》画报时就注意到其对服装的重视，但作为一份受众广泛的综合性画报，从比例上看，直接针对美容与服装的问题内容只占冰山一角，于是良友图书公司于1933年创办了可以称之为《良友》的“子画报”的《妇人画报》，“至于专门讨论和介绍美容，服装等等的文字图片，我们只好刊登在敝公司出版的‘妇人画报’里”[183]。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妇人画报》只发行了4年，到1937年时停刊了，所以那位“老良友”又开始呼吁“美容与服装”。

明确以探讨美容与服装问题为专题的《妇人画报》是传播近代服装新思潮的一份准时尚杂志，其对服装的直接关注以及对时尚、流行等讯息的分外重视，都反映其与当时诸多带有明确女权主义倾向的且相对激进与严肃的女性期刊的差别，“娱乐”与“摩登”是《妇人画报》的重要特点。

那些穿着改良旗袍，或西式婚礼服，或女西装，或泳衣等各种服饰、造型百变的封面女郎也是《妇人画报》给读者的见面礼。和《良友》一样，《妇人画报》也刊有大量摩登女子及其他人物照与人物画，不过相对而言，《妇人画报》的“画报”之名并没有那么名副其实，其图像和文字比例相当，主次地位不像《良友》那么分明。其征稿条例中就明确提出了其“图文兼重”的需求：“照片方面，如妇女生活，女界名人介绍，家庭儿童，妇女时装，居室布置等；文字方面，如关于妇女问题之探讨，中外女界名人传记，家庭日常生活之研究，美容与服装最新的知识，关于电影与趣味的消息与批评，及各种切合实用之文稿[184]”，这些条例正是《妇人画报》整体内容的大要，而“妇人时装”“美容与服装”确实是其着重关注点。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针对美容与服装的图文始终贯穿于《妇人画报》之中，占据全杂志的极大部分的版面，并且可以看到其日趋成熟的发展状态。一开始关于美容与服装的内容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性的刊载，但很快《妇人画报》上就有了（第14期开始）“美容与时装”专栏，给这方面的图文来一个大集合，给读者一个系统的明确引导。到第25期，该栏改名为“时装·美容·流行”，换汤不换药，依然是关于美容与服装的内容，不过以“流行”一词对本来就涵盖其中的时尚资讯加以强调，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促进了流行、个性等观念的树立（图4-5）。在具体内容上有以下方面：

图4-5　《妇人画报》封面1933年第4期

首先，当然是时尚资讯，《妇人画报》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流行的讯息，在有了“美容与服装”及“时装·美容·流行”等专栏之后，时尚资讯多出现于这些专栏之下，囊括了大衣、旗袍、礼服、睡衣、外套、运动服、内衣、泳衣、绒线服装等各种新式服装，以及鞋子、帽子、围巾、手套、提包、鬓花、耳环、发夹、手表等各种服装配饰。形式上，《妇人画报》也采取了时装画和时装照两种，但较《良友》在这方面以图为主的模式略有不同。在作者方面，前期《妇人画报》上的时装画作者不定，方雪鸪、张英超、万籁鸣、建英、江栋良等人不时为之执笔，直到第45期，该杂志开始拟设专栏特约作者，给方雪鸪和张英超“转正”“以后本志拟设时装栏特约方雪鸪、张英超二君每期供给我们妇女时装的新设计[185]”，如此便保障了源源不断的新设计的稿源。此后，方雪鸪着手连续在《妇人画报》上发表时装画作，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娜”的作者的时装画也常常一并发表于其上。《妇人画报》上的时装画多附有设计说明，与杂志整体“图文兼重”的特点相契合，如“晚秋下午装”的设计说明：“此装的特点，在于新式的袖型，衣料选择较厚的质地，袖口配用同色的骨纽，滚条与袖口，最好用同一质料与色彩”[186]；又如“春大衣”的设计说明：“浅灰绿色的薄呢大衣，在领头，袖口上点缀着黑色斜方格子的图案，新颖的黑色方形纽头和深绿色的鹿皮腰带，使她在静穆的色调中，表示出活泼和婀娜的姿态来”[187]。其将服装面料、色彩、图案以及领、袖、纽扣等设计要素的特别之处以文字一一注释，由此引起人们对新装之“新”处的注意，拓宽了人们在服装设计艺术上的创新思维。《妇人画报》上展现服装实物的时装照旁也常有说明，如第41期中所刊载的《短的大衣》，除5幅由欧美女性穿着展现的大衣照片之外，还阐述了短大衣在当季的流行特征：“今年的短大衣，式样仍是对襟的，不过最触目的，就是肩部比去年来得略宽阔些，今年的肩部，已不像去年那样的服帖，平圆了，从肩的顶端展露到外臂也略成方形[188]”，同时还有对这些新装风格与特色的具体描述，有“适于赴宴穿着的，用白色狐皮及银色的锦缎作材料，极高贵美观之至”的款式，也有“适合于普通居家及旅行穿着的，朴素大方”的款式④。读者可以通过文字描述与照片的比对，看到流行元素在时装照中的应用与展现，再比对现实中服装市场的供应情况，综合自身的需要与喜好，合理地选用服装。这个过程对广大读者而言，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潜移默化的，总之时尚的程序编码就此嵌入人们的头脑，推动了个性、创新、流行等服装思维的拓展。

