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而言,茶道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是在我们明知不完美的人生当中,对完美所进行的一种温柔的尝试。
宋代·建窑曜变茶盏
(现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
茶,始出于药方,而后渐渐演变为饮品。早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茶便作为上流社会的风情雅事,步入了诗句的殿堂。而日本,则是在15世纪将其尊崇为一种唯美主义的信仰——茶道。茶道,盖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因对美的向往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狂热的心灵崇拜。
在纯粹与洁净中有着和谐与融洽,在主人与宾客礼尚往来的微妙交流中,以及在遵循社会规范的行止进退中油然而生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些都是茶道无言的教诲。从本质上而言,茶道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是在我们明知不完美的人生当中,对完美所进行的一种温柔的尝试。
茶之哲学,并非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仅仅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趣味,它同时融合了伦理与宗教,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全部见解。茶是卫生学,因为它强调洁净;茶是经济学,因为它所彰显的是简朴中的舒适,而非繁复昂贵的乐趣;茶是道德几何学,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于宇宙自然的分寸感。茶使得它的所有追随者成为味觉上的贵族,故而代表了东方世界民主精神的真谛。
宋代·建窑兔毫茶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长期的与世隔绝使得日本民族更善于自我反省。这也为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日本人的起居习惯、服饰与烹饪、瓷器、漆器、绘画艺术,乃至于日本的文学,无一不深受茶道的影响,任何研习日本文化之人都不会忽略它的存在。它不仅遍及深闺雅室,而且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从此,村野农夫学会了莳花弄草,连最为粗鄙的山野之人也会表达对山岩流水的敬意。
倘若有人对这种亦庄亦谐的人生雅趣无动于衷,我们会称之为“心中无茶”;反之,倘若有人对人世间的疾苦熟视无睹,整天沉湎于信马由缰的放浪情怀,我们则称这类我行我素的唯美主义者“茶气太过”。
局外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真是在小题大做。他会质疑,一个小小的茶杯怎会有如此妙境![2]可是,一杯茶,能够让人感受到人生几何,快乐无多;一杯茶,可以让人在一瞬间热泪盈眶;一杯茶,可以让人湮灭对永恒的渴求。想到这一切,我们便不会责备自己沉湎其中。相比之下,人类此前的所作所为,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崇拜,让我们不假思索就做出巨大的牺牲;对战神马尔斯(Mars)的景仰,让我们忘却了他身上的斑斑血迹。如今,我们又何妨伏身于茶花仙女的裙裾之下,陶醉于她甘露瓶中那涓涓而出的仁爱暖流呢?从牙白色瓷杯那琥珀色的琼浆里,茶道的门徒们或可品读孔子的温雅含蓄,老庄的辛辣快意,还有佛陀的缥缈芳香。
宋代文人雅士的茶会场景
一个人,倘若无法觉察自身伟大中的渺小,那他就容易忽略别人渺小中的伟大。一般的西方人总是扬扬得意,觉得东方人有许多离奇古怪而又幼稚的怪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繁文缛节的茶道不过是东方人一千零一种怪行的又一桩例证而已。当日本人尽情沉浸于温文尔雅的艺术之中,他们便习惯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邦;而当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战场上大肆杀戮[3]之际,他们却将其称之为文明之国。近年来,西方盛行有关“武士道”的评论——我们的战士对天皇效忠自尽的“死的艺术”,却鲜有什么评论关乎于茶道,关乎于这种“生的艺术”。倘若我们所称的文明是基于可恶的战争的荣耀,那么,我们宁愿继续做我们的“野蛮人”。我们宁愿继续等待下去,一直等到我们的艺术与理想得到应有尊重的那一天。
西方究竟何时才能理解,或者愿意理解我们东方?西方人总是用某些事例,加上各种幻想,在亚洲人身上织起一张张怪异之网,令我们亚洲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在西方人的眼里,我们要么是以老鼠和蟑螂为食,要么就是吸食莲花香气过活;要么就是无能而狂热,要么就是卑鄙而淫逸。印度人修炼灵性被他们讥讽为无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被他们视为愚蠢,而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则被他们当作是甘受命运的摆布。他们甚至还说,亚洲人对伤痛反应之所以迟钝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组织麻木不仁!
