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一百十二《次仲学案》：次仲早游扬州，与阮文达、江子屏论学，极相得。深通《礼经》，复潜心乐律，并时学人，多精于六书、九数，若言及礼乐，盖靡不推次仲焉。
《清史稿·儒林二》：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六岁而孤，冠后始读书。慕其乡江永、戴震之学。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奉母之官，毕力著述者十余年。嘉庆十四年，卒，年五十三。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靡不条贯。尤专礼学，谓：“古圣使人复性者学也，所学者即礼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尔，颜子叹道之高坚前后。迨‘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即‘立于礼’之立也。礼有节文度数，非空言理者可托。”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谓：“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聘礼、觐礼不同，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乃区为八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其书，赠诗推重之。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阕，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叹以为“思通鬼神”。他著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征阮元常命子常生从廷堪授士礼，又称其《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诸说经之文多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者，则《复礼》三篇云。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戴大昌《凌次仲先生事略状》：先生姓凌氏，讳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先世自唐显庆间有为歙州判者，始家于歙，世居歙之双溪。……生有异禀，观书十行俱下。幼孤贫，赖兄营家计，太夫人教之读。稍长，工诗、古文及宋、元人词曲。年二十三游扬州，金棕亭博士兆燕目为奇人，怂恿入都。翁覃溪阁学方纲见其著述，大异之，劝习制艺，令受业于其门。时乾隆癸卯，先生年二十有七矣，遂以国子生应京兆试，覃溪先生适为主考官，不报。归省，客扬州。时仪征阮芸台大中丞阮尚困童子试中，相见遂订交焉。华翁光祖以女妻先生，盖相攸得之也。旋复游京，天津牛次元部曹坤与先生相友善，即寓之学斋，日相切劘。再应丙午京兆试，又不报。愈发愤攻苦，遂中戊申京兆副车，己酉本省乡举，庚戌联捷成进士，癸丑补殿试，归班选用。先生以太夫人将跻八旬，改就教职，寻选宁国府教授，于乾隆六十年赴任。嘉庆元年逢国庆典，得贴赠祖父母、敕赠父母，而生母王太夫人敕封太孺人云。先生之学，无所不窥，其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史传之参错、外属之源流，靡不井然条贯，即累朝名人文章、诗歌、铭赞，类皆随举，琅琅成诵，盖当代未数数观也。自就官陵阳，尤专功于礼学。其教人必以礼，谓古圣使人复性者学也，所学即礼也。孔子言“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而绞”，又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故知所学者即礼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尔。颜子叹道之高坚前后，迨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即立于礼之“立”也。子思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教者因人所当行而品节之，即礼也。尽乎礼，斯可以复性。故所谓“格物”者，物即礼也。所谓“慎独”者，亦即礼也。礼有节文度数，非空言理者可托也。此皆发前人未发之覆也。先生谓《仪礼》一经，悉体天命民彝之极，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以江氏慎修《仪礼释例》仅有释服一类，复取向所自著《礼经释名》一书，改名《释例》，区为八类：曰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而后成焉。《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板，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著《燕乐考原》一书，据《隋书·音乐志》言燕乐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然当日郑译犹演为八十四调，而附会于十二管，惟《辽史·乐志》直云燕乐“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盖以琵琶四弦第一弦最大为宫声，二弦为商，三弦为角，四弦最细为羽，而无徵声。故燕乐亦止四均，一均七调，故止二十八调。而二十八调实止十四调，以七羽合于七宫，以七角合于七商也。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而琵琶第一弦宫声，又燕乐之律本也。以今乐准之，如上字配宫声，尺字配商声，工字配角声，凡字配变徵，上字配徵声，五字配羽声，乙字配变宫，合字配下徵，四字配下羽，则今之用字谱而成调，即古乐之用五声二变而成音。先生自谓孤学独鸣，无师无友，为宋以来讲乐家所未悟者也。近世通人多精于书数之学，若言礼乐而得其精者，先生一人而已。(下略)[2]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四《次仲凌君传》：凌君讳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远祖安，唐显庆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焻，业贾于海州。君生海州，六岁而孤，困苦穷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师，粗记姓名而已。