在《妇人画报》的时尚资讯之中，关于流行趋势预测的内容尤其值得一提。当下的时尚热点固然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但同时人们对未来的服装也有所设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晚春流行总决算》里的预言：“衣料界要竞到临了赛璐玢/玻璃纸（Cellophane）时代呢，在晚衣上，提袋上，或在皮鞋，帽子上，这透明的家伙被爱用着”，同时文中还依次提及“雪纺/纱（Chiffon）”“蕾丝（Lace）”“皮鞋”的流行趋向[189]； 还有《季节之先驱者》[190] 《二月前之预测》[191]均是关于1935年泳衣流行趋势的描述，如“今夏的游泳衣，除了衣质上有相当变迁外，型式上则无多大变化。但上下身分离的两件套（Two-picece），较为显著②”。流行趋势预测本身就是玩转时尚的有意识之举，它们传递出超越当前风尚的信息，使人们得以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面前更理性地把握流行的要点，成为思维敏锐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时尚潮人。

其次，《妇人画报》中有大量点评型的服装评论及颇具指导性的服装评论。如《我对于服装的经验》倡导“服式要简单”“如果你没有大量的金钱购置衣饰，那黑或沉着的颜色（如咖啡色等）是最适宜了”的穿着观念[192]；如《制服对于妇女体态缺陷的补救》提出了“使用一条直线的时候，放在衣服的正中又不及在侧傍为巧妙”“在身体的中央部与腰部饰以相当阔度的斜线，能使其姿体娇小玲珑”的设计观念[193]；如《夏之衣物色彩学讲谈》倡导“夏之季节是不宜于黑的衣的”“夏之季节，最适宜于穿视觉之感受富于凉味的衣料”[194]的色彩观念；再如《真真的服装美》提出“合于美的装饰，并不是一定要绸缎裹身，时髦的样式。要紧的是使衣服的花样，材料，样式，合乎你身体的格式及所处的地位，能因它表显出你具有的美点而避隐不美点才好”的美学观念[195]。这些点评型的服装评论往往直面服装问题的实质，形成服装选择与设计中具有较高思想启蒙及引导价值的理念。

最后，《妇人画报》也偶尔于“小常识”“世界珍闻”等栏目中刊载去除服装污渍、鉴别服装面料以及各地服装文化与服装展览的图文报道。此外也刊载一些关于服装工艺的文章，主要是绒线服装的编织工艺，涉及短袖绒线衣、运动绒线衫、绒线连衣裙、绒线帽、绒线胸衣等服装的绒线用料及花样的编织方法。在其第11期中介绍两款“雀眼的花样”和“网状的花样”的新式绒线衣时，因篇幅限制没有刊出亢长的详细工艺介绍，但却在一旁留下一句极其人性化的话：“读者诸君如欲作此编制，可来函询问其简要的编织法。惟须附写妥地址贴足邮票之信封一个。并须剪下此印花寄来”[196]，可见《妇人画报》传播服装美与服装新观念的实意与真心。