唐代·鎏金鸿雁纹云纹茶碾(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
是啊,你们西方人为何不拿我们来取乐呢?不过,我们亚洲人不仅会知“恩”必报,也会以牙还牙。你们要想知道我们如何想象和描述你们,那娱乐的素材可就更多了。这些素材来源于因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困惑,也含有对奇迹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敬意,还包含对新生事物和未知世界暗含的敌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你们的品德是如此高尚,无法成为我们妒忌的对象;你们的罪孽又太过离谱,想要治罪却又难以名状。过去,我们博学的智者曾经写道,你们的楚楚衣冠之下,藏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你们经常将新生的婴儿炖而食之!不仅如此,有关你们的恶行,我们还握有更多的把柄:我们一直认为,你们是世界上最为言行不一的人,因为你们到处宣讲教义,可是你们从来没有身体力行。
如今,我们东方人的这种误解正在迅速消失。频繁的商贸往来促使欧洲各国的语言在许多东方港口广泛传播。亚洲青年学子纷纷拥入西方的大学校园,因为那里有现代教育设施。虽然我们并未彻底领悟你们西方文化中的深层内涵,可我们至少有学习的意愿。我们的一些同胞,对于你们的风俗礼仪不假思索便全盘接受,误以为穿上硬领衫,戴上高礼帽便拥有了你们西方的文明。如此东施效颦,固然可怜可叹而又可悲,可这种卑躬屈膝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向西方靠拢的愿望。
不幸的是,西方的态度依然如故,你们不愿意理解东方。西方传教士来到东方,只是向东方传播西方的文化,而并非接纳东方的文明。你们对东方的了解,如果不是那些来去匆匆的旅行家们浮光掠影式的趣闻逸事,无非就是来自对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的一些拙劣的翻译。而像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4],或者像《印度人眼中的生活奥秘》(The Web of Indian Life)[5]的作者那样,运用正义之笔唤醒我们,用情感之火炬照亮黑暗东方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宋代·瓷茶碾
常言道,言多必失。我的直言不讳也许会暴露出自身茶道修性的浅薄;可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正是茶道中所倡导的“礼”的精神。然而,我不想做一名温文尔雅的茶道士。新旧两个世界的诸多误解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今挺身而出,为促进东西方理解而尽一点绵薄之力又有何失礼之处。倘若俄罗斯在20世纪之初愿意屈尊去更多地了解日本,那么,那场血腥的日俄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对东方问题的不屑一顾,给人类带来了多么惨痛的教训!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从不耻于将“黄祸”[6]的污名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亚洲也可能会从“白灾”残酷的折磨中慢慢地苏醒。也许,你们会嘲笑我们“茶气太过”,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质疑你们西方人“心中无茶”吗?
唐代·琉璃制茶盏与茶托
我们两个大陆还是不要再相互谩骂,彼此挖苦了吧。东方和西方居于地球的两端,即使不能通过互利互惠变得更加聪明,那也不要增添更多的悲伤。虽然我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没理由不取长补短。你们扩张了领土,攫取了地盘,可你们的内心并没有得到安宁;我们营造了和谐,尽管这种和谐在侵略者面前显得有点脆弱不堪。不论你们相信与否,就某些方面而言,东方比西方更胜一筹!
颇为奇怪的是,人性的光辉在这小小的茶杯里交融了。茶道成为唯一赢得普遍尊重的亚洲仪式。西方的白人对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伦理往往嗤之以鼻,却对这琥珀色的琼浆玉液趋之若鹜。如今,下午茶已经成了西方社会一项重要的社交聚会活动。从杯盘茶碟的轻脆碰撞声中,从女主人殷切温柔的敬茶声中,以及从是否需要加奶和加糖的寻常问答中,那份对茶的礼拜便毋庸置疑地建立了起来。在这莫名其妙的茶汤中,宾客在哲学意义上对其未来命运的顺从表明,此时此刻,东方的精神才是至高无上的。
欧洲关于茶的最早的记载,据说是来自一个阿拉伯旅行家的札记。据史料记载,公元879年以后,盐税和茶税已是广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写道,公元1285年,中国元朝曾有一名掌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就因为擅自增加茶赋而被罢了官。一直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才开始对远东地区有了更多的认识。在16世纪末,荷兰人带回这样的消息:在东方,人们用一种灌木的树叶制成了非常好喝的饮料。
唐代·鎏金飞鸿纹银则(烹茶或点茶用量具)
唐代·金银丝结条笼子(焙炙器)
(陕西法门寺出土,用于宫廷炙烤茶饼)
还有一些旅行家,例如乔凡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ista Ramusio)[7]在公元1559年,路易斯·阿尔梅达(L.Almeida)[8]在公元1576年,马斐诺在公元1588年,塔雷拉(Tareira)在公元1610年也都在各自的旅行笔记中提到了茶叶。公元1610年[9],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度将茶叶带到了欧洲。于是,法国人在公元1636年闻到了茶香,俄国人也于公元1638年品尝到了茶的滋味。英国人是在公元1650年迎接茶的到来的,他们对此是这样评论的:“这种中国饮料美妙绝伦,医生们对此也极为推崇。它的名字在中国叫作茶(Tcha),其他国家叫它Tay,也就是Tea。”
宋代·铜制勺状茶匙——作为点茶器,击拂茶花,进行搅拌