去学贾不成，年二十余，始复读书向学，能属文，惧时过难成也。著《辨志赋》以见志。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四十八年，至京师，始多交游。大兴翁覃溪先生见君所撰述，大嗟异，始导之为四书文。应顺天乡试，不中。明年复游扬州，见元，以学问相益，君乃拟李白《大鹏见希有鸟赋》以见意。五十一年，复入都应试，不中。明年，从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应顺天乡试，始中副榜，南归。五十四年，应江南乡试，中式。明年，成进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门，盖与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见拔者也。殿试三甲，例授知县，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养母治经。”文端曰：“吾不强子改冷官，子愿之，甚善。”文正题其校礼图曰：“君才富江、戴。”又曰：“远利就冷官。”盖甚重之。既选宁国府学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贫，谨身节用，毕力著述。君之学，博览强记，识力精卓，贯通群经，而尤深于礼经。著《礼经释例》十三卷。君谓礼仪委曲繁重，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如《乡饮酒》，此饮食之礼也，而《有司彻》祭毕饮酒，其例亦与之同。尸即《乡饮酒》之宾也，侑即《乡饮酒》之介也，主人献尸、主人献侑、主人受尸酢，即《乡饮酒》之主人献宾、主人献介、宾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举，即《乡饮酒》之主人酬宾、奠而不举也。旅酬无算爵，即《乡饮酒》之旅酬无算爵也。此异中之同也。《有司彻》献尸、献侑及受尸酢，有豆笾、牢俎、匕湆、肉湆、燔、从诸节，《乡饮酒》献宾、献介及酢主人，但荐与俎而已。《有司彻》献尸、献侑之礼，主人、主妇、上宾凡三献，《乡饮酒》但主人一献而已。《有司彻》献尸、侑毕，复有献长宾、主人自酢及酬宾之仪，《乡饮酒》但献众宾而已。《有司彻》旅酬，使二人举觯于尸、侑以发端，《乡饮酒》但使一人举觯于宾而已。《有司彻》无算爵，宾党则用主酬宾之觯，主人党则用兄弟后生所举之觯以发端，《乡饮酒》则但使二人举觯于宾与介而已。此同中之异也。推之于《士冠礼》，冠毕醴宾以一献之礼，《乡饮酒》、《乡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馈食礼》祭毕献宾，其例皆大约相同。而《乡射》之同于《乡饮酒》者，更无论也。又如《聘礼》之聘、享、觌，此宾客之礼也，而聘毕问卿、面卿及士昏礼纳采、纳征之属，其例亦与之同。问卿授束帛，《昏礼》授雁，即享礼之授璧也。问卿及《昏礼》纳征，庭实用皮，即享礼之庭实用皮也。《昏礼》使者礼毕，主人礼宾，即《聘礼》之聘宾礼毕，主国之君礼宾也。面卿币用束锦，庭实用马，即私觌之币用束锦，庭实用马也。聘宾面卿毕，介面众介面，即聘宾之私觌毕，介觌众介觌也。此异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礼》无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礼而已。《聘礼》聘宾至，《昏礼》使者至，皆设几筵；问卿宾及庙门，不几筵，但摈者请命而已。《聘礼》既享未觌之际则礼宾，问卿毕不傧，但行面卿之礼而已。《聘礼》礼宾侑醴以币，《昏礼》礼宾但酌醴礼之而已。聘享聘宾，主国之君皆皮弁，服有袭裼之殊，问卿聘宾，主人但朝服，昏礼使者、主人但玄端而已。《聘礼》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问卿则受币于堂中西，《昏礼》则受雁于楹间而已。此同中之异也。推之于《士相见礼》及《聘礼》郊劳、致馆、归饔饩，其例皆大约相同。而《聘礼》之同于《觐礼》者更无论也。是故《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也，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也。《聘礼》、《觐礼》不同也，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也。《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也，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也。《乡射》、《大射》不同也，而其为司射、诱射、初射不释获、再射释获饮不胜者、三射以乐节射饮不胜者之例则同也。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于是区为八类，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饮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宾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变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杂例》一卷，共为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不别立宫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详故也。君又著《燕乐考源》、《元遗山年谱》、《校礼堂集》，又著《魏书音义》，未成。……嘉庆十一年，君以母丧去官，兄嫂相继殁，哀且病。十三年，元复任浙江巡抚，君免丧来游杭州，出所著各书相示。元命子常生从君学。明年，归歙，病卒，年五十有五。[3]