（八）《玲珑》

《玲珑》，1931年于上海创刊，1937年停刊，杂志全称为《玲珑图画杂志》，后更作《玲珑妇女图画杂志》及《玲珑妇女杂志》。顾名思义，“玲珑”除表示杂志本身为一巴掌大小的64开超小尺寸之外，还暗含其以女性为中心的办刊思路——“增进妇女优美生活， 提倡社会高尚娱乐[197]”，即做“姊妹们的喉咙[198]”是玲珑杂志的宗旨。这本“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199]”，在其办刊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发展，设有“妇女”“儿童”“常识”“娱乐”“幕味”“法律顾问”“玲珑漫画”等专栏，传授相夫教子与持家之术，提供文艺小说与娱乐资讯，同时也传播有关美容与服装的信息，紧密结合女性生活来倡导女性的独立与内外兼修之美，指导女性树立时代新形象与新思想。

《玲珑》杂志的封面和封底一般都选用明星名媛或学生等女性形象，同时，也有大量普通人物的照片刊于《玲珑》杂志的首页、尾页以及“妇女”“娱乐”等专栏中。《玲珑》有意要给读者看这些人，也有意要给读者看这些人的服装，于是就有了“陈燕燕女士之便装[200]”“周淑蘅的新嫁装[201]”“围在皮裘里的张桂卿女士[202]”“琼克劳馥之游泳装[203]”“卡洛朗白之羽帽[204]”以及“生在春装里的美姑娘[205]”等玉照，从中国的娱乐圈到好莱坞，从明星名媛到名不见经传的姑娘，从便装、礼服、西服、裘衣、旗袍、泳衣、内衣、学士服、水手服、骑马装、舞装、睡衣、浴衣等服装到帽子、丝袜、高跟鞋、手筒、长珠链等服饰品，《玲珑》就像一个绚丽的橱窗，全面陈列各种令爱美人士垂涎的新鲜服装与配饰。除长期发表时装照之外，关于发型、妆容的时尚资讯也是《玲珑》的关注点。《玲珑》曾多次连载有关新发型的图文，涉及男性、女性、儿童的短发、长发与卷发等各种发型（图4-6）。

图4-6　《玲珑》封面1931年第1卷第25期

为发表时装画提供园地也是《玲珑》的一大特色。且这些画作多附有简洁明了的设计说明以交代服装的款式特色。《玲珑》创刊年的第17期，时装画便开始出现于《玲珑》杂志上，直到1933年总第81期为止，这些画作多刊登于“妇女”专栏中，几乎每期都有（此后《玲珑》上的时装画多为零星发表）。也就是说，作为周刊的《玲珑》在这段时间里是以每周上新的高频率向人们提供新装款式，这在当时的期刊中极其少见。这多少要归功于叶浅予这位高产的准服装设计师，因为除了几幅来自唐璜、挹农或佚名作者的时装画作外，《玲珑》上其余的时装画作都是源于他的笔下。他笔下的服装有礼服、学生装、喇叭裤、短大衣、接衫、马甲、旗袍、狐领短外套等，有的“模仿西式便装而拟[206]”，有的效仿“欧美在海滨消夏的夫人们[207]”所穿着的服装，有的则是“照一九三二年的趋势测拟起来[208]”的，总之，服装的形式丰富而新颖，内含的时尚讯息与服装思想也丰富而新颖。

《玲珑》相当重视服装科学及文化知识的普及，其长期设置“常识”专栏，告诉人们如何选用及搭配服装，如何科学地保藏服装，甚至如何制作肥皂、鞋油等相关用品。《男子时髦服装的常识》[209]一文，就是一份译自巴黎《亚当》（ADAM）男装杂志的、有关男性服装选用与搭配的指南，该文以列表的形式罗列了与不同场合对应的不同服装种类及其质料、颜色、款式的组合与选用。《洗乔其纱的良法》[210] 《洗涤衣渍法》[211] 《晒藏皮货法》[212]等文章则更是比比皆是，它们从原料及种类不同的服装的性能出发，运用化学与物理学方法提出了“白地麻纱，着了新的锈渍，可用蓚酸着和水溶液，一拭便除[213]”“皮货衣服，如被水浸湿，不可放在日中晒，只要买几十文皮硝，用沸水融化，冷后刷于毛上（勿刷皮板），再放于不受太阳面阴干③”等科学洗涤与保养技术，打破了肥皂、清水、棒槌加暴晒的传统模式，传播了保藏服装的新观念与新方法。同时，“儿童”“妇女”等专栏中亦刊有《儿童的衣服》[214] 《乳部的卫生》[215] 《婴儿夏日卫生》[216]等文章，传播了服装卫生学知识，倡导了健康的服装设计与选用理念。另外，《玲珑》中还有少量关于服饰文化的文章，如《美国妇女裙子的变迁》[217] 《妇女面饰涂黄考》[218]与《结婚戒指的历史与传说》[219]等。