正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茶在其传播过程中也曾经遭遇过一些挫折。公元1678年,亨利·萨威尔(Henry Saville)就曾斥责饮茶是一种肮脏的习俗。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10]在公元1756年那篇《论茶》(Essay on Tea)的文章中指出,长期养成饮茶习惯,男人会丧失伟岸的身材和堂堂的仪表,女人则会花容尽失。在饮茶兴起之初,茶叶的价格居高不下(一磅茶叶售价约为15或16先令),让平民百姓根本消费不起,因而成了“上流社会特殊待遇和消遣的标志,成为那些王公大臣的社交赠礼”。尽管如此,饮茶风尚还是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在18世纪前半叶,伦敦的咖啡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茶馆,像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1]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12]这样的风雅之士也沉醉于这些咖啡馆的茶香之中。不久之后,茶便发展成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成了税赋的对象。这让我们联想到,茶税在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当英国人向美国殖民地征收更高的茶税时,殖民地的人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们决定揭竿而起,奋力反抗。要知道,美国独立战争正是起源于“波士顿倾茶事件”。(www.xing528.com)
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公元1773年12月16日)
茶的滋味就像是有一种魔力,让人难以形容,却又无法抗拒,更让人产生无限的向往。西方的幽默作家[13]很快便将茶的芬芳,融入他们思维的灵光之中。茶既无葡萄酒的嚣张奔放,又无咖啡的忸怩作态,更没有可可那种虚假的天真。早在公元1711年,英国《旁观者》周刊就曾这样写道:“在此,我向那些作息时间严谨的家庭郑重推荐:每天早晨,请留出一个小时,享用一顿有热茶与面包黄油的丰盛早餐,并真诚地建议您订阅本刊,以便准点为您送达,作为您饮茶时不可或缺的良伴[14]。”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5]也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伤风败俗的茶客。20年来,我只靠这种奇妙的植物饮料佐餐而食;用茶来消磨黄昏,用茶来送走漫漫长夜,用茶来迎接黎明的曙光。”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6]曾经写道:“就我所知,不欲人知之善,却在不经意中为人所知,乃是人生最大的喜悦。”这句话已深得茶道真谛,他不愧为茶之信徒。隐而未显的美感,非经发觉无以得现;有所保留的表现,却能透露出一切。茶道,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是一种高贵的手法,让你能够平静而深刻地对自己幽默一下。这恰恰是幽默的本质,富含哲思的笑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有名副其实的幽默家(尤其是幽默作家)皆可称为茶道中的达观贤者,比如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7],当然也包括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那些反对物质享乐主义的颓废派[18]诗人(试问,这个世界有几时不曾颓废?),某种程度上也为茶道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现如今,也许正是我们认真地反思了各自的“不完美”,才让我们东西方能够在相互慰藉中交流互鉴。道家说,自太初之始,灵与物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最终,天庭之日神黄帝战胜了黑暗与大地之魔祝融。身形庞大的祝融受不了临死前的痛楚,便一头撞向天顶,将碧玉制成的蓝色苍穹撞成了碎片。群星因此流离失所,月亮只能漫无目的地在暗夜荒凉的罅隙之间漫游,不知所终。束手无策的黄帝四处寻觅补天之人。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位女神从东海翩然升起,只见她头戴角冠,尾似蛟龙,身披焰甲,光芒万丈——她便是女娲。女娲从神炉中炼出了五彩霓虹,重新撑起了中国的苍穹。据说,在这蔚蓝色的苍穹中,女娲无意之中漏掉了两个小小的裂缝,这便产生了爱的阴阳和合——两个灵魂在天际间流转,永不停歇,直到它们彼此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宇宙。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打破陈腐的自我,重新打造出一片充满希望与和平的天空[19]。
宋代·吉州窑玳瑁茶盏
时至今日,人们对财富与权力的你争我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般残忍,人性的天空其实已经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那么自私自利与俗不可耐,世界只能在这样的阴影中摸索前行。获取知识需要昧着良心,行善的条件是要有利可图。东方和西方,如同两条巨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翻腾,拼命地想要重获生命的珍宝,却又徒劳无功。如今,我们需要再有一位女娲,去修补这金玉其外的荒芜世界。我们等待着天神的下凡。但与此同时,还是让我们先喝上一口香茶吧!午后的阳光映照着竹林,山中的泉水在汩汩流淌,壶中传来了松涛般的飒飒声。让我们对短暂的人生充满向往,如痴如醉地沉浸于世间万物的美好之中。
注释:
[1]千利休到了晚年,已经是公认的伟大茶师。当时,掌握大权的将军丰臣秀吉特地来向他求教饮茶的艺术。没想到,他竟说饮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他说:“把炭放进炉子里,等水开到适当程度,加上茶叶使其产生适当的味道。按照花的生长情形,把花插在瓶子里。在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凉爽,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温暖,没有别的秘密。”这便是这首诗的形成背景。
[2]a tempest in a tea-cup,意同“a storm in a teacup”。该英语中的谚语的意思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这里是一语双关用法。