阮元《儒林传稿》卷四、《畴人传》卷四十九、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八、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王昶《国朝词综》二集卷五、《(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十九皆有传，存目。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礼经释例序》：《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如《乡饮酒》，此饮食之礼也；而《有司彻》祭毕饮酒，其例亦与之同。尸，即《乡饮酒》之宾也；侑，即《乡饮酒》之介也；主人献尸、主人献侑、主人受尸酢，即《乡饮酒》之主人献宾、主人献介、宾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举，即《乡饮酒》之主人酬宾、奠而不举也；旅酬无算爵，即《乡饮酒》之旅酬无算爵也。此异中之同也。《有司彻》献尸、献侑及受尸酢，有豆笾、牢俎、匕湆、肉湆、燔、从诸节，《乡饮酒》献宾、献介及酢主人，但荐与俎而已。《有司彻》献尸、献侑之礼，主人、主妇、上宾凡三献；《乡饮酒》但主人一献而已。《有司彻》献尸侑毕，复有献长宾、主人自酢及酬宾之仪，《乡饮酒》但献众宾而已。《有司彻》旅酬，使二人举觯于尸侑以发端；《乡饮酒》但使一人举觯于宾而已。《有司彻》无算爵，宾党则用主人酬宾之觯，主人党则用兄弟后生所举之觯以发端；《乡饮酒》则但使二人举觯于宾与介而已。此同中之异也。……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廷堪年将三十，始肆力于是经，潜玩既久，知其间同异之文，与夫详略隆杀之故，盖悉体夫天命民彝之极而出之，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学者舍是，奚以为节性修身之本哉！肄习之余，心有所得，辄书之于册。初仿《尔雅》为《礼经释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渐觉非他经可比，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有非诂训、名物所能赅者。乾隆壬子，乃删芜就简，仿杜氏之于《春秋》，定为《礼经释例》。已而闻婺源江氏有《仪礼释例》，又见杭氏《道古堂集》有《礼例序》，虑其雷同，辍而弗作者经岁。后检四库书存目载《仪礼释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书标目“释例”，实止释服一类，寥寥数页，盖未成之书。复考杭氏《礼例序》，又似欲合《周礼》、《仪礼》而为之者，且以大射为天子礼，公食大夫为大夫礼，则于礼经尚疏。然则江氏、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于是重取旧稿，证以群经，合者取之，离者则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则阙之，区为八类：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饮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宾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变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杂例》一卷，共为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不别立宫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仪礼释宫》已详故也。回忆草创之，初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矣。困学之中，聊借为治丝登山之一助，知礼君子矜其失之烦，而规之则幸甚焉。嘉庆四年，岁在屠维协洽日躔寿星之次，歙凌廷堪次仲氏书于宁国学署之杞菊轩中。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周易述补序》：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阙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序卦》、《杂卦》二传。德州卢运使序而刻之，其阙帙如故，慎之也。《易》家之庞杂，如王、韩之凿，宋人之陋，太极、河洛之诞，此在国初诸儒，黄宗炎氏、毛奇龄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从未有尽祛魏、晋以来儒说之异，而独宗汉《易》者也。汉《易》最深者，无过荀氏、虞氏，其说今仅散见于李氏鼎祚《集解》中，后儒土苴视之，而不以为《易》之准的，是《易》终为幽渺不可知之书，愚者怖之，陋者凿之，而汉之师法尽亡矣。虽然，汉《易》岂易言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虞翻别传》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凤，为之最密。世传其业，到翻五世。”则虞所注者，孟氏学也。陆氏《释文》曰：“‘箕子之明夷’，刘向云：今《易》‘箕子’作‘箕滋’。邹湛云，训‘箕’为‘荄’，诂‘子’为‘滋’，漫衍无经，以讥荀爽。”而箕子者，万物方荄滋也。其说出于孟喜弟子赵宾。则荀所注者，亦孟氏学也。《汉书·儒林传》乃曰：“孟喜从田王孙受《易》，诈言师田生且死时独传喜，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若然，荀、虞之学，几于师承不明。是班固所述，已昧经师之授受，而启学士之疑惑，《易》学之乱，不待唐、宋以还也。惠君生千余年后，奋然论著，专取荀、虞，旁及郑氏、干氏、九家等义，且据刘向之说，以正班固之误。盖自东汉至今，未析之大疑，不传之绝学，一旦皆疏其源而导其流，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予读其书而惜其阙，思欲补之，自惧寡陋，未敢属草。癸卯春，在京师，闻旌德江君国屏，为惠氏之门人，作《周易述补》，心慕其人，未得见也。次年，客扬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读其所补十五卦，引证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为而不能为者。江君属余序之。余以为江君体例，同于惠氏，兹不再论。独惠氏之书，《彖》下传《家人》“女正乎内，男正乎外”注“内谓二，外谓五”、《象》下传“泽无水，困”注“水在泽下，故无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等，犹不免用王弼之说。江君则悉无之。方之惠书，殆有过之，无不及也。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辨学》：存目。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十《汉十四经师颂并序》：存目。(www.xing528.com)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仪礼注疏详校序》：存目。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与胡敬仲书》：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氏，《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庆氏，《春秋》——公羊、严、颜氏、穀梁氏。