其实，人们爱读《玲珑》，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指引人们提高审美情趣、增加知识，还因为它紧跟社会潮流，直接提出了许多具有一定深度和挑战封建礼教与权威的新观念。《玲珑》主张女性解放，倡导体育，它对时尚的拥护不是盲目的，而是以新时代的健美观、平等观、独立观为基础的。所以有“手的美[220]”“美而贵的腿[221]”“背面的曲线美[222]”等照片及相关文论，批判了道貌岸然的“风化维持者”，提出了“假如我们对于双手外露，不认为与风化有关，那么双足不穿袜子，又有什么问题”[223]“裸腿是种自然朴质的趋向，也可以说是解放的举动……我们中国应该永远追逐着潮流，站在时代的面前呢，还是要重回到女子长裙拂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十七世纪的那种野蛮的风气？[224]”等理直气壮的质疑与掷地有声的论断。此外，《玲珑》还对禁止女性散发、烫发、袒臂，禁止奇装异服等现象给予了关注，对慈善服装表演会和国货服装表演会等活动给予了报道和支持。同时，《玲珑》还刊登了不少关于摩登、救亡等问题的文论，试图引导人们在服装的实用经济与时髦美观之间、在服装装饰的外在美与人的内在美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寻找均衡点。于是有人提出，“富有的人，尽管购买时新的衣服穿，到式样旧了除去再买一件是了。但是普通的女子，最好穿素雅的衣服，因为这种衣服虽然不是最时髦，但是不像时新式样的衣服比较容易过时[225]”；有人提出，“她的外表，固然要是时代的（但不是要很奢侈），因为拘泥于古旧的不一定是美德……她的灵魂，她的脑筋最为重要[226]”；有人提出，“女子是天生具有爱美性的，所以她们平日穿着的衣服，总是选择了艳丽的色彩，轻柔的质地的舶来品，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看看我们国家的境况，我们能够不俭约吗？[227]”总之，就是要指引女性真正地摩登起来，既摆脱旧式礼教的束缚，也摆脱新式权威的限制，真正实现身心的解放，认清时髦的本质，不被虚荣与新潮蒙蔽双眼。

（九）《家庭》

《家庭》杂志于1922年初在上海创刊，1922年底停刊。杂志的宗旨是休闲娱乐，是“给各人家庭里的那男女老少消遣的[228]”，所以它十分注重杂志的易读性与趣味性，提出“文字要浅显”的要求，认为“没有了趣味不如买教科书读④”。同时《家庭》杂志又明确提出“思想要新”的办刊理念，“但是偏激的我们也不赞成，腐旧的自然要淘汰了。可是新旧两字也没十分准确的标准。今天说新，到了明天，其实已是成为旧了。不过旧的里面不是完全是坏的。如果有好的我们也要保存”④，可见其所倡导的尚“新”思想不过于激进，也不过于保守，颇具哲理性与科学性。另外，实用性也是该杂志坚持的办刊理念，“材料大都可以实用。譬如一家人家做商店伙计的，给他去谈哲学，无论如何不实用的④”。故围绕新时代、新思想与生活实用性所创办的《家庭》杂志，很少高谈阔论，其中多是与衣、食、住、医药卫生、育儿等相关的文章，也有小说、诗歌、寓言故事、笑话等文艺作品以及生活摄影与美术画作。虽然只有一年的发刊史，但《家庭》杂志对服装及服装新思想的宣扬力度却不小。