[3]1904年,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日俄战争,最后俄国战败,被迫退出南满。
[4]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又名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干过酒店服务生、邮递员、烟囱清扫工等,后来成为记者。1890年,前往日本,此后曾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开讲英国文学讲座,与日本女子小泉节子结婚,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小泉八云在日本生活了14年,是著名的作家兼学者,写过不少向西方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主要著作有《陌生日本的一瞥》《心》《怪谈》等,为日本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
[5]The Web of Indian Life,作者尼维蒂塔(Nivedita,1867~1911),本名为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诺贝尔(Margaret Elizabeth Noble)。她出生于爱尔兰,1895年遇到访问英国的印度著名哲学家、宗教改革家维韦卡南达,从此醉心于印度的社会、文化与哲学宗教,并于1898年来到加尔各答,成为维韦卡南达的弟子,并改名尼维蒂塔。她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基本在印度度过,除了致力于研究印度文化之外,她还积极从事印度的独立运动。
[6]黄祸(the Yellow Peril)是欧美国家出于对亚洲民族崛起与渗透产生的恐惧与不安,是对亚洲的歧视性谬论。著名案例有威廉二世赠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世界各民族,保护你们最珍贵的财产》(亦称《黄祸图》),以及马修·菲普斯·希尔(Matthew Phipps Shiel)189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黄祸》。
[7]乔凡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ista Ramusio,1485~1557),意大利威尼斯学者,著有著名地理日志《航海记》。在他去世后两年即1559年出版的《航海记》第二卷中,首次提到了茶叶。
[8]路易斯·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医生、传教士,曾在中国与日本传教。
[9]根据作者原注,以上关于茶的史料出自保罗·克兰赛尔(Paul Kransel)1902年在柏林发表的学位论文。
[10]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1712~1786),英国旅行家、慈善家和作家,他也是将雨伞引入英国之人。
[11]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政治家。在好友理查德·斯蒂尔创办文艺刊物《闲谈者》(The Tatler)时,他便为该刊物的重要投稿人,后又与理查德·斯蒂尔共同创办《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
[12]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英国散文家和剧作家。
[13]“幽默”一词为林语堂音译,其英文概念与目前广为接受的词义有所偏差,英文词义偏“睿智、丰富、机敏”,中文词义偏“诙谐、滑稽、有趣”,在口语中尤其明显。英文中所指的幽默作家,不同于喜剧作家,他们通过影射、讽喻、一语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的讹谬和不通情理之处。幽默作家的作品往往不是令人捧腹之作,却更加微妙、更为理性,常能引起人们会心一笑,触发心底的幽默情怀。
[14]这段文字摘自公元1711年3月12日的《旁观者》杂志,作者为约瑟夫·艾迪生。
[15]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家,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花费九年独立编纂出版了《约翰逊字典》,被授予柏林三一学院与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6]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著名散文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著作。
[17]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作家,因其代表作《名利场》而与狄更斯齐名。《名利场》以辛辣讽刺的艺术手法,真实地描绘了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生存现状与伦理问题。
[18]这里应指欧洲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颓废主义是欧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示不满,而又无力反抗所产生的内心苦闷与彷徨情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它最早表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马拉梅的创作中,因而后人往往视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为一体。
[19]在本段中,作者对中国传说做了相当大程度的发挥与改编。女娲补天的前传应为祝融与共工之战,而非黄帝。女娲也并非来自东海,并且乃人首蛇身,而非角冠龙尾,身披焰甲;补天材料应为五彩石而非五彩霓虹,五彩霓虹为补天之后彩石发出的辉光。而补天有裂缝之说及爱的阴阳之故事,盖以《红楼梦》第一回为原型,由作者所自创。参见《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当其末年,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氏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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