党庠无异学，授受有专家。西京之盛，蔑以加矣。哀帝时，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儒怨恨，众议沸腾。龚胜乞骸，师丹大怒。建武初，韩歆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为不可，陈元争之而不从，哗然而攻之者，如此其众也，岂非变于始者难为力乎?当是时，数家虽不立学官，而私相讲习，亦有擢高第者。至郑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所注诸经，皆两汉之不立学者：《易》费氏，《书》古文，《诗》毛氏，《礼》则校以古文，取其长者，《左氏》则以授服子慎，于是天下皆靡然从之，矫之者独一王子雍耳。虽然，东汉所立十四博士，犹未改西京之旧。及魏、晋以还也，郑氏之《易》、《书》、《诗》、《礼》，服氏之《左传》，始立于学官。延至永嘉之后，西京立学之书遂扫地而无余。此学术之一变也。魏王辅嗣以空言讲《易》，好异者竞相祖述，而范宁谓其罪浮于桀纣，盖有识者犹或非之，乃未几，而杜预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几，而梅赜之《古文尚书》出矣。东晋太兴初，《周易》王氏、《尚书》孔氏古文、《左传》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后，南北分裂之际，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易》、《书》则郑康成，《左传》则服子慎，《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盖天下攻之者半，而从之者亦半，其风会又不同于魏、晋之初矣。唐贞观十二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梅赜所上孔氏传，《诗》用毛公《训故传》及郑氏笺，《礼记》用郑氏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天下始靡然从之，而郑服之学寝微。唯资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汉、晋以前之旧，所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学术之又一变也。由是而行之数百年，虽其书不尽两汉之遗，而学者守训诂而不凿，考制度而必详。陆务观所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当时恪守《五经正义》者如此。啖助、赵匡舍“三传”而说《春秋》，时人未之或从也。宋刘原父《七经小传》出，稍稍自异于传注，嗣是有疑及《系辞》者，有排及《诗》、《书序》者，王文公导之于前，朱文公应之于后。《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而浚仪王氏、金华范氏数公者尚能以旧说自持者也。元仁宗皇庆二年，诏《易》用程氏、朱氏，《尚书》用蔡氏，《诗》用朱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礼记》用古注疏，“四书”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学术之又一变也。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如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经典稽疑》、郝氏《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于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亿《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嗟乎！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矫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谁乎?盖深有望于足下焉，故不禁发其狂瞽，幸足下教之。外附上旧文《辨学》一首、《汉十四经师颂》一首，皆论古今学术源流者也。足下见之，当不以为河汉。书不尽言。[4]
臧庸《拜经堂文集》卷四《题凌次仲教授校礼图(戊辰仲冬)》：庸闻次仲教授之名久矣。戊辰仲冬，始相见于浙抚署斋，其容睟穆[5]，与谈学问，则娓娓不倦，不鄙庸为媕鄙不足道也，示《校礼堂文稿》，并属题《校礼图》，启卷则余师卢召弓学士为图引，又撰文稿序，庸更何以益君，尝反复君书《复礼》三篇，而知为粹然杰出之儒也。其言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中庸》言：“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论语》：“颜渊问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庸》又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礼所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颜子言：“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有所立，卓尔。”立即立于礼也，故曰不知礼，无以立。威仪三千，为曲礼，今《仪礼》十七篇是也。然则姬公制礼，孔子定礼，自周初迄春秋末，《大学》、《中庸》、《论语》之微旨，孔子七十子之大义，均不外此。经十七篇，古礼之仅存者。然舍是，无以见姬、孔之心，立圣贤之极。后之儒者弃礼而言理，遂潜入于二氏之室，而有违于姬、孔之教矣。君之乡先达戴东原氏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大声疾呼，以言理义之学。庸鲁钝不通其所为，而于教授之文则攸然有当也。举此见君之精意卓识，能贯通全经之旨，而未始不由校雠文字间渐入其阃奥。是图之作，所系岂浅鲜哉?武进臧庸拜题，时长至前一日。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19～5520页。
[2]见《凌廷堪全集》第四册，第282～286页。
[3]今按：此传多抄撮凌廷堪《礼经释例序》而成。旧时达官贵人为人撰传，敷衍塞责，于此可见一斑。
[4]今按：此书纵论自汉至清学术源流，从变化发展的角度梳理，探究规律，为凌氏集中压卷之作。
[5]睟穆：温和慈祥貌。宋张师正《括异志·来和天尊》：“及见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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