《家庭》杂志中每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服装的文章，文中或论述体态不同的人所选用服装的不同标准，倡导“服装底美是随姿态而异”的个性观念[229]；或是提出男袍、女袄的“裁衣尺寸”[230]，指引人们依照相对精确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来裁剪衣服；或是讲述古往今来的各种发髻，倡导不断创新、突破现有的发髻形式[231]；或是普及非常规的科学洗涤方法，以解决服装上难以去除的各种污迹[232]；或是在探讨卫生等问题时，将服装列入其中，强调服装换洗与清洁的健康原则[233]。这些文章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向与服装息息相关的“男女老少”普及了以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服装新思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杂志还特地在1922年4～7月组织发行了一期“适合人生的需要”的“装饰号”专号，系统地讨论了装饰之美的方法与理念：“我们关于装饰上最主张‘天然之美’而排斥‘人工之美’（图4-7）。但是天然之美的程度不足的时候，不妨用人工之美来补助。那么我们就研究怎样补助的方法[234]”。这期专号在发行前两期就开始征稿和“预告”，明确提出要专门探讨“个人或家庭的装饰”问题，也就是涉及服装与美容的个人装束问题和家居布置的家庭装饰问题，因为“个人或家庭的装饰于人生上有切实而很直接的种种关系”[235]。“装饰号”中关于服装与美容的文章超过了半数，这些文章采用了说明文、议论文、小说、照片、漫画等各种体裁，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有“今年流行的各种钱袋[236]”的照片；有关于古代的“步摇”“钗”“簪”“钿”“搔首”“花”等首饰的回顾与介绍[237]，有关时下流行的“大袖”“哔叽之衣裙”“女子西式皮大衣之反着者”“女裤脚管”“高跟之履”“四方形绒线所织之大围巾”“女帽”等服饰的介绍与论述[238]；有立足于“奇装异服”现象所著的小说[239]。而重点依然是关于近代服装新思潮的种种具体看法。

图4-7　《家庭》杂志装饰号封面《家庭》1922年第7期

（1）对服装装饰“与时俱进”的看法：认为装饰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认为装饰是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所以装饰的变化应当是一种常态。即“时代变迁，装饰也跟着他变迁，美观也是一个移转的东西啊[240]”；所以“应当随机应变来装饰一切，不能拘于一格而呆滞[241]”。同时又补充说明，不能以时代的变迁为幌子来要求大家遵从某个“时代”的同一，而是在“时代”的普遍性中允许存在“个人”的特殊性。这个看法看似很“哲学”，其实“只消各自穿着自己独创的衣服走出来就行了[242]”。

（2）对于“人—衣关系”的看法：认为古代中国与欧美对于“人—衣关系”的看法不同，古代中国认为服装有一个“职务”——“衣服是为着遮掩形体之丑乃积极的职务”；而欧美认为服装有两个“职务”——“除了防寒的实用职务”，还有一个“外在美的方面不过不使他损坏形体美做消极的职务”，即“欧美人容姿之美理想是把形体美作基础的”，衣服仅仅是人的附属品。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何所以“洋服线缝褶痕都顺应着形体之美非常自然，中国服的线缝褶痕与形体全异”了[243]。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解释近代中国女装的衣领、衣袖、裤管为何都“越做越短了”，因为这样就可以“露颈露肘露膝”了，就可以显示中国女子的美色了。这是一种“全世界”的“倾向”，这种以服装来遮蔽身体的动机及其功能的弱化，恰恰“是人类文明程度逐渐有增加”的体现[244]。

（3）对于“爱”服装与“配”服装的看法：认为人们选择服装时的“爱”与“配”是一组矛盾——即有时一件衣服我们很喜欢，即很“爱”；但是否适合自己，即很“配”呢？甚至“‘爱’与‘配’这两件事有时反对着，凭你怎样的爱，若与自己的身体不配便成不调和反而难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爱美的女子要用于割爱，要“看看自己身材的高低、身体的粗细、皮色的黑白、年纪的大小”，根据这些因素来解决好“爱”与“配”的矛盾。总之是“不要做衣服的奴隶”[245]！

《家庭》杂志“装饰号”所宣传的这些新观念对“这两三年内男女的装束，变动得很剧烈[246]”的迷惘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